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饑荒
- 外文名：famine
- 拼音：jī huāng
- 詞性：名詞
- 比喻：莊稼歉收或沒有收成
- 出自：漢賈誼《新書·無蓄》
漢語詞語,基本解釋,例句,中國,民國時期,共和國時期,世界,愛爾蘭大饑荒,烏克蘭大饑荒,中國河南大饑荒,
漢語詞語
基本解釋
[crop failure distitution; famine]：荒歉
嚴重的饑荒之苦
[be in financial difficulties; be hard up;be short of money]：比喻經濟腿探戲困難
鬧饑荒
[debt] [口]：指債
拉饑荒
[trouble]：麻煩事；禍患
[quarrel; dispute; conflict]：爭吵；理論；矛盾
等他晚上果然來的時候，我們店裡就好合打饑荒了。——《兒女英雄傳》
飢火燒腸
例句
1、莊稼收成很差或顆粒無收。飢，通“飢”。
漢賈誼《新書·無蓄》：“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
2 穀物、果子等歉收或沒有收成。
3 泛指莊稼收成很差或顆粒無收。
《三國志．卷九．魏書．曹洪傳》：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谷以繼軍。
4 猶虧空。
5 猶麻煩，糾紛。
清 曹雪芹《紅樓夢》第十六回：“他為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饑荒。”
清 曹雪芹《紅樓夢》第三九回：別出不去城，才是饑荒呢。
《兒女英雄傳》第四回：“好可是好，就是咱們馱著往回里這一走，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那不是活饑荒嗎。”
中國
民國時期
根據美國駐華公使司徒雷登的說法，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萬～700萬人死於飢餓，以此估算，民國時代估計總共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但因為國民政府對基層那可悲的控制力和戰亂等原因，這一說法無法得到證實。我們大概永遠都不會知曉民國時期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死於饑荒，唯一可以清晰的數據是，解放前中國人平均預期壽命僅35歲。以下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白修德親身經歷的1928年和1942年兩場中原地區的大饑荒。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薩斯城的一位年輕人，埃德加·斯諾來到了黃河河套以南的黃土高原上。斯諾當時二十四歲，是來調查關於饑荒並進行報導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諾結識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輕人，他就是紐西蘭人路易·艾黎。他們一起在中國目睹了人民餓死企喇幾的慘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著骷髏似的死屍，沒有肌提請記葛肉，骨頭脆如蛋殼。飽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路邊的屍體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戒嫌影了。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大饑荒的一角。中國有六百萬人死於這次饑荒。當時，對這一事件的報導在《紐約時報》的內版占了半個專欄。”
20世紀20年代末，一場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席捲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僅甘肅省就有近240萬災民死亡，先後有140餘萬人死於飢餓，有60萬人死於瘟疫，有30萬人死於兵匪之手。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套拳妹，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
美國記者斯諾此時正在內蒙古旅行。他說：“我目擊數以千計的兒童死於饑荒。”他在晚上看到餓死的災民，次日清晨就不見屍體的蹤影，因為已經變成了另一部分饑民活命的口糧。“斯諾說，親眼目擊的華北西北大災荒，是他的一個“覺醒點”。他從這裡認識了人間的真相，了解了階級、階級鬥爭的由來。這就是他無保留地同情、支持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思想基礎。
對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真實報導，是白修德在中國的記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頁，也是他“最刻骨銘心的記憶”。正是這場造成300萬人死亡，300萬人流離失所的災難讓白修德對蔣介石的看法“從起初的尊敬和仰慕，變為憐憫和唾棄。”
1941年，地處中原前線的河南省出現嚴重旱情，糧食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顆粒無收。同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正式捲入“二戰”。此時的國民政府如同白修德筆下的那樣，“爭取美國的支持來反對日本人，是重慶政府得以繼續生存下去的希望所在”。政府將全部注意力投向美國，卻對河南災民的疾苦置若罔聞。迫於戰亂，孤立無援的災民只得相率逃荒，或坐以待斃。
1942年7月，來自四面八方的訊息通過電報、信函等形式將河南災荒嚴重的情形不斷傳遞到戰時國民政府高層官員的耳中。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裡，看到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得知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年底，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甚至出現“易子相食”的慘案。
事實上，在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里，國民政府已積累了一套相當成熟的應急救災體系，在1931年江淮水災爆發後有效地緩解了災難。而這一次，當足夠多的災難預警向中央政府湧來，他們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不僅沒有賑濟舉措，賦稅還照征不減。
當時，蔣介石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戰場的準備上，滇緬公路戰事吃緊，美國援助仍在路上。白修德從一個官員口中得到了另一個更令人髮指的“解釋”：如果人民死了，土地還會是中國的，但如果士兵餓死了，日本人就會占領這些土地。
一路哀鴻遍野。遍地都是死亡或行將待斃的衰弱軀體。白修德曾看到一個母親帶著一個嬰兒和兩個較大的孩子，長途跋涉找食物，已非常疲倦。母親叫兩個較大的孩子往前去下一個村子找食物。孩子回來時，母親死了，那嬰兒還在吮吸著母親的乳房；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賣光，換一頓最後的飽飯吃，然後自殺。
白修德不時搖一搖地上的人，看他們是否還活著。他們儘可能地把婦女、兒童和嗷嗷待哺的嬰兒送去由來自“美中救濟”的美國基金支持的救濟營，試圖讓他們存活下來，如果實在毫無辦法，“至少要讓他們像人一樣死去。”梅根神父說。
無論何時何地，白修德和福爾曼聽到的都是重複的呼籲：“停止徵稅吧，饑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徵稅，我們是能夠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
有一天，白修德和福爾曼終於親耳聽到了一起人吃人的案子。一個姓馬的婦女試圖吃掉她的小女兒。嬰兒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證據。官府指控她殺了孩子並吃了她的肉。她辯解說是孩子餓死在先，然後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從災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不少災民都聲辯自己只吃死屍，沒有吃過活人。白修德寫道：“我們在這個村子裡只待了兩個小時，無法判斷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說謊；可我們聽到同樣的故事太多了，這一事件發生的地區十分廣大，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在河南，人類吃著人類。”
晚年時，白修德身邊仍然留著一張選單，那是他們離開鄭州的前一夜，鄭州的政府長官們宴請他們的選單，有蓮子羹、辣子雞、栗子燉牛肉、春卷、熱饅頭、大米飯、豆腐煎魚等，還有兩道湯，三個餡餅，餅上撒滿了白糖。這是白修德生平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河南，暴怒是比死亡更酷烈的方式。”白修德如此記述道。
“中國孩子健康時是美麗的；健康時他們的頭髮有漂亮的自然油澤的光彩，他們的眼睛像杏仁一樣閃動。可是這些瘦到不像樣的人，應該是眼睛的地方，卻是充滿著膿水的窟窿；營養不足使他們的頭髮乾枯；飢餓弄得他們的肚子鼓脹起來；天氣吹裂了他們的皮。他們的聲音已退化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白修德晚年的回憶錄里寫道：“對當時所見的一切，我現在已經不能再相信，除非那些潦草凌亂的筆記堅持向我展示我曾看到了什麼。”
當時，同樣記錄河南大饑荒的還有他的同伴哈里森·福爾曼。那時，深入河南的外國攝影記者並不多，而福爾曼無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他被稱為“現代的馬可·波羅”。幾十年後，福爾曼所拍攝的有關河南大饑荒的照片已成為後人了解這一史實最重要、最完整的視覺影像。他的日記和486張一手照片都被完好地保存在他的家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的圖書館中。
記者翻開福爾曼的日記，黑色鋼筆的墨跡已有些化開，他的字跡潦草地在日記本上狂飛，令人依稀能感受他當時看到河南一片生靈塗炭時內心的煎熬。其中有一段寫道：“我們看到一塊被翻開的墓地，森森白骨和殘破的布片散落在四周—顯然，一個餓死的難民被匆匆埋葬在這裡，又被狗挖出來啃了個乾淨。”
共和國時期
1959—1961“三年困難時期”：這次饑荒世所罕見，主要是因為農業減產，以及不切實際的徵收。
世界
愛爾蘭大饑荒
1801年，愛爾蘭被強占成為英國的一部分。隨著歐洲農業革命和馬鈴薯的引入，愛爾蘭人口也迅速增長，達到其歷史的頂點830萬。然而一場馬鈴薯病（枯葉病），居然就給了愛爾蘭毀滅性打擊。但是馬鈴薯歉收在18、19世紀的愛爾蘭屢見不鮮。據1851年的一次統計，愛爾蘭自1728年來至少發生過24次歉收，其中1740年的饑荒程度也非常嚴重。但都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而唯獨愛爾蘭被當時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英國吞併後，卻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的大饑荒慘劇。原因何在。首先，英國對愛爾蘭全面掠奪的殖民政策導致的貧困是造成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大英帝國的繁榮是靠對殖民地的擴張和掠奪發展起來的。愛爾蘭作為其第一塊海外殖民地，由於地緣政治關係，首先成為其掠奪目標。從17世紀中期以來，愛爾蘭的土地幾乎完全為英國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數大地主居住於英格蘭，只關心穀物和牲畜的出口，因此愛爾蘭大多數農業收入因此輸出國外。由於愛爾蘭土地兼併嚴重，愛爾蘭農民大多數成了英國土地貴族的佃農。而他們所獲得的土地面積由於非常小，因此只有種植馬鈴薯才能養活家人。再加上自從合併以後，愛爾蘭繁榮的工商業受到了可以自由輸入的在更優越的經濟條件下製造出來的英國工業品的打擊。因此愛爾蘭人民幾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業方面毫無出路，殘酷的殖民掠奪造成了農民極端貧困，也使得愛爾蘭半數以上的人靠馬鈴薯維持生活。這種對單一農作物的過度依賴以及都是不為社會所關注的窮人成為愛爾蘭的大饑荒全面爆發埋下的社會隱患。
《愛爾蘭大饑荒》
《愛爾蘭大饑荒》其次，英國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應緩慢。當時的英國正處於其頂峰的維多利亞時期，並且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是公認的世界工廠。英國無論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領世界潮流之先，是一個擁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陸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龐大殖民帝國。英國就是那個時代繁榮、發達和文明的象徵，其國力居世界翹楚。甚至就在大饑荒四年前，英國為打開中國的大門，不惜費盡心機、勞師動眾從印度派軍艦發動了鴉片戰爭。而且此時，英國正全力籌辦人類歷史上首屆世博會。然而，面對愛爾蘭的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卻無動於衷，任災情蔓延和愛爾蘭人民拋屍遍野。甚至後來災情危重，當第一艘運糧船達到愛爾蘭時，運送的救災玉米卻無法食用，即使無法食用的玉米，申請也需要極其複雜的程式。甚至英國政府對自發的出於人道主義的救助也橫加阻攔。奧斯曼蘇丹宣布將寄送1萬英磅給受災的農民，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卻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磅，理由是她本人才捐了2000英磅。於是蘇丹只捐了1000英磅，同時秘密地派了三艘裝滿食品的輪船。英國法院試圖阻止，但沒有成功。
第三，英國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饑荒期間即1846年廢除了《穀物法》，破壞了愛爾蘭糧食自由輸入英國的權利，使愛爾蘭的小麥失去了它在英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從而反過來破壞了愛爾蘭的農業經濟。在愛爾蘭的英國地主，自《穀物法》廢除後，無視愛爾蘭的饑荒，多半由種植小麥改為經營畜牧業。大大減弱了抵抗饑荒的能力，從而相當程度的加重了饑荒的發展。
第四，在饑荒最嚴重的幾年間，愛爾蘭仍然向英國本土出口糧食。而且整個饑荒期間愛爾蘭都是糧食淨出口。這種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顧愛爾蘭人民死活毫無人性的做法，使得這場自然災害迅速演變成人禍。而1782年至1783年的饑荒，當時的愛爾蘭政府把港口封閉，全部糧食價格大降，以自救。正是由於英國這個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在饑荒前的殖民掠奪政策、和饑荒時的自私自利行為（廢除《穀物法》）、對饑荒視而不見求助不力甚至仍然讓愛爾蘭大量出口糧食的逆行，最終釀成了被認為是“西歐三十年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最大的災難”的悲劇。愛爾蘭之所以被稱為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國家其中一個原因在於與各國人群的“個人間聯繫”最多（主要通過家庭紐帶）。而這背後，正是愛爾蘭人因這次大饑荒而背井離鄉的歷史背景（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柯林頓都是愛爾蘭裔）。這場大饑荒消除了一種生活方式和一種語言（凱爾特語言幾乎消亡），但是愛爾蘭人民也由此開始了民族覺醒，走向民族解放和自決道路，並最終贏得獨立。而歷史正義也在1996年開始顯現。1996年，ILLINOIS大學的法學教授Francis A. Boyle在紐約愛爾蘭饑荒和種族滅絕委員會的委託下寫出報告，指英國政府在這場大饑荒中的行為，根據1948年海牙種族滅絕協定第二款，清楚地犯有種族滅絕罪。
烏克蘭大饑荒
當代學者大多贊同這樣的觀點，即烏克蘭大饑荒是在史達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災難，造成饑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為因素。在烏克蘭，這次饑荒有時被認為是故意製造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在推行農業集體化期間，大量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戶加入集體農莊，他們在烏克蘭遇到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最終導致對烏克蘭“富農”階層的集體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長耕作、富於農業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導致烏克蘭本土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率下降。免於被流放的農戶，因為擔心被劃成富農，因此不願耕作，其直接結果就是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當年預期在全蘇聯可以收穫9070萬噸糧食，但是實際上只收穫了5500萬到6000萬噸。蘇聯政府徵得的糧食數量也從預期的2650萬噸下跌至1850萬噸。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32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這一法令從根本上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萬名農民根據該項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
烏克蘭首都基輔的饑民屍體
烏克蘭首都基輔的饑民屍體在禁止農民占有收穫的糧食後，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頒布了另外一項秘密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農具、牲畜、種子）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製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餘糧、口糧和種子糧。
這幾項懲罰性措施實施數月後，到1933年春天，在全烏克蘭範圍內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但同時自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仍未停止。當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乾旱加重了饑荒的程度。與此同時，蘇聯政府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到這些地區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為“階級敵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烏克蘭氣候條件轉好，1934年農業收穫量有所提高，烏克蘭饑荒狀況逐漸消失。
由於缺乏官方統計數字，死於烏克蘭大饑荒的人數只能進行估算，具體人數在250萬到480萬之間。除了飢餓外，缺乏營養、抵抗力下降後導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傷寒和傷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烏克蘭人，4.5%是俄羅斯人，1.4%為猶太人，1.1%為波蘭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白俄羅斯人、匈牙利人、伏爾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死於烏克蘭大饑荒。
除了饑荒外，1932年到1933年，蘇聯還對抱有民族主義觀點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進行了清洗。
中國河南大饑荒
1942年到1943年，久旱無雨的河南發生了罕見的“中原大饑荒”，造成五百萬人死亡，慘絕人寰，舉世震驚。“自然災害”當然是“天災”，但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則主要是“人禍”，衍為當時政治的腐敗、政府的嚴重失職。事實證明，一旦政府採取種種有力的賑災措施，災民得到救濟，死亡人數便迅速減少。在這次大饑荒中，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促使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最終採取果斷措施、拯救無數生靈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從1941年開始，地處中原的河南就開始出現旱情，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已經“絕收”，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1942年，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這時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在許多地方出現了“人相食”的慘狀，一開始還是只吃死屍，後來殺食活人也屢見不鮮。然而，國民政府對此似乎了解無多，不僅沒有賑濟舉措，賦稅還照征不減。
飢餓的河南災民
飢餓的河南災民1943年災區氣候依然乾旱，災情進一步惡化。這時，災區的情況開始外傳，2月初重慶版《大公報》刊登了該報記者從河南災區發回的關於大饑荒的報導，卻遭到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當即勒令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訊息傳來，駐重慶的外國記者一片譁然，白修德決定親赴災區一探虛實。月底，經過有關部門批准，白修德來到河南災區。雖然已經有所耳聞，但親眼看到災區的情況他還是深受震動。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屍體隨處可見，到處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屍。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從沙土堆中扒出屍體來啃的照片。在當地傳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訪了許多村莊，訪問了許多災民。從災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不少災民都聲辯自己只吃死屍，沒有吃過活人。一個父親被控把自己的兩個孩子殺掉吃了，這位父親辯解說是在孩子死後才吃的。還有一個農民被控殺掉別人送給他的八歲兒童，因為在他家屋旁的大罈子里發現了小孩的骨頭。這位農民也辯白說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寫道：“我們在這個村子裡只待了兩個小時，無法判斷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說謊，所以我們又繼續策馬前進。”
最初的震驚之後，白修德開始從技術上入手蒐集最低的統計數字，每天都和農民及低級官員交談，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發現，軍隊徵收的軍糧往往高於全年的收成，農民還要向地方政府官員納稅，貪污腐敗比比皆是：
收稅時實際上的野蠻和侮辱是傷心慘目的，但和收稅同時進行的貪污更壞。徵收穀物的軍官和當地官員認為抽稅是他們薪水的補貼，是一種搶劫的特權。每個月在稅款分配之後，高級軍官們就把多餘的穀物分了，送到市場上出售，得款飽入私囊。這種不法抽得的穀物，實際上是到達市場穀物的唯一來源，而控制穀物的囤積居奇者，把價格抬得天一樣高。
這些事實並不是從報章上收集得來，而是從農民嘴上收集得來的。我們曾經設法跟某些老百姓談話。有一天晚上，當我們住在一個軍司令部的時候，一群中年人來訪問我們，說他們代表著當地社會。他們起草了一個條陳及一個報告書，希望我們帶到重慶去。他們給了我們兩份。這報告書說，全縣十五萬人中，十一萬人已什麼都沒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約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從饑荒開始以來，政府發放的救濟品為麩皮一萬斤。我們和這群人的領袖談了一下。他有地嗎，是的，二十畝。他收穫多少穀物呢，每畝十五斤。抽稅要抽多少，每畝十三斤。
這時，一直在旁聽他們談話的指揮官勃然大怒，這位指揮官級別不低，是位將軍。他把那個農民叫到一旁訓斥一番，然後這位農民回到白修德旁邊，改口說剛才說錯了，稅不過每畝五斤。同時，這位將軍要求他們把這些農民剛才給他們的書面報告退回。他們退回了一份，但這位將軍堅持必須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寫道：“我們相對默然，在昏暗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那老人在發抖。我們明白，待我們走後，我們的一切罪名都會歸在他身上，而且我們自己也害怕；我們交回了報告書。”有此經歷，以後他們儘可能在沒有任何官員在場時和百姓交談，無論何時何地，聽到的都是在重複同樣的呼籲：“停止徵稅吧，饑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徵稅，我們是能夠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
把各村、縣情況匯總後，白修德估計受災最重的四十個縣中大約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人餓死。但是，當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說起餓殍遍地的情景時，這位省主席卻說他誇大事實：“只有富人才得把賦稅全部交納。對於窮人，我們所徵收的，絕不超過土地上所能出產的東西。”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嚴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賦稅、採取賑災措施，就能迅速減少災民的死亡人數，因為在河南省鄰省陝西就有大批存糧。然而，各級官員對災情總是輕描淡寫，力圖掩蓋真相。
面對這種情況，白修德意識到只有讓外界知道情勢如此嚴峻才能挽救災區無數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實情告訴世人。洛陽電報局是他歸途中經過的第一個電報局，他立即就將電稿發出。他清楚，“按照規定，這篇報導和任何新聞報導一樣，應當發回重慶，由我在宣傳部的老同事進行檢查，這樣，他們肯定會把這篇報導扣壓下來的。然而，這封電報卻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台迅速發往了紐約。或者是因為這個電台的制度不那么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這篇報導不經檢查就直接發往紐約了。於是，訊息首先在《時代》雜誌上傳開了——這家雜誌在整個美國是最同情中國人的事業的”。當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頓時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由於她與《時代》周刊老闆亨利·盧斯（Henry R. Luce）是老朋友，所以強烈要求盧斯將白修德解職，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被盧斯拒絕。訊息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朝野對當時中國政府不顧民眾死活的作法大為不滿，甚至感到非常憤怒。
回到重慶後，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面呈實情，但蔣卻拒不接見，因為“一夜之間我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議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我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我和電報局裡的共產黨員共謀，把我的報導偷發出去”。宋慶齡得知這種情況，一再對蔣介石說事關數百萬人性命，堅持要蔣見白修德。在宋慶齡的堅持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見面時，蔣介石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堅決否認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屍的情況。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屍體的相片，蔣看到這些相片，表情極其尷尬，問他在何處拍下這些相片，而後要他提供完整的報告，接著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謝，說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後來的事實說明，一旦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災民的死亡便迅速減少。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薩斯城的一位年輕人，埃德加·斯諾來到了黃河河套以南的黃土高原上。斯諾當時二十四歲，是來調查關於饑荒並進行報導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諾結識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輕人，他就是紐西蘭人路易·艾黎。他們一起在中國目睹了人民餓死的慘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著骷髏似的死屍，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飽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路邊的屍體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大饑荒的一角。中國有六百萬人死於這次饑荒。當時，對這一事件的報導在《紐約時報》的內版占了半個專欄。”
20世紀20年代末，一場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席捲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僅甘肅省就有近240萬災民死亡，先後有140餘萬人死於飢餓，有60萬人死於瘟疫，有30萬人死於兵匪之手。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
美國記者斯諾此時正在內蒙古旅行。他說：“我目擊數以千計的兒童死於饑荒。”他在晚上看到餓死的災民，次日清晨就不見屍體的蹤影，因為已經變成了另一部分饑民活命的口糧。“斯諾說，親眼目擊的華北西北大災荒，是他的一個“覺醒點”。他從這裡認識了人間的真相，了解了階級、階級鬥爭的由來。這就是他無保留地同情、支持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思想基礎。
對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真實報導，是白修德在中國的記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頁，也是他“最刻骨銘心的記憶”。正是這場造成300萬人死亡，300萬人流離失所的災難讓白修德對蔣介石的看法“從起初的尊敬和仰慕，變為憐憫和唾棄。”
1941年，地處中原前線的河南省出現嚴重旱情，糧食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顆粒無收。同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正式捲入“二戰”。此時的國民政府如同白修德筆下的那樣，“爭取美國的支持來反對日本人，是重慶政府得以繼續生存下去的希望所在”。政府將全部注意力投向美國，卻對河南災民的疾苦置若罔聞。迫於戰亂，孤立無援的災民只得相率逃荒，或坐以待斃。
1942年7月，來自四面八方的訊息通過電報、信函等形式將河南災荒嚴重的情形不斷傳遞到戰時國民政府高層官員的耳中。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裡，看到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得知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年底，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甚至出現“易子相食”的慘案。
事實上，在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里，國民政府已積累了一套相當成熟的應急救災體系，在1931年江淮水災爆發後有效地緩解了災難。而這一次，當足夠多的災難預警向中央政府湧來，他們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不僅沒有賑濟舉措，賦稅還照征不減。
一路哀鴻遍野。遍地都是死亡或行將待斃的衰弱軀體。白修德曾看到一個母親帶著一個嬰兒和兩個較大的孩子，長途跋涉找食物，已非常疲倦。母親叫兩個較大的孩子往前去下一個村子找食物。孩子回來時，母親死了，那嬰兒還在吮吸著母親的乳房；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賣光，換一頓最後的飽飯吃，然後自殺。
白修德不時搖一搖地上的人，看他們是否還活著。他們儘可能地把婦女、兒童和嗷嗷待哺的嬰兒送去由來自“美中救濟”的美國基金支持的救濟營，試圖讓他們存活下來，如果實在毫無辦法，“至少要讓他們像人一樣死去。”梅根神父說。
無論何時何地，白修德和福爾曼聽到的都是重複的呼籲：“停止徵稅吧，饑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徵稅，我們是能夠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
有一天，白修德和福爾曼終於親耳聽到了一起人吃人的案子。一個姓馬的婦女試圖吃掉她的小女兒。嬰兒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證據。官府指控她殺了孩子並吃了她的肉。她辯解說是孩子餓死在先，然後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從災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不少災民都聲辯自己只吃死屍，沒有吃過活人。白修德寫道：“我們在這個村子裡只待了兩個小時，無法判斷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說謊；可我們聽到同樣的故事太多了，這一事件發生的地區十分廣大，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在河南，人類吃著人類。”
晚年時，白修德身邊仍然留著一張選單，那是他們離開鄭州的前一夜，鄭州的政府長官們宴請他們的選單，有蓮子羹、辣子雞、栗子燉牛肉、春卷、熱饅頭、大米飯、豆腐煎魚等，還有兩道湯，三個餡餅，餅上撒滿了白糖。這是白修德生平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河南，暴怒是比死亡更酷烈的方式。”白修德如此記述道。
“中國孩子健康時是美麗的；健康時他們的頭髮有漂亮的自然油澤的光彩，他們的眼睛像杏仁一樣閃動。可是這些瘦到不像樣的人，應該是眼睛的地方，卻是充滿著膿水的窟窿；營養不足使他們的頭髮乾枯；飢餓弄得他們的肚子鼓脹起來；天氣吹裂了他們的皮。他們的聲音已退化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白修德晚年的回憶錄里寫道：“對當時所見的一切，我現在已經不能再相信，除非那些潦草凌亂的筆記堅持向我展示我曾看到了什麼。”
當時，同樣記錄河南大饑荒的還有他的同伴哈里森·福爾曼。那時，深入河南的外國攝影記者並不多，而福爾曼無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他被稱為“現代的馬可·波羅”。幾十年後，福爾曼所拍攝的有關河南大饑荒的照片已成為後人了解這一史實最重要、最完整的視覺影像。他的日記和486張一手照片都被完好地保存在他的家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的圖書館中。
記者翻開福爾曼的日記，黑色鋼筆的墨跡已有些化開，他的字跡潦草地在日記本上狂飛，令人依稀能感受他當時看到河南一片生靈塗炭時內心的煎熬。其中有一段寫道：“我們看到一塊被翻開的墓地，森森白骨和殘破的布片散落在四周—顯然，一個餓死的難民被匆匆埋葬在這裡，又被狗挖出來啃了個乾淨。”
共和國時期
1959—1961“三年困難時期”：這次饑荒世所罕見，主要是因為農業減產，以及不切實際的徵收。
世界
愛爾蘭大饑荒
1801年，愛爾蘭被強占成為英國的一部分。隨著歐洲農業革命和馬鈴薯的引入，愛爾蘭人口也迅速增長，達到其歷史的頂點830萬。然而一場馬鈴薯病（枯葉病），居然就給了愛爾蘭毀滅性打擊。但是馬鈴薯歉收在18、19世紀的愛爾蘭屢見不鮮。據1851年的一次統計，愛爾蘭自1728年來至少發生過24次歉收，其中1740年的饑荒程度也非常嚴重。但都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而唯獨愛爾蘭被當時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英國吞併後，卻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的大饑荒慘劇。原因何在。首先，英國對愛爾蘭全面掠奪的殖民政策導致的貧困是造成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大英帝國的繁榮是靠對殖民地的擴張和掠奪發展起來的。愛爾蘭作為其第一塊海外殖民地，由於地緣政治關係，首先成為其掠奪目標。從17世紀中期以來，愛爾蘭的土地幾乎完全為英國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數大地主居住於英格蘭，只關心穀物和牲畜的出口，因此愛爾蘭大多數農業收入因此輸出國外。由於愛爾蘭土地兼併嚴重，愛爾蘭農民大多數成了英國土地貴族的佃農。而他們所獲得的土地面積由於非常小，因此只有種植馬鈴薯才能養活家人。再加上自從合併以後，愛爾蘭繁榮的工商業受到了可以自由輸入的在更優越的經濟條件下製造出來的英國工業品的打擊。因此愛爾蘭人民幾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業方面毫無出路，殘酷的殖民掠奪造成了農民極端貧困，也使得愛爾蘭半數以上的人靠馬鈴薯維持生活。這種對單一農作物的過度依賴以及都是不為社會所關注的窮人成為愛爾蘭的大饑荒全面爆發埋下的社會隱患。《愛爾蘭大饑荒》
《愛爾蘭大饑荒》其次，英國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應緩慢。當時的英國正處於其頂峰的維多利亞時期，並且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是公認的世界工廠。英國無論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領世界潮流之先，是一個擁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陸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龐大殖民帝國。英國就是那個時代繁榮、發達和文明的象徵，其國力居世界翹楚。甚至就在大饑荒四年前，英國為打開中國的大門，不惜費盡心機、勞師動眾從印度派軍艦發動了鴉片戰爭。而且此時，英國正全力籌辦人類歷史上首屆世博會。然而，面對愛爾蘭的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卻無動於衷，任災情蔓延和愛爾蘭人民拋屍遍野。甚至後來災情危重，當第一艘運糧船達到愛爾蘭時，運送的救災玉米卻無法食用，即使無法食用的玉米，申請也需要極其複雜的程式。甚至英國政府對自發的出於人道主義的救助也橫加阻攔。奧斯曼蘇丹宣布將寄送1萬英磅給受災的農民，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卻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磅，理由是她本人才捐了2000英磅。於是蘇丹只捐了1000英磅，同時秘密地派了三艘裝滿食品的輪船。英國法院試圖阻止，但沒有成功。
第三，英國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饑荒期間即1846年廢除了《穀物法》，破壞了愛爾蘭糧食自由輸入英國的權利，使愛爾蘭的小麥失去了它在英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從而反過來破壞了愛爾蘭的農業經濟。在愛爾蘭的英國地主，自《穀物法》廢除後，無視愛爾蘭的饑荒，多半由種植小麥改為經營畜牧業。大大減弱了抵抗饑荒的能力，從而相當程度的加重了饑荒的發展。
第四，在饑荒最嚴重的幾年間，愛爾蘭仍然向英國本土出口糧食。而且整個饑荒期間愛爾蘭都是糧食淨出口。這種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顧愛爾蘭人民死活毫無人性的做法，使得這場自然災害迅速演變成人禍。而1782年至1783年的饑荒，當時的愛爾蘭政府把港口封閉，全部糧食價格大降，以自救。正是由於英國這個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在饑荒前的殖民掠奪政策、和饑荒時的自私自利行為（廢除《穀物法》）、對饑荒視而不見求助不力甚至仍然讓愛爾蘭大量出口糧食的逆行，最終釀成了被認為是“西歐三十年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最大的災難”的悲劇。愛爾蘭之所以被稱為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國家其中一個原因在於與各國人群的“個人間聯繫”最多（主要通過家庭紐帶）。而這背後，正是愛爾蘭人因這次大饑荒而背井離鄉的歷史背景（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柯林頓都是愛爾蘭裔）。這場大饑荒消除了一種生活方式和一種語言（凱爾特語言幾乎消亡），但是愛爾蘭人民也由此開始了民族覺醒，走向民族解放和自決道路，並最終贏得獨立。而歷史正義也在1996年開始顯現。1996年，ILLINOIS大學的法學教授Francis A. Boyle在紐約愛爾蘭饑荒和種族滅絕委員會的委託下寫出報告，指英國政府在這場大饑荒中的行為，根據1948年海牙種族滅絕協定第二款，清楚地犯有種族滅絕罪。
烏克蘭大饑荒
當代學者大多贊同這樣的觀點，即烏克蘭大饑荒是在史達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災難，造成饑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為因素。在烏克蘭，這次饑荒有時被認為是故意製造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在推行農業集體化期間，大量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戶加入集體農莊，他們在烏克蘭遇到了消極的和積極的抵抗，最終導致對烏克蘭“富農”階層的集體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長耕作、富於農業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導致烏克蘭本土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率下降。免於被流放的農戶，因為擔心被劃成富農，因此不願耕作，其直接結果就是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當年預期在全蘇聯可以收穫9070萬噸糧食，但是實際上只收穫了5500萬到6000萬噸。蘇聯政府徵得的糧食數量也從預期的2650萬噸下跌至1850萬噸。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32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這一法令從根本上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萬名農民根據該項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烏克蘭首都基輔的饑民屍體
烏克蘭首都基輔的饑民屍體在禁止農民占有收穫的糧食後，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頒布了另外一項秘密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農具、牲畜、種子）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製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餘糧、口糧和種子糧。
這幾項懲罰性措施實施數月後，到1933年春天，在全烏克蘭範圍內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饑荒現象。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但同時自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仍未停止。當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乾旱加重了饑荒的程度。與此同時，蘇聯政府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到這些地區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為“階級敵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烏克蘭氣候條件轉好，1934年農業收穫量有所提高，烏克蘭饑荒狀況逐漸消失。
由於缺乏官方統計數字，死於烏克蘭大饑荒的人數只能進行估算，具體人數在250萬到480萬之間。除了飢餓外，缺乏營養、抵抗力下降後導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傷寒和傷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烏克蘭人，4.5%是俄羅斯人，1.4%為猶太人，1.1%為波蘭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白俄羅斯人、匈牙利人、伏爾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死於烏克蘭大饑荒。
除了饑荒外，1932年到1933年，蘇聯還對抱有民族主義觀點的烏克蘭知識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進行了清洗。
中國河南大饑荒
1942年到1943年，久旱無雨的河南發生了罕見的“中原大饑荒”，造成五百萬人死亡，慘絕人寰，舉世震驚。“自然災害”當然是“天災”，但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則主要是“人禍”，衍為當時政治的腐敗、政府的嚴重失職。事實證明，一旦政府採取種種有力的賑災措施，災民得到救濟，死亡人數便迅速減少。在這次大饑荒中，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促使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最終採取果斷措施、拯救無數生靈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從1941年開始，地處中原的河南就開始出現旱情，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已經“絕收”，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1942年，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這時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在許多地方出現了“人相食”的慘狀，一開始還是只吃死屍，後來殺食活人也屢見不鮮。然而，國民政府對此似乎了解無多，不僅沒有賑濟舉措，賦稅還照征不減。飢餓的河南災民
飢餓的河南災民1943年災區氣候依然乾旱，災情進一步惡化。這時，災區的情況開始外傳，2月初重慶版《大公報》刊登了該報記者從河南災區發回的關於大饑荒的報導，卻遭到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當即勒令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訊息傳來，駐重慶的外國記者一片譁然，白修德決定親赴災區一探虛實。月底，經過有關部門批准，白修德來到河南災區。雖然已經有所耳聞，但親眼看到災區的情況他還是深受震動。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屍體隨處可見，到處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屍。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從沙土堆中扒出屍體來啃的照片。在當地傳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訪了許多村莊，訪問了許多災民。從災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不少災民都聲辯自己只吃死屍，沒有吃過活人。一個父親被控把自己的兩個孩子殺掉吃了，這位父親辯解說是在孩子死後才吃的。還有一個農民被控殺掉別人送給他的八歲兒童，因為在他家屋旁的大罈子里發現了小孩的骨頭。這位農民也辯白說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寫道：“我們在這個村子裡只待了兩個小時，無法判斷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說謊，所以我們又繼續策馬前進。”
最初的震驚之後，白修德開始從技術上入手蒐集最低的統計數字，每天都和農民及低級官員交談，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發現，軍隊徵收的軍糧往往高於全年的收成，農民還要向地方政府官員納稅，貪污腐敗比比皆是：
收稅時實際上的野蠻和侮辱是傷心慘目的，但和收稅同時進行的貪污更壞。徵收穀物的軍官和當地官員認為抽稅是他們薪水的補貼，是一種搶劫的特權。每個月在稅款分配之後，高級軍官們就把多餘的穀物分了，送到市場上出售，得款飽入私囊。這種不法抽得的穀物，實際上是到達市場穀物的唯一來源，而控制穀物的囤積居奇者，把價格抬得天一樣高。
這些事實並不是從報章上收集得來，而是從農民嘴上收集得來的。我們曾經設法跟某些老百姓談話。有一天晚上，當我們住在一個軍司令部的時候，一群中年人來訪問我們，說他們代表著當地社會。他們起草了一個條陳及一個報告書，希望我們帶到重慶去。他們給了我們兩份。這報告書說，全縣十五萬人中，十一萬人已什麼都沒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約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從饑荒開始以來，政府發放的救濟品為麩皮一萬斤。我們和這群人的領袖談了一下。他有地嗎，是的，二十畝。他收穫多少穀物呢，每畝十五斤。抽稅要抽多少，每畝十三斤。
這時，一直在旁聽他們談話的指揮官勃然大怒，這位指揮官級別不低，是位將軍。他把那個農民叫到一旁訓斥一番，然後這位農民回到白修德旁邊，改口說剛才說錯了，稅不過每畝五斤。同時，這位將軍要求他們把這些農民剛才給他們的書面報告退回。他們退回了一份，但這位將軍堅持必須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寫道：“我們相對默然，在昏暗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那老人在發抖。我們明白，待我們走後，我們的一切罪名都會歸在他身上，而且我們自己也害怕；我們交回了報告書。”有此經歷，以後他們儘可能在沒有任何官員在場時和百姓交談，無論何時何地，聽到的都是在重複同樣的呼籲：“停止徵稅吧，饑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徵稅，我們是能夠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
把各村、縣情況匯總後，白修德估計受災最重的四十個縣中大約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人餓死。但是，當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說起餓殍遍地的情景時，這位省主席卻說他誇大事實：“只有富人才得把賦稅全部交納。對於窮人，我們所徵收的，絕不超過土地上所能出產的東西。”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嚴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賦稅、採取賑災措施，就能迅速減少災民的死亡人數，因為在河南省鄰省陝西就有大批存糧。然而，各級官員對災情總是輕描淡寫，力圖掩蓋真相。
面對這種情況，白修德意識到只有讓外界知道情勢如此嚴峻才能挽救災區無數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實情告訴世人。洛陽電報局是他歸途中經過的第一個電報局，他立即就將電稿發出。他清楚，“按照規定，這篇報導和任何新聞報導一樣，應當發回重慶，由我在宣傳部的老同事進行檢查，這樣，他們肯定會把這篇報導扣壓下來的。然而，這封電報卻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台迅速發往了紐約。或者是因為這個電台的制度不那么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這篇報導不經檢查就直接發往紐約了。於是，訊息首先在《時代》雜誌上傳開了——這家雜誌在整個美國是最同情中國人的事業的”。當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頓時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由於她與《時代》周刊老闆亨利·盧斯（Henry R. Luce）是老朋友，所以強烈要求盧斯將白修德解職，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被盧斯拒絕。訊息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朝野對當時中國政府不顧民眾死活的作法大為不滿，甚至感到非常憤怒。
回到重慶後，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面呈實情，但蔣卻拒不接見，因為“一夜之間我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議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我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我和電報局裡的共產黨員共謀，把我的報導偷發出去”。宋慶齡得知這種情況，一再對蔣介石說事關數百萬人性命，堅持要蔣見白修德。在宋慶齡的堅持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見面時，蔣介石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堅決否認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屍的情況。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屍體的相片，蔣看到這些相片，表情極其尷尬，問他在何處拍下這些相片，而後要他提供完整的報告，接著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謝，說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後來的事實說明，一旦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災民的死亡便迅速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