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絕響《金編鐘》清16枚，現藏於故宮博物院。最高28厘米，最大徑16.5厘米。自乾隆年間鑄成，用於重大典儀中，在清朝傾覆後被偷偷典賣出宮（傳言說，曾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在外漂泊了29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金編鐘
- 高：28厘米
- 徑：16.5厘米
- 作用：重大典儀
金編鐘 - 感受,身心一爽,溶入上蒼,不如草芥,金編鐘的風雨歷程,金編鐘的由來,清末,抗戰時期,內戰時期,解放後,
金編鐘 - 感受
身心一爽
望著十六枚光燦燦的金編鐘，你的想法如何？想知道它的聲響嗎？富有金屬質感的鐘鳴，悠悠然然、清清靈靈，入耳聽來動人心弦。翩然超世，其中貫注了足夠的古遠的樸質情調，讓人身心一爽。鐘是古人在禮儀性場合不能缺的器物。依仗美妙入心的音調，古時的天空中才可見到熏熏然的文化氣質，以及對文雅的講求。
溶入上蒼
音符的高低，是由鐘壁的薄厚構成的。在皇家大禮上，當皇上身處中庭，上望天際之時，熏熏然的聲調無疑會使皇帝，陡生一種無來無往，獨步天地，溶入上蒼的神異之感。
不如草芥
溥儀典當金編鐘等財寶後，鹽業銀行立刻做賬，將這筆賬目勾銷。金編鐘搖身一變,成了銀行的賬外資產。為了安全起見，鹽業銀行將金編鐘轉移到北京東交民巷一處不為人知的外商銀行倉庫密藏起來。
當時占據北京的軍閥張作霖四處打探金編鐘的下落；後來閻錫山率晉綏軍占領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編鐘；各路軍閥政客對國寶金編鐘無不垂涎三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領。鹽業銀行的高層開始為這批財寶擔憂，他們秘密開會，決定將金編鐘和一批故宮珍寶，轉移到位於天津法國租界內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此次轉移工作由時任鹽業銀行副總經理兼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負責。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號的大樓，就是當年位於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這座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洋樓，高大氣派，營業大廳用大理石鋪面，顯得富麗堂皇，樓梯間的玻璃彩窗上描繪著長蘆鹽場興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這座高大堅固的建築物的地下，有著迷宮般的地下庫房。
金編鐘的風雨歷程
金編鐘的由來
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經過康熙、雍正兩位皇帝的勵精圖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史稱“康乾盛世”的頂峰。乾隆皇帝統治下的大清帝國國富兵強，它擁有東起庫頁島、西至蔥嶺的遼闊版圖。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這個龐大的帝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財富。歷時130年的“康乾盛世”成為輝映中國兩千年封建歷史的最後一抹殘陽。
在乾隆皇帝的萬壽大典中，這套金編鐘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它由一萬多兩黃金鑄造而成，每一件編鐘的背後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編鐘上瑞獸復為鈕，兩條蟠龍躍然其間，波濤雲海環繞金鐘，彰顯著帝王尊貴之象。更令人稱奇的是，與銅編鐘以大小不一來定音不同，這16隻黃金編鐘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來定音的，實屬稀世之寶。
金編鐘的製造工藝讓人嘖嘖稱讚；它發出的和諧清脆音調，讓人嘆為觀止。這小小編鐘不僅是歷史文物，也是藝術珍品，折射出康乾時期盛世國力的強盛。
清末
1908年12月24日，不到三歲的溥儀登基，當上了宣統皇帝。1912年溥儀六歲時發布詔書宣布退位，大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根據民國政府制定的《清室優待條例》，這位遜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宮。皇帝的排場不減，正如徐啟憲所言：“他宮內的太監宮女還是有一大批，再加上親屬官員，有一千多人。
1922年，16歲的溥儀到了成婚的年紀。雖說是遜帝，風光不再，但宮中上下依然照舊例，開始為他操辦大婚典禮。
當年光緒皇帝結婚時，曾命人繪製了一幅記錄婚禮場面的《大婚圖》，遜帝溥儀的婚禮仍要照此辦理。從納彩禮到大征、冊立，婚慶大典足足折騰了40天。大婚典禮花費銀圓數十萬兩，排場一應俱全，不減當年。這既是清室強弩之末的垂死掙扎，也是遺老遺少最後懷抱的復辟殘夢。
溥儀大婚之日，便是金編鐘最後一次在宮中盛典上敲響之時。
如此巨額的花費從何而出？遜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雖然宣統皇帝退位以後，根據《清室優待條例》第二條的規定：中華民國每年撥給遜清皇室四百萬元新幣，作為遜清皇室的經費開支。但是民國政府每年不能如數發給遜清皇室經費，遜清皇室只能每年大量拍賣宮中的金銀財寶。
這次大婚也不例外，遜清皇室就地取財。故宮院刊曾登載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葉秀雲的文章，詳細記述了這次珍寶被典賣的經過：“民國十三年四月，溥儀的岳父與北京的鹽業銀行簽了一份抵押契約。有金編鐘、金冊等件。其中金編鐘抵押四十萬元，金冊等抵押四十萬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時期的金編鐘就這樣被典賣出了故宮的高牆。
北京前門不遠的地方有一條叫西河沿的小街巷，離街口不遠的洋樓就是當年的鹽業銀行。
鹽業銀行創辦於1915年，創辦人張鎮芳是清朝的進士，曾做過江西督軍、長蘆鹽運使。他與袁世凱是親戚，在創辦鹽業銀行時，爭取到袁世凱的支持。鹽業銀行官商合辦，資金雄厚。據原天津史志辦主任郭鳳歧介紹，上個世紀20年代，溥儀把宮中的金銀財寶典給鹽業銀行時，“鹽業銀行當時的總經理是吳鼎昌，副總經理是朱虞生和陳亦侯，陳亦侯同時又是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的總經理。”
溥儀典當金編鐘等財寶後，鹽業銀行立刻做賬，將這筆賬目勾銷。金編鐘搖身一變成了銀行的賬外資產。為了安全起見，鹽業銀行將金編鐘轉移到北京東交民巷一處不為人知的外商銀行倉庫密藏起來。
當時占據北京的軍閥張作霖四處打探金編鐘的下落；後來閻錫山率晉綏軍占領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編鐘；各路軍閥政客對國寶金編鐘無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時，典賣國寶的溥儀已經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了故宮，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館的幫助下去了天津，後來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溥儀回來贖金編鐘的可能性近乎為零。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領，時局動盪，華北危機。鹽業銀行的高層開始為這批財寶擔憂，他們秘密開會，決定將金編鐘和一批故宮珍寶，轉移到位於天津法國租界內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此次轉移工作由時任鹽業銀行副總經理兼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負責。
身為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辦事膽大心細，在兒子陳驤龍心目中，是個原則性強，做事認真嚴謹，又不乏冒險精神的人，“他是溫州人，總喜歡有點冒險的精神，而且有一些做生意的頭腦。”
陳亦侯接受任務時，不曾想到轉移金編鐘這件事會幾度讓他險招殺身之禍。
陳驤龍說：“這種轉移是很嚴密的，不能讓外人知道一點訊息。我父親當時就用他自己的一個黑別克汽車，天津、北京來回跑，把這東西（金編鐘）從北京運出來。在從北京運出來的時候大半還是晚上，而且有一次晚上，車還碰上了一個喝醉酒的日本人，碰得生死不知，但那時可不能停車。看來當時運這些東西也是很驚險的。”
金編鐘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呢？
原來，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由於對外開埠較早，天津的繁華程度甚至超過了當時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許多中資、外資銀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里蓋起了眾多的洋樓，這些銀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兩側，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條街。在當時的天津金融界號稱“北四行”的大陸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和鹽業銀行均地處外國租界內，正如郭鳳歧所說：“中國的軍隊管不著它，所以它比較起來相對安全。”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號的大樓，就是當年位於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這座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洋樓，高大氣派，營業大廳用大理石鋪面，顯得富麗堂皇，樓梯間的玻璃彩窗上描繪著長蘆鹽場興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這座高大堅固的建築物的地下，有著迷宮般的地下庫房。為了保險，地下庫房還建有帶夾層的暗室。這成了金編鐘的藏身之地。
抗戰時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7月30日，日本軍隊占領了除英、法、意三國租界外的天津市區。作為情報機關的日本領事館不知從哪裡嗅到了金編鐘的氣息，很快就找上門來。
日本人首先打出的是友情牌。
陳驤龍回憶，當時日本在天津的一個副領事，帶著女兒來拜訪父親陳亦侯，主動跟他交朋友，甚至還讓自己的女兒拜他做乾爹。“日本副領事送來的東西主要是日本的漆寶燒那種瓶子，還有一些盆景。我父親跟他說：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把這些東西送到銀行去，我家是不收禮物的。不能不應酬日本人，可我父親認為凡是跟外國人打交道都要十二分的警惕，所以一丁兒點這方面的信息他是不會去露的。”
友情牌失算，心懷叵測的日本副領事帶著他的禮物無功而返了。
為了得到金編鐘，日本領事又使出一招美人計。
一日，陳亦侯被邀與日本領事共餐，席間日本女人圍坐。“問那個金鐘的事，他不說，就跟日本人說別的”，日本領事託詞先走，留下陳亦侯和一眾日本女人，“他拿著帽子就走了。”陳亦侯的妻子楊夢鶯回憶道。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已經探到了金編鐘的去向，情況十分危險。
事情變得緊急，金編鐘是留還是轉移？陳亦侯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派一個銀行職員去西安，從西安給身在重慶總行的總經理吳鼎昌拍電報，請示金編鐘等物如何處理。
那時，吳鼎昌是貴州省主席，又是蔣介石的文官長，陳亦侯認為理應由吳鼎昌拿主意。然而，“電報從西安用銀行密碼發往上海，再由上海經由香港發往重慶，找到在重慶的總經理吳鼎昌。一個月後，一封回電循著原路輾轉回到天津鹽業銀行。這封歷時一個月的回電上只有一個字：‘毀’。”
“這意味著把金編鐘重新回爐融化成金條，稀世國寶將毀於一旦，不復存在。”陳驤龍不禁後怕。
金編鐘面臨被外國列強掠奪的危險，而上司的回電只有一個字：“毀”。按照這一字之令，就要把金編鐘回爐融化成金條，國寶將不復存在。陳亦侯會執行嗎？
陳亦侯接到電報時，從震驚到破口大罵。他說：“世界上的銅還不是每一塊都敲得響的，何況金子！拿純金做成的金編鐘是樂器啊！這個金子是敲得響的能敲出樂曲來的。”他拿定主意，金編鐘絕對不能毀。他決定繼續保護金編鐘，哪怕承擔危險，承擔責任。“這張電報，他一直保存著，他說這是世界上最混帳的一個電報。”陳驤龍說。
胡仲文出生在江蘇淮安，四歲時跟父親來到天津，是南開大學招收的第一屆學生，與周恩來同鄉同學。周恩來的進步思想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的愛國主義教育影響了他一生。胡仲文之子胡宗淵這樣講述他的一生：“南開大學商科畢業以後，我父親就經過我的外祖父朱虞生介紹到上海四行儲蓄會做會計員。我的外祖父當時是北京鹽業銀行的副經理。我父親在上海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回到北京來結婚。1940年春天，他由上海調到天津，任天津四行儲蓄會的經理。”
胡仲文家與陳亦侯家前後院，陳驤龍回憶胡仲文與父親陳亦侯：“他們關係很好。而且胡仲文這個人非常靠得住，他非常仔細非常認真。所以我父親也非常看重他。”
陳亦侯信任胡仲文的為人，心中也已盤算好金編鐘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儲蓄會地下的密室。在這座樓上的經理室中有一個旁門，裡面通著的是一間小休息室。休息室還有一扇小門，打開後是一處封閉的轉樓梯，樓梯直通地下一處暗室。這裡無疑正是密藏金編鐘最理想的地方。他“事先心裡已經想好的，所以就找了胡仲文”。陳驤龍解釋。
多年後，胡仲文之子胡宗淵回憶起那個不平常的夜晚：“天津鹽業銀行經理陳亦侯老先生跟我父親是老朋友，他們過從很密。當我父親1940年從上海調回來以後，在4月，有一天晚上，陳亦侯先生找到我父親商量一件密事。”
夜幕下，陳亦侯來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裡，兩位老友促膝而談。陳亦侯把金編鐘一事如實相告，並把轉移金編鐘到四行儲蓄會的想法和盤托出。深明大義的胡仲文不負重託，欣然允命。兩位老友都知道，這一來，他們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託到了對方的手上。
在那個萬籟俱靜的晚上，陳亦侯和自己貼身的司機一起，把裝有金編鐘的木箱裝到自己的車上，然後親自押車駛進夜幕中。
那是一輛很大的車，陳驤龍回憶：“父親用自己坐的汽車把金編鐘從鹽業銀行運到四行儲蓄會。那個時候也就算是挺大、挺講究的車吧，就把這東西（金編鐘）裝在我父親的車上。”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從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到相鄰的英租界的四行儲蓄會，大約只有三百米的距離。但一貫辦事謹慎的陳亦侯為了掩人耳目，讓司機沿著法租界的邊緣，繞了一個大圈子，一直開到當時電網外的佟樓，在佟樓那裡掉頭，再沿馬場道回到英租界，這樣三百米的距離，就整整繞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開回四行儲蓄會。而在四行儲蓄會樓前，早已等候在那裡的胡仲文帶著一個親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們。
接著，陳亦侯的司機幫忙，一行四人將金編鐘放在四行儲蓄會後面轉樓梯下面的一個小庫房裡。“放進去這個小庫房之後，藉口時局不好要儲存一些煤。我父親又是開灤礦務局的董事，所以就跟開灤礦務局要了一批煤。整個把這個庫房裝進煤去。”陳驤龍認為父親當時的做法萬無一失。“這個事兒辦完之後，據我父親跟我講，那天晚上就在四行儲蓄會，這個事兒做完以後，兩個人拉著手，他跟胡仲文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日本人邀請他去憲兵隊參觀，人們傳聞：“陳五爺被日本憲兵給抓走啦！”與此同時，日軍派出大批軍警直撲鹽業銀行，以尋找適合防空的地下室為名，徑直來到鹽業銀行的地下庫房。不僅對庫房內的物品進行了搜查，還對地下庫房的房間牆壁，進行了仔細地丈量，最終發現了庫房裡的夾牆暗室。幸好金編鐘早已轉移，日本人一無所獲。
陳驤龍說：“查了一溜兒夠什麼也沒發現，日本鬼子無功而返。這樣也就沒有任何藉口，就把我父親也就放回來了。”家裡人鬆了口氣。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發起總攻。日本帝國遭到滅頂之災。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
內戰時期
此時以抗日功臣自居的國民黨政府馬上向全國各大城市派出軍隊，同時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員，到占領區劫收錢財。
陳亦侯之妻回憶，當時戴笠找到陳亦侯，問他金編鐘的下落。陳亦侯說，我沒有。戴笠問，你擱在哪兒了？陳亦侯說，你去找去吧，我擱在哪兒。大家都知道陳亦侯把金編鐘擱在地窖里。於是戴笠去搜，地窖里並沒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來到天津，此時有人遞上一封誣告信，稱陳亦侯是漢奸，家中藏有金編鐘是敵產。這一次戴笠將此信交給了天津警察局長李漢元，讓他去抓陳亦侯。
李漢元拿了這封信就來找陳亦侯，他說：“陳五爺你看這封信值多少錢？”陳驤龍描述當時的情景：“我父親拿了這封信一看說，你是知道情況的啦，你說怎么辦？李漢元說，我看這東西就值一根兒洋火兒。他就劃根兒火柴把它燒了。他說，戴笠那兒我交賬。”
為什麼陳亦侯不把金編鐘交給國民政府，而李漢元又肯承擔這樣的責任呢？
原來，在抵押給鹽業銀行的這批東西裡頭，有冊封皇后用的純金金冊。可這些金冊在流轉的過程當中，被當時的一些人化成金條了。所以金編鐘交出去會不會也難逃化成金條的命運，陳亦侯心裡沒底。而李漢元，“當初是死抗日的，日本人到處通緝他，他就躲到我們家。我父親就說，你的目標太大，你在這兒躲，總也是躲不過去的。那怎么辦呢？我想辦法把你送走。這樣就用銀行職員的名義，把李漢元從天津的張貴莊飛機場，買了飛機票，經上海去香港，把他給送走了。送走的時候還用面口袋兒，裝了二百塊現大洋扔到飛機上。這樣他就平安地離開了天津。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成了天津警察局的局長，而且他在軍統里身份也很高。所以就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說他跟我父親可以說是非常莫逆的。”陳驤龍解釋。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飛機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無人過問，不了了之。
金編鐘又逃過一劫。
光復後的國民黨政府一邊繼續忙於內戰，一邊近乎瘋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市面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胡宗淵回憶，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的“劫收大員”到了天津，曾經宣布凡是舉報隱藏金銀財寶的可以提取70%的獎金，“我父親和我們說，如果當時和他一起密藏金編鐘的楊蘭波司機和徐祥工友舉報的話，他們一夜之間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我父親說，真正值得欽佩和稱讚的，是他們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漢。”
陳驤龍也感慨地說：“他們熟視無睹，對榮華富貴從不動心，我覺得這些人都是英雄。”
解放後
1949年1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29個小時的戰鬥，全殲守敵，解放了天津城。解放後，天津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同時成立了軍管會。當時天津的治安狀況比較混亂，金融秩序也比較混亂，軍管會發布告示：私營企業要歇業三天。開業的第一天，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編鐘和故宮珍寶的清單，交到了軍管會的金融管理處。
在胡仲文上交給軍管會金融管理處的這份故宮珍寶的清單上，16隻金編鐘列在首頁，上面詳細記載著每隻金編鐘的含金重量和名稱。當年典賣出宮的珍寶共四千多件，其中有兩千餘件在流離失所中遺失或被經手人拐賣出國，唯有經陳亦侯和胡仲文保護下來的金編鐘等珍寶重新回到了故宮的懷抱。1954年，金編鐘在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向公眾展出。
當年把生命託付給對方，全心衛護國寶的兩個人此時心事已了。
胡仲文剛過完八十大壽就編了二十四句話的詩，在這首樸實無華的二十四句詩中，表達了他自己一生所堅守的無欲無求、貧而樂的人生信條。
上個世紀50年代，胡仲文調到北京工作，任人民銀行參事。
陳亦侯解放後因年事已高，在天津退休。
他們都沒有對家人提起當年護衛國寶的事跡，但金編鐘卻成為他們一生的牽掛。
胡仲文的孫子胡光增提起：“1974年我和我愛人熱戀的時候，來北京看望爺爺奶奶，他囑咐我們要到故宮去看看金編鐘，這時候他就強調，這套金編鐘不一般。我當時問他為什麼不一般，他沒有回答我，只是說金編鐘經歷過風雨，金編鐘是國家的寶貝。”
而陳亦侯的兒子陳驤龍也有類似的經歷：“保護金編鐘這個事情啊，從來家裡人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以後，中央有一個文史資料，文中講了這個金編鐘的事。有一句是‘幸虧有陳亦侯保存’什麼的。我父親說我這一輩子，非常滿意的一個評價，就在這‘幸虧’二字。”
在天津政協委員會存放的文史資料中，有一篇胡仲文撰寫的四行儲蓄會經營始末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首次披露了密藏、保護金編鐘一事，這是關於金編鐘傳奇經歷第一次完整的記載。
歲月如流，人海茫茫，雖幾經努力，我們未能找到司機楊蘭波和工友徐祥的後代親人，他們一樣是值得後人尊敬和紀念的英雄好漢。
胡仲文老人在辭世前曾叮囑兒孫，要常去故宮看看金編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