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避亂濟南
高堂隆為
西漢經學家
高堂生的後代。他在少年時為
諸生,被
泰山郡太守
薛悌任命為郡
督郵。當時郡里的
督軍和薛悌爭強,直呼薛悌的名字並訓斥他。高堂隆按劍怒斥督軍說:“從前
魯定公受到侮辱,
孔子登上高階;趙王彈奏秦箏,
藺相如奉瓦缶讓秦王演奏。當著臣下面而直稱君名,按禮儀該責罰你。”督軍大驚失色,薛悌也趕緊制止。後來,高堂隆辭職,至濟南避難。
盡心盡責
建安十八年(213年),高堂隆被
曹操任命為丞相軍議掾,改任歷城侯
曹徽的文學(
侍從之官),又轉任歷城國
國相。曹操去世時,曹徽不但不哀痛,反而四處遊獵,高堂隆嚴厲勸諫,盡到了職責。後擔任堂陽縣縣長。
黃初三年(222年),高堂隆被任命為平原王
曹叡(
即魏明帝)的
王傅。
太和元年(227年),曹叡即位,任命高堂隆為
給事中、
博士、
駙馬都尉。曹叡登基伊始,群臣認為應該大擺筵宴。高堂隆說:“
唐堯、
虞舜有極靜之癖,殷
高宗有不言之癖,因此德行深厚,光被四海。”認為不宜大擺筵宴。曹叡敬納了他的意見。
高堂隆後任
陳留郡太守。陳留郡有一位牧民名為
酉牧,已經七十多歲,有品行,被高堂隆召為計曹掾,酉牧受曹叡賞識,被特別任命為
郎中,以此作為對他的顯寵。後來,朝廷徵召高堂隆為
散騎常侍,賜爵
關內侯。
高堂隆因善占
天象,博學多聞,而被曹叡授以推校《太和歷》的重任,期間他多次與
太史爭論。高堂隆的意見雖然最終沒被採納,但其學識從此被認可。
直言不諱
青龍(233年-237年)年間,曹叡大興土木,取回長安大鐘。高堂隆上疏勸諫說:“從前
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會
周公旦的制度,既鑄造了大錢,又建造大鐘。
單穆公勸諫也不聽,泠州鳩批評也不理會,迷途不返,周朝國運因此而衰弱,這些都記錄在史,作為永久的借鑑。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歡敘說秦漢的奢侈靡麗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鐘這樣的亡國之器,勞民費時,有傷於德政,這是自取亡國,並不是振興禮樂、確保神明美好的途徑。”
這天,曹叡巡視上方,高堂隆與
卞蘭從行。曹叡把高堂隆的上表交給卞蘭,想為難高堂隆,說:“興衰在於政治,跟音樂有什麼關係,政治之退化,怎么能是鐘的罪過呢?”高堂隆說:“禮和樂是政治生活的大事。所以
簫韶演奏九次以後,鳳凰飛來,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穩定,刑法得以實施。這是和順的最好例證。新聲瀰漫,商辛隕命;大鐘鑄成,
周景王衰敗,都起因於此,怎么說與政治的興衰不相關聯呢?您的一舉一動都要記載在史書中,這是歷來的規則,如果您的行為不合常道,怎么向後人作出表率呢?聖王願意聽取下人批評他的缺點,這是勸規補過的正途;忠臣願意盡心盡職,所以才能為了君王而奮不顧身地勸諫。”明帝認為說得有理。
後來,高堂隆被轉授為
侍中,兼領
太史令。崇華殿遭火災,曹叡下詔問高堂隆:“這是什麼災禍呢?按禮節,該有祈禳之義嗎?”他答道:“所有的災禍,都是向人們展示誡告。只有修行禮義與品德,才能戰勝災禍。《
易傳》說:‘上不節儉,下也不會節儉,所以會引來大火。’又說:‘如果君王大修高台,天火作災。’這是因為君長只知道修繕宮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應之以乾旱,火災從高殿而起。上天提出鑒誡,讓災異告訴陛下:陛下應該尊崇人道,愛惜民力,以順天意。從前,
太戊時桑谷生在朝廷;
武丁時,雉落在鼎器上。他們都視之為災異,感到恐懼,進而修治德政。三年以後,遠方的部落也來朝貢,所以稱他們為中宗、高宗。這是前代明鑑。今考古書,凡是災異發生,都通過燃燒宮室為誡鑒。但今天所以要大興宮室,是因為後宮人數太多啊!應當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餘的都應放出來。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訓導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譽久遠的根本原因。”明帝又問高堂隆:“我聽說漢武帝時,柏梁台發生火災,武帝大修宮殿來鎮災,這是為什麼呢?”
高堂隆說:“我聽說西漢
柏梁台火災之後,越國有巫者出個主意,應修建宮室壓它,所以修建了
建章宮,以壓火祥。這是夷越巫者的計謀,決不是出自聖賢的訓導。《五行志》有言:‘柏梁台火災,其後有
江充巫惑衛太子事發生。’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記載,越國巫者勸漢武帝修建章宮以壓火災,並沒有起作用。孔子說:‘災異按類與人們的行為相感應,人神相感,用以懲戒君主。’因此聖賢往往見災異就躬身自責,修養道德。當今應停止民役。宮室制度,應從儉約為好,只要能抵禦風雨,能講求禮儀就行了。清掃一下災禍發生的地方,不再於此地建造宮殿,莆嘉禾一定會生長此地,用來報應陛下虔誠恭謹的品德。怎么能讓百姓疲勞,讓國庫空竭呢?這樣做,並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會讓外人心服的啊!”曹叡於是修復崇華殿,當時郡國出現了九龍,又改名九龍殿。
開始建造陵霄闕的時候,有喜鵲在上面築窩,曹叡問高堂隆此為何故。高堂隆說:“《詩經》說:‘喜鵲築窩,鳩鳥居住。’現在興建宮室,蓋陵霄闕,喜鵲築窩,這是宮室未蓋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徵兆。天象像是在說,宮室未蓋成,將會有異姓人住進去,這是上天在勸誡您呢!天道是最無私的,只和善人相親,不能不有所防備,不能不深刻反思。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繼位的,但他們不恭敬地聽取上天的明訓,只聽信諂言,隨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國了。太戊、武丁,看見災異而感到恐懼,趕緊聽從上天的勸戒,所以迅速興盛壯大。當今如果停止各種勞役,崇尚節儉,廣施德政,處處遵循帝王的禮德,翦除天下大患為民興利,那么,你就可以成為繼三皇五帝之後的偉大的帝王,殷王轉禍為福又怎能與您相比呢?臣下做為您的心腹,如果能輔佐皇帝,保全國家,即使身死族滅,在所不辭。我豈能懼怕惹禍招災,就不聞不問,讓陛下聽不到切至的忠勸呢?”聽了這話,曹叡為之動容。
同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顯得特別明亮。高堂隆上疏說:“凡是帝王遷都立城,都首先確定天地社稷的位置,並恭敬侍奉它。凡建宮室,首先應是宗廟,其次車馬庫和糧倉,最後才是宮殿。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還未確定下來,宗廟的制度也沒有按禮儀實施,卻修繕殿堂,讓官員放棄日常業務,農民放棄農耕,後宮所需費用,與興兵軍費大體相對,民不堪命,都含怨怒。《尚書》說:‘天聰明,是因為萬民聰明,天明畏,則因為萬民也知道威儀。’轎夫作頌,上天賜予五種福事,百姓怨怒,則天降六種凶事威恐,是說上天的獎賞與懲罰,順應民心民意。因此,臨朝當政,首先應安撫民眾,然後遵從古代的教化,成為帝王,百官以及廣大百姓共同遵從的準則,從古至今,無不如此。以不加斫削的柞木為梁,建造低矮的宮室,唐堯、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後世;修築玉台瓊宮,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今天的宮室規格,早已違背禮儀制度,而且還要興建九華殿,華麗鋪張,前所不及。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發光,進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這是上天寵愛陛下、向您發出勸戒的徵象,始終都滯留在尊位,殷勤鄭重,想要感動陛下,這是慈父般懇切備至的訓誡啊。應當按照孝子的禮節,明告天下,垂範後世,不應疏忽,冒犯天意。”
當時國家多有征伐之事,刑法苛刻。高堂隆認為當務之急應是推行禮樂,崇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重儒士,推舉隱逸之人,制定各種禮儀,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顏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節儉,然後準備禮儀,實行封禪,就可以不發生戰爭就一統天下。高堂隆還認為,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顏色,改變徽號,變動器械,這是自古以來的帝王為新人耳目、改弦易轍的基本辦法。所以要敦促修改舊服。曹叡聽從他的建議,將青龍五年(237年)的春三月改為
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為黃色,宗廟祭品尚白,按地正建醜,以農曆十二月為正月。高堂隆後遷升為
光祿勛。
曹叡大肆修築宮殿,雕飾觀閣,鑿取太行山的石英,開採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園建起景陽山,在太極殿北築起昭陽殿。又鑄造黃龍、鳳凰等奇偉的野獸,用以裝飾金墉殿、陵雲台和陵霄闕。大耗人力,又有天災人禍屢次出現。
高堂隆上疏勸諫,言辭急切地說:“天地間最大的品德是生,聖人最大的寶物是位。如何才能守住權位呢?用仁。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財。士民是國家的寶物,穀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沒有好的年成穀物不會豐收,沒有勞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製造完成。因此帝王常常親耕,用以勸導農民種莊稼,種桑養蠶,才能織衣服。因此要上告天庭,用來宣布自己的虔誠和措施。伊唐時代,厄運四起,洪水滔天,派鯀去治水,沒有成效,於是又推大禹,隨山砍樹木,前後經歷了二十二年。災異之嚴重,空前絕後,而百姓勞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沒有比這更長久的了。而堯、舜君臣,和平統治而已。大禹治水,設顯九州,官員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級,君子小人,各有服飾。而今並沒有大禹時那種危急,卻動用了各種人力大興土木,讓四邊鄰國都知道了,名聲實在不好。如果載入史冊,更不會流芳千古。因此,有國有家的人,近則取之於身邊,遠則取之於物,溫馨養育,所以說‘聖賢君子,乃民之父母’。而今上下勞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飢餓備至,連年關都過不去。應當撫恤下民,解救他們的困頓。
臣察閱了古書的記載,天人之際,沒有不發生感應的。因此古代聖賢,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陰陽的規律,兢兢業業,惟恐有所違失。然後國家才能興旺。德行與天神相符,發生災異後,應當有所警懼,趕緊修養德行,這樣才能昌延國運。至於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則,不採納良臣的忠告,隨心所欲,疏忽勸誡的作用,則很快就會招致亡國。
天道顯著,不必細說,再表人道。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如果這些本性興動於內,必然相互矛盾。如果欲望很強,而意志薄弱,則情性縱橫,禁而不止。精誠不能制服,就會放縱無極。情性的本願,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沒有人力財力不行,沒有穀物綿帛也不能。如果情性過強,則人不堪其驅使,也無法滿足其物質方面的要求。勞苦、欲求同時發生,災禍也隨之來臨。因此不斬斷情慾,就無法供其需求。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來看,禮義的制定,並不是拘泥自己,而是遠離災害而振興國家的根本大法。
而今吳、蜀兩個敵國,決不是勢單力薄的小賊。他們占據天險,擁兵眾多,各自稱帝,想和中國爭一高低。如果有人來報告說,
孫權、
劉禪都講究道德修養,主張節儉,減削租賦,不沉湎於玩好,尊重長老,遵守禮則。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對其警惕,並不希望他們如此嗎?因為他們這樣做,就很難征伐,這不是國家的憂患嗎?如果有人說,孫權、劉禪窮凶極惡,勞民傷財,斂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勃然忿起,想要討逆伐賊,解救百姓嗎?再者,難道不會慶幸敵人疲敝而討伐容易嗎?如果是這樣,從別的角度來思考,這裡的道理實在不難明了。
秦始皇不修養道德的根基,卻修築阿房宮;不憂慮禍起蕭牆,卻修建萬里長城。當時的君臣所以這樣做,也都是想創立萬世功業,讓子子孫孫有天下。誰能想到在一個早晨,匹夫一呼應者如雲,天下頓時傾覆。所以我認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們的所做所為會導致敗亡,他們也就不會這樣做了。因此亡國之君絕不會料到自己會滅亡,但終究還是滅亡;聖賢的君主總怕亡國,但終究不會亡國。從前的漢文帝可謂賢主,躬行約儉,流惠下民,而賈誼卻以危言作比,說是天下即將傾覆,可為痛哭的事有一,可為流淚的事有二,可為長嘆息的事有三。更何況天下凋弊,百姓沒有任何儲備,國家也沒有夠吃一年的積蓄。強敵在外,邊境大軍屯積,而國內卻大興土木,州郡不寧。如果出現敵人入侵的緊急情況,我擔心天下有變,結果不堪構想啊。
再說,將吏的俸祿已逐漸折減,與過去相比,不過五分之一而已。凡已去職者不再供給官糧,不應繳納的財物也比過去增加一半。這說明如今官府財政收入應比過去多,但還是每每不足,徵收牛肉這樣的小稅,前前後後也進行過多次。反而推之,這些費用,都出自何處呵。俸祿賞賜用的穀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讓官吏和人民盡忠盡節的基本手段,而今連這點手段都廢而不用,無異於不讓吏民出力效命了。既得到這些吏民,卻又失掉他們,人們怎能沒有怨言呢!《
周禮》說:大府掌管九賦之財,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滿足其用。滿足各自的用費之後,多餘的財產便可供君王玩好。如天子用財,必須徵詢大臣。而今陛下與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閣近臣,都是心腹之人,應當無所忌諱。如果看見財物的增減而不敢陳述,從命奔走,惟恐不及,這只是具體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從前
李斯教導
秦二世說:‘作為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監獄一樣。’二世遵循此言,結果亡國。李斯也遭滅族之災。因此
司馬遷認為李斯不能正直勸諫,所以告誡後世。”
曹叡審閱奏書後,對中書監劉放、
中書令孫資說:“看了高堂隆的奏書,使朕感到畏懼不已。”
臨終猶諫
高堂隆病重時,無法寫字,只能口述奏書,大致內容是:本朝初上蒼曾發出警告,宮裡燕子巢穴中發現有一雙怪鳥全身艷紅,這是帝國最大的奇聞趣事,應該嚴防猛鷹飛揚的官僚,以免禍起蕭牆。我個人建議,最好讓諸王在封地內建立軍隊,像棋子一樣在全國星羅棋布,分布在全國重鎮,拱衛皇室保護中央,維護首都所在的京畿。
曹叡下詔安慰說:“高堂隆廉潔直追
伯夷,其正直超過
史魚,忠心耿耿,怎能小病未愈就歸回故里呢?從前邴吉有好的德性,結果病好,而且長壽。
貢禹信守節義,雖然病很重,但還是得以痊癒。望注意飲食,專心養病,自珍自愛。”但不久後高堂隆即病逝,家人遵照其遺囑,入殮時給他穿的只是一般的服裝,簡單地入葬。
當初,中護軍
蔣濟上言請求封禪,曹叡不聽。後來重新議論此事,準備讓高堂隆撰定相關禮儀,但不久高堂隆就去世了。曹叡聽聞高堂隆去世後,嘆息道:“上天不願讓我做成這件事,高堂生舍我而亡了!”
人物評價
盧毓: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
曹叡:生廉追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陳壽《
三國志》: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習鑿齒: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
陳普:負土衣冠亂滿園,不知曹德是軒轅。土山白盡忠臣發,何似初來莫妄言。
王夫之《
讀通鑑論》:①青龍、景初之際,禍胎已伏,蓋岌岌焉,無有慮此為叡言者,豈魏之無直臣哉?叡之營土木、多內寵、求神仙、察細務、濫刑賞也,舊臣則有
陳群、
辛毗、
蔣濟,大僚則有高堂隆、
高柔、
楊阜、
杜恕、
陳矯、
衛覬、
王肅、
孫禮、
衛臻,小臣則有
董尋、
張茂,極言無諱,不避喪亡之謗詛,至於叩棺待死以求伸;叡雖包容勿罪,而諸臣之觸威以抒忠也,果有身首不恤之忱。②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為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弒國亡,無有起衛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
崔琰、
毛玠、辛毗、陳群、陳矯、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嚴,不屑為招權納賄、驕奢柔諂猥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及於篡,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
個人作品
高堂隆有文集十卷(《
隋書 經籍志》作六卷,此依《唐書 經籍志》),並著有《張掖郡玄石圖》一卷,今已佚。
《
全三國文》收錄有其奏疏:《詔問崇華殿災咎對》、《詔問漢武厭災對》、《詔問鵲巢陵霄闕對》、《詔問未祖醜臘對》、《地震對》、《陳災異表》、《后妃配郊表》、《諫取長安大鐘疏》、《星孛於大辰上疏》、《諫用法深重疏》、《切諫增崇宮室疏》、《疾篤口占上疏》、《上韋抱事》、《上言張掖瑞石事》、《諫殺鹿抵罪》、《奏事》、《五祀議》、《薦新議》、《祀功臣議》、《告瑞璽議》、《告瑞璽又議》、《改正朔議》、《瑞贄議》、《服黃讀令議》、《諸侯稱薨議》、《答卞蘭難取鐘》、《對或問藏主》、《對尚書曹訪物故》、《對尚書祠部問同母異父昆弟服》。
親屬成員
先祖
子嗣
高堂琛,於高堂隆去世後世襲關內侯爵位。
史料記載
《
三國志·卷二十五·魏書二十五·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