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的定義
對於解決
貧困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貧困實際上是分層次的,應區別“巨觀貧困”與“微觀貧困”, 一是區域意義上的貧困,即巨觀貧困,它是從整體角度來看待貧困。例如,國家貧困、地區貧困、農村貧困、城市貧困等。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那么,所有低收入國家都是貧困的國家,而所有高收入的國家則不是貧困國家。這種貧困問題也稱不發達狀態,它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二是個體意義的貧困,即為微觀貧困,即從個人和家庭角度看待貧困。從這種角度來理解,所有國家都有貧困問題。例如, 2004 年美國的貧困人口比例高達 12.7%,即平均8個人中就有一個窮人。這種意義上的貧困可以說是個永恆的問題,除非收入和財富分配是絕對的平均。如果將這兩種貧困概念混為一談,就會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貧困的概念在不斷深入,研究貧困的視角也在不斷變化。不管給貧困下一個什麼樣的定義,要給出一個全面而科學的定義是十分困難的。也許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世界銀行寧願對貧困的概念給出一個描述性的解釋: “貧困就是這樣一種人們想逃避的生存狀態,貧困就意味著飢餓,意味著沒有棲身之地;貧困就是缺衣少藥,沒有機會上學也不知道怎樣獲得知識;貧困就是失業,害怕面對未來,生命時刻受到威脅;貧困就是因為缺少清潔的飲用水而導致兒童生病甚至死亡;貧困就是權力和自由的喪失。”
2015年10月1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扶貧工作進展和“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等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洪天雲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黨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扶貧開發工作。近年來,我國的扶貧開發事業又取得了新的重要進展。從2013年底開始,全國各地以實施精準扶貧為核心,全面開展貧困識別,已對8900萬貧困人口全部建檔立卡,為瞄準幫扶對象精準發力奠定了基礎;各地向近13萬個貧困村派出駐村工作隊和
第一書記,為
精準扶貧到村到戶提供管道和平台;改革貧困縣考核機制,建立貧困縣約束機制,研究貧困縣退出機制,引導貧困縣黨政領導樹立以民生建設為重點的政績觀,把主要精力放在扶貧開發上來;完善財政扶貧資金管理體制,項目審批和管理監督下沉到縣,把錢用在刀刃上;拓展金融扶貧渠道和方式,鼓勵金融扶貧創新,讓貧困地區老百姓享受到方便快捷、成本低、服務優的現代金融新服務。
2013年減少貧困人口1650萬,2014年減少1232萬人,連續兩年都完成了減貧1000萬人以上的目標任務。儘管有經濟下行、就業難度加大等壓力,按趨勢判斷,今年再完成減貧1000萬人的目標有望實現。不過,他也坦言,目前減貧任務非常繁重艱巨,時間非常緊迫。我國還有7017萬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僅剩6年時間要實現全部脫貧,平均每年要減貧1170萬。為實現這個目標,從中央到各地都卯足了勁,下了很大決心。
學術定義
最初的定義
——收入與消費
按照《梅里曼,韋伯斯特大學生詞典》的解釋,“貧困”是一個人缺少通常的或社會可接收的貨幣量或物質財富的狀態”。這個定義包含兩個重要思想,第一,貧困的定義在不同社會的不同時期是不同的;第二,定義的重點放在購買商品和服務的能力,即貨幣(或它們的所有權關係)即物質擁有上。英國的湯森這樣界定“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獲得各種食物、參加社會活動和最起碼的生活和社交條件的資源的個人、家庭和群體就是所謂貧困的。”[1]
隨後的定義
——行為和能力
大多數分析家建議在確定生活水平的總體評估情況時將
社會指標包括進來。貧困的其他維度,如健康、壽命、讀寫能力等在20世紀80年代被吸收到貧困的定義中。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在從人類發展的角度界定貧困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採用了幾種測定方法,包括
人類發展指數和人類
貧困指數。人類貧困指數側重於貧困的三個方面:壽命、讀寫能力和生活水平。壽命用40歲以前死亡的人的百分比來測定,讀寫能力用有讀寫能力的成人百分比來測定,而生活水平則用獲得醫療服務的居民的百分比,獲得安全飲用水的居民的百分比以及5歲以下
營養不良的幼兒的百分比三個指標來測定。
進一步發展定義
——脆弱性和發言權
由於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的研究結果,
世界銀行開始系統地要求對每個國家都進行一個貧困評估。在這種參與式評估中,貧困的兩個方面似乎特別重要(它們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第一個方面是對收入風險和波動的擔心,它常常表現為一種脆弱感。窮人在對市場波動、季節和危機如何影響他們的福利的描述中賦予貧困這樣一種理解:貧困不僅是一種一無所有的狀態, 而且是一個人僅有的一點點東西也很容易失去。“脆弱性”有兩個方面:暴露於衝擊、壓力和風險之中的外在方面和孤立無助的內在方面。兩個方面都缺少應付破壞性損失的手段。第二個方面是缺乏發言權和政治權利,這種發言權和政治權利的缺乏常常被描繪成無權無勢的感覺,他們在資源和權利兩個方面都處於不利地位,無法讓別人傾聽他們的聲音。 在經濟上屬被邊緣化的群體,在社會上也容易被邊緣化,受到一定程度的
社會排斥。從效益和分配公正的觀點看,他們缺少被經濟學者稱為“
公民社會資本”的信任、互惠、人際網路、合作及協調。
釋義理解
貧困既有
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之分,也有廣義貧困與狹義貧困之分,它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時因地而異的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衡量和判斷標準。在這個標準中定義的人口就視為貧困人口。我國當今社會正處於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共存的一個雙重性階段。
區別分類
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
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的國內外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如下:
“
相對貧困的思想要明確是相對中等社會生活而言的貧困”;“相對貧困就是年收入相對全國家庭的平均數”;“相對貧困是一個較為主觀的標準……一個相對的貧困定義是建立在將窮人的生活水平與其他較為不貧窮的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相比較的基礎上的,通常這包括對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的總體平均水平的測度”;“相對貧困是指某人或家庭與本國平均收入相比……相對
貧困線隨著平均收入的變化而變化”。[25]
相對貧困是在把我們的生活水平與擁有較高收入的參照組相比較後產生的貧困。而且它有一定的主觀性,依賴於一定的價值判斷而存在。
卡爾·馬克思寫過:“一個住小草房的人在他的鄰居搬來並建了一座宮殿之前,他一直是很快樂的,後來,那個住小草房的人開始感覺到了貧困”,因此,
相對貧困是永遠存在的。
絕對貧困是指低於維持身體有效活動的最低指標的一種貧困狀態,這種最低指標是指“勉強維持生存的標準,而不是生活的標準,在對家庭生活做這種最低指標的估計時,應遵循這樣的規定,即除了為維持身體健康而絕對必須購買的物品外,其他一切都不能包括在內,而且所有購買的物品必須是最簡單的” 。通過這一概念,我們可以發現,從理論上講一個社會的
貧困問題是可以消除的。
狹義貧困與廣義貧困
狹義貧困是指
經濟意義上的物質生活資料匱乏而導致生活水平低於社會標準的貧困,傳統意義上講的貧困通常是指的狹義貧困,延伸的貧困意義告訴我們貧困是收入貧困、能力貧困和權利貧困的集合,而我們所說的狹義貧困就屬於收入貧困範圍之內;能力貧困是指人們獲取生活資料的能力不足,直接表現就是掙錢能力的不足;權利貧困是指作為社會成員應享受的政治和文化權利的喪失。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收入貧困是貧困的表現形式,能力貧困是貧困的直接原因,而權利貧困則是貧困的社會後果。經過延伸後的貧困意義就是我們所說的廣義貧困的含義,它除了包含經濟意義的狹義貧困之外,還包括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其他因素,如人口期望壽命、
嬰兒死亡率、受教育程度、參與經濟與
社會交往的願望等的能力貧困和權利貧困。
貧困統計
2011年
普查數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1年
城市藍皮書指出,截至2009年底,全國城鎮人口為62186萬人,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75元,中國現如今城市合理的
貧困線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間,全國貧困人口數約為5000萬人。
住房與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陳淮認為“顯而易見保守”。他指出,5000萬隻是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6.6億城鎮人口的近8%,中國城市中只有7%-8%的人是貧困人口,這個估計恐怕過低。
集中於中西部
藍皮書顯示,受到
區域經濟差異的影響,結合比例法估算,東部地區城鎮貧困人口大約756萬人,中部1657萬人,西部1717萬人,
東北地區845萬人。
2014年
數據
2014年12月15日電 扶貧辦國際合作和社會扶貧司指出,中國現有8000多萬貧困人口,在湖南、河南、廣西、四川、貴州、雲南這6個省份的貧困人口都在500萬以上,到2012年底,592個
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60%,農民醫療支出僅為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60%,勞動力、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比全國要高3.6個百分點。
全國有3917個村不通電,影響近380萬人,連片特困地區有3862萬農村居民和601萬學校師生沒有解決飲水安全的問題。近10萬個行政村不通水泥瀝青路。中國面臨的貧困形勢仍然很嚴峻。
扶貧
國務院辦公廳已印發《關於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部署全面推進社會扶貧體制機制創新,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時間已經不多,所以扶貧攻堅的任務極其艱巨。
2015年
預計目標
預計2015年減少1000萬人以上貧困人口的任務可以完成。
2015年“十二五”期間,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1.66億人減少到今年底的6000萬左右,共減少了約1億人。
實際統計
2016年2月2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扶貧標準計算,2015年農村貧困人口5575萬人,比上年減少1442萬人。2015年,共有4903.2萬人享受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供養517.5萬人。全年資助5910.3萬城鄉困難民眾參加基本醫療保險。
2016年
新華社記者發文《7000萬貧困人口能過好春節嗎》指出貧困人口約為7000萬。
2017年2月28日,
國務院扶貧辦新聞發言人、綜合司司長
蘇國霞介紹,2016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了1240萬人,超額完成1000萬人的目標任務,中央和省級兩級財政投入超過了1000億元。
2017年2月28日,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也稱:“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2016年農村貧困人口4335萬人,比上年減少1240萬人。”
2018年
2019年1月27日,作為全國脫貧攻堅主戰場的貴州,2018年減少貧困人口148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4.3%,14個貧困縣成功脫貧摘帽,易地扶貧搬遷入住76.19萬人。
全年完成農村“組組通”硬化路5.1萬公里,98%的村民組通硬化路,解決88.4萬農村貧困人口飲水安全問題。建成易地扶貧搬遷安置房18.24萬套,實現縣域冷庫全覆蓋,庫容達到120萬噸。
2018年,貴州規範化培訓農村勞動力63萬人,教育精準扶貧資助貧困家庭學生46.5萬人。深度貧困村衛生室規範化建設全覆蓋,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醫療救助覆蓋全部貧困人口。安排預算內資金170多億元用於脫貧攻堅,其中深度貧困地區近60億元。全面啟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四在農家·美麗鄉村”小康行動完成投資802億元。
2019年
2019年,貴州省計畫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10萬人,18個縣通過脫貧摘帽考核驗收,17個縣達到脫貧摘帽標準,全面完成188萬人搬遷任務。
人口
世界銀行採用了每天1.90美元的最新國際貧困線標準,體現出各國生活成本差異的新信息。新貧困線保留了世界最貧困國家的老貧困線(即根據2005年不變價每天1.25
美元)的真實購買力。根據這一新貧困線標準,世界銀行預測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將從2012年的9.02億人減少到7.02億人,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從12.8%下降到9.6%。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表示,持續大幅減貧的成果,歸功於開發中國家近年來的強勁經濟成長,歸功於教育衛生投資擴大和社會安全網的建立。不過,金墉也警告說,由於全球經濟成長放緩,世界剩餘貧困人口中的許多人生活在脆弱和受衝突影響國家,因而消除極度貧困的目標依然是一個十分雄心勃勃的目標。
2013年4月,世界銀行理事會批准了兩大目標,即2030年終結極度貧困和增加底層40%人口的收入,促進共享繁榮。在過去數十年里,東亞及
太平洋、南亞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大地區占全球貧困人口的95%左右,但這三大地區的貧困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1990年,東亞占全球貧困人口的一半,撒哈拉以南非洲占15%左右。根據2015年的預測,這種情況幾乎完全顛倒過來: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貧困人口的一半,東亞占12%左右。各地區的貧困率都出現下降,但在衝突多發國家或過度依賴大宗商品的國家貧困程度加深且更加難以消除。
根據世界銀行對2015年的地區貧困預測,東亞太平洋地區的貧困率將從2012年占人口的7.2%下降到4.1%;拉美加勒比地區的貧困率將從2012年的6.2%下降到5.6%;南亞的貧困率將從2012年的18.8%下降到13.5%;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困率將從2012年的42.6%下降到35.2%。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考什克·巴蘇指出,新興經濟體近20年發展勢頭強勁,但自2008年爆發
金融危機以來曠日持久的全球經濟放緩已開始對新興經濟體增長投下陰影,今後還會出現一些顛簸,近期內經濟成長前景對於新興經濟體不太樂觀,這會對戰勝貧困和滿足弱勢人群尤其是社會底層40%人口的需求帶來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