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青長（1918年9月4日—2014年4月15日），四川蒼溪人。1932年秘密參加共青團，1934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5年參加長征，在紅軍政治部門從事聯絡工作；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紅軍總政治部幹事；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社會部情報訓練班，任林伯渠機要秘書，1941年調回延安，解放戰爭期間擔任情報機要工作；建國後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分管外交、情報、對台工作；還曾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部長，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等職。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羅青長同志因病於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6歲。
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人物軼事,
人物經歷
羅青長，漢族，1918年9月出生，四川省蒼溪縣人，1932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8月參加革命工作，相當於高中文化。1931年至1934年在四川蒼溪縣中學學習並從事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
1934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至1935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八十九師政治部宣傳員，中共川陝省委宣傳部幹事、省委黨校和省委秘書；參加長征；1935年至1936年任武裝工作隊隊長，紅軍幹部大隊班長，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幹事；1936年11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6年至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任黨支部書記、黨總支部宣傳委員、青年委員，教員、研究員。
1938年至1941年在西安參加秘密情報領導工作併兼任黨支部書記，曾打入胡宗南部隊從事地下活動。
1941年返回延安；1941年至1949年，任延安棗園情報訓練班黨支部書記，延安中央情報部秘書、科長，第一室副主任、主任，在中央前委負責敵區情報工作和機要工作（1947年以後）；1947年3月黨中央撤離延安後，隨毛澤東、周恩來轉戰陝北，在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敵區情報工作和聯絡工作。
1949年至1955年任中共中央軍委情報部一局局長，中共中央軍委聯絡部一局局長、部長助理、副部長，1954年10月起兼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
羅青長（左）與李克農、杜長天（右）合影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1970年至1973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情報部副部長；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調查部負責人、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1975年1月起任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1978年3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同年5月起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1981年8月起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成員。是中共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
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起，羅青長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了近40年；羅青長是最早知道總理病情的人之一，也是周總理生前見的最後一位高級領導幹部。
1975年12月20日早上七點半，總理的衛士張樹迎來電話，說總理希望見見羅青長；羅青長經過“請示”之後立即趕往醫院，總理正發高燒，體質十分虛弱。
見到羅青長後，總理強忍著病痛的折磨，用微弱的聲音對他說：“青長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病成這個樣子，今天還能見到你……”隨後就談起了他最關心的台灣的情況，囑咐羅青長“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談著談著，總理的聲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漸合上了。
羅青長（後左2陪同周恩來會見繆雲台等人
羅青長（後左2陪同周恩來會見繆雲台等人長子羅抗，次子羅挺，老三羅援，老四羅振，老五羅揮，老六羅揚
與世長辭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因病於2014年4月15日15點4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歲。羅青長生前曾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情報工作者之一，長期追隨周恩來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長期分管對台工作。他是周恩來彌留之際召見的最後一位中央部門負責人，也是周恩來葬禮工作的主要負責者之一。
2014年4月21日，各界人士在北京八寶山送別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同志。
從早上7點鐘開始，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外來送羅老最後一程的人們陸陸續續排起了長隊，他們中不僅有羅老生前親朋好友，工作單位的同事，還有董必武之女董良翬，任弼時之女任遠芳，胡喬木之女胡木英等“紅二代”。她們表情凝重，神情哀傷。任遠芳說，她與羅家後人羅援等人熟稔，今天也特地趕來，表達對羅老的哀思。
人物軼事
16歲過雪山草地
蒼溪是紅色革命的基地，在戰爭年代為革命輸送了大批優秀青年。1934年8月，紅四方面軍八十九師來到四川蒼溪，16歲的羅青長等23名小夥伴一起加入紅軍的行列。這23名一同參加紅軍的小夥伴，到全國解放時，倖存下來的只有羅青長一人。
也許是長征的經歷太刻骨銘心了，時隔60年後，在1996年紀念長征勝利60周年時，已經78歲高齡的羅青長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革命理想高於天》的文章，回憶當年長征的經歷。
紅軍駐紮在大金川時，羅青長任武工隊隊長。一次與少年先鋒隊指揮部的熊作芳一起去聯絡被敵人圍困在崇化縣照壁山一座喇嘛寺中的婦女獨立連，當他們趕到喇嘛寺時，只見殘垣破壁、餘燼未熄，30餘名紅軍女戰士全部被敵人槍殺。其中有一個羅青長認識的達縣籍女戰士高麗生，是箇中學生，年僅16歲，犧牲時仍緊握手榴彈，怒目圓睜。此情此景給羅青長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長途跋涉使年輕的羅青長疲憊不堪，有時走著走著就睡著了。一次在草地暫時休息後，他懵懵懂懂地跟著部隊出發了。走到半路才發覺槍丟了，嚇出了一身冷汗。正要回身去找，忽然看見幹部大隊指導員傅崇碧同志幫他扛著槍，他嚴肅而又和藹地對羅青長說：“羅青長，死人也要守著四塊板板么！你這個當兵的，怎么敢把傢伙丟了？ ”
“當時，我又羞愧又感激，這件事讓我終生難忘。”羅青長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由於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紅四方面軍三次過雪山草地，每一次都有一些紅軍戰士長眠在那裡。有一個小戰士，生性活潑，平時總愛張著嘴樂，大家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叉口”。過草地時，由於饑寒交迫，他倒下了。臨犧牲前，他拉著羅青長的手說：“羅青長，我不行了，你們去把紅旗插遍全中國吧！”
幾十年來，這句話始終縈繞在羅青長的耳邊，一直在激勵著他，鞭策著他。
辦事牢記三句話
從1938年開始，羅青長在西安參加秘密情報工作併兼任黨支部書記，以中尉書記員的身份打入胡宗南部隊，從事地下活動，負責聯絡我黨在西安的有關情報關係，為關鍵時刻我黨掌握胡宗南部隊動向，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央社會部的棗園訓練班，羅青長第一次受到嚴格的情報保衛訓練。4個月的學習給他的情報生涯打下了堅實基礎。當時的社會部副部長陳剛的三句話他一直牢記在心：“不該知的即不求知，不該說的即不說，不該交往的即不交往。”
從棗園訓練班畢業後，羅青長就被派往西安，從地上轉入地下，公開身份是楊虎城三十八軍中尉書記員，隨後還擔任了國民黨三青團西京分團的辦事員。
在敵後工作充滿驚險，隨時隨地都面臨著生死考驗。羅援聽父親跟他講過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當時他們西安情報組織的機密檔案，都保存在一個保密檔案箱裡，暫存在一個地下黨員家裡。後來，這個地下黨員思想發生了動搖，說保密箱放在他們家裡，將會給全家帶來殺身之禍，催促羅青長儘快把保密箱取走。
危險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敵手，不但羅青長身份暴露、有生命危險，也會給地下組織造成巨大危害。在請示了上級之後，羅青長決定冒險取回保密箱。
羅青長拿到保密箱之後，趕到預定的接頭地點，等著和另一名地下黨員交接。可等了半天，那名聯絡員也沒有來。這時西安全城開始戒嚴，中國國民黨部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甚至連小學生背著的書包他們都要搜查。
羅青長決定利用自己穿著的一身中國國民黨軍官制服強行闖關。於是他叫來一輛黃包車，把裝有機密檔案的保密箱壓在座位底下開始闖關。多虧了那一身中國國民黨軍官制服，沿途的哨卡並沒有過多地阻攔和盤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
在經過八路軍辦事處門口的時候，羅青長一個箭步跳下來，拎著保密箱就跑了進去，終於化險為夷。
後來，這個保密箱作為歷史見證，由羅青長捐贈給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展覽館。
情報部門顯身手
1941年，羅青長結束了在西安的潛伏，回到離別三年的延安，進入社會部的核心部門。他先是擔任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的秘書，隨後進入了社會部一室工作。1946年，國共內戰硝煙再起，中央社會部的工作也更加艱巨，情報工作更是成為重中之重。
羅青長博聞強記、勤于思考，由他撰寫的關於三青團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同時，他還是有名的活檔案，每天向毛澤東、周恩來提供中國國民黨部隊的調動情報，對中國國民黨師以上軍官了如指掌，對我黨各情報系統和主要情報關係如數家珍。毛澤東轉戰陝北期間，羅青長隨行，負責情報保障。毛澤東對我黨的情報工作甚是讚許，說，“我們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以後要發勳章首先應該發給這些無名英雄”。
1947年3月18日晚上，中國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的槍炮聲已經清晰可辨，直到此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率領的中央縱隊才從容告別延安，開始了轉戰陝北的歷程。29歲的羅青長，也是中央縱隊的成員之一。
當時胡宗南的部隊有20萬人，而毛澤東帶領的中央縱隊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衛部隊，400人是其他工作人員。這支不足千人的隊伍，面臨著中國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圍堵和追擊，最終化險為夷，其中情報部門的貢獻功不可沒。毛澤東和周恩來曾說過，我們在陝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胡宗南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
當時毛主席給自己化名叫李得勝，周恩來給自己化名叫胡必成。“這就是我們的領導人，一個叫得勝，一個叫必成，寓意我們的革命必定成功。”羅援說，“這既是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的表現，也是對情報工作有著充分的信心。”
徐向前元帥曾經評價，羅青長“是我黨情報偵察戰線上的無名英雄”。
總理囑託系半生
自從進入隱蔽戰線，羅青長就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1952年起擔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後，他又長期在周總理的領導下負責對台工作。
多年追隨周恩來的經歷，讓羅青長受益匪淺。在羅援看來，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甚至為人處世，父親都受到周恩來的巨大影響。
1975年9月4日，病痛中的周恩來看到《參考訊息》轉載的一篇《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文章，當即批示：“請羅青長、家棟對蔡省三的4篇評論的真實情況進行分析，最好找王崑崙、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兩字模糊）。周恩來，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為了台灣問題，總理用顫巍巍的手連寫四個‘托’字，一方面表明了總理對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殷切期望，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對我父親的高度信任。”羅援回憶說。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病危中的周恩來提出要見羅青長，當工作人員請示到政治局時，“四人幫”還沒起床，遲遲沒有答覆。鄧小平聽到這一訊息，急了，“這個時候了，總理要見誰，就見誰，不用請示！”
羅青長趕到醫院時，總理正在焦急地等待。羅青長看到總理憔悴的病容，難過地落下了眼淚。總理忍受著巨大的痛苦，頑強地支撐著，說：“青長同志，我的時間不多，咱們抓緊時間談工作吧，”當他聽完台灣問題的工作匯報後，一再囑咐：“不要忘記那些為人民做出過有益事情的老朋友……”隨後，總理陷入昏迷。當他再度甦醒過來時，他對羅青長歉意地說：“我實在疲倦了，讓我休息10分鐘再談。”
聽到這裡，羅青長再也忍不住，背過臉去，淚如雨下。
羅青長守候在周總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點多鐘，周總理才甦醒過來，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羅青長只好依依不捨地向自己崇敬的老首長告別，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成了終生的訣別。羅青長也成了總理彌留之際最後召見的人。
總理逝世後，羅青長擔任了周恩來治喪辦公室副主任，他強忍著悲傷，送總理走完最後一程，按照總理的遺願，他和總理的兩位衛士將總理的骨灰撒進江河湖海。
“對於總理的囑託，父親一直銘記在心，始終心繫台灣。”羅援說。
終為潘漢年平反
上世紀90年代，羅青長開始梳理自己的革命經歷。羅援說，父親雖然已經是耄耋老人，但是對於往昔的人與事仍然記憶清晰。他在回憶時還會經常提起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比如情報“前三傑”——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情報“後三傑”——熊向暉、陳忠經、申健以及謝士炎等“北平五烈士”。
“父親非常清楚，他們為中共情報系統作出的貢獻非同尋常，情報工作性質特殊，有些人不但遭到誤解，甚至遭受冤屈，他在痛心之餘，也儘自己的一切可能去為他們奔走。”羅援說，“為了給潘漢年平反，父親可以說是嘔心瀝血。”
抗戰時期，潘漢年一直在華東做情報工作，成績卓著。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迫不得已與汪偽政府的頭面人物汪精衛有過一次會面。然而也就是這一發生在抗戰之中的偶然事件，卻讓潘漢年在1955年陷入了一場冤假錯案之中。
按照周總理要求，由李克農牽頭，時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擔任組長，與其他兩名同志組成三人調查小組。他們花了3個月時間，按年月排列，認真調查了潘漢年當時與中央的有關文電，整理出一份詳細的審查材料，建議中央進一步審查核實，並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證： 一是中央一再有關於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是潘漢年進行的情報工作都有正式報告； 三是潘漢年提供了很多決策性情報，得到中央的好評； 四是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是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
然而，在當時“左”風越來越盛的歷史條件下，這份報告沒有得到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很多人提出潘漢年的問題應該重新審查。羅青長也就到處奔走，為潘漢年的平反進行呼籲。這時，陳雲同志登高一呼，“潘漢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羅青長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經過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漢年終於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羅青長發表了《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一文，以親歷者的身份，客觀回顧了案件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