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簡介
《史記》是中國的一部
紀傳體通史。由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花了18年的時間所寫成的。全書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字,有十二
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
列傳,共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記載了上起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約公元前3000年)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它包羅萬象,而又融會貫通,脈絡清晰,“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太史公自序》),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詳實地記錄了上古時期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
文章信息
原文
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
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
遜位,讓於
虞舜,舜、禹之間,岳牧鹹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卞隨、
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
吳太伯、
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
孔子曰:“伯夷、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
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
不食周粟,隱於
首陽山,
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
伯夷、
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
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
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
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
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
道不同,不相為謀。”亦
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譯文
有學問的人,閱覽的書籍極為廣博,但仍然要從“六藝”中查考可信的依據。《
詩經》、《
尚書》雖殘缺不全,然而有關虞、夏史事的記載還是可以看到的。唐堯將要退位的時候,決定禪讓給虞舜。而虞舜以及後來的夏禹,四岳九牧都一致推薦,才試任官職管理政事幾十年。待到他們的功績已經建立,然後才把帝位傳給他們。這表明,天下是最珍貴的寶器,帝王是最大的繼統,傳交帝位是這樣的難啊!但是,有的人卻說:堯要將帝位讓給許由,許由不肯接受,並以此為恥而逃避隱居起來。到了夏代,又有卞隨、務光兩個人不肯接受帝位,雙雙投水而死。這些,又怎么說起呢?太史公說:我曾經登上箕山,那上面居然有許由的墓呢。孔子排列論述古代的仁人、聖人和賢能之人,象吳太伯、伯夷一類,記載十分詳盡。我所聽說韻許由、務光,他們的德義是極高的,而有關他們的文字經書里記載得很少,這是為什麼呢?
孔子說:“
伯夷、
叔齊,不記舊仇,因此很少怨言。”又說,他們“追求仁而得到了仁,又為什麼怨恨呢?”我悲憐伯夷的心意,讀到他們留下的逸詩而感到事實是令人奇怪的。他們的傳記里寫道: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想立叔齊為君,等到父親死後,叔齊又讓位給長兄伯夷。伯夷說:“這是父親的意願。”於是就逃開了。叔齊也不肯繼承君位而逃避了。國中的人就只好立他們的另一個兄弟。正當這個時候,伯夷、叔齊聽說西伯姬昌敬養老人,便商量著說:我們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他們到達的時候,西伯已經死了,他的兒子武王用車載著靈牌,尊他為文王,正向東進發,討伐紂王。伯夷、叔齊拉住武王戰馬而勸阻說:“父親死了尚未安葬,就動起干戈來,能說得上是孝嗎?以臣子的身份而殺害君王,能說得上是仁嗎?”武王身邊的人想殺死他們,太公姜尚說:“這是兩位義士啊!”扶起他們,送走了。武王平定殷亂以後,天下都歸順於周朝,而伯夷、叔齊以此為恥,堅持大義不吃周朝的糧食,並隱居於首陽山,採集薇蕨來充飢。待到餓到快要死了的時候,作了一首歌,歌辭說:“登上首陽山,採薇來就餐,殘暴代殘暴,不知錯無邊?神農虞夏死,我欲歸附難!可嘆死期近,生命已衰殘!”就這樣餓死在首陽山。
從這種情況看,伯夷、叔齊是怨呢?還是不怨呢?
有人說:“上天待人的準則是沒有偏私的,它總是向著為善之人。”那么,象伯夷、叔齊,可以叫做善人呢,還是不算善人呢?他們聚積仁德、修潔品行達到這般地步,而終致餓死!再說在七十個弟子中間,孔子僅僅稱舉顏淵是好學的人,但顏淵永遠窮困潦倒,連糟糠都難得飽足,終於過早地夭亡了。那種認為上天總是報答、恩賜善人的說法,又怎么樣呢?盜蹠每天都殺害無辜的人,吃人的心肝,兇橫殘暴,聚集黨徒數千人橫行於天下,竟然活到高齡而死。他是遵行什麼道德呢?這都是些特別重大而且明白顯著的例子。如果說到近世,有些人操行不規矩,專門違犯法律,而終身享受安逸和快樂。子孫都保有豐厚的產業。那選好了道路才舉步,看準了時機才說話,從不走邪道,不是公平正當的事決不奮力去做,反而遭受禍殃的人,是多得沒法數的。我是非常懷疑的,倘若這便是所謂天道,那這天道究竟合理呢?還是不合理呢?
孔子說過,“道德見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謀劃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罷了。所以他說,“富貴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讓我執鞭為馬夫,我也願意乾。如果不能追求,還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歲月到了寒冷的季節,才知道松柏是最後凋落的”。整個世道都渾濁的時候,品行高潔的人才顯現出來。難道是因為他們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將富貴看得太輕嗎?
孔子說:“有道德的人最怕的是死後名聲不被傳揚。”賈誼說:“貪婪的人為財而丟命,壯烈之士為名而獻身,自命不凡者為權勢而死,普通老百姓愛惜自己的性命。”《易經·乾卦》說:“同樣明亮的東西就互相輝映,同樣種類的事物則互相應求”。“雲跟從龍而生,風伴隨虎而起,聖人出現,萬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伯夷、叔齊雖是賢人,不過因為孔子的讚揚而聲名更為昭著。顏淵雖然專心好學,也不過因為追隨於孔子之後而德行越發顯露。巖穴隱居之士,取捨是如此有規範,這些人名聲淹沒而不被稱道,實在是可悲的事情!民間的普通人,想磨礪德行,建立名聲,如果不依附那名望、地位極高的人,哪能留名於後世呢?
文章評論
《伯夷列傳》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冠《史記》列傳之首。在這篇列傳中,作者以“考信於六藝,折衷於孔子”的史料處理原則,於大量論贊之中,夾敘了伯夷、叔齊的簡短事跡。他們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後,又恥食周粟,採薇而食,作歌明志,於是餓死在首陽山上。作者極力頌揚他們積仁潔行、清風高節的崇高品格,抒發了作者的諸多感慨。
文章藉助夷、齊善行,和所謂暴戾兇殘、
橫行天下的盜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軌,違法犯禁的人和審慎小心、有崇高正義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惡者安逸享樂,富裕優厚,累世不絕;而善者遭遇的災禍卻不可勝數。從而抒發了天道與人事相違背的現實,有力地抨擊了“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謊言,對天道賞善罰惡的報應論,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充分表現了作者無神論的觀點。
但是,商朝末年,
紂王的統治已瀕於崩潰,武王伐暴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是不可逆轉的,而夷、齊的諫阻和恥食周粟是背轉歷史大潮的。所以,
毛澤東同志在《
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歷史上歌頌這兩個人物,那是頌錯了,他們不值得歌頌。而作者對篤守遺訓、不能變通的行為加以歌頌,無疑是有所偏頗的。
本文寫作獨具特色。縱觀《史記》
本紀、世家、
列傳之篇末,均有
太史公的贊語,唯《
伯夷列傳》則無。滿紙贊論、詠嘆夾以敘事。名為傳紀,實則傳論。史家的通例是憑藉翔實的史料說話,而或於敘述之中雜以作者的意見,就算變例了。所以,本文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為本紀、世家、列傳之僅有。
本文雖多贊論,但縱橫捭闔,彼此呼應,迴環跌宕,起伏相間。伯夷、
叔齊的事實,只在中間一頓即過,“如
長江大河,前後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相間出奇。”《史記論文》第五冊《伯夷列傳》時有鮮明比照,一目豁然;時有含蓄設問,不露鋒芒卻問題尖銳又耐人尋味。
太史公潤筆潑墨之中,可略見其筆力之一斑。
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十歲時隨父到長安,先後求學於董仲舒和孔安國門下。二十歲開始遊歷名山大川,所到之處均考察風俗,採集史跡傳說。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司馬遷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著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時因友軍接應不力身陷重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
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