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旦八

三旦八，西夏（党項）人，在蒙元屬於色目人，漢名旦景初，字山堂，號飛山子。初為僧人，受碩德八剌提拔，於至治年間(1321-1323)任功德使司功德副使，掌宗教事務。1323年八月碩德八剌遇刺身亡後，淡出了權力中樞，外調肅政廉訪司僉事。也孫鐵木兒死後，於兩都之戰加入大都（今北京）陣營，獲得新的政治資本，1344年任雲南行省右丞，陞雲南行省平章政事。1350年，被任命為宣徽院宣徽使，掌管宮廷飲食，受妥歡帖睦爾的信任。治平二年（1352年），外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率領哈赤、貴赤、兀魯衛三支宿衛軍南下鎮壓徐宋，注重招降納叛，團結地方豪強的勢力，先後攻陷了杭、湖、饒等州縣，一度穩定了元末江浙行省的局勢。治平五年（1355年）同楊完者以兵守嘉興路，御張士誠。龍鳳四年（1358年）十二月，因遭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僉事般若帖木兒彈劾，被貶謫為掌管江南僧眾的行宣政院使，寓居於興化路。龍鳳五年（1359年）正月，回響從中書省遷調至福建行省的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兒，與原興化路總管安童聯手招募鄉勇，收買泉州的亦思巴奚軍首領賽甫丁與阿迷里丁，開分省於興化路，任平章政事，與政敵般若帖木兒相互攻訐，引發了持續十年的亦思巴奚兵亂，三旦八亦被阿迷里丁扣押到泉州，雖仍有平章政事之官銜，但在拘押和制約下，是沒有任何實權的，只得淡出政治，回歸佛教，寄情山水，龍鳳六年（1360年）重修彌陀岩石室。龍鳳十年（1364年）的《重修彌陀岩石室題記》是現存可見三旦八活動的最晚記載。

基本介紹

• 別名：旦景初
• 字：山堂
• 號：飛山子
• 所處時代：元末明初
• 本名：三旦八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三旦八的字號與早年經歷，見於楊維楨所撰寫的《江浙平章三旦八公勛德碑》曰：「公字山堂，『飛山子』其鐵甲兵號也。西夏人，自幼警悟，博達載籍，淹貫弢銘。善劍術騎射。其佩上賜劍曰『龍電劍』雲。」由此可見，「山堂」是三旦八的字，故元人有尊稱其為「山堂右丞」、「山堂院使」或「山堂公」者。

除本名與字之外，身為西夏遺裔的三旦八還有漢式姓名。翰林學士虞集《次勻筠軒司徒足成旦公所藏》提及自己曾於「旦公」處看到一對「英宗御題之句」，日「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馬祖常亦曾睹見「功德使三旦八藏英宗皇帝所賜御書」，「有御製詩云『月色清吾心，日光照吾民』十字」，虞集詩中的「旦公」就是指馬祖常筆下的三旦八，他可能在與士大夫交遊時以「旦」為姓，故有此稱謂。此外，虞集還有一首《題旦景初僉司畫》詩「旦公山堂城東南，畫圖古檜何毿毿」，詩題中的「旦景初」應為三旦八的漢式姓名；至於「山堂」的字，從這首詩來推測，應該是來自於三旦八位於城東南的居所名。

雖家世已無可考，但三旦八的出身卻有蛛絲馬跡可循。《菊坡叢話》載：學士歐陽玄女婿何貞立「少有俊名，舉進士。原功（歐陽玄）欲拔入翰林，於虞、揭諸公極稱道之。及相見，適僧旦景初持墨菊卷詣翰林求題」。據蕭啟慶考證，何貞立系1321年進士，《菊坡叢話》的記載說明三旦八在此前後還是一名僧人。

三旦八的妻子蔑兒乞氏，是翰林學士承旨脫脫之女。吾廬先生嚴威開館授學於京師，「四方贄問饋遺者填於室…其授五經義者至占其監學之半，時人目為西監雲」，三旦八亦慕名而來，為其門人。鬱郁不得志的朱德潤本將外任儒學提舉，卻機緣巧合得到三旦八的推薦，向碩德八剌獻上了《雪獵賦》，得以詩才留居大都（今北京）。雲南名儒王昇「以文章政事名於南詔」，「是以中州文章巨公仕於滇之省憲者，如伯高右相、山堂右丞（即三旦八）、雪山憲副、鶴野大參、著庭金憲、秋江郎中，無不與之交遊」。即便是日後出師江南，身在軍旅，三旦八亦尤為器重潘著與楊維楨門人張憲。

三旦八由僧人入仕，大致始於碩德八剌至治年間(1321一1323)。時人朱德潤曾見碩德八剌於「明仁殿書《舜歌南風詩》賜功德副使臣旦」，三旦八這個西夏遺僧似是在功德使司開啟自己仕途的。

功德使司，在西夏與蒙元時期的職官體系中皆有建制：西夏有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與道士功德司，均為僅次於中書省和樞密院的次等司，掌國內宗教事務；蒙元時期的功德使司屬從二品，「掌奏帝師所統僧人並吐番軍民等事」。或許因二者有一定製度上的淵源，三旦八被視為掌管功德使司的合適人員，在入仕之初就已位居正四品。

然而好景不長，1323年八月碩德八剌在南坡遇刺，旋即也孫鐵木兒繼位，不得寵的三旦八一度淡出了權力中樞。虞集《題旦景初僉司畫》稱之「僉司」，當指三旦八被外派往某道肅政廉訪司擔任僉事，這意味著他已不再僅僅是一個掌握宗教事務的僧官，而是開始管理世俗政務，協助長官監臨一道和分巡按治。廉訪司金事的品秩為正五品，這次任命實際上是一次降職。

也孫鐵木兒死後，蒙元爆發了皇位爭奪戰——兩都之戰。王逢《江浙平章三旦八第宅觀敕賜龍電劍引》稱「公身佩之下幽燕」，「幽燕」即古幽州、燕國之地，泛指今北京、河北北部以及遼寧西部一帶，蒙元中後期「幽燕」方向的敵人，只應當是被大都（今北京）視為威脅的上都孛兒只斤·阿速吉八集團。從王逢的詩句推測，三旦八很可能佩戴著碩德八剌所賜的龍電劍，站在大都一方參與了兩都之戰，並憑藉其出色的軍事才能嶄露頭角，贏取了大都陣營的信任。

至遲於1342年秋，三旦八再次回到中央任職，並以某官署「院使」的身份到平江路（今蘇州）出差，遊覽了姑蘇城西北郊的虎丘。

1344年，三旦八外任為雲南行省右丞，「多善政，深得軍民之心，有遺愛焉」。

1349年，時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的三旦八覲見妥歡帖睦爾，在教友瑞岩長老智照的陪同下返回大都。

1350年，三旦八被任命為宣徽院宣徽使，掌管宮廷飲食，足見其受妥歡帖睦爾的信任。

就職江浙

治平二年（1352年）七月，徐宋項普略、彭瑩玉部受徐宋皇帝徐壽輝之派遣東征，連克江州、饒州、徽州，攻破昱嶺關，進居江浙行省首府杭州，蒙元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震驚蒙元中央政府。妥歡帖睦爾便以三旦八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率領哈赤、貴赤、兀魯衛三支宿衛軍南下助戰。

在蒙元時期，蒙古統治者眼中僧侶的作用往往是「告天祝壽」，為大汗或整個黃金家族祈福。從早年的仕宦履歷與作為來看，三旦八為僧人出身，以僧官入仕，而後才轉為文職，常年任職於功德司、廉訪司、行省、宣徽院這樣的宗教、行政或監察機構，不是專職武將，卻得到帶兵作戰的機遇。

蒙元中央政府挑中他「統哈赤、貴赤、兀魯三衛軍，專征江之南」，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三旦八在兩都之戰中的表現，另一方面亦與這三支衛軍的構成有關係。尤其是貴赤衛，1276年，「世祖詔民之盪析離居及僧道、漏籍諸色人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可見這支宿衛軍在組建之初就吸納了若干僧道為兵：再加上蒙元不信任漢人衛軍，有著漢兵宿衛軍「大小將校之設，必自唐兀衛擇人以為之監」的傳統，有執掌功德司經驗的唐兀人（西夏國遺民之族稱）三旦八便成了三衛軍統帥的最合適人選。

在領命出發之初，宿衛軍頻為朝令夕改的聖旨所困擾。方行至嘉興，三旦八便因徐宋將領項普略部北上圍攻集慶路（今南京）而領旨北返救援。如此一來，剛從杭州退出的徐宋殘部便獲得了喘息之機，再次攻克杭州。三旦八當機立斷，以「外製便宜」，突破聖旨約束，日夜兼程地趕赴離杭州不遠的鳳口，占領了戰略要地，切斷了徐宋杭州殘兵與其餘徐宋部隊的聯繫，迫使其再次退出杭州，向武康縣突圍。

元軍在三旦八的帶領下勢如破竹，接連攻陷武康、德清、吳興、長興、泗安、廣德等州縣。

從時人之評價來看，元軍能在江南戰場進展順利，得益三旦八的統戰策略，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招降納叛，進而瓦解敵軍。在出發之初，三旦八的友人幕僚朱德潤便建策日：「民不識兵將百年矣！變生不虞，宜以安集為念，凡擲兵來附者，皆平民脅從詿誤者，請一切貸之，庶克有濟」，「平章韙之，三軍用命」。對被俘的徐宋將領程琳，三旦八通過「輒釋不殺」的感化，最終「盡得其虛實狀」。

在攻克廣德後，元軍「大索三日，俘裔伏草倚禾，飛走無路」，「公下令日：『手無兇器，即吾良民。』有而不殺者以萬計」，避免了把對方逼入玉石俱焚、魚死網破的境地，三旦八的部將哈迷，亦秉承了主帥的策略：「舟師次湖州橫山，賊以五百艘拒戰。公（哈迷）手火筒炮日：『賊兵多助從，吾不忍萬眾無知就死，將驚之使自散爾。』…俄赭衣數萬，循山奄至，公登岸謂將士曰：『賊雖破，皆新衣，不過倉卒被驅迫爾，慎無多殺。』仍使騎前呼日：『汝等皆吾良民，宜舍兵！』」三旦八軟硬兼施的統戰策略，往往能旗開得勝，令敵人望風披靡。

西鎮皖南

治平三年（1353年）春，從浙西撤回的徐宋軍繼續據徽州路、饒州路等路，在皖南進行抗元鬥爭。為根除後顧之憂，蒙元中央政府催促三旦八繼續西進鎮壓。當年二月，三旦八取道嚴州，「復廣德，擊賊淳安，以詔書示赦其人，卒定徽州」，其部將韓邦彥、哈迷取道湖州、廣德，與主帥會兵徽州路。

四月，三旦八的另一屬將劉脫因攻下婺源州；五月，哈迷攻占饒州，三旦八便宜除之為達魯花赤。經過近半年的拉鋸戰，皖南局勢基本穩定。

治平五年（1355年），三旦八留下幾員部將鎮守，自己則回歸江浙行省省治杭州。

為更加有效地治理皖南地區，三旦八尤其重視對當地士族豪紳的拉攏。江州豪族出身的汪同隨三旦八克復饒州路，被授予餘干州同知，三旦八「齎白金盂色段新楮二萬券賞之」。「家世簪纓為望族」的鄱陽人劉明「激鄉閭以義勇保境」，為元軍充任嚮導，「總兵官三旦八平章屢以銀碗宮段賞賜」。樂平人許則祖率鄉族起兵，後戰死，三旦八特書「忠義」表其閭。休寧人金震祖本已隱居嚴陵多年，卻在難卻的盛情下受三日八聘舉而為徽州路治中。出身歙縣的鄭玉亦是三旦八的禮聘對象，只不過終因病而作罷，鄭玉的同鄉唐桂芳則為三旦八作《平章山堂公畫像記》，讚頌其「平亂」功績。

然而，與初鎮壓江南時的順風順水不同，三旦八在西進皖南的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也更多。出兵之初，幕僚魯修就指出了元軍的三個短處：「大軍北來而南下，此其不足恃，一也。舉郡饑荒，人心易動，無德以懷之，二也。義士有功德者不賞，賂行者得列爵，訓其下以貪，三也。」可惜的是，魯修這通直言忤逆了三旦八，在幕中鬱郁不得志，終「振衣歸舊廬」。果然，在與徐宋軍周伯顏部的戰鬥中，「平南兵多北人，不便險阻，為紅巾所邀。三旦八僅以身免。賊乘勝長驅入州」，險些令元軍前功盡棄。

三旦八回杭州以後，饒州路局勢日趨惡化，終再次回到徐宋之手。按時人之評價，饒州失陷於徐宋軍原因有二：

其一，「饒自平章三旦八去後，朝廷以脫脫、阿魯灰並為元帥，分統三旦八軍，遇賊剿捕。參政恩寧普軍鎮州城。鎮撫哈迷素以戰功，不受約束，由是軍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即將城池失陷歸咎於三旦八走後，餘下將帥不能齊心。

其二，如明初御史劉炳所言，「明年，韓元帥死，平章不善調度，援兵不至，矢竭糧盡，於是城陷」，因遠在杭州的三旦八未能派遣援軍，以致饒州路孤立無援，最終被攻破。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治平五年（1355年），三但八費勁千辛萬苦才攻陷的饒州路再次被徐宋政權奪還，蒙元江浙行省重新控制皖南僅有不到兩年的時間。

分省興化

若從政區地理的角度考量，治平五年（1355年）三旦八從前線東返浙西的原因，大致因饒州路已達江浙行省之西緣行政邊界，徐宋餘部當由湖廣行省與江西行省負責鎮壓。然而，《元史》卻清晰地記載了三旦八返浙的真正目的：「六月甲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參知政事楊完者以兵守嘉興路，御張士誠」。

在此之前，治平四年（1354年），因臨陣換帥，雲集高郵鎮壓張士誠的百萬元軍分崩離析，不戰而勝的張土誠再無牽掣，勢力迅速發展。

治平五年（1355年）冬，張士誠的周軍從南通渡江南下，攻破常熟州；次年二月，張軍拔平江路（今蘇州市），改為隆平府，據以為都。數月之間，江浙行省先後失去了對無錫、常州等城的控制。三旦八出鎮嘉興路，扼守杭州東北之門戶，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然而，杭州還是在同年七月一度被張土誠攻陷，幸得楊完者率領的另一路元軍經過苦戰，方才再次收復。八月，張士誠接受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的招撫降元。或許是因為精銳部隊和麾下勇將均留在了皖南防禦徐宋軍，三旦八在與張士誠較量中的戰績並不耀眼，幾乎沒有太出色的表現。

龍鳳四年（1358年）八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八遁於福建」。對於這次遷調，《元史》解釋其因果謂：「先是，三旦八討饒州，貪財玩寇，久而無功，遂妄稱遷職福建行省。至福建，為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僉事般若帖木兒所劾，拘之興化路。」

這段記載有異說：按楊維楨所作之《勛德碑》，三旦八自饒州回杭後，「平南功奏，天子申以錫命，金帶赤舄彤弓郁鬯，昇平章甘肅。未行，繼升淮南。濱行，寇陷吳陰，秀以急告，省大臣及將吏土庶鹹挽留」，是可見當時已普遍肯定了三旦八鎮壓南方的功勳，之所以會被定性為「貪財玩寇，久而無功」，或許是般若帖木兒攻訐外來政敵的一個藉口而已。

同年十二月，遭到彈劾的三旦八被貶謫為掌管江南僧眾的行宣政院使，寓居於興化路。然而，依舊有政治野心的三旦八並不甘於就此安心從事宗教事務管理，退出政治舞台。

恰好，從中書省遷調至福建行省的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兒，與般若帖木兒為首的福建地方官發生了矛盾，於是普化帖木兒派人聯絡前任興化路總管安童和三旦八共集鄉兵，並以錢財收買泉州的亦思巴奚軍首領賽甫丁與阿迷里丁，意欲借這支回回人武裝，排擠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的政敵，發起了「省憲構兵」。

龍鳳五年（1359年）正月，三旦八自稱平章政事，安童自稱參知政事，開分省於興化路；二月，三旦八親自統帥興化鄉兵及亦思巴奚軍北上福州奪權。不料留守興化後方的安童卻與亦思巴奚軍發生了衝突，阿迷里丁遂率部攻城。正在前線的三旦八聽聞後方內訌，連忙輕騎趕回興化，勸安童開城和解。安童不聽，三旦八隻得獨自出城撫慰，被阿迷里丁扣押。亦思巴奚軍破城後，在興化大肆擄掠一番，直至四月方才押著三旦八和戰利品撤回泉州。

身陷泉州

被拘押於泉州的三旦八雖仍有平章政事之官銜，但在阿迷里丁等人的拘押和制約下，他是不可能有任何實權的。於是，這位失意的河西僧人只得淡出政治，回歸佛教，寄情山水，龍鳳六年（1360年）重修彌陀岩石室。題記中三旦八之志同道合者，有新任憲使孫三寶、僉事釋迦奴，二人俱列名於三旦八之下，這或許說明三旦八等人收服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政敵的初始目標已然達成一一一但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龍鳳十年（1364年）的《重修彌陀岩石室題記》是現存可見三旦八活動的最晚記載。

人物評價

在元末江浙行省動盪的政局中，三旦八曾一度力挽狂瀾，成為蒙元控制江南的基石，無愧於時人「獨當一面東南天」的高度讚譽；然而晚年的他因執著於政爭，不惜與同朝官員兵刃相見，直接釀成亦思巴奚兵亂，導致各支軍閥混戰興化、泉州近十年之久，其破壞不可估量。作為亂局的最初製造者之一，三旦八應對蒙元在福建統治秩序的崩壞負有一定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