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男，漢族。1931年12月15日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袁偉時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廣東興寧
- 出生日期：1931年12月15日
- 職業：歷史學家
- 代表作品：《中國現代哲學史稿》
人物經歷,主要著作,學術理念,著作,觀點摘要,冰點事件,記者採訪,
人物經歷
袁偉時（1931年12月15日－ ），1949年5月參加革命，1950年6月參加共產黨，現在是中山大學離休的教授和廳級幹部。第七屆（1988－199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學中山市分校——孫文學院首任院長。1987年當選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以後多次連任；曾是安徽社聯主辦的《學術界》和浙江社聯主辦的《浙江社會科學》的學術顧問，廣州市社會科學院主辦的《開放時代》的學術委員；2008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訪問學者。
主要著作
《中國現代思想散論》、《大國之道》、《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近代中國論衡》、《嶺南歷代思想家評傳》（與人合著）等。學術上多次獲獎，如《中國現代哲學史稿》獲光明日報主辦的評選“文革”後優秀學術著作的光明杯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教育部的優秀教材二等獎；2006年獲得廣東省委宣傳部優秀學術論文獎，等等。
袁偉時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見解獨到著稱，一生崇尚“說真話，說自己的話”、“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素為近現代思想史愛好者、時政類報刊閱讀者，如《南方周末》、《三聯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讀者群、高知群體所推重，深得學術界、讀書界普遍好評，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會公共領域的廣泛社會影響。
學術理念
自稱“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他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稿》的後記：“如果我們不願再做受譴責的一代，就必須面對嚴峻的現實，從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學術與盲信勢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歷史本來面目寫在紙上。”
著作
《中國現代哲學史稿》（1987年）《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1992年），增訂新版易名為：《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2003年）
《中國現代思想散論》（1998年）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1998年）
《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2004年）
《晚清大變局》明報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另主編幾套叢書與《大學精神檔案》（當代卷）（2004年）
《昨天的中國》浙江大學出版社
觀點摘要
敢於正視現實的民族，應該坦然地承認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應該集中於如何學習的精力浪費在要不要學習的爭辯中。一個偉大民族的自尊心應該顯示在善於學習而又善於創造上。這裡決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袁偉時《兩次世紀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點》
為什麼新文化運動成了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點？因為它是中國已經建立的現代文化學術和教育制度的產物。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兼容並包。西方現代文化與國粹，世間各種學術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種學問和藝術，自由介紹，自由探討；激烈爭辯，以理服人，拒絕暴力干預。新的學科，新的藝術，思想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如繁星在天，異彩紛呈。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創造力高揚的年代，歸根到底，這是向現代文化教育制度轉型的輝煌里程碑。
——袁偉時《兩次世紀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點》
自由的唯一邊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國家或其他集體和尊長的名義壓制和吞噬個人的自由，是中國極大的弊端，中世紀的西方同罹此病。這是古今之爭，而非中西或東西之爭。
——袁偉時《自由：觀念、法律與制度審視》
20世紀中國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遺留問題之一，似乎首推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有個有趣的現象：這世紀上半葉中國出了很多“賣國賊”，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訐，其中雖然有真有假，必須認真分辨；下半葉卻難得一見。中國人的道德水準不可能一夜飆升，決定性因素之一是經濟。1912-1926年間，中央政府每年財政收支各在4~5億之間，赤字通常是一億多乃至兩億左右。為填補這個大缺口，15年舉內債近8億，外債約10億。那時，幾乎沒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國資助。吃了人家的嘴軟。從清末至民國，他們答應給外國的利權，不知凡幾。共產主義運動升起，亦用過俄國人的錢，這是眾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紀下半葉，海峽兩岸的經濟日趨強大，情況就大為改觀。不能輕視個體道德素養在歷史關頭的重要作用；但就整體狀況而言，決定性的是經濟。
——袁偉時《20世紀的啟示》——書摘
冰點事件
2006年1月11日，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下屬《冰點》周刊“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因刊出袁偉時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長文，對中國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讀有異於官方版本，因而導致暫時停刊整頓，並引致主編李大同及副主編盧躍剛撤職。3月1日《冰點》復刊，刊登張海鵬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文章批駁上文，並拒刊袁偉時《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
記者採訪
袁偉時一直頗受關注，是個“爭議”人物。
在中大校園，袁偉時已待了半個世紀。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規律。午睡時間，雷打不動，習慣把家中的電話機給掛了，免得外界打擾。他先迎我到客廳入座，而後進廚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藍色的拉鏈夾克衫，深色褲，一雙黑皮鞋擦得鋥亮。聽舒立說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給學生上“中國近代思潮”課。講壇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紀，不結實。坐著坐著，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聽說，他的學生助理當時臉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來：“沒有事。繼續上課。”
我問起他上課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給他們本科生上第一堂課時，先自我介紹說，你們是90後，我是80後！”臉上，寫滿了老頑童的得意和滿足。聽學生說，每周選修或旁聽袁先生的課，大教室總塞滿了學生，常有300多號人。有時，視窗地板上也占滿了。
“一些學生聽了我的歷史課，覺得很困惑。他們跑來問我，為什麼你講的歷史，與我們以前學的那么不同？！我們到底應該相信哪個版本呢？”袁偉時說。
這幾天，袁家的電話鈴比往日更頻繁。指著茶几上那捧紫紅色的99朵玫瑰花籃，袁偉時笑著。1931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廣東興寧。再過幾天，照中國的傳統習俗，他就80了。他出生那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已過去整整20年。而這場百年來褒貶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國坎坷的憲政之路，成為袁偉時後半生最重要的學術使命。
“我80了，大家想為我祝壽。我說，慶祝生日沒有多大意思，還是開個學術研討會，討論一些問題。”於是，一些學界朋友就開始籌備一個“20世紀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研討會。不過，兩個星期前，廣東省社聯一位官員找到籌辦研討會的廣東人文學會負責人，很客氣拿出一個檔案。他說，根據規定，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必須報請宣傳部批准。因這次會議很多學者來自外地，屬於全國性學術會議，得事先報批。人文學會負責人當堂表示，既然這樣，研討會我們就不辦了。
袁家的客廳，並不大，掛了兩幅字。一幅是啟功先生所贈，題的是杜牧的詩。另一幅是廣東書法家尚濤的墨跡，上面16個字：虛能養和，靜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觀今。
“我們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關部門說了要審批，那么這個學術研討會就不開了，就改為袁偉時生日慶賀會了。法律並沒有禁止做壽啊！”袁偉時擺擺手。
1950年，袁偉時考入中山大學，讀經濟系。後北上到上海，進了復旦經濟系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班，學的是老大哥蘇聯的政治和經濟理論。他的導師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江澤宏教授。
“我在復旦的碩士論文，是質疑當時一種很流行的官方觀點，也就是‘無產階級貧困化’。我覺得，這說不通啊。資本主義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在完善自己，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其實是提高了，而不是貧困化。我花精力找了不少國外資料，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和印度的數據，最後證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但我的導師好心地勸我，你這個論文交上去，一定會有麻煩。最後，我只好改寫了一篇當時討論得很熱烈的問題，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15日那天，將有120位朋友前來為袁老慶生。我問他，八十的人生感悟，那天會對家人和朋友說些什麼？
他想了想，說。
“第一，我要說的是感謝。我這80年，一路走來，有太多的人幫助過我。我的家人、朋友、編輯、記者。就說幫我修過電腦的朋友，就有20多人，其中還有世界一流的專家！”
“第二，我要說一聲道歉。從1949年到七十年代。在那個革命年代，我受到過傷害，但是也傷害過別人。我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我盡力謹守良知。在復旦讀研究生時，我是班上的黨支部書記，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沒有一個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另一方面，從學生時代開始，我就是校內大大小小的幹部，參加過各種政治運動。自己做過的決定，在政治運動中的發言，都曾傷害到別人。對此，我是要道歉的！”
“第三，我還要繼續努力。我的自我感覺是，我還沒有進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學術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後產生的。我要繼續償還學術和思想欠債。近代中國經歷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難，應該產生巨大的學術和思想成果。但現在還沒有。這是對人類的欠債。應該有眾多學人自覺擔負起還債的任務。今後的10年，我仍然要堅持不懈，盡綿薄之力！”
過去10多年，袁偉時挨的罵不少。不少人（包括學界中人）嚴詞譴責他的史學觀，更有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他的專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標和靈魂的拷問》等書都引起強烈反彈。
“面對謾罵，我向來的態度是一笑置之。它們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亂罵人是羞辱自己。現代文明是無法抗拒的。誰的言行對社會有益，時間是鐵面無私的審判官。每個人時間有限，我只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繼續宣揚我的觀點。”
最近來找袁偉時的，多半是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想聽聽他的說法。如何評價國父孫中山？共和與君主立憲，對中國，那條路更為上策？對袁世凱，可否三七開？不過，歷史無法重寫。我問，這一個多世紀來，中國的憲政之路一直走得很艱難，從清末開始，無論是變法改良，還是民國“臨時約法”的訂立，從國民黨倡導“訓政”，到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坎坷經歷。這是為什麼？
“過去，中國憲政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社會的中下層沒有充分參與。對國家道路選擇這樣的世界性難題，難倒了中國的精英。社會矛盾的尖銳，就迫使掌權者不能不改革。現在的政府上層，並不是都不思改革。只要國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動中國社會前進，完成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歷程。從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打開國門，已經過去了170年。現在是完成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了！
在一篇訪談中，袁偉時寫道：“中國整個19世紀都在交學費。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說過‘外需和戎，內需變法’……交了一個世紀的學費，應該學會這個道理：現代社會必然是自由民主法制富強。”
門鈴響起，下一撥趕來採訪的是《南都周刊》的同行，已在等候。我問袁先生，他是個電腦迷。最近有熱心人冒名開了他的“圍脖”？他說，確有其事，現已關閉。“我1999年就開始上網，用電子郵件往來，所有的寫作都用電腦。用電腦的歷史很悠久，從上個世紀就開始了。現在每天通過網上查閱新聞和資訊，朋友們也會轉發給我很多信息。問我翻牆嗎？我不翻牆。我沒有耐心翻牆！”
“我一直說，我是個死不改悔的樂觀主義者。以2003年孫志剛案和延安農民看黃碟事件為標誌，公民權利意識正日益覺醒，中國的憲政正在生長。”
我匆匆打住採訪。記者要拍照。天色轉暗，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線，和我們一同下樓，帶大家去校園取景。他走路時，腰板挺直，步伐大且輕。一頭白髮，在中大校園的柔和夕陽下。他邊走邊告訴我：“年輕的時候，我喜歡跑步，每天在操場上跑滿10圈，4000米。後來，年紀大了，就改成做廣播操和走路。在中大校園裡，我每天走一萬米，兩次完成，每次1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