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出生亂世
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於
河南新鄭的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後不久,家鄉便發生了戰爭。藩鎮
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於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
彭城縣縣令(780年),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
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髮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
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
翰林學士。808年任
左拾遺,迎取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並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於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
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
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貶謫江州
815年,宰相
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後白居易又被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
九江)司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
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
元稹相遇於黃牛峽,三人相游之處被稱為
三游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並命名此地為“東坡”。同年冬,被任命為
忠州(今
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於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成罪名。他被貶謫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諭作品而得罪當權者有關。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後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
廬山香爐峰北建草堂,並與當地的僧人交遊。
任職蘇杭
820年冬,轉任
主客郎中、
知制誥。821年,加
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緋色朝服,(緋色即朱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採用,於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
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內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
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命為
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後與
劉禹錫相伴遊覽於
揚州、
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內,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
西湖淤塞農田乾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並作《
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於湖邊,供後人知曉,對後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將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後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事後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
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後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築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
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於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並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里西起
虎丘東至
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
七里山塘”,簡稱“
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
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布施於洛陽
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
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後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領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閒適”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後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並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里第度過,與
劉禹錫唱和,時常遊歷於
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里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洛陽安逝
武宗
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於
洛陽,享年75歲,贈尚書右僕射,諡號“文”,葬於洛陽香山。白居易去世後,
唐宣宗李忱寫詩
悼念他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
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成就
官場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
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後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
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
諷喻詩,代表作是《
秦中吟》十首,和《
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
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
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後回到長安,
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
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
裴度遭人暗殺,
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
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於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於是被
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裡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於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
於是他被貶為
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
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儘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由於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
唐憲宗暴死在
長安,
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後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於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民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
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
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
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
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
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彆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
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
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
琵琶行》與《
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
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於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
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淒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
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淒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盪,不能自已。
個人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
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
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
吳曾《
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
芥隱筆記》)。宋人
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
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
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
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
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
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
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一覽
人物評價
史書評價
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後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於其國相,率篇百金,偽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雲。公好神仙,自製飛雲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雲。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並行於世。
歷代評價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新、舊唐書對於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於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
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係。
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致處。蘇軾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後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軾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元好問:“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註:“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清乾隆皇帝敕編的《
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為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白居易“實具經世之才”,並認為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
胡適讚揚以白居易與
元稹為領袖的文學革新運動,認為可以達到以
詩歌造成輿論,而有助於改善政治。因為
陳獨秀與
胡適提倡新文學運動,在提倡白話、不避俗字俗語的風氣下,白居易的詩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
陳寅恪、
劉大傑、
錢基博等,都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然而
錢鐘書對白居易的評價則不高。
他國評價
白居易的文集在
日本受到高度評價。
平安時代,
菅原道真寫
漢詩,當時
渤海國的人見道真的詩,認為與白居易的詩很像,這評語令道真很高興,還特別記載下來,引以為榮。
軼事典故
自釀美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餘滋;一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
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素口蠻腰
素口蠻腰,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白居易六十多歲時,他得了風疾,半身麻痹,於是他賣掉那匹好馬並讓樊素離開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馬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也傷感落淚說:“主人乘此駱五年,銜撅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 。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但在白居易70歲時,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
藏書故事
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參與整理國家藏書。後擢翰林學士。元和十年(815)貶為江州司馬。文宗即位,遷刑部尚書。武宗時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年退居洛陽香山,自號香山居士,他對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 有卓著的貢獻。在整理集賢院藏書時,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藏書,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私家藏書頗富,建有藏書樓,名“池北書庫”。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罷刑部侍郎時,有栗千斗,書一車”。著有《白氏長慶集》等。他曾以自己藏書為基礎,編撰了一部詞語佳句類書《白氏經史事類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為1 367門。宋代黃鑒著《楊文公談苑》記載:“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採集其事類,投瓶中。倒取之,抄錄成書。”可見《白氏六帖》在最初蒐集資料時,就開始以類匯集。另編有《元白因繼集》、《劉白唱和集》、《洛下游賞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家族成員
祖父:白湟
祖母:薛氏
長兄:白幼文
三弟:白行簡
兒子:白阿崔
史書記載
《舊唐書‧白居易傳》
《新唐書‧白居易傳》
《唐才子傳》
後世紀念
白園是白居易的墓園,位於龍門東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詩里曾說,“門前常流水,牆上多高樹。竹徑繞荷池,縈迴百餘步。”白園的設計已八九分的接近於此了。
白園迎門的是青谷區。夾道兩旁是青色的竹子,懸瀑濺出悅耳的水聲,荷花池飄送著夏日的清涼。聽伊亭和松風亭模仿唐代的建築設計,“亭”通“停”,提醒遊客停下腳步感受山谷的幽靜。時間在山水間是慢的。聽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婦孺皆知的《賦得古原草送別》而建。
墓體區在琵琶峰頂,有墓冢和自然石臥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遊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紀念。其中有塊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著“偉大的詩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舉國敬仰的文學家,你對日本之貢獻恩重如山,萬古流芳,吾輩永誌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