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道路

第三種道路（Third Way），是民主社會的中間黨派所倡導的一種政治理念的概稱。其內容主要為：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強調解除管制、地方分權（非核心化）和低稅賦等政策。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德國總理格哈特·施洛德以及西班牙總理薩帕特羅等人的政策就體現了“第三種道路”的核心理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第三種道路
• 外文名：Third Way
• 類型：政治理念的概稱
• 提出：1950年

簡介

在比爾·柯林頓領導下的美國參議院中間黨派，強調政府在財政上的保守、用一系列所謂“工作福利”的政策來代替舊有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對於自由市場的維護功能。但是同時，這些政治家避免將自身與純粹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和其他自由主義相混同。

通常人們也將這種主張稱為“激進的中間派”（Radical middle）。

起源

最初，有一種觀點認為在歐美社會存在著一種介於社會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在1950年代，這種觀點被德國秩序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威廉漢姆·勒普克所發展完善為社會市場經濟。

到了1990年代，柴契爾政府和隆納·雷根政府，將經濟上緩和管制、個人主義以及全球化等理念融合進主流的左翼思想，許多政治家傾向於用“第三種道路”來形容這種新政。而這個名稱也經常被作為新自由主義社會經濟政策的別稱。

就這樣，這個理念成為現代歐洲民主社會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思想。尤其對於一些社會民主黨派和美國民主黨成員來說，這個理念是其核心思想。

由於這種理念介於純粹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純粹的高福利社會（例如北歐地區和德國）之間，因此被稱作“第三種道路”。

批評

第三種道路也經常被評論為原有的“帶有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民主主義觀念，以及社會民主黨派為了贏得選舉而選擇的一種手段。批評家認為第三種道路理論最終是以勞動階層和窮人的犧牲來換取大企業的利益和社會福利。在現實政策中，英國的托尼·布萊爾和德國的格哈特·施洛德是實行這種政策的典型政治家。

無論在東德、東歐或其他地區國家，其結論都是一致的，即人民都希望有一個真正全力為民服務，保護人民，以民為中心的政府。我們必須留意，這種情況在過去是不可能的。以歐洲為例，東歐企圖避開一個由政府主導的社會；西歐則試著躲避一個由市場主導的社會。

所以無論東歐或西歐彼此都在尋求一個最有活力和能力的政府，一個最可以平衡兩者，支持人民生活最大福祉的政府。過去十年的經驗里，東歐各國發現雖然擁有了自由思想與輿論，卻仍無法壓抑或摒棄官僚積習。這正是「第三條路」主要的討論問題。

文獻

“第三條道路”的使命

作者：陸克文

來源：財經網

來源日期：2009-2-19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已向人們表明：這是一場涉及體制、理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危機。它讓人們開始質疑過去30年以來盛行的新自由經濟理論——在此理論基礎上建立的國家和全球監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擊，根本無法阻止經濟重創造訪全球。

這並非歷史首次。社會民主主義者面臨的國際性挑戰就是在資本主義之中拯救資本主義：既要承認開放的、競爭的市場的巨大力量，又要摒棄極端資本主義和過度貪婪這些近代對全球金融體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為了應對當前危機帶來的巨大挑戰，全球金融體系需要將個人利益與公共責任恰當地平衡。一條主線就是：依靠國家機構重建規範的市場和重新拉動國內、國際需求。

社會民主主義者面臨的理論上的挑戰，不僅是駁斥造成今天混亂局面的新自由極端主義，還要推進社會民主國家對保持恰當監管的競爭市場的生產力提供最好保障這一理念，同時保證政府是管理者，政府是公共產品的出資人和提供者，政府按照公正原則補償市場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社會民主政體具有政治合法性，因為其具備平衡私有和公有、利潤和工資、市場和國家的能力。

世界上的社會民主政府還必須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應對危機，重振受損的經濟成長，同時為未來的金融市場制定新的監管機制。

——新自由主義敗因

我們需要對新自由主義在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原因中所起的核心作用進行坦誠的分析。我們還要深入分析如何以社會民主的方法恰當管理市場，以及國家如何在制定未來政策中發揮正確作用，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極端主義。政府要想取得勝利，就必須將上述分析與堅定地尋求全球合作相結合。

新自由主義政策源於無管制市場至上的核心理論信仰，尤其是無管制的金融市場。而這些說法又以“效率市場假說”為基礎。這一假說中最強硬的一派認為：金融市場價格和股票市場價格一樣，融合了各種信息，因此可以反映出對資產價格的最佳評估。如果市場完全有效，而且價格又完全有根據，那么，就沒有理由相信資產價格會產生泡沫。如若發生，市場會自行修復，因此，政府也就沒有理由介入。

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市場有效性出現偏差都應歸結為外部原因。泡沫和其他問題的產生是政府和其他方面的“不完善”導致的，而非市場自身原因。這一理論支持個人自我利益不受任何限制，市場決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和天然公正的。市場是文明社會自發的和自我調節的產物，政府是外來的強行入侵者。

新自由主義的宣揚者盡一切可能地瓦解社會民主國家的各個方面。體現在他們將共同提供公共產品上的社會團結概念，簡單地理解為中央集權制下的愚蠢行為。

但是，由於目前的危機，現在是宣告過去30年偉大的新自由主義試驗失敗的時候了，是宣告皇帝沒有穿衣服的時候了。

——社會民主主義處方

這次新自由主義的挫敗，使國家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基礎性地位。在應對這次危機中，國家顯然在三個領域做出了首要貢獻：拯救私有金融體系，防止其崩潰；提供對實體經濟的直接刺激，抵消社會需求的減少；以及建立國家和全球性管理機制，由政府來承擔確定和實施這一系統規則的最終責任。

社會民主主義者今天所面臨的挑戰是把國家和與之配套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經濟的角色，重新塑造成為一個面向未來的全面哲學框架，它既適應危機時期，也適應繁榮時代。

20世紀90年代，“第三條道路”這個名詞在政治語彙中流行起來，而很久以前，社會民主主義者就認為，他們推出了處於中間道路的政治經濟形式。他們拒絕國家社會主義，也排斥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他們積極支持市場經濟，但是主張市場只能在混合經濟體中發揮作用，國家的角色是管理者和公共產品的贊助者和提供者。而且，由競爭機制和消費者保護法來保證的透明和競爭中立至關重要。

社會公正也是社會民主主義工程的關鍵組成部分。社會民主主義對社會公正的訴求，建立在平等這一價值信念之上，而不是完全實用主義的論證，就像衡量某項教育投資是否值得，不是看其能否提高生產力。

社會民主主義者一直強調，投機泡沫和破產存在帶來系統衝擊的潛在危險。金融管理措施必須允許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成為家庭儲蓄和商業投資的中間人，同時，又不會成為系統不穩定的來源。這就需要有更加審慎的監管措施，而不僅僅是確保這些金融機構在正常經濟狀況下，遵循那些為保護它們免遭破產而設立的標準。必須約束整個金融行業可能增加系統風險的行為，如無止境地擴大衍生產品市場。這次危機還表明，公司內部的激勵機制對個人的風險行為水平有很大影響。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而言，系統的穩定和完整本身就是公共產品，它永遠優先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別機會。

——全球協作

面對當前危機，社會民主主義者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危機前所未有的全球規模。這包含兩個方面：首先是金融市場之間的融合和相互依賴，導致了危機的迅速傳播；其次是一個國家需求的減少，影響到另一個國家的出口，從而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影響。

全球金融系統不但沒有通過將風險分散到全世界以避免危機，反而把危機強化了。由此產生了三個應對的基本原則：首先，國家金融市場需要有效的全國性管理；其次，現有的全球金融交易量竟能夠擊潰大部分單個經濟體，這一點足以說明全球金融市場也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管理；再次，實現這兩個層面的有效管理，只能通過各個政府的團結協作。

這就是為什麼世界要通過20國集團會議以協調各個政府的行動：為全球金融系統迅速提供流動性；協調必要的財政刺激措施，應對全球衰退所產生的增長缺口；重新制定未來的全球管理條約，包括新的《巴塞爾協定III》；改革現有的全球公共機構，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賦予它們在21世紀中所必需的權力和資源。

各個政府應該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管理制度，以避免經濟急速觸底，資本流入全球經濟最缺乏管理的領域。我們必須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建立更強的全球公開標準。還必須建立更強的監管框架，鼓勵負責任的公司行為，包括監管管理層薪酬。

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審慎分析的權力必須得到擴大，其對機構漏洞的早期預警系統也應得到加強，管理方式也必須改革。如中國這樣迅速成長的開發中國家，理應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類多邊機構作出更大的貢獻，也應在這些組織中獲得更多的決定權。

社會民主主義者在應對當前全球危機中還有另一個作用。世界銀行的干預、發展雙邊官方援助，以及千年發展目標的繼續實施，都是應對危機影響的關鍵因素，否則，許多開發中國家就將被危機推回貧困之中。社會民主主義者無論是出於本性還是傳統，都傾向於推動這些進程。但是，在此次危機中，由於已開發國家預算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這一行動將變得越來越艱難。

社會民主主義解決新自由主義遺留下來的挑戰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還有待觀察。對社會民主主義者而言，完美地完成任務至關重要——不僅是把開放市場從自我毀滅中解放出來，還要在管理得當的市場中重建信心，以防止極左或極右的極端反應占據優勢。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完美完成任務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的賭注太高，包括長期失業的經濟與社會成本，貧困再次將魔爪伸向發展中世界，以及對現有國際政治與戰略秩序的長期力量結構的影響。

我們必須成功，因為現在有無數人信賴我們，寄望我們成功。■

（作者身份：澳大利亞前總理，工黨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