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年—1949年2月11日），初名良弼，後名傳賢，字季陶，筆名天仇。原籍浙江吳興（今浙江湖州），生於四川廣漢，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元老，中國近代思想家、理論家和政治人物。
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五四期間，思想激進，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曾先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考試院院長等職。有蔣介石的“國師”之稱，是蔣介石的忠實“智囊”。
中國國民黨元老之一，中華民國國旗歌的作詞者，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在訓政時期任第一任考試院院長長達20年，也是歷史上最年輕的五院院長（就任時年僅37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戴季陶
- 別名：戴傳賢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四川廣漢
- 出生日期：1891年（辛卯年）
- 逝世日期：1949年（己丑年）2月11日
- 職業：理論家
- 畢業院校：日本大學
- 信仰：三民主義
- 主要成就：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之一
- 代表作品：《偉大精神》《同舟共濟歌》《日行一善歌》
- 政黨：中國國民黨
- 原籍：浙江吳興
人物生平,人物軼事,個人影響,人物作品,名言,家庭成員,
人物生平
戴季陶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後來任職於《上海日報》，後任《天鐸報》總編輯。著有《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青年之路》、《日本論》、《學禮錄》等。
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學，進日本大學。
1911年底，孫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戴季陶以黨員及記者資格首次謁見，迅即受到器重。此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他隨從去南京參加典禮；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他又奉命與蔡元培、宋教仁等去北京迎袁世凱南下。
1916年，戴季陶隨孫中山離日返上海。次年從上海到廣東任大元帥府秘書長。五四運動時期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設立“護法”軍政府，戴季陶被任命為法制委員會委員長。
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帥府秘書長。
1918年4月，林森署理軍政府外交部長時，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長。
1918年5月21日，孫中山離廣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1918年5月4日，因桂系軍閥操縱國會，決議改組軍政府，孫中山受到排擠，憤然宣布辭去大元帥之職。
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前後，戴季陶受命於孫中山，與李漢俊、沈玄廬一起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作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系列中的雜誌，由戴季陶任主編。戴季陶撰寫了不少文章，著力於宣傳愛國思想，宣傳社會主義思潮，對共產主義也作了廣泛介紹。他嘗試用共產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稱讚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圖壓制思想解放，認為翻譯、研究、批評馬克思著作是不可也不能禁止的。朱執信等人創辦的《建設雜誌》還陸續登載過他由日文轉譯的考茨基著《馬克思資本論解說》。但他並不是為了實現工人階級的最終目標，建立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他曾對孫中山說：六三罷工以來，“工人直接參加政治社會運動的事，已經開了幕，如果有智識有學問的人不來研究這個問題，就思想上智識上來領導他們，將來漸漸地趨向到不合理不合時的一方面去，實在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受了罷市風潮的感動，覺得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是一樁很緊要的事。”所以，他雖和陳獨秀等早期共產主義者聯繫密切，並參與了若干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籌備活動，李立三在一次黨史報告中甚至說戴季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發起人之一，但戴季陶並沒有繼續朝前進步。
戴季陶
戴季陶1920年，陳獨秀到上海組建上海共產黨小組，這是全國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戴季陶將自己租住的樓讓出來給陳獨秀一家住。戴季陶經常參加由陳獨秀主持、維經斯基參加的在《新青年》雜誌社舉行的座談會，討論有關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改造等問題。
五四運動後，曾大力推廣社會主義。1920年5月，參加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起草《中國共產黨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後來因孫中山反對而退出共產黨。1924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黃埔軍校成立，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隨孫中山北上。
戴季陶負責起草《中國共產黨黨綱》。黨綱是邊討論邊修改邊起草，其中一條“共產黨員不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讓戴季陶倒吸一口涼氣，獨自關門垂淚，內心十分痛苦。他總算明白，共產黨與他心目中構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兒，共產黨也不準備與政府合作，走一條議會的合法的奪權道路。
戴季陶為中共的創建做了不少前期準備工作，但他最終沒有參加中共。由於世界觀的不同，戴季陶終於漸漸與共產主義分道揚鑣了。在中共一大召開的三年之後，戴季陶成了國民黨右派的旗幟性人物，揚言要把中國共產黨人斬盡殺絕，絕不養虎貽患，成了徹頭徹尾的反共高手。後來，他直接充當了蔣介石的理論寫手和幕後參謀。
1924年.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 自辛亥到中國共產黨的籌建時期，戴季陶有著突出的政治表現，由於戴季陶有這些資本，加之與蔣介石又是結拜弟兄，因而當軍校黨代表廖仲愷向孫中山推薦戴季陶時，作為校長的蔣介石自然舉雙手贊成，孫中山也表示同意。就這樣，戴季陶擔任了黃埔軍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
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但戴季陶並不重視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不僅如此，開學僅一個多月，他就在黃埔軍校內神秘失蹤，轟動全校。據記載：“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為和張繼、謝揚（此人不詳，疑為謝持之誤——原注）為爭持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事起衝突，憤然離了黃埔軍校到上海去了。”
1924年11月，戴季陶以日文秘書的名義，跟隨孫中山北上。而孫中山病逝後，戴季陶發表《孝》，以宣傳孫中山人格和思想為名，“歪曲”孫中山思想。1925年5月，在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他拋出預先起草好的《接受總理遺教宣言》，並寫成《民生哲學系統表》，提出所謂以“純正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的國民黨“最高原則”的建議, 旨在反對三大政策。1925年6、7月間,他又相繼拋出《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和《民生哲學系統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理論體系，號稱“戴季陶主義”，集反共理論之大成。李雲漢在《從容共到清黨》中曾評論：“此書（指《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作者注）一出，從上海到廣州，反共的視線開始集中，反共的勢力開始形成，各地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及反共運動的醞釀，莫不受戴氏反共理論的影響。”
1926年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及後司中華民國考試院長達二十年（1928年10月─1948年6月）。
中華民國國旗歌的歌詞作者。
1927年，積極參與策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而此事件（指四一二）中屠殺國民黨反而比共產黨更多，徹底摧毀了國民黨的基層組織。
1928年以後，歷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職。
1929年，以影響中國人民團結為由打擊當時在學術界如日中天的顧頡剛，將教育界流行的顧頡剛編寫的國中中國歷史教科書《本國史》封禁，成為了一樁轟動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文字獄。
1948年6月改任國史館館長。
1949年2月11日於廣東省政府廣州東園招待所，服安眠藥自殺。
人物軼事
追隨孫中山，但反對聯合共產黨
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預備學校，受老師徐炯影響，傾向反滿。
1905年赴日本，入師範學校，1907年入東京日本大學法科。1909年回國，在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鋒報》主編，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後轉赴南洋檳榔嶼（今屬馬來西亞），任《光華報》編輯，加入中國同盟會。14歲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大學（前身是日本法律學校）讀法科，在那裡認識了蔣介石，日後戴季陶將自己的親兒子過繼給蔣介石，也就是蔣緯國。1909，回到上海。時值晚清，投奔江蘇巡撫瑞澄，被任命為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調升湖廣總督後，戴季陶沒了靠山，辭官另謀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當上海《中外日報》記者，繼而轉入《天鋒報》，寫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幾個月後，19歲的他，成為《天鋒報》總編輯。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風，還進了同盟會。回上海後，在《民權報》上寫下大量反袁世凱的文章，被袁世凱下令“提究”——關入牢獄。他這時才懂得：“百萬錦繡文章，終不如一枝毛瑟（槍）。”被營救出獄後，便直接投身反袁鬥爭，協助黃興起義。最後，還在孫中山身旁，當上秘書。陳炯明叛變時，戴季陶勸蔣介石立即回廣州，保衛孫中山。
戴季陶與孫中山
戴季陶與孫中山1912年5月，財政總長熊希齡簽訂賣國條約《監視開支暫進墊款章程》。輿論譁然，群起攻擊之。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權報》上發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題曰《殺》。全文曰：“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專權，殺！此四人者中華民國國民之公敵也。欲救中華民國之亡，非殺此四人不可。殺四人而救全國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靈，義也;弭無窮之後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兒，以全國之國民而無人敢誅此四賊，以救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以保五千年榮譽之歷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誣我國民也"。
22日，午後4時，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殺人”為由，拘捕戴季陶入獄。同牢監犯問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說：“蒼頡造字累我，鴉片條約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為中國人，有此種種原因，我遂此矣”。當晚，其妻子探監，勉勵說：“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翌日上午，此案開庭審理，戴季陶被交保釋放，改期再審。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戴季陶一邊與沈玄廬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一邊與蔣介石在交易所從事證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廬、邵力子參加了由李大釗等倡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將《星期評論》作為研究會的宣傳陣地，大量發表了會員們研究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蘇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該刊在全國學生民眾中很有影響，成為當時與《新青年》齊名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學生和工人經常有很多人投稿，就連陳望道所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也是由《星期評論》相約的。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成立的，其成員後來多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幹。研究會裡除戴季陶沒有加入外，沈玄廬、邵力子都成為該小組成員。
1922 年，戴季陶和蔣介石做的股票投機生意遭遇慘敗，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殺，幸好被船員救了起來。戴季陶只好再赴廣州投奔孫中山，孫中山重新把他招為自己的貼身秘書。1923 年，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的主張，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前還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戴季陶，這時候卻成了堅決的反共派。他力諫孫中山，不要搞國民黨改組，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養虎遺患，只會壯大共產黨的力量，必然“啟他日之糾紛”。
1924 年1 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始。戴季陶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併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堅決反共，為蔣介石出謀劃策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在國民黨右派的攻擊下，立場忽左忽右，引起共產黨內部大混亂。先是主張所有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撤出，之後，又主張全面服從國民黨。國民黨右派步步進逼，拋出“整理黨務案”，捏造“中山艦事件”，加緊對共產黨員的全面打擊和迫害。毛澤東等人被撤銷國民黨中央領導職位，共產黨員被一一清除出國民黨。
戴季陶
戴季陶1926年，戴季陶經過相當的努力後終於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2月，又被提升為國民黨宣傳部長，10月，當上國府委員和考試院長，一當就是20年。他還經營了童子軍，在中國發展了50萬成員，寫下《偉大精神》、《同舟共濟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當時非常流行。
1927 年4 月12 日，蔣介石公然舉起反共大旗，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被捕殺。戴季陶積極參與策劃“四一二”政變，他為蔣介石制定了《離俄清黨謀略綱要》。
1927 年，蔣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後，戴季陶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府委員及考試院院長。
1935 年，蔣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長王世傑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傑以教育部的名義，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通知各印書館。不料，因事沒有參加討論簡化文字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後，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迴避他。蔣介石雖做解釋，但戴季陶不聽勸，甚至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此後的3 個月裡，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蔣介石礙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讓步。1936 年2 月，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變爆發後，戴季陶支持何應欽等討伐派，力主派大軍平定張楊，與宋美齡發生激烈爭吵。宋美齡陪蔣介石返回南京後，發表了回憶錄，不點名地批評了戴季陶。回憶錄是以宋美齡的名義發表，但代表了蔣介石的想法。此後，蔣介石不再事事問計於他，也不像以前那樣無話不談。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國政府率領中國奧運代表團到德國參賽，開幕前見了德國元首希特勒，和他談話20多分鐘。事後，遊歷了歐洲，五個月後才回到中國。西安事變之後，他認為對張學良、楊虎城應堅決開戰。與何應欽不同的是，何是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為了蔣介石的安全。
但宋美齡和孔祥熙主和，力陳利弊，戴季陶最終也改變主意。1936年12月14日舉行的高級會議上，戴季陶在休會時，出其不意地向與會者磕頭，說：“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薩，去拉薩拜佛有三條路，一是由西康經昌都，二是由青海經玉樹，還有一條是由印度越大吉嶺。這三條路都可通拉薩，誠心拜佛的人三條路都走，這條不通走另一條，總有一條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條路。”說完又叩了一個響頭，退了席。與會者都看見這一幕，特別是反對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轉了向，也不再提反對意見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民黨陝西省當局在蔣介石躲藏處修了一座亭子，命名為“正氣亭”。國民黨要人戴季陶、陳誠、陳果夫、陳立夫、胡宗南、衛立煌、王耀武等先後在亭子內題詞，歌頌蔣介石。
抗戰開始時，戴季陶堅決批判國民黨內的亡國論，指出離開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會重返的。他寫信給兒子：“彼欲併吞中國破壞中國之企圖，其失敗將尤有甚於拿破崙之末路者……中國之前途決不悲觀。”所以，他西遷重慶時，雖有大小六輛汽車隨他，但除帶個人鋪蓋衣服外，其餘個人的東西都不帶，已放上車的全部取下。結果，匪盜把他家房子一火燒光，片瓦無存。
1941年2月的戴季陶抗戰結束後，戴季陶勸蔣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東北，但蔣介石哪裡聽得進，後來的局勢就不是蔣介石所能控制的了。當戴季陶的親朋好友來祝賀抗戰勝利時，他竟然一反常態：“有什麼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猶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試院長的職務，考慮到蔣介石的面子，改任國史館館長。
當陳布雷自殺時，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個月後，戴季陶也走到了盡頭。當時廣州雖然成了國都但情況並不穩定，如1949年2月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到廣州那天，二沙頭空軍大碼頭招商局的“利104”號鐵輪大火爆炸，燒了三天，損失飛機油6000餘桶；2日，粵漢鐵路南段三條鐵路工人罷工停車，因為工資低；3日，電報電話加價，電報每字5元，電話加四倍，而書價加180倍……
戴季陶逐漸失寵於蔣介石後，身體也每況日下，患上了神經衰弱症。抗日戰爭勝利後，戴季陶鬱鬱寡歡。他認為共產黨的勢力發展壯大，會取而代之國民黨。為此他向蔣介石進言：“今茲倭寇降而共匪熾，正與捻匪當年局勢無殊，故戰後艱難將十倍於戰時，不可掉以輕心。”他極力反對國共談判，曾對蔣介石說“切不可視共產黨為合法之團體，匪首為正當之人物，言論為正當之道理。”
戴季陶身在廣州，心繫時局。期盼局勢好轉，但事與願違。1949 年1 月21 日，蔣介石被迫下野，辭去總統職務。蔣介石下野後，在家鄉溪口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遙控時局，確定台灣為“復興基地”，布置黨政軍要員撤往台島，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絕：“不去了，但願回四川老家以竟終年，伴父母於九泉，盡人子之責。”
戴季陶自1月到廣州養病，就得到李士梅醫生的醫治。初來時情緒尚可，有時還異常矍鑠，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紀念堂開歡迎會，戴季陶還致辭，離開紀念堂時，見石階上有顆菸頭，還親自拾起扔別處踏熄。但過後幾天心情又不好了，據《廣東商報》報導：“因鑒於內戰苦無了期，民生日形痛苦，憂心過度，病勢反而加劇。”他雖住在廣州東山的廣東省政府招待所——東園（在今中山一路廣州鐵路局一帶），但睡不安。最嚴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藥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寢食不寧，兩次吃了過量的安眠藥，都被及時搶救而苟延殘喘。也不知什麼原因，戴季陶到廣州不久，就將十一個平時拜佛的用古銅鑄造的千手觀音，親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覺皇殿中，還和殿中佛教會同仁胡毅生談禪，話中提到，不久自己會脫離此惡世，好像預知死期將至。1949 年2 月10 日，他對秘書說：“國軍難以據守西南，四川必為共產黨所得。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甘當他們的階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願隨蔣介石殘喘台灣，又怕成為共產黨的俘虜。11日，事情終於發生了。據他的後妻趙文淑說，戴季陶隨國民政府遷都廣州後，早已閉門謝客。即使國民政府開會，他去了也只是帶雙耳朵，從不發言。一個心思始終縈繞腦際———不想去台灣，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裡才是故鄉，所以終日躲在賓館的房裡。孫科來廣州後，在東園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覆，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處，那裡原是市配售處副處長蔡國英居住的。戴季陶見新安排的三幢二樓十九號的房子簡陋，大為不快，說：“孫科太看不起我了。”這晚，他更不能入睡，長期以來的心神不定，在這晚達到了頂峰，只有不斷地服用安眠藥。
知道戴季陶身體不適，在東園住的監察院長于右任儘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經上了到機場的小車，接電後還是下車到戴季陶的房間。據當年報紙報導：“於院長緊握戴先生的手，覺已冰冷，氣息奄奄，不禁潸然淚下。”半夜兩點鐘，戴季陶還到過妻子的內室，說：“已經吃過多次安眠藥，還非常亢奮，頭腦脹痛如裂，比死還難過。”趙文淑勸後，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時間，仍未見戴季陶起來，家人進房一看，發現戴季陶作側身臥，面色赤紅，鼻際尚有微息噴出，家人立即打電話讓醫院派人前來醫治。9時許，政界要人和軍界人士齊集房前，見戴季陶沒有動靜，只好肅立。10點後，戴季陶氣息已絕，但“神色自若，面無戚容”。醫生宣布，戴院長服藥過多，施救無術，已經逝世了。廣州衛生局長朱廣陶說：“這次是中大第二醫院派內科吳主任和李醫生前去救治的，但10點過後他的脈搏就停止了。”
蔣介石12 日得到戴季陶自殺報告。據蔣經國日記載：父親聞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噓唏。對於這位盟兄不願隨他去台灣，蔣介石頗為不滿，但較之那些“臨難變心”投向中共的“亂臣賊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輓詞中稱讚其“才識恢宏，勛尤懋著”。
相關軼事
個人影響
戴季陶酷愛讀書，積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論功底。他早年的理論活動多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方面書籍的翻譯、評述，他將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由日文譯成中文，為國內讀者了解和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書。這正如他自述的那樣：“我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轉變。他還代為起草了最初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戴季陶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1945年版易名為《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系統提出了“戴季陶主義”，成為中國國民黨官方學說的主要理論依據。
戴季陶書法
戴季陶書法戴季陶認為，三民主義就是“民生哲學”，“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斷言孫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認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學的方法從理論上整理起來，成為一種學術的文化”，孔子“組織了一個民生的哲學”，這個哲學可以從兩部分來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論。一部是《大學》，是他的方法論”，孔子思想也可稱作“社會連帶責任主義”。進而提出，孫中山“實在是孔子之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戴季陶從與孫中山“互助論”相矛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論出發，認為人類生存的欲望“都有獨占性和排他性，同時也具有統一性和支配性”(《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以此反對唯物史觀、社會革命論的階級鬥爭學說。
戴季陶的論著還有《青年之路》、《學禮錄》、《東方民族與東方文化》、《中國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價值》等，後人編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人物作品
戴季陶是《日本論》的作者。《日本論》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雖然沒有嚴密的邏輯概念體系，卻憑著對日本入木三分的了解和通透的見識，刪繁就簡，直取日本文化的神韻。當年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曾高度評價《日本論》，認為它既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又做了他們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的律師審判官。
《日本論》一上來就拿日本的神權迷信開刀，從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創世神話這一普遍的精神現象中，戴季陶看到了日本神道的特殊表現形態：神道與日本的國體有一種宿命性的連帶關係和與時俱進的力量，猶如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發揮作用，起著凝聚整個民族的作用。面對這樣一個令人生畏的存在，戴季陶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他看到，日本直到現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後來發生的一切，完全證實了戴季陶的判斷；另一方面，正是這種神權迷信，構成日本人“自信心”與“信仰力”的核心，在鼓勵全民團結一致、奮發進取上，起著任何東西都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為日本在國際生存競技場上爭得一個優先的位置。而一向以老大自居、不思進取的中國，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品質，最後終於陷於悲慘的絕境。
名言
“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共信自己為出於一個祖先”。
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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