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人物觀點,主要著作,
人物生平
尚鉞(1902~1982),號健庵,字宗武,河南省羅山縣人,尚鉞出身於破落的地主家庭。
1917年,尚鉞入開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學讀書。
1919年投身於“五四”運動,是河南省國貨維持會的活躍分子和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919年暑假,他與同學組織青年學社,創辦《三日報》。
魯迅對他的評語是:“尚鉞的創作也是意在諷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作的態度比(黃)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著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人民。”
1926年冬,在李大釗的激勵下,尚鉞未及畢業,便脫下了學生裝,回到家鄉羅山組織農民自衛軍,準備迎接北伐軍的到來。但北伐軍暫時停留武漢,便遵循李大釗的指導,南下上海、武漢參加革命,經郭沫若介紹在北伐軍政治部編審科任上尉科員。
1927年4月,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9月6日經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汪後之介紹,尚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主辦省委機關刊物《猛進》。10月受組織派遣到豫南,任中共豫南特委宣傳鼓動部部長、工農革命軍第四大隊第六支隊黨代表兼當地蘇維埃主席。12月受命赴羅山、光山一帶發動農民武裝起義,公開身份是信陽市獅濱中學英語教員。1928年,被任應歧的雜牌土匪軍逮捕入獄,經多方營救獲釋。其間,中共豫南特委遭敵破壞,經武漢赴上海尋找黨組織時再次被捕,被押解至杭州陸軍監獄關押受審。在獄中,受盡酷刑,但始終嚴守黨的機密。後經黨組織營救,被保釋出獄。
1929年春,尚鉞經楚圖南介紹,被派往吉林省毓文中學任教。在學校秘密組織讀書會,與楚圖南共同創辦了《燦星》周刊。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列寧英文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宣傳革命思想,發動師生與學校的反動分子作鬥爭。
這期間,他的學生包括後來成為東北抗日戰爭的骨幹,也包括成為朝鮮革命領導人的金日成。金日成說尚鉞是他“馬列主義的啟蒙老師”。後來,因教育當局無故開除學生,尚鉞為之鳴不平,據理力爭,而被校方解聘。隨後,來到哈爾濱第五中學任教。不久,又因發起組織“反帝同盟”,被當局撤職,勒令離境。
1932年4月,尚鉞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滿洲省委秘書長。當時,中共滿洲省委要搞飛行集會、示威遊行,尚鉞認為在日本占領東北的情況下,首先應武裝人民進行抗日鬥爭,由於與省委意見不一致,而被開除黨籍。後到蘇聯找共產國際為自己申訴,沒有結果,於1934年回國,與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聯繫,繼續辦《北方紅旗》刊物。不久,北平市委遭敵破壞,黨的關係完全中斷,便以尚健庵之名,顛沛流離,於1936年來到寧夏中衛縣中學教書,任國文兼英語教員。
在學校,尚鉞一面繼續寫小說,一面在學生中秘密組織團體,讓學生接觸《大眾生活》《全民抗戰》《中國的西北角》等進步書刊,還以學生讀書會名義,自己墊款從平、津、滬一帶設法郵購了《吶喊》《彷徨》《野草》《大地》《母親》等書籍供學生閱讀,啟發學生的思想覺悟。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培養,介紹學生到陝北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1937年3月,在離開中衛中學前,與孟長有、姚懷廉、左璉、劉應春等12位學生合影留念,並在照片頂端題字:“青年的弟兄們,我們的道路只有審思、明辨而不撓地前進!”這體現了一個偉大革命者上下求索的心境與足跡,也體現了一個前輩長者與其後訣別的砥礪與期待。幾十年後,年近八旬的尚鉞,在自己的《經歷自述》中寫道:(當時)我的處境十分危險,又找不到黨組織,就決定到延安去找黨。有十二個同學聽說我要走,他們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訴他們我去什麼地方。他們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還不肯回去。半路上我們下馬車去吃飯,我才拿出自己事先寫好的一封信,讓他們拿著到陝北延安去找黨。我的信是寫給延安黨組織的。信中作了自我介紹,並把我在寧夏對這十二個人做過黨的宣傳和教育一事向黨作了匯報,希望黨繼續培養他們做寧夏建黨的骨幹。我帶著孩子、家眷,不能過黃河,只能繞道去陝北。後來我在武漢還收到這十二個人的來信,說他們到延安後不久,黨就分配他們到洛川學習去了,他們很高興……直到“文化大革命”,學校去寧夏調查我以後,我才知道黨真的派這些同志回寧夏去搞建黨工作了。他們當中有的人已成為寧夏的第一批烈士……
告別了中衛中學,尚鉞又來到省城寧夏中學(今銀川一中)任教。一段時間後,為了尋找黨組織,於1937年回到北平,沒有與黨組織聯繫上,便又去了陝北,途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時,董必武指示他,先去武漢工作,再解決組織關係。1938年到武漢,由郭沫若介紹,到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任中校圖書資料室主任。1939年武漢失守前,又隨第三廳遷往重慶。
1959年,繼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後,尚鉞、孫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為史學界、經濟學界和文學界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國性的批判,不準尚鉞講課,不準發表文章,黨內醞釀黨籍處分,個別人試圖將他全家下放農村。由於許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於更大的災難。
1960年,受到黨政雙重處分,1962年,組織上對其所謂的問題予以甄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尚鉞不僅受到學術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體上的折磨,罰繁重勞役,蹲牛棚。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兒子尚嘉齊分別自殺。這是尚鉞第二次喪妻失子。就是在這種處境下,他對自己觀點堅持不變,認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領導人的意見,也只是一家之言,應允許平等討論,不應以勢壓人。
1976年,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撤銷了對尚鉞的所有錯誤處分。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他復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1979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恢復他1926年入黨的黨齡。
1980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在全國性報刊發表文章為他恢復名譽。恢復工作後,他不顧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在最後一篇論文中寫道:“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應該能辨別歷史發展的方向,他所爭的不是一時之是非,而是萬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時的榮顯,而是客觀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這位為了追求萬世之是非、追求客觀真理而奮鬥一生的史學家、教育家在受盡苦難之後,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80歲。
人物觀點
尚鉞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在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上,提出不同於“西周封建說”和“戰國封建說”的“魏晉封建說”,成為與前兩說鼎足而峙的第三學派。他深入系統地研究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生﹑演變﹑停滯的歷史。
他認為中國的奴隸社會從魏晉時期才過渡到封建社會;尚鉞還認為明清之際,中國已有資本主義萌芽,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有一句說,中國的封建制度“從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說,這之間的中國都停滯在封建社會制度中。
尚鉞的觀點與毛澤東的上述說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報》、《歷史研究》等中央級的報刊都發表包括一些歷史學權威在內的大量批判文章,把尚鉞的學術觀點說成是“托派觀點”“修正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等。
主要著作
尚鉞的主要史學著作有《中國歷史綱要》(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本簡明的中國歷史著作,先後出版有日、俄、波蘭等幾種文字譯本)、《中國通史講義》、《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問題的探索》及《尚鉞史學論文選集》等。
尚鉞的文學著作主要有短篇小說集《病》﹑《斧背》﹐長篇小說《預謀》等。
魯迅評論他的短篇小說創作態度嚴肅,取材廣泛:“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