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黨人碑
- 本意：將朋黨刻碑為記
- 作品：京劇《黨人碑》
- 筆名：新科動漫頻道總策劃總撰稿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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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神宗時，有張橫渠的關學，洛陽二程的洛學，川中三蘇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廣收弟子導致學統之爭，到熙豐變法時，這種學統之爭又進而擴展至朝堂之上，越演越烈。如王安石，司馬光等人，尚可止於言辭，但他們的門人弟子卻交朋結黨，彼此傾軋，演變為宋朝的黨爭。至元符太后當政時， 司馬光為相，盡廢神宗熙寧﹑元豐間王安石新法，恢復舊制。舊黨懲於曾被新黨諸人壓制一時，遂奏請元符太后，立元豐黨籍，斥逐新黨諸人，種下禍根。
紹聖元年章惇為相，復熙豐之制，斥司馬光為奸黨，貶逐出朝。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為宰相，盡復紹聖之法，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仿元祐舊黨故事，立碑於端禮門，書司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狀，後因星變而毀碑。其後黨人子孫更以先祖名列此碑為榮，重行摹刻。
元豐黨人碑
神宗時，有張橫渠的關學，洛陽二程的洛學，川中三蘇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幾個學統都是廣收弟子，到熙豐變法時，這種學統之爭又進而擴展至朝堂之上，越演越烈。如王安石，司馬光等人，尚可止於言辭，但他們的門人弟子卻交朋結黨，彼此傾軋，演變為宋朝的黨爭。至元符太后當政時， 司馬光為相，盡廢神宗熙寧﹑元豐間王安石新法，恢復舊制。舊黨懲於曾被新黨諸人壓制一時，遂奏請元符太后，立元豐黨籍，斥逐新黨諸人，種下禍根。
元祐黨人碑
宋徽宗時期，貪官蔡京勾結宦官獨專朝政。蔡京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給反對他的司馬光、蘇軾等三百零九人（當時很多人都死了）扣上“元祐奸黨”的帽子，在德殿門外樹立“黨人碑”，上面刻寫三百零九個黨人惡名，昭示全國。被刻上黨人碑的官員，重者關押，輕者貶放遠地，非經特許，不得內徙。
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為相，盡廢神宗熙寧、元豐間王安石新法，恢復舊制。紹聖元年章惇為相，復熙豐之制，斥司馬光為奸黨，貶逐出朝。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為宰相，盡復紹聖之法，並立碑於端禮門，書司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狀，後因星變而毀碑。其後黨人子孫更以先祖名列此碑為榮，重行摹刻。
九十三年之後，當年被列為元佑黨人之一梁燾的曾孫梁律，根據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制了一塊碑，它是現存唯一的一塊元佑黨籍碑，對於研究宋代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明何景明《寄李郎中》詩：“海內競傳《高士傳》，朝廷誰訴黨人碑。”
柳亞子《感事呈冶公用進退格》詩：“千載炎涼廷尉客，一門生死黨人碑。”
參閱《宋史·徽宗紀》、 明陳邦瞻 《宋史紀事本末·蔡京擅國》等。
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佑 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 謹書。
元祐奸黨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梁 燾故 王岩叟故 蘇 轍王 存故 鄭 雍故 傅堯俞故 趙 瞻故 韓 維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朱師服
余官
秦 觀故 黃庭堅 晁補之 張 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 鞏
孫 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 察 趙 峋 封覺民故 胡端修 李 傑
李 賁 趙令畤 郭執中 石 芳 金 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 集
黃 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 漸 張 夙故 鮮于綽 呂諒卿 王 貫
朱 紘 吳 朋故 梁安國 王 古 蘇 迥 檀 固 何大受 王 箴
秦希甫 錢景祥 周 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 寬 沈 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 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於 肇 黃 遷 莫佒正
許堯輔 楊 朏 胡 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 居 李 修 逄純熙
高遵恪 黃 才 曹 盥 侯顧道 周遵道 林 膚 葛 輝故 宋壽岳
王公彥 王 交 張 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 潛 董 祥 揚瓌寶
倪直孺 蔣 津 王 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 陽 張 裕 陸表民
朱光裔 蘇 嘉 龔 夬 王 回故 呂希績故 吳 儔故 歐陽中立故尹 材故
柴 袞 洪 羽 趙天佐 李 新 扈 充故 張 恕 陳 並 洪 芻
周 鍔 蕭 ? 趙 越 滕 友 江 洵 方 適 許端卿 李昭玘
向 紃 陳 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 醇
梁士能
武臣
張 巽 李 備故 王獻可故 胡 田 馬 諗 王 履故 趙希夷 任 濬
郭子旂 錢 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 永故 王庭臣 吉師雄 李 愚
吳休復故 崔昌符 潘 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 珫 劉延肇 姚 雄
李 基
內臣
梁惟簡故 陳 衍故 張士良 梁知新故 李 倬故 譚 扆 竇 鉞 趙 約
張 琳 裴彥臣 李 偁故 閻守懃 王 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 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 祜 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章惇 王珪
分析
縱觀北宋神宗至南宋孝宗朝，歷經興衰，局勢日損。有人說是因為昏君、奸臣，也有人分析說是因為北宋末的寒潮期到來，致使北方遊牧民族無以為生，只能向南掠奪生存資本。在我看來，這些外因都只是起了推動作用，而不是主因。
宋朝是一個很特殊的朝代，因為宋太祖趙匡胤訂下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勢和傳統，因此皇帝的權力受到了文官體系的極大制約和牽制，甚至於在有些外部環境影響下，有時候皇帝的權勢也要屈從於整個文官集團，來維持統治，這一點倒與當今的國勢頗為相似。因此，皇帝昏庸與否，反作用很大，卻不是宋朝衰敗的根本，奸臣之論亦然。
至於北宋末的寒潮期到來，致使北方遊牧民族無以為生，只能向南掠奪生存資本這一點，很重要，這就表明了塞北民族對宋朝的極大打擊，最重要是對宋朝國力的巨大和長期損耗，但中國強則威八方，中國亂則受外辱，本是常例，也不是關鍵所在。
那么，宋代衰敗的關鍵是什麼呢？
還是黨爭！外敵不及家賊，這是公理!元祐之前，舊黨和新黨之爭，從政見之爭演變為動輒生死的黨錮之禍，虛耗國力之劇，遠超過常人想像！就王安石變法一例，變法富強乃是必然之道，王安石變法是對的，但當時他的變法理念和手段還未成熟，本身存在著許多的弊端，尤其是像青苗錢等國家援助貸款，在當時而言，過於理想化了，經不起天災等外禍。但正如改革開放政策一般，本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並無舊例可循，弊端在所難免，當我們是一黨專政，能夠團結起來，合理改善，但是當時，老王一派行事激進了點，想要一口氣改變現狀，不明白溫水煮青蛙的道理，導致國策驟變，下面無所適從，被下面的官員所惑，又因黨爭初顯，下面的官員把政策改得一團糟，又碰上了天災，導致舊黨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將政局演變為一場爭奪政治主導權的黨爭，以致於變法失敗。最後，災民不知內情，被舊黨利用，導致變法告終，老王下台。
無獨有偶，或者說“吃一塹，不長智”，在南宋初年，黨爭從新舊黨爭演變為主戰派和主和派的黨爭。主戰派亦如當初的新黨，一度曾經大出風頭，最後一記激進導致過失，最終被打倒在地。
帝王之術在於制衡之道，本身我不想多說什麼，制衡本就是長久之策，並不錯，但一黨失控，就會演變為黨爭！
黨人碑之禍眾所周知，但根源還是黨爭。當時背景下，任何一條政策的頒布，不論對錯，都是歷經黨爭，在無數看不見的鮮血中頒布，然後在黨爭的綿延和下層官員牟利下走樣。所以，若要變法，黨爭必除。
所以，就客觀角度而言，排斥新黨，我是贊成的，黨人碑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奸黨所用，但在這種背景下，元祐黨碑，是好事。若只會黨爭，不理實事，所謂政黨要它何用？
清官未必好，貪官未必壞。歷史告訴我們，清官無能，光靠德行是不能給我們帶來麵包的；貪官好利，若有眼光，看得長久之利，必然懂得先把蛋糕做大的道理。蛋糕大了，貪官固然貪得更多，人民分得亦更多，互利而已，至於最後，尚有法律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