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是指發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間的一場皇統問題上的政治爭論，原因是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為其改換父母的問題所引起，是明朝歷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
明世宗登基不久便與楊廷和、毛澄為首的明武宗舊臣們之間關於以誰為世宗皇考（宗法意義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問題發生了爭議和鬥爭，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繼嗣“要求世宗改換父母。當時觀政進士張璁上疏責廷臣之非，提出了“繼統”的理論。至嘉靖三年（1524年），以世宗欽定大禮而結束。
大禮議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換父母的重大爭論，即對明武宗遺詔如何詮釋的問題。大禮議事件是明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大禮議中張璁以明武宗遺詔為利器，打破了楊廷和一手操縱的廷議，並通過合理解讀明武宗遺詔的文本邏輯和內容，維護了明世宗與興獻王的父子關係，挫敗了楊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顧明世宗繼位的實情而強迫明世宗依照漢宋舊例改換父母的圖謀，確保了明代法律的尊嚴和政治的秩序，並因此開創了嘉隆萬大改革的新局面。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大禮議
- 開始時間：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
- 結束時間：1524年（嘉靖三年）
- 參與人物：楊廷和、張璁、楊慎
背景,經過,結果,後續,評價,影響,積極,消極,
背景
大禮議由武宗暴亡所引發，在內閣首輔楊廷和的策劃下，變通辦法，選取武宗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繼統。但在世宗稱帝後，楊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關係變成親兄弟關係，於是，一場長達數年的大禮議便開始了。世宗即位意味著永樂以後明代歷史長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隨出現的大禮議則是新舊勢力政治的綜合較量。
正德十四年（1519年），興王薨，諡號“獻”。以世子身份居喪並決策封國政務。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駕崩，那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張氏（孝康敬皇后）與大學士楊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師前，楊廷和總攬朝政三十七天）攝理國政，根據《皇明祖訓》中所說的“兄終弟及”的原則，於三月十五日派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谷大用等前往安陸迎接朱厚熜，到京師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許其私謁）。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啟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師，止於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於以什麼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爭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
經過
繼嗣、繼統之爭
明世宗四月廿七，年僅十五歲（十四周歲）的明世宗下令群臣議定明武宗的諡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恭王劉康（漢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趙允讓（宋英宗生父）先例，認為明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群臣六十餘人將此議上奏皇帝，並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對明世宗而言，這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產生僵持。少年天子明試圖優撫楊廷和，並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其改變主意，但兩人都不為所動，幾次下詔尊加其父徽號也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但毛澄亦修改意見，認為將來朱厚熜有子時，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為興王，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奉迎世宗生母禮節之爭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明世宗，認為明世宗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張璁建議明世宗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明世宗見此奏章後大喜說：“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當時楊一清居家見張璁疏說：“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王守仁也“心喜其說”《國史傳》評論：張璁此論“出所真見，非以阿世”。但張璁微末之身人單勢孤，難以動眾，明世宗唯有先行妥協。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明世宗堅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後痛哭流涕，表示願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無奈之下只得讓步。當年十月，明世宗以皇太后禮迎母親入宮。
再起紛爭
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僚桂萼等又上疏重提舊事。明世宗下旨詔兩人入京，在“繼嗣派”策劃暗殺張璁與桂萼之時，明世宗封兩人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明世宗召集群臣集議，楊廷和見明世宗有意變更前議，上疏請求致仕。此時，朱厚熜的地位已穩固，早已厭惡楊廷和跋扈難制，就順水推舟，同意楊廷和致仕歸里。
此時，頗感群龍無首的禮部尚書汪俊醞釀再一起集體諫諍。適逢主事侯廷訓據宗法作《大禮辨》，吏部尚書喬宇等人遂據此率群臣近兩百五十人一同進言，反對明世宗以興獻王為皇考。明世宗不悅，下令更多的官員參與進議論中來。於是，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鄒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論。狀元唐皋也上疏說：“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表面上是在調停，實際上傾向於反對。因為鄒守益是王陽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狀元，在朝中都屬於影響較大的文臣，明世宗因此惱羞成怒，此次進言之人均被斥責、罰俸甚至罷黜。最後，汪俊等只好妥協：“於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備尊稱。”
結果
參見：左順門案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詔諭禮部，十四日為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群臣譁然。正逢早朝剛結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導眾人道：“憲宗時，百官在文華門前哭請，爭慈懿皇太后（孝莊錢皇后）下葬禮節，憲宗聽從了，這是本朝的舊事。”楊廷和之子、狀元楊慎亦稱：“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堅守節操大義而死，就在今日。”隨後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在金水橋南攔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等又號召群臣。隨後兩百餘位朝廷大臣在左順門跪請世宗改變旨意。
明世宗在文華殿聽聞門外哭聲震天，命太監傳諭大臣們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圖迫使明世宗屈服。楊慎等人撼門大哭，“聲震闕庭”。朱厚熜震怒，令錦衣衛逮捕為首者八人，下詔獄。此舉令其他人更為激動，沖至左順門前擂門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停職待罪。七月十六日，明世宗為母親上尊號“章聖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錦衣衛請示如何處理逮捕的大臣，明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停俸，五品以下官員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順門廷杖後，反對議禮的官員紛紛緘口，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朱厚熜獲勝告終。
後續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獻皇帝神主奉安於奉先殿東室觀德殿，上尊號“皇考恭穆獻皇帝”，明世宗生母改稱“聖母章聖皇太后”，九月改稱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張太后為“皇伯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十一月邵太后卒，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太后（後改為太皇太后、皇后，即孝惠皇后），葬入茂陵；嘉靖四年（1525年）冊封庶母王氏（興獻王側妃）為睿廟淑妃（嘉靖十一年卒，諡號“溫靜”）；嘉靖五年九月“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於世廟”；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則追尊廟號為“睿宗”，十二月，蔣太后卒，諡號為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慈孝獻皇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獻皇帝神主供入太廟，“既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理”，“奉睿宗於太廟之左第四，序躋武宗上”。
原有興獻王墓也相應按帝陵規制升級改建，即後來的明顯陵。
評價
《西園聞見錄》卷26，載：“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既無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大禮之議》載：“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預立為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為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殺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嘉靖三年七月條》，載：“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君父，綱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顧楊慎則以為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於國事亳無裨益。”
影響
積極
大禮議不是簡單的禮儀之爭，而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即新舊政治勢力的較量。明武宗暴亡後，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恢復正常。大禮議的發生和較長時間的持續，就在於身為皇帝的明世宗暫時並未擁有全部的皇權。換言之，大禮議是明代皇權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徑，也是恢復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驟。明世宗在大禮議中一步步的勝利和楊廷和集團一步步的失敗，其實就是明世宗皇權一點點地獲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復。這一爭論跟明代其他時期的廷議有著本質的不同。僅僅從禮制方面引經據典，對大禮議進行純粹古禮的解釋，不可能真正認清其本質特徵及其在明代政治長河中所具有的獨特作用。
在楊廷和集團的敗滅過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長。在大禮議中，張璁等人與楊廷和集團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抗爭，既贏得了明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雙方的了解，使明世宗發現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為沒有東宮舊僚的明世宗從議禮雙方的表現中真切認識到了取捨大臣的一個主要標準，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禮主張。因為誰也無法全盤否定世宗的大禮觀點。藉助於大禮議組建自己能夠掌控的人事格局，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穫，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欽定大禮，標誌著明代皇權從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時代基本結束，嘉靖革新時代真正到來。大禮議拉開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楊廷和集團的徹底垮台和張璁等“大禮新貴”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進入全方位的變革創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