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駿說《孫子兵法》

馬駿說《孫子兵法》

《馬駿說《孫子兵法》》是2008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馬駿。本書不是對兵法原文逐字逐句的解讀,而是將《孫子兵法》掰開揉碎,將自己20年閱讀《孫子兵法》的心得體會提煉為十個方面,如奇正之術、迂直之計、兵不厭詐十二招、為將之五要等等,結合案例進行說明。

基本介紹

  • 書名:馬駿說《孫子兵法》
  • 作者馬駿
  • ISBN:9787101061956
  • 類別:圖書 >> 政治 軍事 >> 軍事 >> 軍事史
  • 頁數:202
  • 定價:¥24.00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出版時間:2008-7-1
  • 開本:16開
  • 字數: 120000
內容簡介,編輯推薦,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歷代注釋,兵法研究,

內容簡介

《馬駿說孫子兵法》一書是根據作者在北京電視台《中華文明大講堂》所做講座整理潤色而成。
《孫子兵法》是教給軍人如何打仗,如何打勝仗的兵學經典,可是為什麼歷史上懂兵法的中原農耕民族卻常常戰勝不了不懂兵法的周邊遊牧民族?《孫子兵法》到底是“有用”還是“無用”?作者講《孫子兵法》,不是對兵法原文逐字逐句的解讀,而是將全書完全打亂,提取書中最精髓的戰爭思想,結合古今中外的經典戰例以及生活案例等,對《孫子兵法》中最為吸引人的地方進行了挖掘和講解,富有啟示性。
本書是根據作者在北京電視台《中華文明大講堂》所做講座整理潤色而成。大眾化的語言,豐富的案例,可讀性強。

編輯推薦

(我)將《孫子兵法》掰開揉碎講解,而不是完整地解讀它。在這個方法中,最為重要的是:提煉出孫子的一些基本觀點(如奇正之術、迂直之計等等),用案例進行說明。……對於軍人來說,咬文嚼字地學習《孫子兵法》,比不學《孫子兵法的》害處還要大。
——馬駿

內容簡介

為了便於讀者對《孫子兵法》有全面的了解,書後附了《孫子兵法》原文。

作者簡介

馬駿,1953年生於瀋陽。軍事歷史學家,法學博士,大校軍銜。青年時期,上山下鄉當過知青、抽回城市當過工人。1978年,成為國家恢復高考後第一批大學生,先後在東北師範大學、國防大學和北京大學求學,獲取了歷史學學士學位。軍事學碩士學位和法學博士學位。現為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長期從事外國軍事歷史、外國軍事思想和國際政治研究。主要著述有:《戰爭領導學》、《世界武裝力量發展史》、《外國戰爭史與軍事學術史》、《日俄戰爭史》、《日本軍事戰略研究》、《外國軍事史學研究概論》、《科索沃戰爭研究》、《二十世紀經典戰役紀實》、《馬駿細解二戰謎中謎》等。

圖書目錄

我讀《孫子兵法》(代前言)
孫子:最高軍事境界“四大字”
孫子:為將之“五要”
孫子:為將之“五不要”
孫子:安國之術
孫子:預勝之要
孫子:論情報與間諜
孫子:迂直之計
孫子:“奇正之術”與“勢”之三部曲
孫子:虛實之術
孫子:“兵不厭詐”十二招
附錄一:《孫子兵法》是誰整理出來的
附錄二:《孫子兵法》原文

歷代注釋

曹操的《孫子略解》為《孫子兵法》最早的注釋本。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宋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家指曹操、李荃、杜牧、陳皞、賈林、孟氏、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
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所收的影宋本《孫吳司馬法》中《魏武帝注孫子》。
近代中國有蔣百里劉伯承陶漢章台灣的許詩玉、鈕先鐘、朔雪寒,日本服部千春,等等均有深入鑽研並有專作。

兵法研究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個時期。
(一)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於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於戰國或更後者。關於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後人校理。對於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於“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中華民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築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於中國而不產生於外國,之所以產生於春秋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於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後,並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秘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後,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鬥爭、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後世子孫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后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後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削繁和注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於《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這裡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余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誌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註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後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從目前所見到的這一時期的註解內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註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註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闢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徵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本文源自《孫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後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後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後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於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於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後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後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聖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註解的新水平,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註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後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套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後世均有深刻影響。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么,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於一體,戚繼光融兵、儒於一爐,並注重套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於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於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他們在關於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後,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徵兆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誌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七)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後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後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註》、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註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徵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於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闢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於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闢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並規範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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