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驥良(著名報人、電影評論家,江青前夫)

馬驥良(著名報人、電影評論家,江青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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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1914年5月7日—1988年8月23日),原名馬季良,又名馬驥良、馬耀華。江蘇蘇州人,中國著名報人、電影評論家、記者和演員。唐納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的前夫。唐納是馬與佘其越(史枚)合用的筆名。有資料顯示,唐納可能是中共地下黨員,“中調部”的高級情報幹部。唐納早年就讀於蘇州私立樹德中學、江蘇省立蘇州中學;1932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34年秋進入上海藝華電影公司任編劇;1935年加入電通影業公司,主編《電影畫報》;1936年與藍苹(江青)結婚,後離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擔任《大公報》的戰地記者,奔走於東部戰場。

1952年在法國與安娜結婚,開辦中餐館;1985年9月,唐納由國家安全部安排再度回國,自稱打算寫回憶錄,請夏其言托人為他找歷史資料;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基本介紹

  • 本名:馬繼宗
  • 別稱:馬季良、馬驥良、唐納、馬耀華
  • 所處時代:民國
  • 民族族群:漢族
  • 出生地:江蘇省蘇州市
  • 出生時間:1914年(甲寅年)5月7日
  • 去世時間:1988年(戊辰年)8月23日
  • 職業:著名電影評論家、記者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名滿滬上,慘痛婚姻,抗戰時期,報界紅人,異鄉歲月,病逝他鄉,人物之謎,

人物簡介

唐納,本名馬繼宗,1914年5月7日生於江蘇蘇州,父親馬培甫時任津浦鐵路洋務譯員,母親費文英。兩歲時過繼給大伯馬含蓀為嗣,從小喜愛詩文。少時就讀於蘇州私立樹德初級中學,畢業後考入省立蘇州中學。從1930年開始,他以巨鈺、瞿覺等筆名在《吳縣日報》發表一些散文短詩
“九一八”事變後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吳縣共青團委和蘇州進步青年發起成立的“社會科學者聯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還與進步青年佘增濤(史枚)、項志逖(胡繩)、吳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經常議論國事,探討救亡之道。
1932年3月,因中共吳縣縣委和共青團組織遭破壞,馬繼宗亦遭當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馬繼良,後又用季良、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聖約翰大學。1933年,以唐納、羅平、陳陀等筆名在《晨報》“每日電影”、《申報》“電影專刊”、《新聞報》“藝海”等副刊發表電影評論,常有獨到見解,深受讀者喜愛。翌年秋,進華藝電影公司任編劇,為抗日影片《逃亡》主題歌《自衛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詞,由聶耳作曲而廣為流傳。後又進電通影業公司任編劇、宣傳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編導委員會副主任。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上海、武漢、重慶再到上海,唐納稱得上是橫跨影劇界、新聞界的活躍人士。在上海,他編輯《大公報》“戲劇與電影”專刊,出演喜劇片的主角,還當過戰地記者;去武漢,他創作並策劃演出抗日話劇《中國萬歲》,轟動三鎮;到重慶,他進入英國新聞處當譯員,組織進步戲劇活動;唐納中、英文俱佳,是公認的多面手;撇開給他帶來另類名聲的那段短暫婚史不談,以他在影劇和新聞方面的業績,也堪稱出類拔萃的文化人。
抗日戰爭後期,唐納先後擔任《時事新報》、《文匯報總編輯,與總主筆徐鑄成,副總主筆陳虞孫宦鄉及採訪主任孟秋江等主持這份立場偏左的報紙,也有不少出色表現。
1948年底,唐納從香港美國後,在紐約的中文報社、印刷廠工作不足兩年,即轉往法國巴黎,與陳潤瓊成婚,後育有一女;他倆以經營中餐館為業,過著平靜安逸的生活;1978年冬,唐納回國探訪親友,在上海由鄭君里夫人黃晨陪同下,到鄭的墓地獻花致哀,隨後前往北京,與葉劍英羅青長等會面。
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法國巴黎病逝,終年74歲。

人物生平

名滿滬上

唐納(1914—1988),原名馬季良,江蘇省蘇州胡廂使巷“馬家牆門”大少爺。唐納自幼聰穎,出落得一表人才,先入私立樹德中學,後轉省立蘇州中學(蘇州一中),與著名學者顧頡剛葉聖陶王伯祥胡繩袁水拍等先後同窗。學生時代的唐納激於愛國熱忱,積極參與進步話劇演出,秘密加入共青團。
l932年3月,中共蘇州地下黨遭重大破壞,他悄然赴滬,在親戚介紹下入銀行當練習生。同年暑期,考入滬上名校聖約翰大學,受到了良好的英語訓練,並成為學生劇團的活躍分子。
不久,馬季良向《晨報》副刊“每日電影”專欄投稿,而地下黨員佘其越也常常用“唐納”筆名撰寫愛國文章,該欄主編姚蘇鳳也是蘇州人,來者不拒。由於兩人文筆犀利、見解獨到,很快贏得讀者讚賞。不久,上海一流大報《申報》的“電影專刊”、《新聞報》的“藝海”、《中華日報》的“銀座”、《大晚報》的“剪影”等影劇專欄,都爭相刊登“唐納”文章。“唐納”之名一時譽滿滬上,與《申報》的石凌鶴並稱“影評兩雄”,有“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之譽。
後來,佘其越另選筆名“史枚”,馬季良得專名“唐納”。此時,唐納兼任電通影片公司演員,“影報雙棲”,著力介紹過《王老五》與俄國名劇《大雷雨》。

慘痛婚姻

1935年春,藍苹(原名李雲鶴,1914—1991)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公演易卜生名劇《娜拉》,唐納觀後著文推薦,譽為“一顆耀眼的新星”,藍苹一時身價騰踴,兩人感情迅速升溫。唐納將藍苹拉進自己供職的“電通”公司,由同事而同居。1936年4月26日上午,會同趙丹葉露茜、顧而已與杜小鵑,在杭州月輪山下六和塔前舉行婚禮,六位新人取六合之意,鄭君里司儀,沈鈞儒證婚,名噪一時。
同年5月,唐納攜藍苹回蘇州家中小住。然而,回滬不久,這對新人就已“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唐納兩度自殺,忽起“唐藍婚變”。5月底藍苹回濟南探母,唐納淚送車站,藍苹揮手:“不要難過,6月10日我就回來!”可是,不僅久候不歸,還寄來一封遺書——“得腦膜炎死了”,唐納自然不信。6月25日,趙丹與鄭君里將唐納送上火車。當新郎找到新娘的家門,第一次見到岳母、大姨子,擲答“雲鶴不在濟南!”再問去向,答不知道,且已走了十幾天。唐納怏怏告別,頹然折回大明湖附近旅店,途中買了一磅消毒酒精與數盒紅頭火柴。回房後,和著酒精吞吃紅色火柴頭,幸茶房注意到這位客人神色有異,及時進房,送醫院急救,6月28日晨脫離危險。這次,“藍苹死於腦膜炎”、“影星唐納自殺”,再次為各報競載,連《中央日報》也登了“轟動濟南之唐納自殺事件”。
唐納甦醒後,藍苹姐姐探院,附耳對唐納吐露實情:“藍苹去天津找小俞(藍苹前夫俞啟威)了!”藍苹姐姐走後,唐納又恨又悔,便給“二哥”鄭君里寫了一封長信,痛訴藍苹的狡詐虛偽及濟南之行的可悲可嘆,並說出藍苹出走的實因與躲在何方。“文革”時,這記載了“旗手”當年醜聞的信,成為她的一塊心病,她三番五次令張春橋向鄭君里“討要”,鄭君里因遺失無法交出,終遭迫害而死。
得到姐姐電報,知唐納為情自殺,藍苹從天津返回濟南,隨唐納及趕來的鄭君里當晚就登車返滬。可是,唐藍婚姻仍難維繫,藍苹不久愛上著名話劇導演章泯,1937年5月與唐納正式離婚,因本來就沒有結婚證書,倒也容易。“離婚”沒幾天,5月27日,唐納再次自殺——在吳淞口跳海。幸而被人及時撈起,又免一死。這次藍苹不再回頭,索性與章泯公開同居。章泯比藍苹大7歲,剛剛拋棄幾個子女,逼著髮妻蕭琨簽下離婚協定。聽說唐納第三次自殺,藍苹在聯華影業公司的雜誌上發表了《唐納和我為什麼破裂》一文,說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必須離開唐納,還說她多次想自殺而沒幹,唐納卻真幹了。藍苹聲稱自己絕不學阮玲玉。

抗戰時期

抗日軍興,藍苹於1937年7月離滬,回濟南小住數日,前往西安,8月初進入延安,先入黨校再入魯藝,與英俊瀟灑的朱光(畢業於上海大學)、魯藝教師徐一新,各有一小段羅曼史。1938年夏,24歲的藍苹走近45歲的延安革命領袖——毛澤東身邊,8月接到調令從魯藝轉入“毛辦”,任軍委檔案秘書兼毛澤東“生活秘書”,改名江青。
唐納和藍苹離婚後,投入抗日熱潮,成為《大公報》戰地記者。1937年底上海陷落,唐納與許多影劇明星來到武漢。唐納自己編劇,寫出抗日話劇《中國萬歲》,應雲衛導演,1938年夏在武漢維多利亞紀念堂及大光明戲院上演,轟動全城。武漢吃緊後,文化人西上重慶。1939年3月,趙丹見唐納在山城孤身一人,便將初出茅廬的女演員陳璐介紹給唐納。兩人一見傾心,墜入愛河,閃電結婚。八年抗戰,唐陳婚姻也只維持了八年。此後,他愛上了女演員康健,在重慶同居。但二人性格不合,不久便分手了。陳璐與唐納分手後,仍活躍於銀幕與舞台,並嫁與一位鹽商,1965年才結束演員生涯。“文革”中,陳璐被打成“現反”,下放湖北襄樊農村達十年,罪名是“攻擊中央首長”。“文革”前,一些文藝界朋友知道她是唐納前妻,問起唐納與藍苹往事,她隨口說了幾句,就成了“攻擊中央首長”。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三次電邀,並迫於史達林壓力,赴渝談判。沒過幾天,江青藉口“牙疼”也要求飛渝治病。毛最初不贊成,但在江青一再要求下,勉強同意,但講好條件,江青不得在重慶公開露面。江青到重慶後,並未和毛澤東住在一起,而是和女兒李訥住在張治中的桂園。此時的江青,心情很激動,特別是當她聽到張治中手下一名內勤說了一句“她比宋美齡漂亮”,興奮了好幾天。但遺憾的是,她不能像宋美齡那樣出頭露面,無法在記者的照相機鏡頭前一展英姿。寂寞中,她背著毛澤東悄悄打電話約見唐納。
不料,唐納對她已經“一了百了”,並且另有所愛。唐納事後對人說:江青地位今非昔比,見她會惹是生非。

報界紅人

抗戰勝利後,唐納回到了上海,一度出任《時事新報》總編,不久便被老闆孔祥熙辭退,說他編的報紙太紅。徐鑄成將他延聘到《文匯報》任總編,徐任總主筆,副總主筆宦鄉、陳虞孫。1947年5月,《文匯報》被封,唐納逃亡香港。1948年2月秘密回滬,力促徐鑄成去辦港版《文匯報》,成為香港《文匯報》的創刊功臣。當港版《文匯報》出現經濟危機時,唐納多方設法,借款兩千,共渡難關。
1948年底,港版《文匯報》經濟好轉,國內三大戰役結束,局勢已定,香港《文匯報》諸同仁興高采烈,“青春作伴好還鄉”,唐納忽然提出辭呈,說是赴美去辦華僑的《紐約日報》,其後再轉巴黎。大家都很驚訝,認為唐納對革命有功,怎么亡命海外?唐納苦笑:“解放勝利,實現了我們的願望,你們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回去。”徐鑄成一時不解,一位年輕同事從旁點撥:“馬先生私下對我說過,他如回去,準沒有命。”徐鑄成這才想起藍苹那檔事兒,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但徐鑄成還是認為:“為了一個女人——而且事情早已隨風而逝了,何至如此呢?”然而,三十多年後,徐鑄成感嘆:“三十年的變幻風雲說明我是多么幼稚,而他則是料事如神。今天想來,當年即將出現的局面,他明明看到,對他個人將是一場災禍,為什麼他還有這樣大的勇氣,不惜一切艱辛危難,盡力求其實現呢?”
1947年8月,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唐納應邀出席。《自由論壇報》一位女記者引起他的注意,頓生愛慕之情。這位女記者乃國民政府前駐法大使三女陳潤瓊,操一口流利英語,法語也很純正,談吐非凡,舉止端莊,堪稱才貌雙全。唐納對陳潤瓊一見傾心,陳潤瓊卻未作出回應。於是,唐納開始了一番苦心孤詣的瘋狂追求。

異鄉歲月

1949年,唐納出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1949年2月,陳潤瓊赴美,供職於聯合國;唐納隨之赴美,先入紐約日報社,後到聯合國某中文印刷廠工作。
1951年,陳潤瓊到達巴黎,唐納跟蹤而去。每天給陳潤瓊獻花,同時送上一封用蠅頭小楷端端正正寫成的情書。這一份持久的痴情,陳潤瓊深受感動,漸漸發覺唐納不僅富有才華,而且為人善良,極重感情。1951年,陳潤瓊終於答應了唐納的求愛,1952年12月23日兩人結婚,在巴黎舉行婚禮。從此,唐納的感情才算最終靠岸,有了歸宿。
在巴黎,兩位記者棄文從商,開起了飯店。從最初的“明明飯店”到“京華飯店”再到“天橋飯店”,生意日益興隆,越來越紅火。陳潤瓊不僅善解人意,而且精明能幹,長於經營,是唐納名副其實的“賢內助”。1979年唐納退休後,飯店由陳潤瓊全權經營管理。唐納與陳潤瓊生有一女,取名馬憶華——思憶中華。
曾有海外報紙說唐納為招徠顧客,在自家飯店二樓舉辦江青照片展覽。唐納斷然否認:“我這個人,不但不念舊惡,而且一旦絕交,也是不出惡聲的!”
1966年,江青榮登“文革旗手”寶座,故友鄭君里趙丹等紛紛受到無情迫害,唐納幸虧遠在海外,“旗手”鞭長莫及,才得免遭毒手。緣於與藍苹曾有那段關係,唐納在巴黎常遇不速之客的造訪。被江青呼為“自己的斯諾”、為其立傳的美國作家維特克女士,兩次專程拜訪,提出20~30萬美金為酬,約唐納合寫江青,唐納堅拒。唐納晚年曾計畫寫一部自傳,專門尋找當年各報的報導,以及自己寫給江青的長信及江青的兩封回信。幾度提筆,均因病魔纏身,無法完成。
“四人幫”倒台後,唐納終得回國,兩次回蘇州舊居。第一次1979年9月,兩位“中央來的人陪同,他懷著深情,默默走遍了全宅”,還特地訪問了住在走馬樓下的啟蒙老師王芍麟的家,久久不想離去。
1985年初秋,唐納攜妻女再次回家,每到一處,都要向妻女詳細介紹許多往事,時而笑語洋溢,時而欷歔感慨。當天,他戀戀不捨地離開蘇州。不過,他每次回來都行蹤隱秘,未在公開場合露面,僅走訪幾個當年親友。

病逝他鄉

1988年,唐納因肺癌病逝於巴黎,享年74歲;一年後,國內文化界人士在上海延安路市府小禮堂為他舉辦“追思會”。夫人和女兒特地從巴黎趕來,參加者還有胞弟馬驥善,表弟徐懋績、徐懋德,義兄鄭君里夫人黃晨及其子鄭大里,二義嫂葉露茜與後夫杜宣,少時同窗夏其言等生前友好七八十人,秦怡任司儀。會後,夫人陳潤瓊與女兒來到蘇州馬家大宅,沿著三年之前唐納陪他們走過的足跡,默默重走了一周,向這座故居作了最後告別。
2003年10月,蘇州市文管會辦公室在胡廂使巷破敗的馬家大宅,掛上“唐納故居”的牌子。馬家大宅像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默默無語站立小橋之側,流水之畔,令後人回首往事,追憶先輩。新修的蘇州《平江區志》也記下這段史實,唐納(馬季良)正式進入史冊

人物之謎

江青傳》在“沸沸揚揚六和塔婚禮”一節中有個腳註,稱唐納認識藍苹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後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另一處又轉述夏其言接受訪問時的回憶,他早年考上一家銀行練習生,與同事馬驥善為好友,進而認識了其兄馬驥良亦即唐納,“那時候,馬驥良參加了共青團”,但對於唐納究竟何時加入中共,該書語焉不詳
夏其言作為唐納青年時代的摯友,曾應新加坡聯合早報》邀約撰寫《唐納與我》一文,回憶他與唐納相識於1936年,共同的憂國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們引為知交。一天,唐納說有個朋友是職業革命家,剛從國民黨反省院中逃出來,當局正在追捕,想找個可靠的藏身之所,問夏敢不敢接受。夏一聽是個進步人士,還是個傳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納的這個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濤),後來與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間。史枚很有學問,文史哲經,古今中外,無不通曉,夏尊他為師長;夏其言在文中說:“我之能夠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說史枚是最早的啟蒙人的話,那么唐納應該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於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納作為他“最早的引路人”,應該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這一點上,還有一個文字記載可作為證據。2005年10月號《上海灘》月刊一篇題為《新聞界老戰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標題“唐納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寫道:“1936年,他(夏其言)結識了共產黨員唐納……”該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後供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上海市委宣傳部,而夏其言在所屬機關報《解放日報》先後任經理、政文部主任、副總編輯直至離休。他們相互熟識,在文章中這樣表達不會沒有根據。
對這個問題尚不確定的是:唐納究竟是哪年正式成為中共黨員的?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團轉黨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即入團後經過一段時間考驗,直接轉為共產黨員,這個推斷如能成立,唐納的黨齡應始於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見,儘管唐納與藍苹很快就分道揚鑣,但最初能走到一起並不是偶然的,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畢竟屬於同一陣營。
唐納的中共黨員身份,是由與其兩度共事的老報人徐鑄成最先揭櫫的,但起初用的是間接筆法。他1980年代初撰寫的《報海舊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節“吳紹澍與《正言報》”,提到1947年5月《文匯報》被國民政府查封后,次年與吳結伴同遊台灣,“事有湊巧,回滬不久,有一位黨員同志從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對我說,民革已在港成立,準備辦一機關報,李任潮先生堅決要我去主持……”成立於香港的民革,全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字任潮。此處提到的“一位黨員同志”是誰呢?徐數年後撰寫《我所認識的李濟深》一文揭開了謎底: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馬季良同志(唐納)忽由港來滬,對我說:‘李任潮先生他們已在港成立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準備辦張報,李任潮一定要你去當總編輯。’”兩處文字說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對,不難明白,前一書里的“一位黨員同志”就是唐納。
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發專題“改革八賢”,其中一篇長文《葉劍英:最後十年》配發了四張圖片。有一張是合影,文字說明為:“1978年12月,葉劍英在北京會見旅法華僑唐納(左三)。右一為羅青長,左二為葉選寧,左一為葉選基。”照片上,唐納站在居中的位置。這足以令人大吃一驚。
熟知現當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葉劍英元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戰爭年代,他屢任方面軍或全軍參謀長,多次與聞重大事變,曾參與中共南方局領導工作,兼管南方地區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報、統戰事務等;羅青長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是國家情報安全部門頭號主管;葉選寧為葉帥次子,以後出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部長;葉選基是葉帥侄子,也參與部分機要。只要稍加思索就會想到,若僅僅是個在法國開餐館的老華僑,闊別多年回國,怎么可能獲得葉劍英這樣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的接見,且由國家情報安全機構主管而非僑務部門官員陪見。唐納1978年底在北京獲得如此規格的禮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經擁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
這次會面時葉劍英講了些什麼,而唐納又講了些什麼由於唐納未及寫出回憶錄即已辭世,有關內容可能只會留存在某個部門的檔案里了。但有一點應可確定:唐納曾是一名共產黨員,並且是特殊戰線上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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