會同館(中國朝廷接待賓客的機構)

中國古代都城，皆設有朝廷接待賓客的機構，漢以後的鴻臚寺，即專司其職的衙署，至元代改為隸屬禮部的會同館。明清仍設鴻臚寺，但其職責為專司朝儀班位，不再管理接待事務，只是會同館的主管官員加鴻臚寺少卿銜。另有兵部所屬遞送公文和接待人馬的機構，金代名四方館，明清為會同館。與之相關的還有專司翻譯外邦文書的機構，明代名四夷館，清改稱四譯館。會同館雖然不是行政衙門，也不是一種很重要的建築類型，但卻是皇都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發展對外關係的功能。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會同館
• 功能：朝廷接待賓客

機構簡介

元 、 明 、 清 三朝接待藩屬貢使的機構。《元史·百官志一》：“會同館，秩從四品。掌接伴引見諸番蠻夷峒官之來朝貢者。 至元 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罷之。二十九年復置。 元貞 元年以禮部尚書領館事，遂為定製。”《明史·職官志一》：“﹝兵部﹞所轄，會同館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清史稿·職官志一》：“ 順治 元年，會同四譯分設二館。會同館隸禮部，以主客司主事 滿 漢 各一人提督之。”

明代會同館

定都南京時期

北京皇都制度仿自南京。據《洪武京城圖志》所載南京樓館圖，在皇城之西有“會同館”，其西鄰為“烏蠻驛”。《大明會典·兵部·驛傳》規定，“自京師達於四方設有驛傳，在京曰會同館，在外曰水馬驛並遞送所。”但洪武時南京為京城，應只設會同館，不應設驛，江寧府及所屬四縣也無名“烏蠻”之驛。按明代朝貢制度，貢使可攜帶一部分特產，由禮部規定時間，在驛館開市交易，所以烏蠻驛又稱烏蠻市，是一處專為外邦貢使(主要是南方)和商人居住貿易的處所；而會同館則是專門接待外地或外邦來京公幹人員居住的館舍。在洪武京城的“樓館圖”中，會同館和烏蠻驛是相鄰兩組自成格局的建築。(圖1)但它們都是館舍而不是衙署，據《日下舊聞考》載：“兵部公署，國朝因明舊址建，大門向西，門內為會同館”。北京官署仿自南京，南京的會同館衙署也應設在兵部衙署之中。

圖1明代南京樓館圖中會同館、烏蠻驛位置

遷都北京之後

明初北京為北平府，設水馬驛，名燕台驛。《大明會典·兵部·會同館》載：“永樂初，設會同館於北京，三年，並烏蠻驛入本館。正統六年，定為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南館三所”。《日下舊聞考》謂：“明代會同館之制，永樂初改燕台驛烏蠻市之地為之”；又引《大清一統志》謂：“會同館在大興縣東王府街，明永樂六年改順天府燕台驛為之”。綜上可知，明初北平府有燕台驛，其址在元大都澄清坊大街，即後來的王府街東側。永樂元年，詔以北平改稱北京，設定各類“行”中央機構，燕台驛也升格為會同館。但燕台驛也有供貢使商團開市貿易的功能，其名沿用南京，從貿易功能說，可稱烏蠻市，從接待功能說，也可以稱烏蠻驛。永樂三年，館、驛合併，通稱會同館，六年，北京主要宮殿建成，會同館也改造完成。所以北京會同館的建館時間有永樂初年、三年、六年三說，會同館的前身，有燕台、烏蠻兩驛之說。此處會同館的位置，在明萬曆《北京城宮殿之圖》中有所反映。(圖2)?

圖2 明代北京宮殿之圖會同館、烏蠻驛位置

《明英宗實錄》載：“正統六年九月丙辰，命於玉河西堤建房一百五十間，以館迤北使臣，七年二月壬子，造會同館”。在萬曆《北京城宮殿之圖》中，這處會同館標註的名稱是“烏蠻市”，可見正統六年建造的這一百五十間房是專為安置“迤北使臣”(主要是蒙古人)居住交易的烏蠻驛(市)，次年在此正式設立會同館，但仍保持貿易功能，習慣上還稱為烏蠻驛。萬曆宮殿圖中所標的，有不少是習慣的名稱，如觀象台標為“觀象亭”，文昭閣、武成閣標為“文樓”“武樓”等。要之，正統六年以後，北京建成了兩處會同館，一處是由原燕台驛改造的，另一處是在玉河西岸新建的烏蠻驛。《日下舊聞考》引明《兵例》：“北會同館在澄清坊大街東，正統六年蓋造，弘治五年改作，共房三百七十六間。南會同館在東江米巷玉河橋西街北，亦正統六年蓋造，弘治五年改作，共房三百八十七間。”又據《明孝宗實錄》：“京城設兩會同館，各有東西前後九照廂房，專以止宿各處夷使及王府公差內外官員。但北館有宴廳、後堂，以為待宴之所，而南館無之，每賜宴止在東西照房分待，偏迫不稱。……將近日拆卸永昌等寺木料改造宴廳於南館。”據以上記載，結合清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圖》，可知北會同館的四界為，北至十王府，即清初第一代怡親王府，後為賢良寺之南，今帥府園胡同；南至西三條胡同，今東單三條；東至諸王館，即清初信郡王府，後期豫親王府，今協和醫院之東的校尉胡同；西至王府街，今王府井大街；東西約200米，南北約150米，共約3公頃。(圖3)明代南會同館一部分為清代沿用，位在翰林院以南。其東界為玉河西岸，翰林院東牆南延；南界即東江米巷；西界為明上林苑監東界；北界不詳。但在清乾隆《京城全圖》中，東江米巷東南角有一地塊，東西約120米，南北平均約115米，共約1.4公頃(約20畝)，可能就是正統六年新建的烏蠻驛所在地。其房屋布局，一部分可能按照北館館舍形式，另一部分可能是帶鋪房的市場。正統七年改為南會同館，續有興建，至弘治五年改造完成，共有房387間，用地必然向北擴大，參照乾隆《京城全圖》中建築的界限，南北總長延至約260米，總占地2.9公頃(約43畝)。南北兩館房屋數基本相同，用地面積接近，由此可以推斷，會同南館大約在弘治五年以後也擴大為六組館舍。(圖4)?北館占地約3公頃，房屋376間，以每間房23平方米計，共約8650平方米，建築密度僅為28.8%，顯然太低，若以50%計，則房屋占地約1.73公頃(26畝)，所餘1.27公頃(19畝)大約就是市場用地，與南會同館的市場用地接近。?

圖3明代北會同館位置及格局推測圖

圖4明代會同館及周邊建築位置推測圖

至於會同館內房屋的格局，文字記載極少，乾隆《京城全圖》所繪，早已不是260年以前的狀態，因此只能從一般建築規製作大致的推測。

北會同館六所，依中軸線排列六組相同的館舍，正中為烏蠻市。每組館舍占地寬約48米(15丈)，長約51米(16丈)。住宿的房屋，正向為“照”，兩側為“廂”，“九照”、“九廂”，當是指每房九間，可能是一明兩暗，三間一個居住單元，三個單元連成一房。宴廳居中，面闊七間；後堂在後，中間用二間連廊相接成“工”字廳；另有淨房四間。這樣一“所”館舍共房54間，六所共房324間，376間中多出的52間，就是烏蠻市的鋪房。(圖5)南館六所，如果也按北館各館舍的布局，則387間多出了63間，多出的房屋可能是烏蠻市的臨街鋪房。?

以上推測，並不是對原狀的考證，因為根據現知的資料，不可能作出準確的考證結論。這裡只是提供一種空間的計算方法，側重認識會同館的位置和用地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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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會同館

清代會同館較明代有了很多改變，在隸屬關係上分為三類。?

兵部所屬

辦公衙署沿襲明制，仍在兵部衙門內南側。館舍在王府大街東，即明代的北會同館。《日下舊聞考·兵部》謂：“會同館在大興縣王府街，明永樂六年改順天府燕台驛為之。今為在京牧養驛馬之所，有館大使”。《光緒順天府志》兵部會同館“注”：“至明之諸館皆廢，惟大興縣東王府街會同館，專屬兵部，猶永樂時舊館也。”據乾隆《京城全圖》，此館似只有明代北會同館中部約三分之一的範圍，兩側已成民宅寺廟。清末至近代已完全改造成商業樓房。(圖6)?

圖6清乾隆《京城全圖》中兵部會同館位置

理藩院所屬

理藩院是清朝新設立的中央一級部院，專司蒙、藏、回部、廓爾喀(尼泊爾)和俄羅斯交往事務，其中以接待內外蒙古來京人員事務最繁。蒙古“年班貢使”和“來京聽事”台吉等人員，最多時有幾千人，所帶駝馬萬餘。大量人員駝馬貨物需有館舍場地安置，其中大部分是搭設蒙古包，但也有一部分需居住房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羅斯獲準通商，每三年可派少於200人的商隊來京貿易，開市80天，也需要有足夠的館舍場地。至於回部和廓爾喀，來京人員不多，間隔時間也長，都是臨時安置，沒有固定的館舍。據道光二十一年(1814年)《理藩院則例》載，理藩院共有會同館三處。

一是外館。因在城外故名外館，主要安置年班外札薩克各部，地址在安定門外黃寺東側。近代有“外館斜街”(今青年湖北街)地名，可知外館在這一帶。據清代末年一張北京城及近郊的地形圖，在黃寺東側有一個方形地塊，塗紅色，注名“外館”，它的周邊有一些不規則的街道。黃寺是專為接待西藏、蒙古活佛興建的喇嘛寺，蒙古人篤信藏傳佛教中的格魯派，即黃教，在黃寺旁設館，接待貢使商隊，正是為了便於他們就近拜謁。這個外館在1943年的航拍照片中尚能看出一定規模，但上世紀50年代以後，黃寺主體殘破拆除，外館也成了新建街區。當年的景況，據《天咫偶聞》描述：“西黃寺之東，為蒙古外館。市廛櫛比，屋瓦鱗次。充街隘巷，祇見明駝，列肆連箱，惟陳服匿，而居人除蒙古外，皆賈人也。”可見到清末，這裡仍是一處非常熱鬧的市場。外館的規模，從清末地形圖上測得，紅色方形地塊的範圍約為170×140米，約合36畝。外面規模大約相等的街區，是延伸出來的街市。(圖7、8)?

二是里館。因在城裡故名里館，主要安置年班內札薩克各部。據《天咫偶聞》：“御河西岸盡南，名達子館。蒙古年例入都所居，攜土產於此貿遷焉。賈肆櫛比，凡皮物、毳物、野物、山物、荋物、酪物，列於廣場中而博易焉。冬來春去，古之雁臣也，此為里館。安定門外為外館，更鉅於此。”在乾隆《京城全圖》中，鑾駕庫以南，原明代上林苑監的地方有一個圍合的空場，標字為“騷達子館”，應即是外館。但《光緒順天府志》載：“韃子館，俄羅斯館也，會同館俗稱韃子館”；又載：“俄羅斯館，明會同館故址。”《宸垣識略》載：“四夷館在東江米巷中玉河橋西。”《日下舊聞考》則謂，(禮部)“朝貢使人之館舍，……一在東江米巷御河橋。”因此，在玉(御)河橋西的這個地塊里，就有理藩院所屬的外館和俄羅斯館，還有禮部所屬的會同館舍。而《宸垣識略》所謂的“四夷館”，則是對外館和俄羅斯館的俗稱。對此合理的解釋是，《京城全圖》中的“騷達子館”，既是蒙古人每年來京，搭建蒙古包居住和交易貨物的場所，也是俄羅斯人三年一次來京貿易的場所，既可以錯開開市時間，也可以在同一場內開市。而禮部的會同館舍，則是在其東面和路南的房屋。(圖9、10)三是俄羅斯館。俄羅斯在北京有兩館。一在東直門內胡家園，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為安置雅克薩戰役中被俘人員而設的館舍，後來這些俄國人被編入“旗”(鑲黃旗)，他們居住的這個小區稱為北館。另一處為“南館”，即玉河橋西的俄羅斯館。1904年後，北館範圍向南擴大，擴展的部分也稱南館，現在當地尚有名“南館公園”之地。但它們都不是會同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國獲準與中國通商，在京設立辦事機構，次年商隊入京，暫以原高麗館為俄人來京館舍。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商定建立俄羅斯館(南館)。據《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一輯記載：“這所房子是中國式的，有四個門，院子中央是一個大客廳，四周是一排類似營房的廂房，……在第二個門與西面第三個門之間的一個角落裡有一座廟”。但該書中有一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南館”的圖畫，與文中描述的並不一致，從該畫右上角(東北方)繪有北京城東北角樓判斷，它應是胡家園的北館。而前引史料所描述的，則和《京成全圖》中“騷達子館”以南的部分相似。只是文中所說的“廟”，在雍正十年改建成了一座歐式小教堂，名聖瑪利亞教堂(又名“奉節教堂”)。1900年以後，這一片全部劃入俄國使館，小教堂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拆除。在《京城全圖》中，東江米巷路南有一組建築，標名“高麗館”。此館是康熙三十三年暫時作為俄羅斯人居住的高麗館，抑或是雍正時新建俄羅斯館之地原為高麗館，而此處為乾隆時新設之館，尚難以判斷。?

圖81943年航拍照片中外館周邊面貌

圖7清末北京城郊地形圖中外館位置

圖9乾隆京城全圖東江米巷會同館周邊建築

圖10東江米巷會同館及周邊建築位置推測圖

禮部所屬

禮部所屬，數量最多。原來禮部主管接待賓客的衙門是主客清吏司，會同館是住客的賓館而不是衙署。與它有關的衙門是主管翻譯事務的四譯館，即明代的四夷館。明代四夷館在東華門外，清代初年設於正陽門外楊梅竹斜街(《京城全圖》標名楊媒斜街)。乾隆十三年，“遵旨議定，將四譯館歸併禮部會同館。今新設會同四譯館衙門，即以四譯館充設，毋庸更建。所有四譯館冊籍番書，仍於館內收存。”在《京城全圖》中，楊梅竹斜街中段偏西，有一處標名“四譯館”的建築。主院正中為一座三間大廳，應是官廳，臨街有一排鋪面房，其中一間為大門。偏(西)院只有一排7間東房，應即是辦公室，西北角開一偏門。筆者在1998年5月曾赴現場調查，以《京城全圖》和現狀比較，基本認定現在114、116、118號為其故址，但建築已完全不是原物。(圖11、12)匪夷所思的是，清初提督四譯館的官員加有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銜，品級高於一般知府，但衙署卻置於外城市井之中，而且用地不足二畝，建築也不成規矩。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舊四譯館衙署一所，日久坍塌，實屬閒曠之區，應交內務府收管。”房子雖倒塌，衙門卻直到光緒二十九年才撤銷，其間搬到何處未見記載。乾隆十三年後，這個衙門只有10個人，估計都安排到禮部衙門中去了。

圖11乾隆京城全圖楊梅竹斜街四譯館位置

圖12楊梅竹斜街四譯館及周邊建築位置圖

關於禮部會同館舍，將在下節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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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禮部

禮部會同館的演變過程

清代的會同四譯館是禮部下屬的一個“司”級衙門，會同館是接待賓客的館舍，但清代許多文獻，包括官方文書，常把會同館、會同四譯館、四譯館混用，但都是指的接待賓客的館舍而不是衙署。由於清代接待來京的“外藩”、“屬國”甚多，規定來京的間隔年數和人員不等，安排館舍相當複雜。其中，蒙古各部和朝鮮都是一年一次，人數最多，事實上形成了固定的館舍，因此《京城全圖》中就明確標出了“騷達子館”和“高麗館”。

清代會同館的館舍，都是朝廷撥出的“官房”。所謂“官房”的來源，一是收繳明代廢棄的衙門和官員府第，二是工部或內務府在空閒地上新建的房屋，三是順治五年由內城遷出漢人強“買”的民宅。因此作為會同館就沒有固定的格局。綜合清代《會典》、《則例》等文獻，禮部會同館概況如下。?

“順治初年，設會同館，以待外國貢使”。未記館舍置於何處，可能仍沿用明代南、北二館。?

康熙至乾隆初年，“京師設有會同館二處，一在御河橋為南館，一在安定門為北館。”南館即明代南會同館一部分，清代文獻中的“正陽門內東城根會同館”、東江米巷會同館”、“玉河橋官房”、“東城根官房”等皆指此處。北館具體位置不詳。乾隆二年，撥安定門大街內務府官房為會同館，有房74間，至乾隆十三年，因“房宇雖多，皆系奇零湊合，又久未修理，……仍交還內務府。”此館以後未再使用。?

雍正二年(1742年)“別撥乾魚胡同官房一所交該(禮)部管理。……乾隆二年，將此房繳還工部。”乾魚胡同現名甘雨胡同，在王府井大街之東，會同館位置不詳。以後也未見使用的記載。?

乾隆七年(1724年)，將“內務府官房內石大人胡同官房一所，四層總計五十六間，……移交禮部會同館監督。”此官房即明代石亨舊宅，以後改為鼓鑄公署，清代沿用為工部寶源局。原石亨宅占地很大，石大人胡同即因石宅而得名。寶源局只占其中一部分，其他都是內務府的“官房”。此會同館一直使用到清末，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裁撤會同館，宣統二年在原址改建成了全部歐式的迎賓館。民國時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為外交部街。賓館主體在上世紀60年代被拆除，原址建造了宿舍，只有一座穹頂歐式大門遺存至今。(圖13、14)清代文獻中有一所“公議胡同四譯館”，未見設於何時的記載。據道光八年(1828年)《內務府檔·來文》：“查公議胡同四譯館房間均經坍塌，不堪居住，現移於正陽門內東城根官房，作為四譯館。”遍查北京地名志乘，都不見何處為“公議胡同”，但清代官方文書中，又確有公議胡同之名。《北京文博》1996年第一期載戈斌先生《清代北京館舍概述》，披露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該文以為公議胡同的會同館(四譯館)即是明代南會同館，清代東江米巷或玉河橋會同館，但未說明認定的依據。按此房在道光時已“均經坍塌”，作為會同館，遷至“正陽門內東城根官房”。查《光緒順天府志》，內城南城有“正陽門內東城根”之名，街中有會同四譯館、高麗館，可見此處所說的“官房”，也就是禮部會同館和高麗館。公議胡同可能另有其地。查《京師坊巷志稿》，西安門外有“公儀胡同”，是否即公議胡同訛稱，因房屋已全部坍塌，詳址也無從考察。?

圖13乾隆京城全圖石大人胡同寶源錢局位置

圖14石大人胡同會同館迎賓館位置圖

又，《清代北京館舍概述》，引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四譯館站用房間門座牆垣等工情形做法清冊》，認為此清冊記載的即是公議胡同也是東江米巷會同館的建築情形。但經筆者核對原檔，此《清冊》一無地點，二無年代，紙質頗新，其中記載的房屋與道光二十四年和光緒二十七年《禮部則例》記載的東江米巷會同館格局完全不同。據《清冊》中有所謂“站用”的工程名稱，此處“站用”似應為“占用”或“暫用”，也就是臨時使用一所官房修繕後暫時接待賓客，《清冊》中的這所房屋，有遊廊42間，還有花廳，但主房為三間(東江米巷會同館為五間)，估計是一所規格不高，但很考究的宅院。?

乾隆十三年(1748年)，撤銷了安定門內的北館，同時，以“地安門外有原建正一真人公館一所，計八十一間，整齊完固，已屬閒曠，將此處充設貢使館舍”。這所公館是明代道教正一派首領在京的府第。明嘉靖三年(1524年)，封龍虎山道人邵元節為“真人”，賜一品服俸，開府於帽兒胡同永樂十三年建造的靈明顯佑宮西側。清代貶抑道教，“真人”降為五品，真人府也收為官房閒置。此府在乾隆《京城全圖》中繪得很清楚，仍然標註為“真人府”，房屋數與記載也基本一致。(圖15)但到了乾隆二十一年，又將此館與京畿道胡同的步軍統領(又稱九門提督)衙門互換，但房屋擴大為142間，可能是擴大到了真人府西側，占地約2600～2800平方米。(圖16)

圖15清乾隆《京城全圖》中“真人府”位置

乾隆十三年合併會同、四譯兩館後，固定屬於禮部的會同館共有三處：《日下舊聞考》引《禮部冊》：“朝貢使人之館舍三，一在宣武門內京畿道胡同，一在宣武門外橫街，一在東江米巷御河橋”。三館概況如下：

東江米巷御河橋會同館

第一處，東江米巷御河橋會同館，在《宸垣識略》繪的京城略圖中，翰林院與“會同館”南北對應；嘉慶七年(1802年)日本人岡田玉山等編繪的《唐土名勝圖繪》中也標明了此館的位置。(圖17、18)此館有房72間，按前述每間23平方米，密度50%計算，占地約3300平方米，約合50畝。從《京城全圖》中位置推測，其東西兩面與翰林院一致，約20丈(64米)，則南北占地應為16丈(51米餘)，它南面西鄰有一小塊屬於俄羅斯館，北面一塊空地也可能屬於會同館。但記錄這72間房格局的是道光二十四年的《則例》，《京城全圖》繪的是乾隆十五年的狀況，兩者相距九十多年，其間至少在道光九年公議胡同會同館遷來後有過改動。本文附圖所標示的，只是大約的空間概念，準確的界限已無從考據，建築格局更難說清。不過，《京城全圖》中翰林院與會同館之間缺了一座淳王府。1860年英國在東江米巷設立公使館，“租”的是“梁公府”，即淳親王允?的裔孫，鎮國公奕梁的府第。此府現在仍存有宮門、正殿、翼樓、寢宮等十幾座古建築，只缺少了前部轎廳、阿斯門和後部罩樓等少量建築。允?為康熙第七子，康熙四十八年封郡王，雍正元年晉親王，八年逝，其子降襲為郡王。繪製《京城全圖》時應是郡王府，現存規制與郡王府等級相同，但不知何故未繪入圖中，有一種可能是允祐封為郡王、親王后，其府不在此處，乾隆十五年以後才建成郡王府。(圖10)?

京畿胡同會同館

第二處，京畿胡同會同館。道光二十八年《禮部則例》記載有房60間。此館位於今復興門內大街，即清代刑部街以北，西單北大街以西。因兩街相交處有牌樓名“瞻雲坊”(俗稱西單牌樓)，因此清代文獻中常把此館地址寫為“宣武門內瞻雲坊”，具體街道在《京城全圖》中標為“京畿道街”，官方文獻又稱“京畿道胡同”。(圖19)雍正十二年，”奏準將瞻雲坊內務府官房九十四間給為步軍統領官□，舊有安定門大街公署，仍交內務府收管。”《京城全圖》中的京畿道街近代已無，近代的中京畿道是《京城全圖》中九門提督衙門北面的橫街，兩街南北相距約30丈(96米)，從圖中占地比例推測，東西約為45～48米，共占地約4000平方米，按雍正十二年時有房94間計算，共有建築約2200平方米，密度恰為50%左右。《京城全圖》中繪的房屋數大約是60間，與道光時數量相同，估計是從雍正十二年到乾隆十五年的十幾年間倒塌了或劃出去三十幾間房。現在此處已全部建成新樓，毫無遺蹟可尋。(圖20)?

宣武門外橫街

第三處，宣武門外橫街。此館在《光緒順天府志》中已註明，“舊有禮部所屬會同館，今廢”。由於此館在前些年被熱炒過一番，而且言之鑿鑿，認定一處古建築就是清代住過琉球等國使者的“國賓館”，還引來了琉球後人，今日本沖繩的人士前來拜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