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子尹:人物生平,個人成就,文學創作,書畫風格,代表作品,遵義府志,沙灘文化,相關

鄭子尹（1806～1864）清代著名詩人、學者。名珍，字子尹，號子午山孩、五尺道人、晚年號晚號柴翁。貴州遵義人。道光十七年舉人，選荔波縣訓導，鹹豐間告歸。同治初補江蘇知縣，未行而卒。學宗許鄭，治經學、國小，為晚清宋詩派作家，其詩風格奇崛，時傷艱澀，與獨山莫友芝並稱“西南巨儒”。現遵義人為了紀念他同，在遵義老城修有子尹路，另遵義市第十一中學校園內有鄭莫詞。著作有《儀禮私箋》、《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巢經巢集》等。

鄭子尹與莫友芝一起撰修的《遵義府志》，博採漢唐以來的圖書地誌和荒經野史，披榛剔陋，矜嚴體例，用了三年多時間，勒成四十八卷刊行。這是我國及貴州歷史上編得較好的一部地方志，時人評論可與《水經注》、《華陽國志》相匹配。梁啓超稱《遵義府志》為“天下府志第一”。此外，他在史學方面的著作還有《鄭學錄》、《荔波縣誌稿》和《世系一線圖》。

鄭子尹亦工書畫，楷書學顏、歐，參以二王筆意；行草出《爭座位帖》，篆書效李斯、李陽冰；隸書習漢碑，亦師鄧石如；山水畫宗董其昌，蒼朴蕭散，均有獨創風格。

基本介紹

中文名：鄭子尹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中國

人物生平,個人成就,文學創作,書畫風格,代表作品,遵義府志,沙灘文化,相關史料,

人物生平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農曆三月初十，鄭子尹出生在遵義縣西鄉天旺里（今鴨溪鎮）河梁莊（今荷蓮村）的一個儒醫之家，母親是東鄉樂安里三甲沙灘黎安理的三女。鄭子尹5歲時便由爺爺鄭仲橋啟蒙識字，後隨父鄭文清課讀，11歲入私塾，12歲就讀於遵義湘川書院，攻研四書、五經，涉獵諸子百家，性靜持重，極嗜讀書。母見其異，舍薄田，在鄭珍14歲時舉家遷東鄉樂安里的堯灣（今禹門鄉沙灘），與外祖父黎安理家就近而居，並拜舅父黎恂為師。

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鄉縣令，藏書甚豐。鄭子尹常走讀於舅父家，每次舅父都滿滿地裝一箱書給他。鄭子尹從早到晚肘不離案，衣不解帶，一天要讀若干萬言，後又專心致志地攻讀宋朝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和朱熹的著作，仔細研究程朱理學。如此數年，學業上有了十分顯著的長進，舅父見其過目成誦，聰慧過人，遂將長女許嫁於他。

自幼精力超邁，寓目輒能記誦。舅黎氏多蓄典籍，悉鼓篋讀之，恆達旦。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1825年），侍郎程恩澤督辦貴州學政，擇優選拔他為貢生。程恩澤系漢學家，為當時宋詩運動領袖，指導他說：“為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兩漢之書。”勉勵以以黔北先哲尹道真為楷模，賜字子尹，並指導鄭子尹讀許（慎）鄭（玄）之書，習宋代詩藝。於是，他進一步鑽研文字的形、聲、義的源流和先秦各種制度。當時的學者們都十分注重考據，他繼承了這種傳統，實事求是地做學問，既不隨便標新立異，也不輕易附和苟同。兩年後返遵，拜遵義府學教授莫與儔為師，繼續攻讀漢學與宋學，並因此與其子莫友芝相識，共同探討經文、切磋詩藝，結為莫逆之交。

道光八年（1828年）考取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年）應聘為遵義啟秀書院講習，同年秋中舉，與莫友芝聯袂進京會試。候榜期間，留意搜購古籍秘本，閉門研讀，竟落榜回遵。次年，受知府平翰聘，與莫友芝合纂《遵義府志》，歷時3年，成書48卷、80餘萬字。其後，三次進京會試，均未中試，依例選為大挑二等，以教職補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古州（今榕江縣）廳學訓導、荔波縣學教諭，繼任鎮遠府學代理訓導和荔波縣學訓導。每屆任期雖不足一年，仍努力培訓人才。回遵後，先後主啟秀、湘川書院講席，培育鄭知同、黎庶昌、莫庭芝等一批俊彥。

鹹豐五年（1855年），有叛苗侵犯荔波，子尹率兵守城。

同治二年（1863年）大學士祁雋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鄭子尹辭謝不就。

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十七日，因咽喉潰穿而卒，終年58歲。葬於遵義禹門子午山。

個人成就

鄭子尹以經學馳名，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云：“子尹《經說》雖只一卷，而精密貫串，尤多傑見。”莫友之稱：子尹“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詩歌第三。而惟詩為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張裕釗在《國朝三家詩鈔》中，將鄭珍和施閏章、姚鼐並列為清代三代詩人。

當代國學大師錢仲聯《論近代詩四十家》中寫道：“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經訓一菑畲，破此南天荒。”意在稱譽鄭子尹詩才和經學。鄭子尹和夜郎確有情結。首者，鄭子尹與是縣著名詩人趙旭深交。鄭延趙為《遵義府志》之“採訪”。爾後，清鹹豐庚申（1860）古二月二十七日，鄭子尹為避兵禍，舉家遷到桐梓魁岩站楊家河畔，租劉氏宅居住，與趙旭家毗鄰四月之久。其間，鄭、趙及劉希向（字照書，疑為宅主）臨水登山，訪勝弔古，唱和遺響。鄭子尹著《巢經巢》中載詠及桐梓達40餘首。他在經學和文字學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經巢經說》一卷、《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鳧氏為鐘圖說》一卷、《親屬記》一卷、《說文逸字》二卷、《附錄》一卷、《說文新附考》六卷、《漢簡箋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輯論語三十七家注》、《說文大旨》、《說文諧音》、《轉注考》、《釋名證讀》、《說隸》等等。

文學創作

鄭子尹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他那具有濃厚生活氣息的詩作上。他家境貧寒，曾參加過砍柴、燒火、紡織、耕鋤等勞作，對於民間疾苦、官吏貪酷，均有比較深切的體會。他的詩如《捕豺行》、《六月二十晨雨大降》、《者海鉛廠三首》、《酒店埡即事》、《經死哀》等便真實地反映了這些內容。“井井泉乾爭覓水，田田豆落懶收箕。六旬不雨渾閒事，里長催書德政碑”(《酒店埡即事》)，封建官吏的腐敗，歷歷在目；“虎卒未去虎隸來，催納捐欠聲如雷。雷聲不住哭聲起，走報其翁已經死。長官切齒目怒瞋，吾不要命只要銀。若圖作鬼即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但呼捉子來，且與杖一百；陷父不義罪何極，欲解父懸速足陌。嗚呼北城賣屋蟲出戶，西城又報縊三五！”(《經死哀》)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使人觸目驚心，憤恨不已。另外，他的詩還生動地描繪了山川秀色、田園美景，反映了人生哲理和生活的情趣。如《閒眺》：“雨過桑麻長，晴光滿綠田。人行蠶豆外，蝶度菜花前。台笠家家餉，比鄰處處煙。歡聲同好語，針水曬秧天。

鄭子尹詩宗奉杜甫、韓愈、孟郊、黃庭堅，而能“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狀，學杜、韓而非摹仿杜、韓”(陳衍《近代詩鈔》)。他的詩歌內容廣泛，社會現實、生活雜事、個人抒情、刻畫風景、詠物詠古、題詠金石、談論藝術等，無不涉及，而藝術風格，則有奇奧和平易兩種。其奇奧之作，如陳衍所謂“效昌黎《南山》而變化之”的《正月陪黎雪樓舅游碧霄洞作》，以及《五蓋山硯石歌》、《留別程春海侍郎》、《癭木詩》、《臘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壩取漢盧豐碑石歌以送之》、《安貴榮鐵鐘行》等。這一類詩，陳衍認為其特點是“語必驚人，字忌習見”，為道光以來“生澀奧衍”一派之冠。而其實在鄭詩中並不占多數，也不代表其特色和成就。

鄭子尹的詩，為後來“同光體”作者所宗尚，陳衍《石遺室詩話》說：“近日沈乙庵（曾植）、陳散原(三立)，實其流派。”梁啓超《巢經巢詩鈔跋》說:“范伯子(當世)、陳散原皆其傳衣”。所以“同光體”派的胡先驌推崇他為清代詩人第一（《讀鄭珍巢經巢詩鈔》）。

梁啓超則認為：“時流鹹稱子尹詩為能自辟門戶，有清作者舉莫及。以余觀之，吾鄉黎二樵（簡）之儔匹耳。立格選辭，有獨到處，惜意境狹。”《巢經巢詩鈔跋》鄭珍也擅長古文，翁同書為其文集作序，說它“古澀奧衍，大率如先秦以上諸子、汲冢墜簡、兩漢碑版文字及馬第伯《封禪記》之屬”，抒情之作，則“又悱惻沈摯似震川(歸有光)”。黎庶昌選其佳篇入《續古文辭類纂》，說明他在後期桐城派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

書畫風格

代表作品

二月十七度婁山關

山勢西來萬馬奔，大樓一勒九旗屯。

天隨路入藤蘿峽，人共雲爭虎豹門。

舊日劉兵此飛過，六年黔國任翻傾。

黃心無復將軍樹，空逐流移泫石根。

桐岡

明月上岡頭，綠墜一湖影。

來往不逢人，露下衣裳冷。

邯鄲

盡說邯鄲歌舞場，客車停處草遮牆。

少年老去才人嫁，獨對春城看夕陽。

白水瀑布

斷岩千尺無去處，銀河欲轉天上去。

水仙大笑且莫莫，恰好借渠寫吾樂。

九龍浴佛雪照天，五劍掛壁霜冰山。

美人乳花玉胸滑，神女佩帶珠囊翻。

文章之妙避直露，自半以下成霏煙。

銀紅墜影飲谼壑，天馬無聲下神淵。

沫塵破散湯沸鼎，潭日蕩漾金熔盤。

白水瀑布信奇絕，占斷中黔山水窟。

世無蘇李兩謫仙，江月海風誰解說。

春風吹上觀瀑亭，高巌深谷恍曾經。

手挹清泠洗凡耳，所不同心如白水。

晚望

向晚古原上，悠然太古春。

碧雲收去鳥，翠稻出行人。

水色秋前靜，山容雨後新。

獨憐溪左右，十室九家貧。

處霑益出宣威入東川

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當異事征。

逢樹便停村便宿，與牛同寢豕同興。

昨宵蚤會今宵蚤，前路蠅迎後路蠅。

任詡東坡渡東海，東川若到看公能。

雲門墱

牢江驅白雲，流入蒼龍門。

門高一千仞，拄天氣何尊。

蕩蕩百步中，水石互吐吞。

阿房廣樂作，巨窌洪牛奔。

餘波噴青壁，震怒不可馴。

眉水若處女，春風吹綠裙。

迎門卻挽去，碧入千花村。

我行始兩日，異境壯旅魂。

抉懸自何年，信有真宰存。

夕陽一反射，倒樹明蒼根。

老蝠抱石花，紅暉雙車輪。

仰嘆山水奇，俯躡造化跟。

想見混成日，待與見者論。

遵義府志

清代道光年間，貴州局勢大體安定，由於巡撫賀長齡的督令，府州修志之風蔚起，先後輯出的《遵義府志》、《貴陽府志》、《大定府志》、《興義府志》、《安順府志》皆斐然可列著作之林，其中的《遵義府志》成就最高。張之洞在其列出的清代二十五部省志、府州縣誌善本名錄中，《遵義府志》與《汾州府志》、《嘉興府志》並稱三部優秀府志。梁啓超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誌學》中認為，在經名儒精心結撰或參訂商榷的若干部志書中，“鄭子尹、莫子偲之《遵義府志》或謂為府志中第一。”張氏、梁氏的評價，足以表明《遵義府志》是一部被公認為全國第一流的地方志乘。

遵義一府位於貴州北部，地處川黔之間，由於開發不輟，農耕文明已漸成熟。在以往的六七百年間，遵義纂就多部志書。宋代的《遵義軍圖經》，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義郡志》、《遵義軍民府志》等雖已佚失，但其表明，修志的傳統在遵義得到較好的繼承和發揚。清雍正六年（1728年），遵義府由四川劃入貴州。至乾隆年間，知府陳玉壂從山東引種柞蠶放養成功，絲織業快速興起，所產“遵義府綢”遠銷省外，所貢稅賦幾及全省之半。富足的經濟更為遵義文化教育的發展奠定了穩定的基礎。應時而生的“沙灘文化”培育出眾多俊才，鄭珍、莫友芝便是其傑出的代表。鄭、莫二君，飽讀詩書，學養深厚，不屑貼括（八股文），遂致科場不利，轉而治學，著作宏富，終成名家，後世皆以“西南巨儒”譽之。道光年間，山陰平翰來，任知府，見遵義“周千里之地，物力殷賑戶口繁，非大歉,歲無不完之徵；非死病，臘無不歸之子。經行雖僻，無一二里無塾童聲；省試舉四十八人，郡獲者常逾四之一”，大呼“今視中州何異也？”繼而思之，“有今日之遵義，即宜有今日之《府志》”，於是禮聘鄭珍、莫友芝，委以纂輯之任。不久，平翰因故離任，繼任者張瑛（張之洞之父）、黃樂之“精心致志，三年不倦，遂底於成。”（引文皆見平翰《遵義府志序》）。

鄭珍、莫友芝著手修志，始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此時上距萬曆年間遵義知府孫敏政修纂《遵義軍民府志》（簡稱《孫志》已逾二百多年。《孫志》二十二卷，刻本已佚，僅留前半部抄本藏民間，鹹、同間毀於戰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詔令修志，遵義知縣陳瑄代替因公赴省的知府督修《遵義軍民府志》（簡稱《陳志》），迫於時限，《陳志》三十二卷，倉促成書（只三個月），幾乎盡抄《孫志》，實為搪塞之作。其後一百五十多年毫無記載。修志之難，於此可見。當時的鄭、莫亦茫然無所措手足。鄭珍後來回憶說：“議之始，蓋茫然無刺手處。留心一年，始知有《孫志》、《陳志》及各州、縣《草志》而得之。又一年，乃悉發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復得，乃始具稿。稿蓋數月間事耳（賀長齡《遵義府志序》）。據此可知，鄭、莫得到的現成資料極少，絕大多數資料是從“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中重新蒐集來的。為使資料準確可信，鄭、莫又徵引近四百種圖籍進行考訂，耗去的時間已經兩年多了，動手寫稿的時間僅幾個月而已。編務如此繁重，時間如此短促，鄭、莫及其同仁的辛苦程度不言而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史貫二千餘年，共設四十八卷、計字八十萬言的《遵義府志》成書，一方之全史得以問世。

鄭、莫較少治史，但由於二君學識淵深、學風嚴謹，使《遵義府志》卓出眾家，獨具特色。茲略述幾點：

一、內容詳博，考證精審。鄭、莫花兩年多時間蒐集了大量資料，由於蕪雜零亂、真偽莫辯，二君又花極大精力窮源究委，詳加考證，從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以適錄用。黃樂之在序中說：“所徵引前籍至四百餘種，並導源究委，實事求是。然舊說不安，雖在班《志》、《桑經》，亦力正傳之誤，糾作者之失。人以為妄，意若有不屑屑計者。”周廷授（兵備道）的序中也說：“按之史冊以窮其源，參之群籍以著其辯，驗之睹記以求其真。繁不傷冗，簡不涉遺，以筆以削，有典有則。”引用資料，目的不在炫博而在求真。鄭、莫認真嚴肅地進行考證，即便名家之作也敢糾謬，絲毫不避狂妄之嫌。因此，《遵義府志》不僅糾正了某些古代文獻及《貴州通志》中的不少誤，而且使以往省志所缺的歷史資料得以充實。正如李鈞（按察使）所說：“使貴州之郡縣山川，自漢魏來皆有緒端；溯古到今，復為年紀，使貴州之唐以前事，在半可以參考，則隱隱乎非僅一府書矣！”

二、不襲故習，體例新穎。《遵義府志》和體例不專仿一家，獨能隨事發凡，篇目據實設定，以總括一府之歷史與現狀而定，如，志前不載詔書、聖喻之類的“宸章”，志中特立“土官”、“木政”、“坑冶”等目，志後存有“雜記”、“舊志敘錄”等重要資料，因此全書條目精當、特色鮮明，內容與形式相得益彰。另外，全志三十三目正文之前，均有一段文字撮記要旨，後人稱為小序。這些小序言簡意賅，精彩透闢，是鄭、莫方誌理論的縮微表現。如《圖說》小序：“近世之作，頗失本旨，塗飾名勝，標揭群景，直似以其事為風月魚鳥設者。這是對喧賓奪主地標揭十景八景之類作法的批評。《星野》小序說：“郡國入度皆（鄭）康成所見、後世堪輿說耳。”堪輿之說，即風水先生的邪說，如何可信？《金石》小序說：“今窮搜潛剔，荒岩破寺，頗有遺留。文獻不足，賴此依據。”金石遺留的作用一覽即明。《物產》小序說：“志載方物，非譜群芳。凡同常見，無關考索者，固可毋庸數也。”無關考索的方物，當然可以不錄。《宦績》小序說：“宋人為郡之書、皆著宦績錄，紀賢而不載暴，章直道，系謳思，皆與文史傳異也”。這是對宋人不言惡事的批評。《學校》小序說：“至粲乃始建學，再傳至文，乃始建孔子廟，則遵義學校之設，蓋與楊簡之拓臨安，與權之建錢塘，同時並著矣。”鄭、莫把遵義建學與臨安（今杭州）開拓，錢塘修建視為同時大事，說明意義之重大。

三、重視經濟，關懷民生。以往的一些方誌，重人文而輕經濟，對與民生密切相在的農工、商業記之甚略，往往以“食貨”統而記之，語之不詳。有的甚至失記，而於田賦則唯恐有所漏落。這是為官府的征斂服務的。《遵義府志》卻不同，農桑、物產、木政（為皇室采木）、坑冶（礦業）各占一卷，農桑、物產篇幅尤多，對生產技術的介紹特詳，如土壤分類、品級，宜種何物；耕牛的識別、飼養以及農具的製作、使用；作物的栽培、收藏，無不細述；對山蠶與家蠶的放養、繅絲、織綢的全套操作規程，介紹得頗為精細。可以說，這是遵義勞動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農桑、物產等卷，堪稱遵義的《農政全書》或《動植物志》，具有指導生產、發展經濟的實際意義。此外，《遵義府志》還記述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繁盛景況：“紡織之聲相聞、槲林之蔭迷道路。鄰叟村媼相遇，惟絮話春蠶絲幾何，秋絲幾何，子弟養植之善否。”絲織業的興起發展，引來“秦晉之商”、“楚粵巨賈”，大批蠶絲和織品銷往全國各地，以致“遵綢之名，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見《遵義府志》卷十六），反映了遵義資本主義萌芽的實況，十分可貴。《木政》一卷，鄭、莫以巧妙運筆揭露苛政，關注民生之情，不言而明。所謂“木政”，實系專為皇室採辦珍貴巨木的苛政。小序首先指斥明清木政是“勞民傷財”之舉，隨即抄錄前志所載，略加按語，依時排列采木實錄，木政苛酷之狀不揭自顯，而編者卻未褒貶。史家之筆，令人稱絕。

四、實事求是，不畏非議。以往一些史家，常沉湎於所謂“三代盛世”的讚美之中，認為那才是“理想之國”。鄭、莫根據遵義的歷史實際，確認古代遵義地域並無“盛世”痕跡，而是地道的“蠻貊之幫”，一切都處於落後狀態。楊氏統治期間，如楊粲等幾代土司推進社會進步，但仍未脫盡“蠻風”。因此，鄭、莫對烏有之事從不提及。但對確有事實則必錄無遺，哪怕非議襲來，也從容應對。志中所記人事雖已過去，但其子孫、親友多在本地。因而敘事的詳略、品味的高下，頗難盡如人意，必將開罪於人，招來是非。書未寫成，譏讒之聲已時有所聞。但鄭、莫並未低頭，仍然秉筆直書。書成後，鄭、莫同遭辱罵，引起一場風波。莫友芝《給萬心全書》談及此事：“遵乘非議，始事時即意其難免，特不意其出於此耳......一則曰，地方有蠻蠻夷，最為大辱，書之者最為鄙視。一則曰，祭祀婚喪之不中禮，何地篦有？何不獨為諱而著之也！否則曰，某傳或遺子孫，某傳至評其姻婭，軒輊非允。如是而已矣：“少數人借上述枝節大作文章，先是竊竊私議，繼而四處哄傳，煽動，“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以耳為目，舉國若狂。不雲和圍而劫之家，即擬群聚而毆之市。兩書生之雞肋，亦安當眾拳！而客之所為，勿乃近於無賴。”這幫無賴之徒氣勢洶洶，妄圖大打出手。鄭子尹在《有感二首》中說，“服漸為人指，萬應善自全”，“海澄何日見，世議皺眉聽”，表現了他們堅持實事求是，不向邪惡低頭的可貴精神。

五、品人物，重德重績。凡對百姓做過好事者，不論官職高低，一概錄載其人其事。乾隆年間，從山東引進山蠶而使遵義致富的知府陳玉壂；創建湘川書院的知府劉詔；教了種桑養蠶的真安州吏目徐階平，都列入“宦績”卷，備加讚揚。揚氏土司中重視經濟開發和文教發展的楊粲、楊價（音介）、楊文、楊原憲和楊漢英，不僅在“土官”中專門立傳，還在“宦績”卷中列名。省志和《孫志》、《陳志》把楊延禮（嘉貞，漢英之子孫）和向朱元璋“獻地”的楊列入“宦績”中。楊延禮曾投降元朝叛將囊加台。鄭、莫認為他“ 顏目全，大喪前烈”，而楊 “本無可稱，徒以率先歸附，遂爾濫廁”。兩人列入“宦績”均不夠格，因而在《遵義府志》中“今並削之”。至於楊應龍這種殘害百姓、舉兵反叛的敗類，則歷數罪行，大加撻伐。又如，乾隆三十五年，桐梓知縣胡某於大旱之年苛斂百姓，生員李苑鳳等二十四人聯名上告，聚眾生事。結果，知縣和二十三名生員都被處死。鄭、莫記述其事，於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生員的同情和對髒官的憎恨，客觀上也揭露了封建刑法的殘酷。

六、文筆典雅，敘事生動。鄭、莫二人，既是詩人，又是散文高手，兼因學殖深厚，諳熟前朝掌故，所以寫起志文來，左右逢源，得心應手。文筆典雅，敘事生動，總能令人得到美的享受。“雜記”中“刺梨”一則寫道：“名者為送春歸。春深吐艷，大如菊，密萼繁英，紅紫相間而成，色實尤美。黔之四封出產，移之他境則不生。”山野間默默無聞的刺梨花，被描繪得何等艷麗可愛！“蘆笙”一則寫道：......每當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於前為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這是多么生動逼真的苗家風情畫。有些描寫山川祠廟的文字，不惟富於文采，而且洋溢著熱愛鄉土的深情。如“山川”中的“紅花岡”、“在城東志一里，迤三平。下平俗呼白虎頭，峻峭臨湘江。當日頭未落，晚風搖紅，踞石四顧：吳橋爭渡，染桁收紅；萬室鱗夕，夕嵐無盡。究城郭之盛觀，每徘徊而不忍去。”又如“湘山”：“在城東南二里，上有大德護國寺。山怪石壘，面湘一帶，石尤蒼瘦。古木千章，清陰夾徑；幽風徐引，綠塵細霏。炎天坐臥其間，日影碎金，時聞鳥語；人境雙寂，恍然世外也。“還有些人物傳記、也寫得曲折生動、形象鮮明，頗得太史公之神韻。

由於時代的局限，《遵義府志》也難免錯訛之處。但瑕不掩玉，《遵義府志》仍然是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史學著作，在全國八千二百餘種地方志乘中，堪屬上乘佳構。

沙灘文化

沙灘文化有豐碩的文化成果，既以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為主體，也有農學、地理學、醫學等方面的專著。它廣泛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外來文化的優長，又具有地域的特色。從內容來看，不少著作是以地方史跡與風情民物為描述、研究對象。如《遵義府志》(鄭珍、莫友芝合纂)、《全黔國故頌》(黎庶昌)等是地方史志；《農談》(黎恂)、《樗繭譜》(鄭、莫)是本地農業、養殖與手工技術的經驗總結；《播雅》(鄭珍)、《野詩紀略》(莫友芝)、《黔詩紀略後編》(莫庭芝、黎汝謙、陳田)是地方詩歌總結。至於沙灘文人詩詞集和文集中的作品，大部與貴州事物相關：或寫本地人物事跡(墓誌、傳記等)；或描繪本地山水風光，記述民俗風情；或反映本地社會現狀，等等，無不具有濃郁的貴州山區風韻。

沙灘文化成果中，有不少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如《遵義府志》有“天下府志第一”的評價，鄭珍的文字學專著《說文新附考》、《說文逸字》，學界公認是同類研究專著中水平最高的典籍，新編《辭源》多處於引證鄭氏研究成果。鄭珍的《經說》、《儀禮私箋》、《輪輿私箋》等，有不少創見，備受時流推許。莫友芝的目錄學專著昭《呂亭知見傳本書目》等，被目錄學者視為“枕中鴻寶”。他的《韻學源流》一書，被採用為文科大學參考書。

鄭子尹、莫友芝是清代宋詩運動的主將。鄭子尹的《巢經巢詩集》被“同光體”詩派推尊為“宗祖”。原東吳大學教授胡先驌評道：“鄭珍卓然大家，為有清一代冠冕。縱觀歷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乎其上者。”當代著名學者錢鐘書在論錢載詩時說：“然生沈歸愚，袁子才之世，能為程春海、鄭子尹之詩，後有漢高，則亦愧於先驅之勝廣矣!”在開拓宋詩方面，把錢載比作首舉反秦大旗的先驅陳勝、吳廣，把程恩澤、鄭珍比作成就大業的漢高祖。蘇州大學教授錢仲聯評論道：“鄭子尹詩，清代第一。不獨清代，即遺山(元好問)，道園(虞集)亦當讓出一頭地。”並認為“子尹詩，才氣功力俱不在東坡之下”。評價之高，無以復加。莫友芝著《呂阝亭詩集》，成就略遜於鄭珍，但也是“偏師之雄”。

鄭子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