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鄭良玉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934年1月30日
- 畢業院校：中國人民大學
- 性別：男
- 籍貫：浙江吳興
個人簡介,股票市場改革突顯特區精神,證券市場經歷了三個階段,整頓二級市場與創辦深交所,改革發行方式與“8·10”事件,改革的成功離不開中央的支持,股票市場改革突顯特區精神,南巡見證者,除了堅持改革開放，沒有別的出路,政治體制改革也要敢闖敢試,深圳還是要擔負先行先試的作用,
個人簡介
個人履歷
1971年09月至1980年05月，蘇州市生產指揮組、市計畫委員會工作；
1980年05月至1981年10月，蘇州市政府副秘書長；
1981年10月至1985年10月，江蘇省政府外事辦副主任，主任；
1985年10月至1990年03月，中共江蘇徐州市委書記；
1990年03月至1992年11月，中共廣東省深圳市委副書記、市長；
1992年12月至1995年02月，江西省副省長；
1995年02月至1998年01月，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擔任職務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理事長
WTO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法律、貿易研究會高級顧問
國家緊急救援促進中心深圳分中心顧問
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名譽理事長
江西省慈善總會名譽會長
江西省立法研究會名譽會長
廣東省江蘇商會名譽會長
廣東省江蘇商會深圳分會榮譽會長
深圳復旦校友會名譽會長
深圳市市場學會理事會名會長
深圳市徐州商會名譽會長
深圳特區經濟研究會會長
深圳投資商會特別顧問
深圳市電子商務協會名譽會長
深圳市服務貿易協會名譽會長
深圳寧波經促會名譽會長
深圳市商業聯合會名譽會長
深圳市人民政府顧問
深圳市綠色產業促進會高級顧問
深圳市南通商會顧問
深圳市浙江企業協會高級顧問
深圳市浙江商會高級顧問
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顧問
復旦大學兼職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
股票市場改革突顯特區精神
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鄭良玉接受深圳商報記者專訪，回顧了深圳探索和創立證券市場的詳細過程。他感慨地說：“我們當時是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進行改革的，只要軟一下、退一下，中國資本市場的試驗就可能中途夭折。”
證券市場經歷了三個階段
鄭良玉認為，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二階段，1990～1993年。是股票市場由冷到熱、由亂到治的階段，發展迅猛，二級市場交易火爆，引起全國包括領導層的關注。鄭良玉說，1989年以後，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姓資”、“姓社”問題的爭論，這給證券市場造成政治上的壓力，這個時期也是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最為艱難的時期。
第三階段，1993年到現在，是積累經驗的階段。股份制改革使企業通過證券市場籌集資金，加快發展速度，調整結構模式，因而被全國推廣。1993年起，國家成立證監會，國務院出台上市公司交易法規，證券市場因此進入國家體制。
鄭良玉用數字說明證券市場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加速度發展：1991年，深圳爭取到的股票發行額度為1．5億元，1992年為5億元，1993年深圳、上海市場發行股票為50億元。
整頓二級市場與創辦深交所
搞股票市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天荒的事。在深圳，股票從無到有，在短時間發展非常迅猛，出乎人們意料。鄭良玉回憶，他剛到深圳時，股票市場場外交易火爆，價格混亂，真假難辨。1990年5月26日，深圳市政府發布公告，取締股票市場的場外交易和黑市交易，並組織公安、工商和銀行聯合行動，清理整頓，從而將二級市場穩定下來。
時任深圳市長鄭良玉視察深交所
時任深圳市長鄭良玉視察深交所但是，市民對股票的需求量大，取締場外交易，必須要給一個合理的出口。當時深圳只有一個證券公司，下屬三個營業點。因此，必須擴大證券公司規模。鄭良玉說，深圳特區是全國的特區，深圳的改革需要全國的支持。於是出面邀請各省銀行到深圳來辦證券公司（那時證券還是銀行的業務範圍之一），各省銀行也很支持。這樣，半年之內深圳的證券營業點增加到306家。
接下來的問題是，證券公司不是統一市場，各公司價格不一，還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交易混亂的局面。為解決統一市場的問題，組建證券交易所的工作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地點選在深圳金融大廈，設施比較先進，吸引了一批從國外學習證券回來的人士，形成一支從事股份制改造和證券管理的專業隊伍，並著手起草交易所章程。
鄭良玉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人民銀行深圳特區分行1990年7月給總行打了報告。我們一直等待著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的批文。同年11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直到次年4月11日，才正式批准成立深圳證券交易所。但我們於1990年12月1日已經開始集中交易（試營業），形成了深圳證券的統一交易市場。實際上，深交所的成立要早於上交所。
1991年5月15日，《深圳市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辦法》頒布實施，這是我國第一個股票市場管理條例。不久，深圳經濟特區公司制條例也頒布實施，上市公司行為和證券交易市場的交易行為開始受到法律規範。鄭良玉說，當時深圳特區還沒有立法權，但正因為我們是特區，什麼都可以試驗，我們就嘗試著頒布和施行有關法規。
改革發行方式與“8·10”事件
改革新股發行方式，其核心是改變當時上市公司自行決定發行股票、願意賣給誰就賣給誰的狀況，讓普通投資者也能在公開市場買到股票，建立公開、公正、公平的市場秩序。
1991年，深圳5家上市公司發行1．5億股票額度時，即是公開發行，具體方式是由投資者認購申請。由於認購申請限時限量，當然會發生排隊現象。這一年深圳印製了500萬張認購證，賣出去300多萬張，因為全國的老百姓知道的比較少，股市也不像後來那樣火爆。但排隊者還是多達60萬人。
1992年鄧小平視察深圳後，特區建設掀起新熱潮。這一年深交所申請到5億元發行額度。鄭良玉說，考慮到排隊申購，人群聚集，風險很大，我們一度準備讓投資者設立存款賬戶，每5000元一戶，根據存款賬戶抽籤。我當時赴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參加一個展銷會，回來後聽說民眾強烈反對變更發行方式，紛紛反映這樣將形成有錢人多存款、多開戶便能多抽籤。離預定發行日期越來越近了，我們最後決定再沿用老辦法一年，明年一定要改。
深圳要發行新股的訊息傳出後，全國各地有130萬人云集深圳。不少人從周邊地區收購或者租用他人身份證，有的人帶著上千張身份證來排隊認購，有的人甚至結伴從內地包飛機來深圳排隊。廣深鐵路原價50元的車票炒到了500多元一張。
鄭良玉說，8月7日上班時，看到各證券公司營業部門口排滿了人，心想麻煩了，恐怕要出事。但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了，只能增加警力，儘量維持秩序。
由於發行網點出現舞弊行為，上百萬人排了三天隊卻沒有買到抽籤表，他們群情激憤，上街遊行，喊出反腐敗的口號，形勢空前緊張。舞弊現象確實嚴重，直接導致廣大股民的抗議風波。8月9日上午8時各網點開始銷售抽籤表，但有的網點不到11時就已經宣告售完。當晚7時多，90%網點的抽籤表宣布售完。有民眾投訴，排著幾千人的發售點，只有30多人買到抽籤表。更令人氣憤的是，有的發售點剛剛宣布賣完抽籤表，就有“黃牛”手握幾十張甚至上百張抽籤表，以每張700～1000元的價格兜售。
鄭良玉說：“我和市委書記李灝商量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採取查辦舞弊人員和擴大新股發行額度兩項措施。在中央領導的支持下，我這輩子經歷的最震撼的一幕終於平息了。”
鄭良玉認為，後來總結經驗教訓，發現我們有三大失誤：低估了炒股大軍的熱情、低估了舞弊現象的嚴重性、不該確定中籤率。但“8·10”風波既是教訓，也是財富。事件發生兩個月後，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成立，由時任副總理朱鎔基兼任主任，對證券市場實行巨觀管理，統一協調。隨後，中國證監會成立，具體負責監管證券市場運行。1993年3月，隸屬國家證券委的深圳市證券管理委員會和深圳市證券管理辦公室成立，統一管理深圳證券市場。由於有了統一的監管機構，證券市場的發展正逐步走上規範並不斷與國際接軌。
鄭良玉說，“8·10”風波進一步促進了股票發行方式的轉變。1993年，深、滬兩地採取無限量發售認購表，以及與儲蓄掛鈎的發行方式，實現了50億新股的順利發行。
改革的成功離不開中央的支持
鄭良玉告訴記者：“深圳股票市場的探索之所以能夠成功，深、滬兩地股市之所以能有今天，是與中央的支持分不開的，鄧小平、江澤民的指示在關鍵時刻起到了關鍵作用。”
大概在1990年夏天，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在緊張籌備階段，中央批轉來一封來信，矛頭對準深圳的股票市場。這封信認為，股票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股票市場應該關閉，越早關閉越好。來信認為，深圳的資本主義泛濫，發展下去要造成嚴重社會問題，不知道多少人要跳樓！
鄭良玉說，上面有的人對這種觀點大加贊同，主張關掉深圳股票市場，有的人則主張先搞調研，再研究決定。他看到這封信感到十分震驚，跟市委書記李灝匯報後，決定限制擴散，不事張揚。他們感覺到深圳當時能做的，就是加強調研，加強對股票市場的規範化和對交易的監管。鄭良玉認為，那一封來信以偏概全，誇大事實，但反過來看，初創探索階段，市場本身確實存在問題。針對來信中對黨政幹部的指責，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決定，規定黨員幹部和證券從業人員不得買賣股票，堵住腐敗歪風。
1990年11月，深圳舉行經濟特區成立10周年慶典，江澤民總書記親自出席，並在深召開各省市負責人座談會。鄭良玉代表深圳匯報工作，主題就是股票市場的探索與改革。他分析了存在的問題、列舉採取的措施，提出股票市場還要發展，就像過了河的卒子，只能進不能退。會後，江澤民表態：股票市場問題，應該讓深圳繼續試驗！江澤民的指示對深圳股票市場無疑是一劑強心針。
關於股份制、股票市場“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才有了一個結論。鄧小平說：“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股票市場改革突顯特區精神
鄭良玉說：“我可以明確地說，深圳市委、市政府對探索股票市場的態度是明確的，改革的決心是堅決的，沒有因為有壓力、有困難，而放棄此項改革，這體現了深圳人敢想、敢幹、敢創業的精神。我們的勇氣不是匹夫之勇，是建立在清晰的理論指導和方向判斷之上，建立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信之上。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計畫經濟30年來造成了短缺經濟、貧困社會主義的局面，從計畫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的第一次轉型。計畫經濟靠行政分配資源組織生產，而市場經濟則是靠市場來配置資源、最佳化資源、組織生產。”
鄭良玉說：“市委、市政府當時能頂住壓力，將這項改革堅持下來，也是出於特區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如果面對壓力和困難就動搖，就退縮，那就不配做特區人，更不配做特區的領導。”
假設當年動搖和退縮，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果呢？鄭良玉稍加思索，說：“那中國證券市場的探索與試驗就可能中途夭折。”
談起中國股市的當下和未來，鄭良玉說：“證券市場20年來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今後要走的路還很漫長。我們必須看到，今天滬、深兩市還是不成熟的市場，上市公司質量不理想，市場的投機性很強，最為關鍵的是法治水平還很低，監管不力，違規違法現象普遍。中國的改革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候，證券市場也一樣，這其中，提高法治水平是當務之急。”
南巡見證者
堅持改革開放是對小平最好紀念
2012年1月13日，深圳陰雨綿綿。深圳市前市長鄭良玉在家中接受了記者的獨家專訪。1998年，鄭良玉從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職位上退休，選擇回到深圳。
窗邊的桌子上鋪了一些未完成的國畫，茶几上，擺放著各種報紙。為了此次專訪，鄭良玉專門重溫了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仔細思考了關於改革開放的未來走向問題。
20年前，鄧小平南方之行，時任深圳市市長的鄭良玉是全程陪同人員之一。他笑著說：“能和小平同志零距離接觸，面對面對話，讓我終身難忘，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
20年前的南方之行情景又一次浮現在他眼前，“小平同志南方之行很保密，他也不讓搞封鎖，不讓清場，他去參觀國貿大廈的時候，還有很多民眾買東西，他一下來民眾就看到了，深圳的老百姓激動啊，連小孩子都叫著，鄧爺爺，你好。”鄭良玉笑著回憶。
鄧小平南方之行在深圳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他還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這是南巡以後深圳20年改革開放遵循的箴言。
“在南方談話20年之際，我們懷念小平同志最好的方法，是要牢牢抓住改革開放這條根本路線，不斷推進經濟、社會、政治各領域的改革。改革開放的更大成果，才是紀念小平同志最實際的行動。”在兩個多小時的專訪中，鄭良玉一直在表達對未來改革的期許，他強調說，退休了，更多從一個普通老百姓的視角來看問題了，“要把民眾接受不接受、民眾滿意不滿意作為評價改革的標尺。”
除了堅持改革開放，沒有別的出路
記者：您能否講講1992年鄧小平南方之行時深圳當時的情況？您現在如何評價南方之行給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影響？
92年鄧小平視察深圳時與鄭良玉親切握手
92年鄧小平視察深圳時與鄭良玉親切握手鄭良玉：南方之行具有非凡的意義。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外發生了一系列同國家民族命運相關聯的大事。八九政治風波，蘇聯解體，國際上也對我國實行經濟制裁，已經承諾了投資的項目，也撤走了，新投資也沒有了。當時有烏雲壓城城欲摧的感覺，社會主義大旗到底能打多久，改革開放能否堅持？這時候，鄧小平來了，發表了一系列講話，精闢論述，撥開烏雲，使人們見到希望。南方談話里有最熟悉的一段話，“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為什麼我們國家能穩定發展，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小平同志南方之行後，全國很快掀起學習南方談話的高潮，南方談話像春風吹過大地，是全國幹部民眾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掀起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高潮。
全國各省市黨政代表團都組織到深圳參觀學習，部隊的很多將軍也來了。1992年以後，深圳市委市政府討論怎么發展得快一點，決定要搞高新技術產業。但是，深圳是由小漁村發展而來，人才不夠，科技不夠，資本也不夠。市政府決定以我為團長，組織貿發局、計畫局、科技局以及在深圳的大企業，組成代表團訪問成都、西安、北京、南京等中國科技力量成果集中的城市，引進研究成果。所到之處，對方都以高規格接待，我們到了西安，陝西省委省政府要求我專門做報告會，講改革開放給深圳帶來的變化，當時省委大禮堂的過道上都坐滿了人。這就是小平南方之行的感染力。幾個月後，深圳從四個地方的高校、科研機構，引來一批科技成果，並建立了相互合作關係。
小平南方之行以後，出現一輪思想大解放，原來一種改革開放求發展的熱情被激發出來，小平同志說，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1993年我國資本市場大大加快了發展的步伐。1992年以前，深圳取得了兩次上市的額度，一次是5億元，1993年上市額度就達到了60億元，每個省都有好的企業到深圳、上海上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民營企業創業熱潮高漲，國際社會對鄧小平南方之行的反應也很強烈，他們看到中國改革方向沒有改變，外資也大量進來。
記者：您認為深圳在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鄭良玉：90年代初，深圳就提出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這是比較有前瞻性的戰略。深圳一直在原有基礎上推進改革，加快國有企業的股份化重組改革。深圳非常重視套用資本股份化的模式來實現資源配置，國有企業除了體制上的問題，資本沒辦法流動，通過股份化，資本可以流動，可以投入到最有效的地方去。
20年過去，回過頭來看，這20年也是改革開放30年中發展最好的20年，經濟高速發展，國家綜合國力增強，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當然也要從未來的角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個歷史進程，現在邁出的只是長征途中的一步，我們還有更高的目標去做。過去3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社會不公，收入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腐敗嚴重，這些是前進中積累的問題。過去取得成就是靠改革開放，今後要克服障礙，面臨挑戰，取得更大勝利，更要靠改革開放，除了堅持改革開放，沒有別的出路。
政治體制改革也要敢闖敢試
記者：您認為下一步應該怎樣堅持改革開放？
第一，勞動力市場方面，勞動力流動的障礙仍然存在，社保、戶籍等依然存在很多問題。從資本市場看，問題更多，中國的資本市場在監管上還存在很多問題，有法律無法治，上市公司作假圈錢的現象並不鮮見，二級市場違規交易得不到有效懲處，這樣下去資本市場的發展很難為繼。土地市場也有問題，農村土地產權模糊，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土地利用效率低，在招商引資和城鎮化中，農民的合法權益常常受到侵犯，造成中國大量失地農民。
第二，針對農民工大量進城的現狀，要加快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我了解到，目前農村失地農民和一些“80後”、“90後”的農民加在一起有一億三千萬到兩億五千萬，這些人有的沒有了土地，“80後”、“90後”農民沒有務農經驗。這些人一方面，已經失去農村謀生的手段，另一方面，也無法融入打工的城市。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夠通過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創新來解決，將成為不安定因素，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對和諧社會的建設是不利的。
第三，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雖然我們一直在做，但是政治體制改革大大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這是當前改革的困局，地方的行政體制的改革，還屬於下端改革，改了多年，舊體制中的弊病，機構臃腫、效率不高、權力過大、服務不夠等問題依然存在。
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這樣的核心層的改革，啟動艱難。我國有監督法，各地人大在改革實踐中，創新了一些監督的方法，比如民主評議、述職報告、個案監督等，但是很多又停止了，政治改革起步艱難。
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不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敢試敢闖。改革是要探索的，應該要試驗的。小平同志說，要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試了錯了就改，對了就推廣，改革就是創新的過程，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欠缺這種精神。
第四，我覺得改革要上下結合，國家可以搞頂層設計，但同時要把民眾普遍訴求的一些問題，作為改革的切入點，作為改革的選題。比如，公平正義，不能以穩定為藉口，迴避繞開實質性改革，這是改革中要不得的。
第五，我覺得改革的終極目標，要實現兩個有利於，有利於解放生產力，這個也是小平南方談話提到的，生產力發展還會面臨很多障礙，要通過改革來解放生產力。第二個有利於，是有利於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這才能符合社會主義改革的要求。共享發展的成果，應該作為一個要注意的大問題，特別要重視弱勢群體的利益，防止少數利益集團利用權力竊取改革成果。
深圳還是要擔負先行先試的作用
記者：鄧小平南方之行時曾說，“廣東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過20年發展，經濟快速發展，但是醫療、教育、住房等社會保障的發展卻遠遠滯後。
鄭良玉：我們曾經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學習經驗，他們在解決人民住房問題上，用兩種方式，一種是商品房，另一種是通過政府公共服務提供保障性住房。90年代初，深圳住房制度改革已經符合今天住房改革的模式，成立了住宅局，除了建設機關公務人員的福利房，還發展面向全社會的企業事業單位的微利商品房。
醫療、教育、住房這三個方面是政府的公共職能，政府有義務為社會提供服務。現在政府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開始大力推進保障房建設、醫療體制改革等，全國各地都在回響中央的號召，實施房地產限購政策，房地產市場應該會回歸到理性化的狀態。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同時要變成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不能弱化，要保持合適的水平。
記者：2002年，對於“特區不特”有過一場爭論，您怎么看這種聲音，以及深圳在新時期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鄭良玉：我認為說“特區不特”了，只是看了表面，沒有從發展角度看問題，“特區不特”這是必然的，也是好事。過去建立特區的時候國家還沒有全方位開放，只是特區進行改革開放試驗，經過第一次南方之行考察，小平同志說，中國決定建立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句話做了定論，全國決定擴展14個沿海城市對外開放。
經過小平第二次視察深圳，又掀起了改革開放新的高潮。改革開放的範圍又擴大了，不僅是14個沿海城市，沿江沿邊也開放。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大門全部敞開了，對外開放已經成為國家戰略。我們看問題要從發展的角度看，改革開放成了普惠制了，深圳還要過去特區老政策乾什麼，當時的政策只適應於當時的需要。
深圳發展了，改革發展了，國家發展了，對深圳特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深圳要發揚敢闖敢試的開拓精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深化經濟、社會、政治各領域的改革，要成為全國的排頭兵。
現在深圳的前海就是起到領頭羊的作用，特區又特了。新時期，深圳還是要擔負先行先試的作用。在前海開展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因為深圳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不夠，經驗不足，但是現代服務業在全國產業結構調整中又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我們要通過跟香港合作，向香港學習借鑑。
現代服務業里除了生活性服務業，還包括生產性服務業，比如物流，我們的物流也是發展的初級階段，沒有真正成為產業供應鏈。前海就是要打造金融業、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和其他專業服務四大產業。製造業企業需要的服務都可以通過市場購買，研發、設計都屬於生產性的現代服務業。
記者：改革的共識和改革的方向確立後，目前還有一些改革的阻力，如果要繼續推進改革，您認為如何化阻力為動力？
鄭良玉：現在說得比較多的是經過30年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也產生了既得利益集團，最怕的是既得利益集團失去改革的動力。我認為，依靠黨中央還是能解決問題的。南方之行20周年之際，重提南方之行就是要高舉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旗幟，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目標前進。改革不能停步，除了堅持改革沒有別的策略，要按照現在的進程推動改革開放。我相信，深圳的改革後勁兒還是很足，黨中央非常重視深圳的先行先試作用，改革開放30周年和大運會開幕時，胡錦濤總書記親自到深圳來，也表達了對深圳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