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指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9月1日）明英宗第四次北伐時，明朝軍隊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懷來縣東10公里）敗於西部蒙古民族瓦剌軍隊的事變。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大軍南下攻掠明朝邊境，首領也先親率蒙古騎兵攻占大同，大同告急。明英宗好大喜功，在宦官王振的鼓動下親征，在土木堡與也先部隊交戰。明朝軍隊指揮混亂，主動出擊後又班師，受到蒙古軍隊夾擊大敗，王振被殺，明英宗被俘。戰爭結束後，也先乘勝追擊準備侵占北京。時任兵部侍郎于謙採用堅壁清野的辦法進行了北京保衛戰，守護了困境中的明王朝。
土木之變是明朝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對明朝政局和北元諸部勢力的消長均產生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土木之變後圍繞迎復英宗與瓦剌送還，出現了一系列軍事衝突、使臣交涉的事件。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終於南歸，結束“北狩”生活，這既是明朝中央權力轉移、朝臣經世思想的變更的過程，也是瓦剌內部矛盾顯現、經濟依賴明朝供給的反映。英宗南歸後，景泰、天順年間，明朝內部政治鬥爭愈演愈烈，對蒙古的政策上也以“土木之變”為鑑,趨於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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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明蒙關係,兵備廢弛,高層內應,明軍走私,重譯情報,明廷南略,事件經過,也先南侵,先鋒迎戰,英宗親征,瓦剌軍路線,回軍策略,宣府諜報,宣大決戰,人困馬乏,事件結果,損失慘重,英宗被擒,直接原因,其他觀點,歷史影響,明朝,蒙古,歷史評價,歷史爭議,後世紀念,相關影視,
歷史背景
明蒙關係
法國歷史學家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明朝偉大的永樂皇帝所貫徹的政策，即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輕的發展中的衛拉特勢力，是在他死後才見效的。”但明宣宗放棄戰略機遇，“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相反宣德時期的脫歡對明宣宗非常恭順，瓦剌使臣可以在甘寧等處久住，習知中國虛實。導致洪熙初年脫歡殺賢義王，宣德五年脫歡密遣麥克零部落迎脫脫不花，同年聯姻忠順王，宣德八年脫脫不花被脫歡立為大汗，宣德九年脫歡攜帶脫脫不花襲殺阿魯台，仁宣都沒有及時干預與警惕。脫歡以脫脫不花汗的名義統一安樂王、賢義王及和寧王所部，逐漸侵蝕明朝邊界。脫歡—也先父子都十分重視與明廷官員的朝貢往來，隨著蒙古內部的相對穩定，明蒙朝貢體制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期。明廷對於蒙古使團始終本著“薄來厚往”的政策。首先，賞賜物品價值要遠遠超出貢品的價值。一般明廷對來朝者按其人數及地位給賞。如賜王或太師一人十五表里，其妻每口八表里，一等頭目八表里，二等六表里，三等五表里，四等四表里，外有加賜。蒙古使團返程時，明廷也會以禮相送，啟程前享用朝廷的賜宴，回程一路差官伴送，沿途備辦飯食，凡所經過，茶飯管待。很多蒙古使團為了得到更多賞賜，成倍的擴大使團人數。明廷依然按例給賞。明廷對蒙古使團人數不加限制，凡來朝者必有賞賜，這對某些蒙古頭目的貪慾是一種刺激，也為後來也先使團謊報人數埋下伏筆。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後，其子也先繼位後，不僅漠南諸部全被征服，且東脅朝鮮，西略哈密，草原大半，盡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於明。起初所遣使者不過五十人，後貪朝廷厚賞，歲增至二千餘人，並屢屢索要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遂，即製造事端，明廷所賜財物，不得不歲有所增。明英宗君臣志在重新振興。朱祁鎮在正統三年、正統六年、正統九年、正統十四年所發動的四次大規模北伐。在第四次北伐中明英宗因情報系統失靈戰敗被俘。
兵備廢弛
自明成祖北伐之後，明朝的北部邊防趨於平穩，明宣宗巡邏並縮邊無意北征，而瓦剌忙著統一諸部也已無重大的軍事衝突，對於瓦剌韃靼探馬的侵犯，仁宣也是能忍即忍，宣德初年清平伯吳成等守興和衛，日事田獵，而忽守備。虜伺其出乘虗入城，掠其妻孥以去。到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英宗親征之前，明英宗北伐針對北方的大規模用兵也不過三四次而已。仁宣長時間的縮邊，帶來的最直觀後果，便是邊境兵備廢弛。王毓銓先生在《明代的屯田》一文中列舉了許多屯田失額的原因，例如達官權貴的占奪欺隱盜賣、田土的拋荒、水土流失等等，並認為“造成軍屯土地喪失的事實雖然有好多項，其中最主要的應該就是屯田的欺隱和占奪”。在分析明代流民時已有所提及。這些兼併的權門，多是在當地軍鎮鎮守的高級武將。而軍屯破壞的另一個原因，則在於屯墾的士兵被其他各種差役所占，無暇耕種，導致田土拋荒，子粒無收。如宣德八年年末，山東巡按張聰至遼東巡視回後發現，130人的軍額只剩下了老弱5人，缺額率高達96%。領軍軍官卻只能以一句“俱有差遣”支吾了事，實在是令人無奈。而連山海關這樣重要關卡，都只有五六人駐守，便可知道，當時整個遼東私役之風有多么嚴重了。其二，隨著屯田、軍士的雙雙失額，另一樣急劇下降的就是將領的素質。太祖成祖皆以武功起家，手下名將濟濟，但宣德之後不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將領們便逐漸腐敗疲軟起來。上文已涉及到將領們兼併土地、私役士卒、貪污剋扣等惡行，而在這種貪污腐化的風氣帶動下，軍隊的戰鬥力也受到了嚴重影響。在外的將官貪污殘暴，在內的將官玩喝疲軟，整個風氣十分頹唐。而在永樂年間對於洪武以及靖難勛貴的子弟，朱棣會嚴格加以考核有沒有世襲的能力，以保持戰鬥力：我皇祖于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實寓考選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升授。而不才者可以汰減。萬世不易之法也……永樂六年下令：比試一次不中者、發開平；再試不中者發交趾；三試不中者煙瘴地面俱充軍、別選子弟襲職永樂十年復舊制：再比不中 ，仍令食半俸，優一次比試矣三試不中者，發充軍。所謂演戲上要臉，戰場上要命，至正統時，侯伯勛貴26人，18人乃從英宗親征之人。其中從未上過戰場的為15人，已超過了一半，死於此役的共14人，其中未上過戰場的為8人，可見這一支親征的隊伍，軍事素質有多么薄弱。 分析這兩類人員的組成，上過戰場、威名赫赫的，如英國公張輔，已是多年未碰弓馬的老人。而在外帶兵多年的，如陳懷、王貴、顧興祖之流，卻又是兼併土地、私役軍士、貪婪無行的兵油子，一打起仗來便庸庸碌碌，一竅不通。而未上過戰場的，多半是“勛二代”、“勛三代”，比如襲爵不過幾年的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榮、遂安伯陳塤等人。他們年輕氣盛，仗著祖蔭掌管五府事務，頂著侯、伯、都督的光環，其實毫無軍事素質可言。他們在《實錄》中留下的痕跡，不是“偷惰不奉詔習騎射”，就是“不朝”。早在正統四年，御史陳智便抨擊這些人“逢迎賭博之相師，醉醲飽鮮之是尚，忽軍旅之事而不修，玩祖父之功而不恤。萬一有警，豈能運籌策奮，威武為朝廷建功立業乎”可謂一語中的。爬索實錄中北方各鎮鎮守的表現，軍事素質低下、能力平庸、生活腐化、擅閹幼童、軍紀渙散、謊報大捷、殺良冒功、士氣頹靡、擅自割地等等。其中可以充分展現出明軍的特徵：主帥號令不一、心胸狹窄、應變無能，軍風怯懦頹怠、軍紀渙散，私心自用。開國不過五六十年，軍隊已渙散到這種程度，可見衰敗之速。楊洪上司是以貪婪懦弱出名的都督僉事李謙。此人素來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人準則，每當楊洪準備派人出塞作戰時，李謙就在旁邊冷笑著說：“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以奮六世餘烈及明清帝國比較衡量，明太祖北征、清太祖北征；建文新政、清太宗北伐；明成祖北伐、清世祖北伐；朱高熾戲事、清聖祖北伐；明宣宗朱瞻基相當處於清世宗平定和碩特部之戰的階段，但朱高熾及“好聖孫”並沒有較為出彩的表現。而後的明英宗北伐相當於清朝康熙、雍正放棄北疆後，乾隆直接發動平定準噶爾部之戰。
高層內應
也先通過在明朝居住的瓦剌使臣及明庭內部高中低層內奸，大明邊防虛實動靜皆已知曉，進攻時間節點選的非常合適。其中就有達官賽因不花、四朝元老御監郭敬的家人把伯、義州衛軍士王文、李讓、施帶兒、喜寧、王喜、小田兒、加失領真、大同指揮李讓幼女為也先弟大同王兒婦，也先許以知院，又密受也先賞馬四匹，被虜婦女二口。將各城指揮姓名盡報與也先。跛兒乾，本歸降蒙古人，任御馬監少監。明庭給事宮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為虜使來有所需索，明朝命執而誅之。正統十四年十月二日御馬監少監跛兒乾伏誅。根據《歷代符牌圖錄》記載，南西伯利亞出土的腰牌屬於明朝的御馬監。御馬監是統領禁軍的，是屬於武職，由於御馬監十分重要，其腰牌也十分重要，無腰牌者一律重罪，擅自把腰牌借給別人者借者和借予者同罪，所以明朝內部出現了內奸。《明英宗實錄》：“跛兒乾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北使錄》記載：“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這兩條記載明確表示了當時明軍的確有大軍叛亂，前者更是點名跛兒乾發動了叛亂。跛兒乾可是御馬監的人，這也是為什麼瓦剌每次都能洞悉明軍的去向，且為什麼大軍一觸即潰的原因。錦衣衛聶忠也奏言，正統“十四年太上皇帝親征胡寇，回至土木，起營之時，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馬來迎，疑是勇士。哨馬不為設備，遂至敗軍陷駕。”也先又重金賄賂明英宗的翻譯官員馬雲、馬青，探聽明廷的虛實，提出與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因為也先欲與黃金家族比高，所以想為兒子求娶明朝公主誇耀蒙古群雄之中，明朝達官千戶馬雲（這人在明史研究中極重要，曾任明英宗下西洋和番指揮、撒馬兒罕公使）、馬青、吳良等私下許諾，並說還要送也先美女。但因明朝重開大宋天的意識形態的關係，明朝翻譯官馬雲、馬青事後未敢將此事奏報明廷。後也先貢使至稱：“此聘禮也（供馬為迎娶明朝公主聘禮），”明廷答覆：“詔無許姻意（沒有許婚這回事）”。也先以為通婚成功，方才遣使貢馬作為聘禮，結果大失顏面。事後也先以明朝刁難貢使並撕毀婚約及隨意克減歲賜為由，集結軍隊出兵大舉進攻明朝邊境，對內則稱要明朝予他大都。對於使臣們這種首鼠兩端之行，于謙的結論最為有力。他說：……差去使臣，止知貪利以肥家，不思屈節而辱國，於敵情之虛實，略不以聞，禮義之大節，全不暇顧。及回還復命，又復架捏虛詞，誇大張皇，肆為欺罔。甚至透漏訊息，而陰結虜人，妄報根腳，而希求升賞，以致外番放肆，有輕中國之心，邊境不寧，釀成今 日之禍。
明軍走私
仁宣朝的治邊策略既班固所批評的治邊觀念。“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供。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乾隆認為此言“興臭然”羈縻之道，清朝強調恩威並施，撫剿並重，宣德五年前，蒙古各部陸續南下緊貼明堡居住，邊將奏報力主嚴剿，遠離邊地的明宣宗認為本無漠北問題，純屬有心者煽動與邊臣挑釁。“爾但宜慎邊備，固城池，彼不犯邊，毋擅以兵逼之，果來降，亦察其實，俾之入境，或近邊居止，或打圍，或往北行，聽其所之 ”宣德八年，海西女真不斷受到兀良哈等蒙軍的侵擾故向遼東都司求救，明宣宗亦以“彼來擾（遼東）則御之，不擾亦勿侮之”。宣宗的決策給明蒙雙方造成很大影響，彼時明軍軍力尚處於強盛時期，蒙古自思不能力敵既以使臣名義遣間諜長居明邊，招攬明將，避免直接與明軍發生衝突，專重蠶食東勝，開平，大寧舊地，以脫脫不花的名義安穩蒙古各部，鎮撫關西七衛、女真衛所；而明軍麾下女真衛所、蒙古降人、漢人將領發現既然無法同洪武永樂時代那樣依靠對抗蒙軍升官，保境，只能選擇與蒙軍合作發財，以求靜邊。因正統朝明軍開始勤於邊務才得以發現仁宣朝各處邊防漏洞，正統十年十一月庚寅，明英宗朱祁鎮接到報告說來朝貢的瓦剌使臣隨行物品中攜帶了大量盔甲兵器弓箭銃炮，經過調查發現是大同、宣府等地走私商出售。鑒於此時明朝還在嚴格管控火器製造技術於兩京，能合法製造火器的邊地衛所少之又少，顯然走私商跟明軍脫不了關係。於是朱祁鎮給當時大同總兵武進伯朱冕和宣府總兵等將官下了一道敕令，讓他們今後嚴厲打擊走私行為，若再有發生嚴懲不貸。正統十年十一月庚寅，明英宗朱祁鎮敕大同、宣府總兵等官，武進伯朱冕等曰：“瓦剌使臣多帶兵甲、弓矢、銅銃諸物，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貪利之徒（明朝對火器有極嚴格的產地要求及管理規定，明英宗所指貪利之徒是誰不言自明，既郭敬等人）私與交易者。爾等受朕委任，防閒弛慢，自今其嚴加禁約，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
重譯情報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駕崩，皇太子朱祁鎮即位，即明英宗。隨著“一夫跳梁”“文宗罪人”的三楊去世，三楊歌功頌德，粉飾現實的弊端開始突顯，“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經過明宣宗巡邏的罷邊主和的政策施行，導致了明軍異域情報功能的失靈。明軍從此沒有了洪武永樂兩朝捕獲精準的有源頭的異域情報數據的能力，在只有垃圾信息的情況中卻要強行分析時勢，結果只能是雙方接戰時戰敗。當時明英宗集團按照收到的情報分析推演，理論上明朝軍隊前方的預定水源地作為長城以內的地區是不應該存在敵人的騎兵，整個部隊是一個倒梯形陣形，目的是防備後面也先率領的瓦剌軍追上來攻擊背後，明英宗集團誰能想到，錦衣衛和哨探竟然都沒有捕捉到前面（也就是歸途的大門口上）居然有阿剌知院3萬（一說兩萬）瓦剌軍已經按口袋陣蹲守伏擊至少半個月。搞明白瓦剌軍不是背後一支，而是前後兩隻，土木堡之變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長期史書上都不提伏擊的那阿剌知院2，3萬瓦剌伏馬。
明廷南略
當時明廷的主要視線在南方麓川、民變及再下南洋，期間騷動南方諸省每省不下數十萬人。朱祁鎮在正統三年（亦集乃之戰）、正統六年（豐州之戰）、正統九年（以克列蘇之戰）所發動的三次大規模北伐的主將，除了楊、石等人外大多投入南征隊伍之中。明正統十一年（1446年）冬天，也先攻打兀良哈，派遣使臣抵達明朝邊鎮大同乞糧，並且請求會見守備太監郭敬。朱祁鎮敕令郭敬不要接見也先，也不要給他糧食。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也先再次致書明朝宣府守將楊洪。楊洪奏報朝廷之後，朱祁鎮要他禮遇瓦剌使臣。面對瓦剌的蠢蠢欲動，明朝北方的禍亂已近在眼前，但是英宗君臣視而不見。正統十三年（1448年）三月，思機發再次掠奪孟養，明朝屢次諭令仍不從。英宗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為總兵，張軏、田禮為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為左右參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伐麓川。明朝征伐麓川，明朝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連年征戰，戰爭因將領腐化、統軍失律造成了明軍重大的人員傷亡，明英宗欲給麓川致命一擊時，又起民變，征麓川大軍只得調離麓川轉去內地平亂，麓川仍未徹底平息叛亂，最終以盟約形式結束；郭琰的下番海船造完後沿海亦出現大規模民變，後因張昭反對再下西洋逐罷。
事件經過
也先南侵
也先有向明朝用兵的企圖，最早可以追溯到正統八、九年前後。正統九年秋，邊境上便有“比得降虜言：北虜計議待我使臣回日，即攜其家屬，於堆塔出晃忽兒槐地面，潛住分兵兩路入寇。脫脫卜花王率兀良哈東侵，也先率哈密、知院西入”的傳言。但是當時因兀良哈和女真還未被完全征服，瓦剌內部意見也還未統一，因此也先並未動手。這種趨勢，到正統十二年後才明顯起來。這一年內，鄺埜、羅亨信、石亨的等文武大臣都一再提醒英宗，也先很可能會大舉南侵。英宗對也先的野心並非毫無認識，但目光始終停留在遼東的兀良哈、女真諸部上。他預計也先可能會吞併此二部，因此一再強調必須加強遼東防守，防止唇亡齒寒，然而卻並沒有拿出通盤的應對策略。正統十二年底，瓦剌發生小規模內訌，蒙古人阿兒脫台南逃至明，向明朝報告了一個重大的訊息：迤北韃靼阿兒脫台來歸，自言居也先帳下，與平章克來苦出有銜，恐見害，故來歸。因言也先謀南侵，強其主脫脫不花王，王止之曰：“吾儕服用，多資大明，彼何負於汝，而忍為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殃。”也先不聽，言：“王不為，我將自為，縱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又，也先嘗放其所獲夜不收二人歸京師，非美意，實欲窺朝廷所為何如。”上命阿兒脫台為南京錦衣衛帶俸所鎮撫，給冠帶房舍。也先雖然處處以“大元皇帝”的代言人自居，聲稱“我每問天上求討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來”，似乎頗想消滅明朝，取而代之。然而從“縱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也先最想要的東西，並非土地城池，而只是財富與替代黃金家族。
俘虜明英宗的瓦剌首領也先
先鋒迎戰
貓兒莊之戰
正統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也先召集諸部，兵分四路進攻明朝邊境。脫脫不花以兀良哈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圍赤城，又遣別騎攻甘州。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參將吳浩於貓兒莊（今山西陽高縣北一帶）迎戰瓦剌，迅即兵敗戰死。
陽和之戰
1449年七月十五日，大同總督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總兵官朱冕、左參將都督石亨四員將領各率兵一萬赴陽和（今山西陽高西北）防禦。緊接著，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左參將石亨等率明軍與瓦剌戰於陽和。由於太監郭敬從中作梗，致使明軍大敗，全軍覆滅。宋瑛、朱冕戰死，石亨單騎奔還逃回大同城內，郭敬躲藏在草叢中才躲過一劫。
也先軍隊銳不可擋，大同明軍交戰失利。塞外城堡，接連失陷。明軍幾經接戰，前線敗報頻傳，吏部尚書王直等人則認為“邊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將士用命，必可圖勝”，朝廷應以守為主，勸諫英宗“不必親御六師，以臨塞下”。但英宗不聽，在不知瓦剌軍隊主力方向的情況下，詔令迅速集結軍隊，兩日內出兵討伐也先。
英宗親征
正統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顧吏部尚書王直等群臣反對，偕同王振率大萬御駕親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鈺留守京師。
明英宗親征圖
此次出征，詔下兩日大軍即匆忙集結啟程，各項準備均不足，上下一片混亂。親征詔書下達後，英宗對文武大臣的多次勸諫置之不理。英宗雖然名為親征，但軍務大事皆由監軍太監王振決定，將領處處受王振節制，無法按己意指揮作戰，而王振不懂軍事，指揮接連失當，致使明軍屢戰屢敗。明軍出京西行，之後前方敗報頻傳，一路伏屍蔽野，軍隊士氣低落，加之風雨交加，眾皆危懼，軍紀大壞。隨軍群臣多次上表勸諫英宗止行，王振大怒，命上表群臣到陣前助威。大軍尚未到達大同，明軍已經開始缺糧。士兵飢疲交加，沿途多有殭屍。而瓦剌軍隊佯敗避戰，引誘明軍深入險境。七月十六日甲午，車駕發京師，夕次康家嶺。七月十七日乙未，次龍虎台夜驚。七月十九日丁酉，過居庸關，風雨連朝，六軍患苦，文武將士皆無紀律，群臣請駐蹕，不許。七月二十日戊戌，次榆林站。七月二十一日己亥，次懷來。七月二十二日庚子，次雷家站。七月二十三日辛丑，駕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扈從群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略陳。七月二十四日壬寅，次雞鳴山。眾皆危懼，上素以事付振，振益肆威拒，言折辱諸大臣，必進師。我師漸進，敵漸退伏塞外。七月二十五日癸卯，次萬全峪。七月二十六日甲辰，次懷安。是夜，黑雲四塞。七月二十七日乙巳，次天城西。七月二十八日丙午，次陽和。七月二十九日丁未，次聚落馹。
瓦剌軍路線
西路軍曉將阿樂出率兩千餘兵（景泰元年正月兩萬兩千叫關陝西寧夏，景泰元年閏正月三萬餘寇陝西寧夏）入侵，抵達陝西肅州、鎮夷（這處人馬數量未知）等處。任禮派裨將抵禦，兩戰兩敗，損失士馬以萬計。東路軍脫脫不花王率三萬餘兵經古北口寇遼東，本人更親率一萬餘在廣寧鎮靜堡對遼東兵力的反應進行彈壓測試後便謀划進攻海西。中路軍的也先率九萬寇大同，後又對本部兵員補充三萬餘、阿剌知院率三萬餘（另一說兩萬）經居庸關寇宣府，四路瓦軍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聯合軍事行動，阿樂出和脫脫不花則是為也先、阿剌知院二人打掩護的疑兵。
回軍策略
八月初一，明軍到達大同。八月初二，英宗駐蹕大同。雨益驟，始議旋師，王振又下令繼續向北進軍，途中眾文武大臣多次勸諫。兵部尚書鄺埜冒死闖進英宗行在“力請迴鑾”，戶部尚書王佐整日跪伏在草叢中，請求皇帝南還，欽天監監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相勸，皆為王振叱回。學士曹鼐說：“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豈可輕進。”王振生氣的說：“倘有此，亦天命也。”大概就在此日前後，英宗見到了鎮守宣府的楊洪，並命令楊洪隨軍同行。此時獨石馬營早已丟失，楊俊也早已逃回，楊洪卻隻字未向英宗提起。
行軍路線
而此時隨行官軍中，也有不少人憤恨王振胡亂指揮，企圖採用非常手段幹掉王振，強行逼迫英宗迴鑾。吏部郎中李賢便是其中的一員：次日，當過雞鳴山，眾皆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于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雄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於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這件事，還有些史料記在大學士曹鼐名下。事實上，很可能他們都是一起參與謀劃的。只是英國公張輔老邁怕事，不敢承擔風險，此事便只得流產。後人黃景昉在論及此事時便感嘆“安得陳玄禮再生為快”。只是殺掉王振容易，可想要在政變之後穩定大局便難了，萬一全軍譁變，後果同樣不可構想。
不久駙馬都尉井源戰敗的訊息傳來，鎮守太監郭敬秘告王振以現 在的形勢斷不可再向北前進，由於楊銘《正統臨戎錄》中記載：“有也先到邊，將大同等處人馬殺搶回來，又於八月復領人馬犯邊”，李實的《北使錄》中也有“直至大同，命平鄉伯領軍與虜出戰，敗績”的記載，證明當時很可能確實有小規模的戰役發生。很有可能因為英宗是聽到了也先又將捲土重來的訊息，或乾脆就是因為陳懷的戰敗，心中害怕，才加快了行軍速度，希望儘快回京。此時王振才開始打算班師。八月三日庚戌，遂起兵班師返程時，大同總兵郭登告訴學士曹鼐等人，車駕宜從紫荊關（今河北易縣西北）進入，王振不聽。“大同副總兵郭登請學士曹鼐、張益，謂車駕宜從紫荊關入，可以避虜。鼐、益入奏。既而令下入紫荊，人情大安。行四十里，忽折而東。蓋振聞輜重被虜所遮，乃麾軍復由故道耳。”東還，其夕營於雙寨。有黑雲覆營，如蓋，須臾，大雷電，風雨徹夜，驚亂。
宣府諜報
八月四日辛亥，次滴水。八月五日壬子，次洪州方城。八月六日癸丑，次白登。八月七日甲寅，次懷安城西。八月八日乙卯，次萬全峪。八月九日丙辰，次陽和北沙嶺。八月十日丁巳，次宣府。此時瓦剌大軍已經追至。然而英宗一路行軍，錦衣衛、夜不收全無兩路瓦剌軍隊全景敵情諜報。直至八月十三日庚申，大軍將發，宣府諜報敵襲，瓦剌軍尾隨大軍而來。瓦剌四路大軍也早已開始行動。
宣大決戰
遼東之戰
當時遼東的最高文武官員，乃是遼東巡撫王翱和遼東總兵曹義。王翱是一代名臣，號稱“正直剛方”“名德老成”；曹義“無赫赫功，然能謹守邊陲”。然而在這一場突如其來的大戰中，表現卻均可謂一塌糊塗。
在脫脫不花的領導下，瓦剌大軍進展神速，七月中旬，攻下了遼東鎮靜堡（今遼寧黑山縣西北），守將趙忠戰死。然後迅速在七月二十日兵臨遼東巡撫的駐節之地廣寧（今遼寧北鎮縣）。當時的情況，《國朝列卿記》中描寫得比《明史》本傳細緻，現引用如下：是年八月（應為七月），胡虜也先犯師，分其醜類數萬寇廣寧，時翱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約三軍，分布將帥，為御虜計。不意虜騎前鋒卒然突至，我軍大潰，翱亟歸坐城下，收拾散卒，眾稍集。彼眾我寡，度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眾者，翱怒勒劍示眾曰：“敢為異謀者斬”徐俟虜怠，選精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去。
史料顯示，當時雖然事發倉促，但王翱的指揮仍是十分鎮定的。然而朝鮮方面的史料，卻更能顯示這一戰的全貌：八月戊申，通事李裕德自遼東先馳報云：“臣謁都司王大人言，西有聲息甚急，外郎謝本曰：‘今七月二十日，達達也先兵馬夜入長城。廣寧總兵官不知賊人，出校場散銀于軍士。也先兵馬直來，總兵官與軍士奔入城內，閉門自守。也先兵馬圍城三重，虜軍卒一千，馬八千匹。’又自廣寧至遼東站路，人馬奪掠殆盡。先騎至遼東西門，臣亦狼狽出來。”是日夜二鼓，報至，即召廷臣議兩界堤備之事。己未，通事金自安到遼東，先遣人馳報云：“臣見東寧衛人朴鎮，問聲息，答云：‘達達圍廣寧，三日不拔，解圍退屯於十里之地。’又東寧衛指揮高洪鎮旅順口子，聞達達聲息，即率所領軍馳入遼東城。守門者誤以為達達兵來，顛倒閉門。初，達達來毀廣寧等處長墻四十餘里，守埤者走報，監軍總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報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備。達達果突入，擄人畜不可勝計。達達執高麗及女真人，則曰：‘汝等本皆予種也’，使辮髮，令效其衣冠。若執漢人，皆割鼻耳。東寧衛人曰：‘我等本是高麗人。中國之亂如此，欲投義州，但不識許入否。’”
從朝鮮方面的記述看，當敵軍入侵的軍報傳到總兵處時，總兵等人竟然毫不置信，也未作一點防備，這才導致了這一場大敗。雖然王翱能保住廣寧，但也僅能做到堅壁清野而已，更不要說總兵曹義身為當地最高武將，根本起不到一點作用。幸好脫脫不花志不在此，略一深入便即退出。九月中王翱等人檢點人馬，發現此戰可謂損失慘重：“達賊三萬餘人入境，攻破驛堡屯莊八十處，虜去官員軍旗男婦一萬三千二百八十餘口，馬六千餘匹，牛羊二萬餘只，盔甲二千餘副。”而王翱和曹義，也被罰俸半年，這一場仗，遼東可謂完敗。
甘肅之戰
瓦剌入侵甘肅的將領不明。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中說“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然經和田清教授考證，這個阿樂出是跟後來的套虜阿羅出混淆了，當時入犯陝甘的並非此人。王瓊《北虜事跡》中記“正統十四年，北虜阿渠寇陝西”，待考。當時甘肅巡撫為馬昂，總兵為任禮。對於這次戰鬥，《明史·任禮傳》稱“禮遣裨將御之，再戰再敗，失士馬萬計。”
明實錄中十二月有一條記載，記述此戰相對詳細：先是虜寇陝西鎮夷，總兵官寧遠伯任禮、太監劉永誠遣左參將都督王喜，奉御阮和、福保，都指揮馬馴、谷聰、藍成、王祥等擊之，喜違禮節制，敗於臨水堡西，和、聰俱死鎮守，肅州衛都指揮胡麒來援，亦死於是。禮等益兵，屬右參將都指揮劉震等，於兩山口截殺虜。方渡河，猝遇之，指揮閻震戰死。劉震懼，收軍，虜追之，震急趨墩匿焉。援兵至，震得脫，人畜為虜所殺掠者萬餘。詔杖喜一百，謫戍甘肅，保、祥等俱記罪，震置不問。巡按御史劉文言：“禮、永誠等既知喜敗逗遛不援，震怯懦，其罪同，請俱治之。”詔宥禮、永誠罪，震責死狀，還職。除了七八月份的這一戰，到了九十月間，瓦剌的兵鋒還未停止，不斷有小股人馬蹂躪甘肅沿邊。統計這一戰損失的人馬糧草，則是“肅州衛屯田俱被達賊食踐，燒毀無收，軍士缺食”、“被殺掠人一千三百有奇，駝馬牛羊一萬三千有奇。”作為懲處，景帝以年老為藉口，將總兵任禮調回京師。
鷂兒嶺之戰
此前八月初九親征軍或許為了捕捉瓦剌軍主力的位置，刻意削弱宣府、大同兩大軍鎮的兵力，不留官軍止留袁敏等九百人於宣府引誘也先來攻打，從而進行決戰。
親征軍收到諜報後，明英宗遂按照親征慣例遣三千營中的皇親恭順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領本部“韃靼馬隊”作為“後拒”前往禦敵及為後續大部隊“探虜聲息”，然寇突至，驟戰不勝。敵兵據山上，飛矢石如雨，官軍死傷略盡。吳克忠下馬跪射，矢盡，賊圍之，克忠以槍殺數十人而死，與吳克勤俱歿於陣。
雞鳴山之戰
將晚前方吳家兄弟戰敗訊息傳至，明英宗又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四萬餘騎兵前去，至雞鳴山時，監軍劉僧不了解地形，在大軍陣勢沒有擺開之前就貿然率部突入隘口會虜前鋒。朱勇、薛綬擔心劉僧出事，揮兵跟進，少卻朱勇、薛綬促兵援之，殺傷甚重，巳而虜眾悉至，結果明軍在鷂兒嶺中了瓦剌軍事先設下的埋伏，遭瓦剌伏擊，瓦剌軍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明軍被殺之殆盡，全軍覆沒。
駐蹕意決戰
“這種地形，便於大部隊展開，是與瓦剌兵決戰的好戰場。所以，明英宗決定在這裡停留下來，誘使瓦剌兵發動攻擊，伺機將其殲滅。 然而，戰場形勢發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十三日，當他在雷家站待敵決戰時，瓦剌兵襲擊了親征軍斷後部隊，恭順侯吳克忠與弟都督吳克勤、子吳瑾奉命率兵回擊，陷入敵伏，克忠、克勤戰死，吳瑾逃歸大營。英宗得知訊息，已近傍晚，他命令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兵4萬即刻赴援。援軍走了50多里，到名為鷂兒嶺的險要地段，再次陷入瓦剌兵伏擊，全軍覆沒。該地段，今名鷂兒梁，在宣化縣半坡街村東邊不遠，有國道110和鄉道455經過。 明乎此，就可以澄清第一個問題，明英宗之所以未能及時返京而不得不駐蹕土木堡，首先是他本人軍事冒險所致。”同日英宗一行抵達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東南），離懷來城僅二十里，王振以自己的千餘輛輜重車還未到達，下令就地宿營。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儘快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王振卻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鄺埜說：“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王振更加生氣，叱左右扶出。土木堡旁無水泉，各處的要道也很快被瓦剌軍隊占據。
人困馬乏
正統十四年前，土木未築堡，邊牆未成牆，故獨石守備趙玫上疏請求增兵“獨石、馬營、雲州、赤城、鵰鶚等七堡，止有軍馬七千分守，地廣兵少，乞於腹里量撥官軍，帶領火器，前來訓練備用。”宣府總兵官左都督楊洪言邊備五事：“一，宣府操備哨守等項馬步官軍止13500餘人，城堡關隘一十四處，內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新開口堡、野狐嶺關，最為要害，其餘牡羊口等六堡，實非要地，乞歸併以便戍守。”此前七月十一日左右明軍守將楊洪之子楊俊在阿剌知院的攻擊下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縣城）、鵰鶚（今赤城南鵰鶚村）、龍門衛（今赤城西南龍關）、龍門所（今赤城東龍門所）、懷來（今京包鐵路官廳水庫橋底）、永寧（今北京延慶永寧鎮）紛紛失守，宣府以東、居庸關外已無堅強防禦。七月十五日楊洪通報馬營被圍的軍報送達京城。懷來位於土木堡以東、清水河（今官廳水庫）北岸，占據土木堡以南河流的應當就是已進至懷來的阿剌知院軍。明軍至土木堡，實因懷來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紮營。正是由於阿剌知院軍截斷明軍歸路，才造成瓦剌軍主力追及併合圍明軍，故葉盛、于謙才會強調獨石、馬營失守的嚴重後果。八月十四日，英宗想要繼續前進，但瓦剌大軍已經逼進，不敢動。明軍人馬無水可飲已達二日，饑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也被瓦剌軍隊控制。
瓦剌軍隊從土木傍麻谷口大舉進攻，邊鎮口隘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瓦剌援軍仍不斷增加。瓦剌軍在兩馬之間懸索休息，並用獵犬預警夜襲。
事件結果
損失慘重
八月十五日，也先遣使詐和，以麻痹明軍。明英宗召曹鼐起草詔書，派遣二個通事（通譯）與瓦剌使者回去。王振緊急下令移營，軍隊行軍秩序列大亂。明軍南行三四里，瓦剌大軍突然折回，“起營之時，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馬來迎，疑是勇士。哨馬不為設備，遂至敗軍陷駕。”，“四面攻圍”，高層間諜“跛兒乾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明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瓦剌鐵騎進入明軍陣中，大喊脫掉盔甲丟棄武器者不殺，明軍很多裸體而死。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栗，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鑄，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鑒、張塘、鄭瑄、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這五十二名跟隨明英宗遠征的群臣皆死於混戰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高級文官損失慘重。
英宗被擒
混亂中，護衛將軍樊忠在皇帝身邊用棰將王振捶死，曰：“吾為天下誅此賊”（但據明英宗自己的回憶，王振是因為自責致使明軍戰敗，引刀自刎。）在突圍時殺死數十人後戰死。明英宗突圍不成，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不一會兒，瓦剌兵衝上來，一個士兵上前要剝取明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著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賽刊王在問明英宗時，明英宗反問道：“你是誰，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或者是賽刊王。”賽刊王感到明英宗說話的口氣很大，立即報告也先，也先立即去向他請安行君臣禮，獻上各種野味美食。衛拉特還繳獲騾馬二十萬頭及無數衣甲器械輜重。
直接原因
土木之變外因是也先南下，內因則是“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四周梟雄抓住戰略視窗，華北瓦剌脫歡逐漸統一蒙古各部；華南交趾黎利開始攻城掠地；西南麓川蠢蠢欲動不斷試探；西北被脫歡滲透；東北奴兒乾軍紀敗壞。但即便是這樣的形勢，可洪武之治、永樂盛世的餘緒還沒有耗盡，怎么也餓不到，三楊也不用太花心思為自己的食衣住行搞邊謀，同時，雖放棄交趾但永樂打開的西洋國際視野還在。只要留在邊地，不用太擔心蒙古南下，瓦剌三王與和寧王也正在互相攻伐，四者滲透棄地也要花費時間。宣德可以幹的事情很多很多，自然開心。只不過即使沒有土木堡開始的事情，這粉飾的太平也是一定要破，邊謀也是必須每個邊人自謀，無非沒到時候而已。前者西北宣德初給瓦剌交投名狀放去哈密的弩溫答失里的作用還沒突顯出來，西向亦集乃舊城國門還沒被麥克零部徹底打開，福壽膏也還沒進來；華北東勝衛，者者口守御千戶所舊地還沒有進來騎兵，邊軍打擊進入黃河北沙淨州地區的游騎是破壞團結；東北內遷奴兒乾，讓建州自己管理自己，跟脫歡、阿魯台一度來往頻繁，自然看起來都好。不過後面不好的底子，無論哪個十年打的，也都已經打下了，只不過還沒爆發而已。離邊疆較遠的京師仁宣二帝認為本無邊疆問題，純屬有心者煽動與邊臣挑釁。衛所軍士白榮、范濟等則普遍力主嚴剿，屯守舊衛。這就形成了底層兵民什麼都知道，就是說不出；中層將領什麼都不知道，裝什麼都知道；高層鎮撫大臣什麼都想知道，就是不知道。但史書中北元對明代元的接受、邊將素質、瓦剌勢力在宣德時期對三北的滲透，一字不提。造成的效果就是土木堡仿佛不過是一夜之間瓦剌上層集體發瘋南下，明廷集體糊塗導致的慘敗。
其他觀點
明朝外交官倪謙對李朝的官方解釋曰：“頃因胡虜犯邊，為宗社親征，大小臣僚力諫止之、奸臣宦者王振，蒙蔽聖聰，矯制不從，至居庸關外，兵部鄺尚書、翰林曹學士懇請回輦，振亦遮蔽不奏。時我軍皆欲盡力攻討，振戒勿興戰。賊撓絕我軍，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令車駕誤陷皆振所為也。”但廈門大學傅小凡教授認為，英宗才是明軍的真正指揮者，身為太監的王振根本不可能指揮軍隊，只是為英宗頂替罪名而已。
歷史影響
明朝
政治
“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及英宗世，先朝宿將已盡”面對仁宣遺留下來的嚴重糜爛的邊防形勢。英宗、張輔、朱沖火或、王振、王驥等人甄選後起之將，其中于謙、范廣、楊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戰、機敏著名。這些後起之將，除了少數善終者，一部分戰死於土木堡，另一部分為英宗復辟後所殺，土木之變致使明英宗被俘；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名隨行出征而沒有實戰經驗的文官武將戰死；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明英宗復位後更是殺了以于謙為首等眾多權臣，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後第二次斷層。
土木堡之變前，因靖難集團後裔多不知軍事實踐者全以古法空談推演，且有實踐者如朱勇統軍失律，延誤戰機，視野多集中於國界之內。而明英宗、張輔、朱沖火或、王驥、王振以能把視野投射到異域迷霧的底層邊將及文臣代之；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以精文代庸武的進度放緩，大量統軍失機的將領被重新啟用，從土木堡之後海西女真對明朝表現出明顯的輕視、怠慢的姿態。明朝內部開始以邊釁攻擊對手，導致朝臣不敢言邊事，此種情況亦被瓦剌間諜所利用攻擊發現者和各邊名將。
標誌明英宗親征以失敗終結的土木之變這一明史重大事件，因與宦官專權糾結纏紐，在明清時期相關歷史書寫中，為了適合宦官專權話語的建構，其諸多關鍵環節的真相被遮蔽、曲解。親征決策環節，明清宦官話語以“勸成”甚至“逼脅”強調了王振的影響。不論是“逼脅”抑或“勸成”，所體現的是文官集團的話語霸權以及專制君主體制下獨特的政治清算形式，另外加上清朝統治合法性的需要。這是宦官話語在歷史編纂學上的一種真相。連帶對麓川之役的評論“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鬥爭的視角考量邊疆問題。對王驥主持的麓川之役的地緣得失利弊沒有進行很好的總結，導致弘治年間騰衝移衛之爭、萬曆雲南六驛十三堡、明末清初八關九隘等事件上一直在重複問題。缺乏應有的邊疆觀和疆域主權意識。
明英宗南歸後，以及皇儲問題，景泰、天順年間，明朝皇權鬥爭愈發激烈，朝臣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左右搖擺、嫁禍誣陷，鬥爭也更加殘酷。
軍事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明朝接到也先領導瓦剌軍隊侵犯的情報，明英宗朱祁鎮決定北伐親征，十六日從北京出發。明英宗企圖再現五年前正統九年邊軍征討兀良哈的成功體驗。然而，在明英宗組編親征軍的時候，外衛的兀良哈征討軍卻沒有被編入。因此，避免了在同年八月十五日的土木之變中覆滅，得以倖免，並在土木之變後的京師保衛戰中再次出師，在面對瓦剌軍隊時，以各種軍功晉升。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精銳軍隊損失殆盡，這必然會引起相關的政策、制度的重大變化，突出表現 在邊防形勢和軍事制度的改變上。儘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達不到明朝頂峰時的狀態。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九邊防禦體系。軍事制度上則是募兵制的興起。
蒙古
土木之變使明軍不戰自潰。北京圍城不下，蒙古內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終於兵戎相見，脫脫不花汗敗亡。也先稱汗，但他無法解決造成封建割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而為人又心胸狹窄，荒於酒色，終於兵敗被殺。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願在漠北過艱苦日子，藉此機會轉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隸各地。一些內地的漢人由於痛恨明朝暴政而投降也先，去了蒙古高原。
歷史評價
1449年9月1日的土木之變，是明朝中央軍隊第一次發生的一場失敗戰役。開平近遷，則守衛益薄，雖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不足以鎮伏山後諸部，故再傳而有土木之變。由於英宗朱祁鎮昏庸荒淫，寵信任用宦官王振，朝政混亂，民不聊生，暴露出明廷的腐敗，人民反抗連年不斷，對此瓦剌部了解得一清二楚，於是稱兵犯邊。土木之變，除了軍事指揮錯誤的直接原因外，與長期以來明朝北方邊防被破壞有密切關係，是北方邊防廢弛，明廷統治集團政治腐敗，蒙古瓦剌部勢力急劇膨脹的必然結果。經此打擊之後，明廷如驚弓之鳥，內外矛盾立即激化，並日趨嚴重起來。大明朝的統治，由此開始走了下坡路。而朝中的士大夫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滅亡覆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葉盛：以往事言之，獨石、馬營不棄，則乘輿何以陷土木，紫荊、牡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是而觀，邊關不可不固也。
于謙：曩自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十一城並棄之，遂使邊境蕭然，守備盪盡，虜寇往來如在無人之境，聞者無不痛恨。
袁敏：臣知胡寇猖獗，所謀非淺，即於營中具本奏：留大將一員統領官軍三四萬及臣等報効之人，相機於要緊之地住札，以御虜騎突沖。於時太監王振專權，不留官軍，止留臣等九百人於宣府總兵官楊洪處操備。向使其時用臣所言，命將屯兵於宣府城南或鷂兒嶺扼塞之處，縱虜賊欲擊大營，而此必能禦敵。豈致一敗至於如此之甚乎，此實王振專擅之罪。
聶忠：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俱用紅盔、黑甲。正統年間改造明盔、明甲。十四年太上皇帝親征胡寇，回至土木，起營之時，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馬來迎，疑是勇士。哨馬不為設備，遂至敗軍陷駕。
李實：中國人民多如草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未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有替。
把禿：亦非我每勇力，乃天的氣候。
楊善：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修營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
李賢：“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石天柱：北虜年來其勢愈甚，而吾亡卒多為之嚮導，朵顏新與之和親，沿邊兵食俱乏，攻守無具。萬一有奸邪結虜，敢為內應，如己巳土木之變。其何以御之。
劉飬粹：蕃部日盛，土木之變乘輿為其所獲，而始追究於大寧之棄，使三衛為之鄉道也。吁可以觀世變矣。
楊銘：朵顏三衛為東北藩籬，歲入朝貢，熟知道路，向被虜酋也先招為鄉導，致有正統己巳之變。
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備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軍，私借一馬者，皆有重罰，雖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海內晏然。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於武備尤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虜遠遯。宣德以來武備漸弛，迨至正統，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敗邇。
蔣冕：英廟出塞征虜，誠欲為國為民剿除邊患，非事廵游也，然虜未及征，已有土木之變。
霍韜：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統之亂。
谷應泰：然予嘗論之，寇準饒學術，可以戰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略，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澶淵之會，以重發而喪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為而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寧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膏斧鑕，而罪浮罄竹，報不蔽辜。宜乎靖康誅童貫，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說而笞其背也。
趙中男：王振的專權和明英宗的無能導致了土木之變的慘敗，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瞻基那些能幹的老臣和經過調整完善的社 會制度，幾乎無力阻止這一慘敗。從這個意義上講，土木之變是宣德時期政治隱患（邊疆、武備、閹禍）的總爆發，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劇，也是瞻基個人的悲劇。
李新峰：“至修《明史》時仍粗匯實錄與各家之說，對明顯可疑的說法也沒有作出解釋，甚至專取敘述明軍（土木之變）失敗情況最嚴重的記載，不但貽誤後人，且難免誇大失實之譏。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第五章第三節指出：‘清朝統治者諱言明朝驅逐蒙古於漠北的事跡，猶如諱言建州女真曾臣服於明朝一樣。’所以《明史》‘對於明初的事實記載多不詳實。’看來這種諱言建州以致諱言蒙古的傾向，還導致了《明史》在記錄明代中期明軍失敗時隨意渲染敗狀。總之，關於明前中期史實，不但明後期諸史家及清人記載特別是《明史》難以盡實，即連《實錄》也未可遽信，在當時人的文集、筆記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實的記錄。”
歷史爭議
- 蒙古軍人數
鄂爾渾河谷的“元朝嶺北地區的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的總數當在400萬人以上。”其他人口則分布在貝加爾湖、中亞及漠南，明朝從諜者口中得知韃靼瓦剌兵分四路：第一路為主力，也先帶兵九萬餘進犯大同，後來也先又於十月四日在自身部隊損失萬餘人之後又從草原調動三萬蒙古兵從順聖川對自身兵力進行補充；第二路為疑兵，脫脫不花帶兵三萬餘經古北口寇遼東，意在海西女真；第三路為伏馬，阿剌知院帶兵三萬餘（一說兩萬）經居庸關寇宣府；第四路為疑兵，驍將阿樂出帶兵兩千餘（天順二年曾率兩萬寇掠，此次因為部隊都被抽調到主力所以僅率兩千）進犯甘肅馬場。據蒙古史料《蒙古源流》記載：托歡太師之子額森（即也先）……遵其父遺言殺蒙郭勒津之蒙克拜。本日帶領都沁·都爾本二部落行兵於漢地。都沁·都爾本蒙語意為“四十四”，實謂四十四萬戶，按照蒙古戰時的四抽一，基本在十萬左右。又按照朝鮮《李朝實錄》所記載，瓦剌征服女直時一度出動過十萬兵力。而葉向高的《四夷考》，根據記載，正統七月，也先遂盡發其所率部落犯邊，進一步說明也先基本派遣了所有能動員的兵力進犯明國。
- 明軍人數
當時京營由班軍和在京衛所操練官軍、幼官、舍人組成。關於班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備操，令每歲輸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官軍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前班”，可見土木之變當年班軍輪班之 法未廢，當時在京營班軍滿額應有八萬人。
關於京衛操軍，《實錄》載：宣德五年“成國公朱勇言：‘舊時五軍每軍步騎二萬人。後調大同等邊備御，今五軍總存五萬七千餘人。而神機諸營比舊亦少，息從、徵調不足於用。請令行在兵部如舊取補。’上命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正統二年，“命太保成國公 朱勇選軍。先是，勇奏五軍營原操馬步官軍調遣各邊備御，並逃亡者共缺二萬五千有奇。乞命官於五軍屬衛及親軍衛分並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官軍內選補。”兩個月後，“朱勇等奏：奉命選拔三乾大營、五軍、神機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一乾有奇。欲將續選行在錦衣等七十衛官軍，與之相兼編伍訓練。然於內有守陵、守衛、供役、上直者，乞為處之。上命守陵、守衛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隸錦衣衛官督操，其餘俱昕訓練備用。十五萬軍中必然己本包括京衛軍，續選即應指所述四類，所增加者，不過原以各種名目推託操練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釋朱勇正統二年選兵事說：“令錦衣等衛、守陵衛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隸錦衣督操，余悉歸三大營。”認為正統時京衛操軍包括上直衛軍一半和五府所屬在京衛所全部。
英宗親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富率三萬往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往宣府，各備虜”。可見英宗親征前京營兵精銳已被抽調出不少。當時正統年間整個京師所能容納的常規兵力上限是18萬，景泰元年于謙因為把援軍留在京城，總兵力24萬，結果操練場都不夠用。按照北京保衛戰容納極限24萬，減去京營留守京師剩餘不滿十萬的羸馬疲卒，減去被矢石砸死的皇親吳克忠、吳克勤率領的1萬5000人，再減去中伏被殲滅的朱勇、薛綬率領的4萬5000名先遣騎兵，經過一系列分兵減員，朱祁鎮至土木堡時約剩八萬人左右，這個數字恰好和《李朝實錄》中李朝在明朝內部的情報網所捕獲的情報記載：“七月十七日， 皇帝領兵八萬親征” 相吻合。相對於十四萬士兵的損失， 民夫、騾馬的損失應該更加慘重。農耕政權與遊牧政權的全民皆兵不同，古代遊牧軍隊只需要食飲行軍肉糜及馬蹄血即可就近打草谷取食，而農耕軍隊運轉的行軍體系，北宋的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作過一番頗為精確的計算：“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盡）；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六日糧遣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並糧）。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後五日並回程，日食四升並糧）。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九日糧；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並糧）。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並回程日食四升並糧）。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夫須有援卒，緣運行死亡疾病，人數稍減，且以所減之食，準援卒所費。）……若以畜乘運之，則駝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則並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八萬駐戰之卒的後勤口糧相當可觀。
後世紀念
土木堡遺址位於河北懷來縣境內土木村中，明軍行軍不度地形數據，土木堡是個高地，正統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辛酉，車駕次土木，先是每夕駐蹕，必預遣司設監太監吳亮相度地勢，至是，振以軍失利慙恚即止於土木。地高無水，掘井二丈餘，亦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虜所據，絕水終日，人馬饑渴。虜分道，自土木旁近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力拒之終夜虜兵益增。《菽園雜記》中說，陸容本人曾調查過此地地理，當地人說：“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澀，至此適涸”懷來當地的地下水情況如何不可考，但太宗北征既能兩次在此駐紮，想必水源應是有的。因而明軍斷水，也算倒霉。讓使臣火吉、馬亮帶去瓦剌營中，瓦剌便作勢後退，讓出桑乾河。王振見狀忙命令抬營就水，被驚恐、口渴折磨了一夜的士兵瘋狂沖向河邊，一時之間毫無秩序，陣腳大亂，“迴旋之間，行列己亂，爭先奔迸，勢莫能止。”瓦剌趁機四面包抄而上。明軍毫無鬥志，“竟無一人與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瓦剌四面衝殺，“虜騎蹂陣而入，奮長矛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眾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如今只剩下兩段城牆的土基。2008年，當地人在土木堡戰場上豎起了古戰場牌坊，建立起來明朝“土木之變”遺址。文物部門開始研究古戰場保護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