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廷·拉烏圖（羅馬尼亞語：Leonte Răutu；1910年2月28日，伯爾茲—1993年，布加勒斯特）前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教育家、宣傳鼓動家、黨務和國務活動家。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斯特凡·喬治烏”社會科學政治經濟教育學院院長。
拉烏圖是羅馬尼亞共產主義宣傳鼓動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羅馬尼亞共產黨（工人黨）首席思想家。作為共產黨的宣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負責人，他制定了一些最具爭議性的文化政策，被稱為“文化獨裁者”。齊奧塞斯庫上台後，他保持了一定的影響力，但失去了對文化和意識形態主導權的壟斷，並在1981年因子女移居國外造成負面影響而被罷黜。
基本介紹
人物傳記,早期活動,蘇聯歲月,核心理論家,政治崛起,榮譽,文化獨裁者,複製日丹諾夫主義,反對修正主義,轉型過渡,齊奧塞斯庫的助手,推崇領袖,沉寂和最後的歲月,文化世家,
人物傳記
早期活動
1910年2月28日生於俄羅斯帝國比薩拉比亞省的伯爾茲（今屬摩爾多瓦）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原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奧伊根斯特因，1945年改名為列昂廷·拉烏圖。父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奧伊根斯特因是一名藥劑師，是在俄羅斯接受教育的猶太人。關於拉烏圖的出生地一直存在爭議，1920年，一些共產主義人士認為拉烏圖是出生在羅馬尼亞的蘇恰瓦縣的弗爾蒂切尼。
拉烏圖出生後一直生活在伯爾茲，並見證了大羅馬尼亞的誕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特蘭西瓦尼亞、布科維納和比薩拉比亞與羅馬尼亞王國合併，形成了大羅馬尼亞）這一歷史時刻，中學畢業後遷居布科維納，1928年來到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就讀於布加勒斯特大學數學系，他同時還曾就讀布加勒斯特醫學院，但沒有畢業。1929年12月加入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聯盟，1931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1965年稱羅馬尼亞工人黨），從事黨的宣傳活動。羅馬尼亞共產黨被禁止後幾年裡，他在黨中央宣傳鼓動部門任機關報《火花報》編輯，與斯特凡·福里什、盧克雷奇烏·帕特勒什卡努、沃爾特·羅曼、索林·托馬、米爾恰·巴拉內斯庫、塔蒂亞娜·莉亞皮斯一同工作。其中，塔蒂亞娜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拉烏圖素以機智、善於嘲諷和見識廣博著稱，喜歡俄羅斯和蘇維埃文學，他是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少數具有一定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的積極分子。拉烏圖也被認為是一位東歐教條式的史達林主義者，就如同雅各布·伯曼（波蘭統一工人黨意識形態領導人）、雷瓦伊·約瑟夫（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意識形態領導人）和庫爾特·海格（德國統一社會黨意識形態領導人）。他是在俄羅斯文化土壤中成長的猶太人，早已與他的猶太血統分離，他譴責一切形式的猶太民族主義，被歸類為“猶太無神論者”。
蘇聯歲月
1930年，拉烏圖因煽動武裝暴動被羅馬尼亞王國反動政府逮捕並判處一年有期徒刑，先後被關押在基希訥烏監獄和多夫塔納監獄，獲釋後不久，1932年，他再次嘗試暴動，1934年再次被捕，先被關押在切爾諾夫策的監獄，後被轉到吉拉瓦的監獄。獲釋後，他在布加勒斯特黨委工作。他和第一任妻子塔蒂亞娜·莉亞皮斯離婚後，結識了同是接受俄羅斯教育的猶太人娜塔莉亞·瑞德爾。1940年蘇聯占領比薩拉比亞後，拉烏圖和娜塔莉亞移居蘇聯，在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任《蘇維埃土地》雜誌的編輯，他也是摩爾達維亞共產黨的一位思想意識形態工作者。在此期間，拉烏圖和娜塔莉亞結婚，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後，拉烏圖夫婦逃離比薩拉比亞，撤退到蘇聯內地。
1943—1945年任莫斯科廣播電台羅馬尼亞語編輯部主任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編輯。在此期間，他受到羅共中央國外領導人安娜·波克爾、沃爾特·羅曼、彼得·博里勒的賞識，這種關係使他得以直接接觸波克爾在共產國際的同事們，他取代了在卡爾·馬克思大學（萊比錫大學）有很高聲望的巴茲爾·斯皮魯，並接受魯道夫·斯蘭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主持電台廣播工作）的領導。
核心理論家
1945年，列昂廷·拉烏圖應波克爾的要求回到解放後的羅馬尼亞並立即被安排到黨中央負責宣傳鼓動部門的領導工作，1945—1948年任羅共機關報《火花報》編輯委員會委員，1945年11月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部長，作為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黨的意識形態領導人）的副手，形成了以自己為核心的編輯團隊，他的文章以辛辣的諷刺和激烈的措辭抨擊反動資產階級，特別是揭露和抨擊國家自由黨和國家農民黨的反共反人民的圖謀，並提出“消滅多黨制度”。拉烏圖以及西爾維烏·布魯坎、斯特凡·沃伊庫、索林·托馬、內斯特·伊格納特、尼古拉·莫拉魯、米隆·拉杜·帕拉斯基韋斯庫等人被吸收進羅馬尼亞共產黨的研究小組，形成了黨的核心思想家團隊。拉烏圖還在協助建立和指導羅馬尼亞共產黨的宣傳鼓動和政治教育機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7年，人民政府粉碎了代表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羅馬尼亞國家自由黨和羅馬尼亞國家農民黨勾結西方帝國主義，企圖顛覆人民政權的反革命陰謀，拉烏圖組織宣傳力量向反動勢力發動猛烈輿論宣傳攻勢。同時，他指示宣傳部門，把工作重點放在譴責西方陣營和他們推行的的“馬歇爾計畫”（官方名稱為“歐洲復興計畫”），支持把社會主義工業建立在確保不受外來壓力和干涉的可靠的國內資源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電氣化。此外，拉烏圖參與了由安娜·波克爾主導的打擊猶太復國主義的傳播，起草了1948年黨的民族政策決議，向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保證，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原則下，他們的公民權利不會受到侵害。
1947年12月30日，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成立，拉烏圖在1948—1965年先後控制了黨的宣傳鼓動部門、國家教育部和文化部、羅馬尼亞科學院、羅馬尼亞廣播委員會和電影製作機構、羅馬尼亞國家通訊社、作家聯合會和藝術家協會、甚至體育協會和俱樂部。
陪同伏羅希洛夫元帥參觀訪問政治崛起
1948年2月，羅馬尼亞共產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羅共—社民黨統一代表大會），決定羅馬尼亞共產黨與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合併為羅馬尼亞工人黨，大會隨後轉為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拉烏圖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1948年2月—1955年12月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部長。1948年11月2日當選為羅馬尼亞-蘇聯友好協會中央理事會領導成員。1949年5月12日當選為羅馬尼亞保衛和平委員會委員，同年6月8日當選為羅保和會執行局委員。1949年3月—1952年5月任布加勒斯特大學教授。1949年7月任社會主義科學和文化傳播委員會委員，1950年10月5日當選為人民民主陣線中央委員會委員。1950年10月—1956年4月4日任克盧日集團軍（克盧日軍區）軍事委員會委員。
1955年12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共“七大”）上當選為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57年11月19日—1965年7月23日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宣傳和文化部部長。1960年6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三大”（羅共八大）上仍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逝世後，1965年3月22日，羅馬尼亞工人黨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拉烏圖繼續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1965年7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書記處，1965年3月29日分管中央宣傳鼓動部、新聞出版部、對外聯絡部、黨史研究所、《火花報》、《階級鬥爭》雜誌和“斯特凡·喬治烏”高級黨校。1969年分管體育教育和體育運動全國理事會、社會主義少年先鋒隊全國委員會。1969年3月13日—1972年2月28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1969年8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1972年4月24日—1981年11月26日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斯特凡·喬治烏”社會科學政治經濟教育學院院長。1974年11月羅共“十一大”、1979年11月羅共“十二大”均當選為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1980年3月27日任羅共中央社會主義教育和文化、政治活動和意識形態問題委員會委員，1980年9月任最高教育委員會副主席。
列昂廷·拉烏圖是羅馬尼亞大國民議會代表，1948—1952年為布澤烏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52—1961年為克盧日州圖爾達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1975年為巴克烏州東巴克烏第1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75—1980年為巴克烏縣北巴克烏第1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80—1985年為阿爾巴縣阿尤德第5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1年3月25日—1965年8月21日任大國民議會新憲法制定委員會委員。
榮譽
列昂廷·拉烏圖曾榮獲多項功勳獎章和榮譽稱號，1948年被授予一級勞動勳章，1949年被授予“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二級勳章、二級保衛祖國勳章，1952年被授予“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紀念獎章，1959年被授予一級“八·二三”勳章。
在1964年8月羅馬尼亞解放二十周年之際，拉烏圖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鐮刀和鐵錘”金星勳章和“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武裝部隊成立二十周年”紀念獎章，同時被授勳的還有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杜米特魯·科列烏、列昂廷·薩拉揚和斯特凡·沃伊捷克等人，以表彰他們在羅馬尼亞工人運動、建立人民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特殊功勳。
1966年被授予一級圖多爾·弗拉迪米雷斯庫勳章，1969年8月被授予“祖國解放二十五周年”紀念獎章，1971年被授予社會主義勝利勳章、“羅馬尼亞共產黨成立五十周年”紀念獎章，1979年被授予“祖國解放三十五周年”紀念獎章。1980年1月，拉烏圖在70歲壽辰時，被授予“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以表彰他在社會主義建設諸多領域的傑出貢獻。
列昂廷·拉烏圖文化獨裁者
複製日丹諾夫主義
列昂廷·拉烏圖是羅馬尼亞共產黨的著名理論家和思想家，長期負責文化、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自1948年起，拉烏圖把持羅馬尼亞教育、科學、文化和宣傳媒體以及黨的組織幹部培訓近三十年，是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最親密的合作者和黨中央宣傳鼓動部門的首腦，從1956年起，直到喬治烏-德治逝世，這一時期的拉烏圖一直被廣泛認為是“羅馬尼亞文化生活的獨裁者”。1949年，他基於反對世界主義和資產階級客觀性的社會科學（“在社會科學反對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和客觀主義”），在黨的報刊和雜誌上發表關於共產主義階級鬥爭的文章。這項工作是向羅馬尼亞人介紹以歷史唯物主義和一元化對文化和科學問題的分析，借用蘇聯對“資產階級偽科學”的批判：對遺傳學、新馬爾薩斯主義、非決定論，並在很大程度上批判“國際化”的社會思想家（歐內斯特·貝文、萊昂·勃魯姆、哈羅德·拉斯基）。兩個世紀的羅馬尼亞哲學，從倡導西方化（蒂圖·利維烏·馬約雷斯庫）到激進的本土主義（尼古拉·C·約內斯庫）都被羅馬尼亞工人黨所摒棄，與拉烏圖牢牢紮根於羅馬尼亞傳統上歸屬的東歐文化圈。同樣，右翼歷史學家格奧爾基·I·布拉蒂亞努（布加勒斯特大學歷史系教授、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被指責是“希特勒”和“美帝國主義”的傀儡，他於1947年被軟禁，1950年被逮捕，1953年死於獄中。
他的理論依據源自蘇聯的“日丹諾夫主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黨委第一書記，主管意識形態的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蘇共“二號人物”和史達林的接班人）大力推崇並片面誇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作用，反對形式主義和個人主義，排斥、打擊其他一切創作形式，拒絕接受任何西方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作品。拉烏圖試圖在解放後的羅馬尼亞複製這種模式，他和基希涅夫斯基將“史達林體制”和“日丹諾夫主義”引入羅馬尼亞文化領域。自1948年開始，拉烏圖一直致力於消滅“腐朽”的文學和藝術。他宣布日丹諾夫對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奇的嚴厲批判是一個積極的榜樣：“脫下手套，讓我們開始批判。在這裡，我們也可以借鑑蘇聯的經驗。”之後，他指示出版社和文學雜誌要遵循“公正準繩”，為遵循工人黨原則和“走下象牙塔”的作家提供資助和預留版面。
列昂廷·拉烏圖和索林·托馬在羅馬尼亞文學領域引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史達林主義，著名詩人、科學院院士圖多爾·阿爾蓋濟因公開提出反對意見而遭到批判，他被攻擊為“頹廢”並在隨後的數年被禁止出版著作。此後，文學評論家謝爾班·喬庫列斯庫、弗拉基米爾·施特賴努都被指為不能適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精神。1949年，拉烏圖開始了他在學術界的清洗，首當其衝的是布加勒斯特大學教授、文史學家喬治·卡利內斯庫，他雖屬左翼，但被認為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從1949年3月至1952年5月，拉烏圖在布加勒斯特大學主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學工作。
當他的政治導師波克爾和喬治烏-德治在羅馬尼亞工人黨內明爭暗鬥異常激烈之時，拉烏圖建立了自己的聲望，在清除盧克雷奇烏·帕特勒什卡努時，拉烏圖指控他是“工人階級的敵人”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誹謗者。狄托和史達林關係破裂（蘇南衝突）後，拉烏圖參與揭露狄托對羅馬尼亞搞“滲透”，組織發動針對狄托和南斯拉夫的宣傳輿論攻勢。同時，他接手了名義上獨立的左翼報紙《真理報》的監管工作，1951年在其監督下對《真理報》進行了整肅並停刊。
1952年，拉烏圖是在安娜·波克爾倒台後極少數得以全身而退並沒有被指控為“右傾反對派”的羅馬尼亞工人黨“國際派”領導人，此後，他與米隆·康斯坦丁內斯庫等黨內知識分子一起，發起了一場旨在清除黨內其他所有反對派的運動，並起草了羅馬尼亞工人黨的相關決議。拉烏圖在中央全會上作了關於幹部政策的發言，並引述了蘇共十九大及其加強社會主義“思想工作”的重要講話加以論證。他指責波克爾是一個集體化的破壞者並和她的同夥瓦西列·盧卡從事“犯罪活動”。
拉烏圖經過多年經營，為自己構建了一個新的權力基礎團隊，這些人包括宣傳鼓動家、作家和記者，其中最突出的是莫拉魯、塞爾馬魯、薩文·布拉圖、奧維·克洛梅尼恰努、保羅·喬治斯庫、尼古拉·德爾圖良和揚·維特納。還有多年來作為他的副手的米哈伊爾·羅勒爾、奧費利婭·馬諾萊、保羅·尼古列斯庫-米齊爾、尼古拉·戈德伯格、馬尼亞·曼內斯庫、科爾內爾·奧內斯庫、帕維爾·楚古伊。以及他最喜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康斯坦丁·約內斯庫·古利安和埃諾·加勒等人。拉烏圖儼然成了羅馬尼亞共產黨和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紅衣主教”。
在1952年以後，拉烏圖更是在文化、學術領域嚴格貫徹“史達林主義”。根據喬治烏-德治的指示，在羅馬尼亞有針對性地宣傳作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分支流派的“孟什維克主義”，在1951年，相對於羅馬尼亞社會民主主義之父康斯坦丁·多布羅賈努-蓋雷亞，拉烏圖和約內斯庫-古利安譴責了持保守主義觀點並與蓋雷亞對立的蒂圖·馬約雷斯庫，將他視作資產階級的象徵。一批著名學者：盧西恩·布拉加、圖多爾·維亞努、利維烏·魯蘇、特奧多爾·布格納留、亞歷山德魯·羅塞蒂、亞歷山德魯·格勞爾、約爾古·約爾丹等都受到批判、審查和迫害。體育界也受到波及，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時任工人黨中央委員兼中央組織局委員、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總政治部主任）向拉烏圖匯報了關於體育運動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包括1953年調查中央陸軍體育俱樂部的宗派主義並“將其利益置於國家體育利益之上”的活動。
參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展覽會反對修正主義
史達林逝世後，羅馬尼亞黨和國家領導層的結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但此時的拉烏圖仍然是文化政策的制定者。1956年以後，他在黨內唯一的上級喬治烏-德治基本很少過問文化方面的事，這使得拉烏圖在社會人文領域形成了壟斷的話語權。
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和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雪夫之間的關係異常緊張，特別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羅馬尼亞參加了對匈牙利的干預。拉烏圖自己也說，公眾認為，羅馬尼亞正遭遇“蘇聯在匈牙利製造的恐怖”。20世紀50年代中期，羅共政權的核心人物，包括拉烏圖和喬治烏-德治的經濟顧問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在改革派和史達林主義者之間進行調停，喬治烏-德治為平息兩大派系的相互對抗，決定改變20世紀50年代初期所採用的的日丹諾夫主義政策，他甚至讓拉烏圖和米哈伊爾·羅勒爾負責緩和羅馬尼亞工人黨和羅馬尼亞知識分子脆弱的關係。
1957年6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上，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和米隆·康斯坦丁內斯庫因攻擊喬治烏-德治，被指責為“自由社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並被清洗出黨中央領導核心。雖然拉烏圖是基希涅夫斯基的親信（他的妻子娜塔莉亞·拉烏圖是基希涅夫斯基的秘書），但拉烏圖在政治風波中得以生存並保全政治地位。他表示全力支持喬治烏-德治，參與負責起草工人黨中央全會決議檔案並向全黨傳達。他和齊奧塞斯庫合作完成了這項工作，可見他是一個喬治烏-德治所信任的人。
此時，拉烏圖唯一潛在的對手是格雷戈里·普雷奧蒂亞薩，當中央委員會書記處負責意識形態的基希涅夫斯基被開除出政治局和書記處後，普雷奧蒂亞薩取代了他的位置，被選為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羅馬尼亞文化有了重新審視文化政策的可能，出現了“解凍”的跡象。然而1957年11月普雷奧蒂亞薩的突然死亡，使拉烏圖無可爭議的掌握了文宣和意識形態的控制權。當時，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代表團所乘坐的圖-104飛機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著陸時發生事故，普雷奧蒂亞薩遇難，拉烏圖等多人受重傷。
拉烏圖回國後開始了全面的反修正主義運動。1958年5月，他在演講中嚴厲批判反蘇的第四國際（國際托派）；譴責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和“自由主義理論”；批評了史達林主義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拉烏圖重新評價了自己的政治定位，他把基希涅夫斯基描繪出一個病態的史達林主義者並和他自己作一個平衡的比較。1958年6月，他和喬治烏-德治針對羅馬尼亞工人黨元老康斯坦丁·東恰質疑喬治烏-德治的革命首要地位進行了駁斥。拉烏圖指責東恰是一個“狄托分子”，藉口東恰及其追隨者仍抱有現代主義思想在文化領域進行審查。但同時，拉烏圖起草了一份注意改善同南斯拉夫的關係和淡化反狄托宣傳的秘密檔案。作為羅共文化活動家，拉烏圖還策劃了對哲學家康斯坦丁·諾伊卡、迪努·皮拉特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見的文學家的審判，他們都受到國家保全部門秘密警察的偵訊和迫害。
喬治烏-德治、拉烏圖參加史達林的葬禮轉型過渡
在從史達林主義向民族共產主義轉型過渡後，拉烏圖操縱、策劃了一系列打壓另類文化、批判和揭露嫌疑分子的活動：共產主義作家亞歷山德魯·加爾和伽柏·伽爾要求去史達林化；現代主義雕塑家米利塔·佩特拉斯庫敵視和誹謗羅馬尼亞的人民民主制度；古典作曲家米哈伊·安德里庫因被揭發他讚賞西方而受到嚴厲斥責。拉烏圖還拒絕為現代派詩人、翻譯家揚·維納平反，稱他的問題與藝術無關，而是充當英國情報機關的代理人。1960年，在喬治·克林內斯庫的問題上，拉烏圖指責他偏離了羅馬尼亞工人黨的路線，拉烏圖的人認為，作為一個小說家，克林內斯庫曾美化鐵衛隊。克林內斯庫的申訴博得了喬治烏-德治的同情，他被允許在大學教學，但仍不能恢復教授職銜。
列昂廷·拉烏圖在政治局直接負責控制羅馬尼亞猶太人社區事務，猶太人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他。拉烏圖雖然是猶太人，但羅馬尼亞對猶太人區別對待的歧視政策，造成大批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拉烏圖要求黨的領導人不要剝奪他們的羅馬尼亞公民資格，並且從喬治烏-德治的反猶太主義的評論，得出的結論是羅馬尼亞共產主義整合猶太少數民族失敗了。最終，拉烏圖順從了喬治烏-德治的觀點，他開始站在一個反猶太主義者（主要是羅共領導人）的立場上講話。1958年，作為清洗黨內部分猶太黨員的主要負責人，拉烏圖表現出強烈的反猶太主義情緒。他還指責著名藝術家約瑟夫·莫爾納鼓吹猶太復國主義，勒令他在會議上作“自我批評”。
拉烏圖還被派去安撫羅馬尼亞的匈牙利族少數民族，平息匈牙利族人的“鬧事”，他提出“民族主義一元化的作用”，宣揚“羅馬尼亞化”（民族同化政策），要求對“敵對分子”支持“匈牙利民族主義”採取行動，並參與對巴貝什-博堯伊大學實行“政教分離”。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以後，馬扎爾匈牙利族自治區被解散，最關鍵的崗位都充滿了忠實於羅馬尼亞的人。1958年，所有匈牙利人與羅馬尼亞人國小都被強制合併。1959年，克盧日的匈牙利大學在與羅馬尼亞合併後幾乎完全成為羅馬尼亞語機構。從1959年9月起，受中央委託，拉烏圖和齊奧塞斯庫主持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負責抑制“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傳播，維護和促進少數民族的權益。
在1962年的短期教育工作會議上，拉烏圖宣布：“40000名宣傳鼓動工作者教育了140萬羅馬尼亞年輕人，這一切都源自於對在黨的領導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渴望”。同時，拉烏圖也採取了一些自由化措施，他作為大國民議會代表，參加喬治烏-德治率領的官方代表團訪問美國並參加聯合國大會。拉烏圖改變了他對“頹廢詩人”的立場，歡迎圖多爾·阿爾蓋濟和揚·巴爾布重返文壇，甚至還自詡為藝術自主性的保護者。1962年，在他的默許下，羅馬尼亞工人黨和政府為一些受歡迎的傳統主義知識分子落實政策。但是，拉烏圖在批評史達林主義的問題上依然保持沉默。1963年根據拉烏圖的命令，羅馬尼亞與阿爾巴尼亞一樣，成為僅有的禁止翻譯出版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東歐國家。1964年，當喬治烏-德治發出脫離蘇聯的去史達林化的政治信號時，拉烏圖再次呼籲將強思想政治工作。喬治烏-德治在中蘇論戰中支持中國共產黨，拉烏圖協助起草了“四月提綱”指出“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權利”。
拉烏圖和齊奧塞斯庫在巴貝什-博堯伊大學齊奧塞斯庫的助手
列昂廷·拉烏圖被形容為“最聰明的共產主義領袖”。當他所處的社會和自己的民族起源發生衝突時，拉烏圖通過他的妻子納塔莉亞與埃列娜·齊奧塞斯庫之間的友誼，尋求加強同喬治烏-德治的接班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的良好關係，他與齊奧塞斯庫夫婦在喬治烏-德治時代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因此有歷史學家認為他是一個“變色龍”式的人物，這也是他成為政治“常青樹”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喬治烏-德治健康狀況惡化後的權力角逐中，拉烏圖都一直支持主持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工作的齊奧塞斯庫。在此期間，齊奧塞斯庫給拉烏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僅僅是可怕的羅共“監獄派”的精英，還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傾向。
1965年3月19日，喬治烏-德治逝世，列昂廷·拉烏圖撰寫和發布了官方訃告，並負責葬禮儀式。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上台後，拉烏圖的地位繼續上升並成為齊奧塞斯庫的忠實合作者，在1965年7月的羅共九大上，拉烏圖被選入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成為齊奧塞斯庫時代的重要領導人。1969—1972年任主管教育的副總理，1972—1981年任中央黨校“斯特凡·喬治烏”學院院長，主管黨的幹部培訓及相關行政職能和宣傳鼓動工作，為黨組織、社會、政治、經濟和國家管理培養人才。當羅共中央決定重新審定羅馬尼亞共產黨黨史後，拉烏圖負責編輯簡明黨史教程，以此來闡述喬治烏-德治的各種思想。
儘管拉烏圖在政治變局中力圖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但他在黨內的發展勢頭還是受到遏制，因為他和齊奧塞斯庫絕不是平等的合作關係。1966年是他的政治低潮期，他僅僅負責監督國內貿易部門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社會主義少年先鋒隊的工作。在這一時期，拉烏圖閱讀和研究了大量政治理論文獻，包括赫伯特·馬爾庫賽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說。明面上，拉烏圖表現出積極主動迎合齊奧塞斯庫。1971年“七月講話”提出了抑制自由化和建立民族共產主義體制後，拉烏圖表示歡迎，讚揚齊奧塞斯庫的指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的典範”和征服政治經濟文化的“積極的、革命性的態度”。他還向齊奧塞斯庫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作了“深刻檢討”。他在“斯特凡·喬治烏”學院成立了“歷史進步和世界革命進程研究室”，致力於捍衛正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反對技術官僚的“錯誤思想”。
羅共中央領導與“九大”代表合影推崇領袖
1978年1月25日，為慶祝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兼國務委員會主席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同志的六十歲壽辰和參加革命活動四十五周年，“斯特凡·喬治烏”社會政治學院和布加勒斯特經濟研究院在布加勒斯特聯合舉行隆重儀式，分別授予齊奧塞斯庫同志政治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稱號。參加儀式的有：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埃列娜·齊奧塞斯庫、馬尼亞·曼內斯庫和其他所有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以及中央委員。羅馬尼亞政府副總理和其他政府成員、國務委員會委員、各高等院校和中央各研究院的負責人也參加了儀式。教育部長蘇扎娜·格德亞主持儀式。“斯特凡·喬治烏”學院院長拉烏圖講了話並向齊奧塞斯庫頒發了政治學博士學位證書。
1978年2月3日，羅馬尼亞科學院科學技術革命委員會、羅馬尼亞社會政治科學院科學技術革命對社會、政治和人類影響研究委員會、羅共中央黨校“喬治烏·斯特凡”學院歷史進步和世界革命進程研究室，聯合召開學術討論會，討論“科學技術革命條件下羅馬尼亞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結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討論會總結了羅馬尼亞幾年來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列昂廷·拉烏圖在開幕詞中說：組織這次學術討論會的宗旨是“從多學科的觀點來研究科學技術革命的各個不同方面及其對當代世界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深刻影響力。經濟沿著集約的方向發展，著重在質的方面提高，把最新科學成果引進物質生產，如何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是羅馬尼亞當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1979年11月在黨的第十二全國次代表大會上，羅共元老、前總書記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對齊奧塞斯庫的錯誤提出批評，拉烏圖立即向珀爾伏列斯庫發起猛烈的攻擊。在1980年2月的一次講話中，拉烏圖回顧黨史，聲稱自己是第一個注意到年輕的齊奧塞斯庫的“非凡的勇氣和卓越的智慧”的共產黨人，他和所有黨員積極分子都感謝“我親愛的齊奧塞斯庫同志”的思想指導。1980年3月起分管黨的意識形態、政治思想以及國家社會主義文化和教育委員會的工作。
羅共中央領導會見匈牙利族代表沉寂和最後的歲月
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拉烏圖的妻子納塔莉亞·拉烏圖的健康狀況惡化，她自20世紀40年代一直受偶發性偏頭痛困擾，她被診斷為病毒性腦炎並陷入昏迷狀態，在埃利亞斯醫院接受專門護理，但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進入20世紀80年代，由於齊奧塞斯庫和黨的一系列錯誤政策，導致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危機，人民不滿情緒加深。持續惡化的國民經濟、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壓，造成大批公民外逃移居國外，其中包括許多黨政高級幹部或其直系親屬。對此，齊奧塞斯庫和羅共中央採取了嚴格的防範措施。1981年，拉烏圖的女兒埃列娜和女婿安德烈·科勒移民美國並取得永久居留權，這使他在政治上極為被動，在黨內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
在1981年8月18日的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拉烏圖受到嚴厲批評。會議指出，“拉烏圖目前的家庭狀況同他作為黨的領導成員的身份是不相容的。”會議認為，黨的幹部和黨員應對自己的親屬、尤其是對子女進行愛國主義的和革命的教育，並對他們的勞動、生活和社會表現以及遵守社會主義道德準則負有責任。因此，要在這方面對黨的幹部和黨員提出嚴格要求。羅共中央政治執委會鑒於列·拉烏圖的直系親屬要求最終離棄祖國定居國外，決定解除他的羅共中央政治執委和羅共中央黨校校長的職務。
此後，這位文化思想家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專注於黨史研究工作。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政局發生劇變，羅馬尼亞共產主義政權體系崩潰，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處決。拉烏圖看到他一生為之奮鬥和奉獻的社會主義制度傾覆。由於擔心遭到新政權和反共勢力的政治清算，他轉而支持新總統揚·伊利埃斯庫。伊利埃斯庫曾在齊奧塞斯庫時代任羅共中央政治執委會候補執委、中央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長，是拉烏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對拉烏圖一直很尊重。
劇變後的羅馬尼亞沒有剝奪列昂廷·拉烏圖在喬治烏-德治時代作為共產主義元老所取得的特權待遇，在法律上將他列入“反法西斯老戰士”，繼續領取豐厚的養老金，並享受特殊醫療照顧。1993年，拉烏圖病逝於布加勒斯特，享年83歲。遺體火化後安葬，葬儀上奏響《國際歌》。
接見匈牙利族知識分子文化世家
列昂廷·拉烏圖有過兩段婚姻，第一任妻子塔蒂亞娜·莉亞皮斯，第二任妻子納塔莉亞·拉烏圖，都是羅共黨員、革命家、宣傳活動家。他和納塔莉亞育有兩個女兒：安卡·拉烏圖-奧羅維亞努（羅馬尼亞作家、藝術評論家）和埃列娜·拉烏圖（科勒）。拉烏圖的兄弟米哈伊曾任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政府通訊部副部長。拉烏圖的兩個侄子：瓦列里·奧伊斯泰努是羅馬尼亞和美國詩人、藝術評論家、散文家、攝影家和表演藝術家，安德烈·奧伊斯泰努是羅馬尼亞宗教歷史學家、民族學家、文化人類學家、文學評論家、小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