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7年 農曆丁巳年，幽州刺史丘儉統率各軍及鮮卑、烏桓部落在遼東南界駐屯，以璽書徵召公孫淵入朝。公孫淵立即發兵反叛，遼東公孫淵自立為燕王。諸葛恪迫使山越出山。
基本介紹
紀年,歷史記事,大事,
紀年
東吳嘉禾六年
公孫淵紹漢元年
歷史記事
遼東公孫淵自立為燕王
公孫淵多次對魏的賓客口出惡言，明帝打算討伐他，命荊州刺史丘儉擔任幽州刺史。丘儉上書說：“陛下即位以來，沒有可以載入史書的豐功偉績，吳、蜀兩國依仗地勢險阻，不能很快平定，暫且可以調用這裡無處用武的士兵平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說：“丘儉所述的都是戰國時代的細微之術，不是帝王的大事。吳國年年頻繁地舉兵侵犯邊境，而我們仍是按兵不動休養士卒，沒有前去征討，原因實在是百姓極度疲勞的緣故。公孫淵生長在海邊，子孫三代相承，在外安撫戎狄，在內練兵備戰，而丘儉打算以偏師長驅作戰，早晨到達晚上就能席捲得勝，可見這些話完全是胡說。”明帝不聽勸說，命丘儉統率各軍及鮮卑、烏桓部落在遼東南界駐屯，以璽書徵召公孫淵入朝。公孫淵立即發兵反叛，在遼隧迎戰丘儉。當時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遼河大漲，丘儉出戰不利，率軍回到右北平。公孫淵乘機自立為燕王，改年號為紹漢，設定文武百官，派遣使節授予鮮卑單于印璽，對邊民封官授爵，引誘鮮卑人侵擾魏北部邊境。
諸葛恪迫山越出山
諸葛恪到達丹陽，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屬城長官，命令他們各自嚴密防守疆界，整頓部隊；已經歸順的山越平民，一律設屯聚居。然後又調各將領，率兵據守險要，只修繕防禦工事，不與山越交兵。等待稻米快成熟時，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種。原有的糧食已經吃盡，新稻又沒有收成，平民設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東西。於是山民飢餓難忍，逐漸出山歸降。諸葛恪遂又下命令說：“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應當撫慰，遷移到外縣，不能隨意猜疑，拘押逮捕。”臼陽縣長鬍伉獲得降民周遺，周遺原是一個惡霸，迫於飢餓暫時出山。胡伉把他捆綁起來，送到郡府懲辦。諸葛恪認為胡伉違抗命令，於是將胡伉斬首。山民聽說胡伉因隨意捕人被殺，知道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讓他們離開山區，於是扶老攜幼，大批出山，一年之後統計人數，都同原來計畫的一樣。諸葛恪親自統領一萬人，其餘的分給其他將領。吳王嘉獎他的功勞，任命諸葛恪為威北將軍、封為都鄉侯，移駐廬江皖口。
大事
（1）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高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更名《太和歷》曰《景初歷》。
（1）春季，正月，壬辰（疑誤），山荏縣奏報說看見黃龍。高堂隆認為：“魏得的是土德，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現黃龍，應改變曆法，換服裝顏色，依靠神靈使政治清明，使萬民耳目一新。”明帝同意此議。三月，下詔改年噸，以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祭祀牲畜用白，依從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歷為景初歷。
（2）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2）五月，己巳（初二），明帝返回洛陽。
（3）己丑，大赦。
（3）己丑（二十二日），魏大赦天下。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4）六月，戊申（十二日），魏京都發生地震。
（5）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左僕射衛臻為司空。
（5）己亥（初三），明帝任命尚書令陳矯擔任司徒，左僕射衛臻擔任司空。
（6）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太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6）主管官吏奏請以武皇帝曹操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為魏高祖，明帝曹睿為魏烈祖；三祖的祭廟，萬世不能毀壞。
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
孫盛論曰：諡號用以表明死者的行為，祭廟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沒有活著的時候而事先確立自己稱祖稱宗，沒有去世而預先使自己尊崇顯耀的。魏國的主事之官在此失當了。
（7）秋，七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
（7）秋季，七月，丁卯（初二），東鄉貞公陳矯去世。
（8）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9）漢張後殂。
（9）蜀國張皇后去世。
（10）九月，冀、兗、徐、豫大水。
（10）九月，冀州、兗州、徐州、豫州發生水災。
（11）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毛後愛馳。帝游後園，曲宴極樂。郭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後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後死，然猶加謚曰悼。癸丑，葬愍陵。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
（11）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寵愛，明帝對毛皇后的寵愛逐漸消失。明帝遊逛後花園，盡興歡宴，郭夫人請讓毛皇后參加，明帝不準許，並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毛皇后知道了這件事，第二天問明帝說：“昨日在北園遊樂歡宴，高興嗎？”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一連殺了十幾人。庚辰（十六日），命毛皇后自盡，然而還是追加諡號，稱悼皇后。癸丑（疑誤），把毛皇后安葬在愍陵。又提升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擔任散騎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2）冬季，十月，明帝採用高堂隆的建議，在洛陽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下詔說：“從前漢朝初年，正是秦朝焚書坑儒之後，當時蒐集殘缺失散的文獻，作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四百餘年來，禮荒廢失傳。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後裔，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配享。”
（13）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
（13）廬江主簿呂習秘密派遣使節向吳國請求出兵接應，想要打開城門裡應外合。吳王派衛將軍全琮督領前將軍朱桓等趕赴廬江，到達時事情敗露，吳軍返回。
（14）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臼陽長鬍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余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15）是歲，徙長安鐘、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余，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後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面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15）這一年，把原設在長安的鐘、橐佗、銅人、承露盤移到洛陽。承露盤折斷，響聲傳出幾十里。銅人太重，無法運到洛陽，只好留在霸城。廣為徵集黃銅，鑄成銅人兩個，稱為翁仲，並排安放在皇宮司馬門外。又熔鑄黃龍、鳳凰各一個，黃龍高四丈，鳳凰高三丈多，安置在皇宮內殿前。在芳林園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眾官員都去搬運泥土，在土山上種植松樹、竹子、雜木和美草，捕來山禽雜獸放到叢中豢養。司徒軍議掾董尋上書勸諫說：“我聽說古代的正直之士，把應說的話毫無保留地對國君全部講出，不躲避殺身逃亡之禍，所以周昌把漢高祖比作夏桀、商紂，劉輔把趙後比作婢女。天生忠誠正直之臣，雖然面對白刃和沸騰的開水，都敢於上前而不畏懼，實在是為了當時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建安以來，野戰中死去和逃亡的無以計數，有的已門戶盡滅，即使還有倖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假如果真是現在宮殿狹小，應當擴建，也還應隨順農時，不要妨礙農業生產，何況是製作毫無益處的器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這些都是聖明的君王不願製作的東西，製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宮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讓他們頭戴官帽，身穿繡衣，出門乘坐華麗的車轎，用以和平民區別；可又讓他們挖坑抬土，面目又髒又黑，衣冠破碎不整，丟盡國家的臉面，為的只是對國家毫無益處的林園，實在很不對。孔子說：‘君王對臣下以禮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盡忠心。’沒有忠義沒有禮法，國家靠什麼維持？我知道此言既出，肯定被殺，可是我自比為牛身之一毛，活著既然無益於國家，死了又會有什麼損失？持筆流淚，心已與世辭別。我有八個兒子，我死之後，還要拖累陛下了。”將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說：“董尋不怕死嗎？”主事官奏請拘捕董尋，明帝下詔說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
高堂隆上書說：“如今世上邪惡之人，喜好議論秦、漢之時的奢靡生活以動搖陛下的聖心，引誘陛下求取已亡國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勞苦，錢財浪費，傷害德政，這不是提倡禮樂的和諧，保持神明的喜慶。”明帝不採納。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徙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雕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谷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是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高堂隆又上書說：“古代洪水泛濫，波浪滔天，歷時二十二年，唐堯、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無事。如今沒有那時的緊急情況，可是卻讓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員與廝役共同從事力役，讓四方蠻夷知道，記載在史書上，不是好的名聲。而今吳、蜀二敵，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據鄉邑的盜賊，而是僭號稱帝、欲與中原抗衡。如果現在有人來報告：‘孫權、劉禪都在修德政，減輕田租賦稅，有事向前輩賢者諮詢，事事遵循禮儀法度，’陛下聽到這些，難道能不警惕、厭恨他們，感到將難以很快消滅他們，而為國家憂慮嗎？如果有人說，‘那兩個敵國都行無道，崇尚侈華沒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與庶民，加重田租賦稅，下面承受不了，怨嘆之聲一天比一天厲害’。陛下聽到這些，難道不慶幸他們的疲憊敗落而認為攻取他們不會很難嗎？如果是這樣，那么可以變換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遠了。將要亡國的君主自以為不會滅亡，然後導致亡國；聖賢的君主自認為有亡國之危，然後才不會亡國。而今天下凋敝衰敗，人民沒有一石以上的存糧，國家沒有維持一年的儲備，外有強敵虎視眈眈，大軍只能長期駐守邊防，國內大興土木工程，州郡騷動不安，萬一有敵人入侵的警報，那么，我恐怕修建宮牆的官員便不能捨命破敵了。加之武將文官的俸祿逐漸減少，與從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員，不再發給生活費用，不應該交納賦稅的如今都要交納一半，國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而支出比以前減少三分之一。可是，預算支出，籌劃經費，愈加不夠，繳納牛肉作為額外賦稅，接連不斷。反過來推算，多出的費用必定另有用途。俸祿發給米谷和布帛，是君王恩待官吏，讓他們賴以為生，如果現在取消，就是奪去他們的性命了。已然得到的又失去，是怨恨集聚的根源。”明帝看後，對中書監、中書令說：“看到高堂隆這一奏章，使朕感到恐懼。”
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群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製也！”
尚書衛覬上書說：“如今議論的人多愛說好聽的話，他們談論政治，則把陛下比作堯、舜；談論征伐，就把吳、蜀兩敵比作狸貓和田鼠，我認為並不如此。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群僚盡力，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這與當初六國分治的形勢沒什麼差別。如今千里無炊煙，百姓貧困不堪，陛下如不多加留意，必將很快衰敗，再難以振興起來。武皇帝時候，後宮每餐不超過一盤肉，衣服不穿錦緞繡飾，坐墊不鑲花邊，所用器物也沒有紅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給子孫留下福分，這都是陛下親眼所見的。當務之急應是君臣上下，核算國家財政庫存，量入為出，恐怕還來不及；如果還是徵調工匠役夫不停，侈奢糜費一天勝似一天，國家府庫將日漸枯竭。從前漢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說應當取得雲表的露水來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豎立了仙掌來承接從高而下的露水，陛下通達聖明，每每嗤笑其非。漢武帝有求於露水還被非議，陛下無求於露水而虛設承露盤，毫無益處並浪費了很多人力，這些實在都是陛下聖慮所應克制減省的啊！”
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徙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怔目之觀，然亦足以聘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
當時，有詔書命令搜括強取天下仕女，已經嫁給下級官吏和平民為妻的，一律改嫁給出徵兵士，允許以相當數目的牛馬牲畜贖回。還選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宮。太子舍人沛國人張茂上書直言勸諫：“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奪取那個給予這個，也和奪兄之妻嫁給弟弟沒什麼區別，作為父母來說，就是有所偏愛了。還有，詔書說可以用年齡、毛色與妻子價值相當的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則傾家蕩產，窮人則典當借債，用昂貴的價錢買來牲畜以贖回他的妻子。朝廷以配妻給出征戰士為名義而實際上是送到皇宮，色衰醜陋的才配給士兵。這樣，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興，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憂傷，或者窮困或者憂愁，都不如願。一個擁有天下而得不到萬民歡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於危險的。況且軍隊駐紮在外數十萬人，一天的開支絕非只是千金，把全國賦稅都用在兵役開支上，還將供給不上，何況又有皇宮中那么多超額的美女。對后妃及太后娘家隨意賞賜，內外開支，費用與軍費相半。從前漢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賴的是當時天下統一，沒有敢與他抗爭的人。自從衰亂以來，四、五十年，馬不離鞍，士不解甲，強敵壓境，企圖吞滅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考慮崇尚節儉，反而追求奢糜，中尚方製作出遊戲器物，後園豎起承露盤，這當然能使耳目愉悅，然而也足以助長敵人的圖我之心！可惜啊，捨棄堯、舜的節儉而仿效漢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認為陛下不應這樣。”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徙，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於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書說：“曾子曾經說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臥床病重，有增無減，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於世，我的一片赤誠，願陛下稍稍垂閱深思！我觀察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時，聖賢的君王前後相承，歷經數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歸他所有，每一個子民都是他的臣屬。可是，夏桀、商紂之輩，放縱私心，極盡私慾，皇天震怒，國家化為廢墟。紂被斬首縣懸掛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鳴條山，天子尊位，被商湯、周武居有。難道夏桀、商紂與普通人不同？他們也都是聖明君王的後裔。黃初年間，上天預示警告，異類之鳥，在燕巢中撫育長大，嘴、爪、胸部都是紅色，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應該防備飛揚跋扈的大臣在宮牆之內發難。可以選拔親王，讓他們在自己封國之內建立軍隊，親自統率，象棋子一樣，分布全國，鎮撫皇家的疆土，輔翼弘揚皇室。皇天不特別親近誰，只輔佑有德的聖君。百姓贊詠德政，則享國年數自然長久；下面怨聲載道，上天就會另外選授新的賢能。由此看來，天下乃是全體民眾的天下，而不單是陛下的天下了。”明帝親手寫下詔書，深切慰勞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昌明，立志輔助君王，在天變災異發生時提出勸誡警告，發自誠懇之心，堪稱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變曆法，讓魏國以虞舜為祖先，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意念超過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收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
（16）明帝對華而不實的士人深惡痛絕，下詔給吏部尚書盧毓說：“選拔舉薦人才時，不要唯名是取，名聲如同地上的畫餅，只能看不能吃。”盧毓說：“憑名聲選拔，不足以得到奇異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後才會出名，不應當痛惡這樣的人。我既不能夠識別奇異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責任又是根據名次按常規任命官職，只有從以後的實際中檢驗了。古代以上奏陳事考察言談，用實際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績的辦法已經廢馳，只是憑藉讚譽或毀謗的輿論決定晉升和罷免，所以真假混雜，虛實難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議，頒布詔書讓散騎常侍劉邵制定考課法。劉邵制定《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下詔讓百官討論。
司隸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史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要考課！”
司隸校尉崔林說：“《周官》考課之法，條例已十分完備了。從周康王以後，就逐漸廢馳，這就說明考課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漢代末年，失誤豈止在於佐吏的職責不詳密！如今軍隊或聚或散，減增無常，本來就很難統一標準。況且萬目不張，就要拉住它的綱繩；裘毛不整，就要抖動它的衣領。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職，邪惡的人自會遠離。如果大臣們能盡到他的職責，成為百官效法的榜樣，那么誰敢不恭恭敬敬地盡職盡責，難道在於考核嗎？”
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被闕，無善不紀，無過不瘵。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
黃門侍郎杜恕說：“公開考核官員的能力，三年進行一次考績，確實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經過六個朝代，考績辦法沒有明著於世，經過七位聖人，考核條例也沒能流傳下來，我的確認為這是由於考核的原則可以粗略地依據，詳細規定很難一一列舉的緣故。俗語說：‘世上有惡人，沒有惡法。’如果法制是萬能的，那么唐堯、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輔佐，商朝、周朝也不會以伊尹、呂尚的輔助為可貴了。而今主張考績的人，陳述了周朝、漢朝的所說所為，輟敘了漢代京房考功課吏的本義，可以說是使考課的要旨更加顯明了。盼望用這種辦法崇尚謙恭推讓的世風，振興美好的治績，我認為還不是盡善盡美。打算讓州、郡舉行任官考試，必須經由四科，都有實際成效，然後保舉，經官府考試徵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據功績補升為郡守，或者增加祿秩，賜予爵位，這最是考核官吏的當務之急。我認為被任職的官員應當使他們的身分顯貴，採用他們的建議，命他們都分別制定州郡官吏考核辦法，切實施行，確立可信的必賞制度、可行的必罰制度。至於三公九卿及內職大臣，也應當都就他們的職務進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討論治國大道，內職大臣，時時彌補君王的疏忽和錯誤，再小的善行也要記載，再小的過失也要糾舉。況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絕非一盞明燈就能照亮每個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頭腦，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須明白同屬一體、互相依賴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說廊廟所以需的木材，絕非一根木頭就能支撐，帝王的宏大事業，絕非只靠一個臣僚的謀略。由此看來，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職盡責辦理課試，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樂呢？如果容身保位沒有被放逐罷官之罪，而為國盡節，也處在被懷疑的形勢中，公道沒有樹立起來，私下議論卻成為風氣，這樣即使是孔子來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發揮一點點才能，何況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說：“設定官吏分擔職責，管理百姓，是治國的根本。依照官職考察官員的實際工作，依照規章進行督促檢查，是治國的細微末節。大綱不舉而抓細小之事，不重視國家大政方針，而以制定考課之法為先，恐怕不足以區分賢能和愚昧，顯示出明暗之理。”於是，久議不決，此事竟沒有實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淆；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
臣司馬光曰：治理國家的關鍵，沒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識別人才的辦法，連聖賢也感到困難。所以只好求助於輿論的毀謗或讚譽，於是個人愛憎爭相摻雜進來，使善良和邪惡混淆；用檔案進行考核，於是巧詐橫生，真假不明。總之，識別人才的根本在於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屬下有能無能就會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無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績之法，恰好能夠成為徇私、欺騙的憑藉。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跡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跡，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治，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跡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為什麼這樣說呢？所謂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內心，所謂檔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現。自己的內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別人的表現，不也很難嗎？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親疏貴賤改變心思，不因喜怒好惡改變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誰是擅長經學的人，只要看他博學強記，講解精闢通達，那他就是飽學之士了；想要了解誰是執法人才，只要看他斷案窮盡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於理財了；想要了解治軍的將領，只要看他戰必勝、攻必取，能使敵人畏服，那他就是善於治軍了。至於文武百官，莫不如此。雖然要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決斷在於自己；雖然考核要看實際表現，但審察卻在自己內心。探討實情而斟酌是否適宜，最為精密最為細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筆錄，怎么可以預先定出法規而全部委派給有關部門辦理呢？
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跡，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親顯貴，雖然無能但仍被任官授職；有的人因為關係疏遠出身卑賤，雖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當權者所喜歡的人即使失職也不被罷免，所惱怒厭惡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錄用。向人諮詢，毀譽各半而不能決斷；考核事跡，文書具備內容空洞而不能覺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辦法，增加考核條目，完備檔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實情況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
有人說：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國，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萬，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給有關部門而獨自承擔呢？回答是：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於一郡之上，三公居於百官之上，如果各級都用這個辦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屬，君王也用這個辦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還會有什麼煩勞呢？
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中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有人說：考績之法，是唐堯、虞舜所制定，京房、劉邵不過是加以陳述及修訂罷了，怎么可以廢除呢？回答是：唐堯、虞舜的官吏，任職時間長，所擔職責專，設立法規寬，完成期限遠。所以姒鯀治水，歷經九年尚未完成，然後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後才嘉獎他的功勞；不象京房、劉邵的辦法，考核官吏瑣刺碎碎的功績，檢查他們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來就有名同而本質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績之法並不是只在唐堯、虞舜時才可能實行，而在漢、魏不可行，是由於京房、劉邵沒有弄清根本問題而只追求細微末節的緣故。
（17）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主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17）起初，右僕射衛臻主持推舉選拔人才的工作，中護軍蔣濟給衛臻寫信說：“漢高祖遇見逃犯，任命為上將；周武王延聘漁夫擔任太師。平民百姓甚至奴僕，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試以後才能任用？”衛臻說：“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戰比同於周成王、周康王時代，把漢王斬蛇起義比同於漢文帝、漢景帝時代，喜好出乎常規的舉動，開提拔奇才的先河，將會使天下混亂起來。
盧毓論人及先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
盧毓議論人才及選舉之事，都是優先考慮德性品行而後再談才幹。黃門郎馮翊人李豐曾經就這個問題問盧毓，盧毓說：“才幹是要用來行善的，所以大才幹能夠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幹能夠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說是有才而不能行善，這樣的才幹是不適合作官的！”李豐佩服他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