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224年(嘉定十七年)
宋寧宗病危,宰相史彌遠因知曉皇
養子濟國公
趙竑對自己不滿,於是假傳聖旨立沂王
趙貴誠為皇子,宋寧宗
駕崩後,他聯同
楊皇后的侄子
楊谷及
楊石,成功勸服楊皇后,
矯詔擁立皇子趙貴誠
繼位,是為
宋理宗。
史彌遠因立宋理宗之功,更加掌握大權,直到1233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掌握南宋實權。史彌遠的政治地位過於突出,宋理宗的光芒亦被
湮沒,有沉默十年之說。史彌遠掌權二十六年期間,排斥異己、貪污中飽、加重稅金,使南宋
國勢漸衰。
起因
措施
罷黜史黨
慎擇宰相
宋理宗糾正了
宋寧宗嘉定以來權臣獨相的局面,謹慎
簡選宰相,使這一時期的政治相對穩定。
鄭清之任相雖出於
史彌遠的安排,但他是宋理宗的老師,又參與擁立,因而也深受
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時,其相位並不因史彌遠推薦而有所動搖。鄭清之不像史彌遠那樣專斷,配合理宗改革。端平三年,宋理宗因
用兵失利下
罪己詔,他也罷去相位,但理宗對他仍
眷顧不衰。
端平二年,
喬行簡開始與鄭清之並相,鄭清之
罷去相位以後,理宗讓喬行簡獨相三年,
嘉熙三年,喬行簡因老病改為
平章軍國重事。史稱他“
歷練老成”,參與更化時間最長,對加強邊防、整頓財政、薦引賢能貢獻頗多。
李宗勉與
史嵩之在嘉熙三年並任左右相。李宗勉任相僅兩年,即死於任上,史稱他“守法度”,有“公清之相”的美譽。史嵩之其人,不是賢相,卻是能臣。他第二次經理京湖防務時,薦士三十二人,
董槐、
吳潛後來都稱賢相。史嵩之任相以後,京湖用
孟珙,川蜀用
余玠,在其後抗禦蒙古南侵中都功績卓著,可謂識人。但史嵩之因是
史彌遠之侄,後人對他也沒有好感。他與
喬行簡、
李宗勉先後並相,略有史彌遠專斷的餘風,輿論大嘩,不斷有人上書以儒家倫理抨擊他,
太學生、武學生與
臨安的府學生也輪番上書。宋理宗便讓史嵩之守喪,除服以後,也沒有再起用他。
其後,
范锺與
杜范並相。史稱范锺為相“清正守法”;杜范任相,民眾“載道歡呼”,都有美好的聲譽。嘉熙五年,杜范死在宰相任上,
游似與范锺並相,兩人雖政見不和,但都能克制和配合。
1247年(
淳祐七年),邊疆戰事緊急,
理宗再啟用
鄭清之為宰相。但鄭清之並無貢獻,而且他的兒子
賣官鬻爵,令其政聲大壞。1251年淳祐十一年,鄭清之去世,由
謝方叔與
吳潛並相,吳潛也稱“賢相”,但在位僅一年;謝方叔直到1255年(
寶祐三年)才
罷相,
宋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圖治的前期轉入
嗜欲怠政的後期。
親擢台諫
澄清吏治
宋光宗、
宋寧宗以後,
吏治大壞,及至
宋理宗親政,更是貪濁成風,賄賂公行。
理宗親自
撰制《審刑銘》、《訓廉銘》等,把道德宣傳與法律約束結合起來,規定官員
犯贓與謀殺、故殺、放火列為同罪,貪贓移作他用者籍沒其家,推行
吏部考功條法,懲辦了一批贓吏。
官吏冗濫是吏治腐敗的又一現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個候補
官缺,即消耗國家財政,又影響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賄。理宗對此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規。堂除是權臣專政下的政治陋規,也為內降恩澤濫授美差留下了後門。
二是減少官吏權攝。所謂權攝就是不夠任職資格者代理為官,官員隊伍因而膨脹。
理宗規定,內地如缺州縣官,必須由現任官出闕;出任兩任
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須到兩廣四川等偏遠地區任職,確保那裡官缺不再權攝。
三是控制取士人數。從端平到
淳祐的六次科舉取士,每舉平均取士約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寶祐以後七次科舉取士每舉平均約六百人來,大約少取四分之一,也應是減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嚴格升遷制度。為了抑制僥倖得官和越級提升,理宗規定:在朝的宰執、
台諫、侍從以及在外的監司、帥守不得徇私薦舉;未歷州縣官者不得入朝為郎官,已經在朝為郎官者必須補上這一任。
整頓財政
理宗親政,財政上面臨物價飛漲、國庫空虛兩大問題。前者主要是濫發紙幣造成
通貨膨脹,後者主要是
端平入洛的
軍費開支與應付
冗官的行政花銷。應對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發行新幣,適當回收舊幣,嚴禁偽造紙幣。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南宋後期日漸嚴重的經濟危機。應對後者的主要措施是嚴格會計制度,實行節用方針。
端平元年,
理宗命
尚書省設局審計戶部財賦收支,下令編制《端平會計錄》。
尊崇理學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別追封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為
汝南伯、河南伯、伊陽伯、郿伯,與原先所封的信國公朱熹同為儒學嫡傳
正宗,令學官列入孔廟入祀。與此同時,理宗宣布
王安石是儒學“萬世罪人”,
黜出孔廟;胡瑗、孫復、蘇軾、歐陽修、司馬光也被遷出,
擢用理學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學的重要表現。起用
真德秀、
魏了翁對朝野影響最大。真、魏被
史彌遠排斥出朝,在理學成為儒學正統過程中最有貢獻,當時並稱二賢。
端平元年,理宗召真德秀為
翰林學士,魏了翁
直學士院。當時,物價騰貴,民生憔悴,人民對他們回朝寄予厚望,民諺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
直院”。但他們入朝後大談“正心誠意為第一義”,對物價雖採取過措施卻收效不大,民諺失望的說:“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次年,真德秀升任
參知政事,僅兩月就去世。
魏了翁立朝僅六個月,也出朝
督視京湖
江淮兵馬,不久自求罷官歸里。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藉此起推崇理學、任用賢能的象徵性作用。
結果
端平更化任用的人材不錯,大多清廉,個別的大臣上京還引來萬人圍觀,叫好不絕。網羅人材不少,但他們朝令夕改,最終無所建樹。整頓財政的各項措施也是以事論事,治標不治本,沒有改變更深層次的財政制度、用人制度、軍隊制度,朝政雖然穩定,但是卻是朝廷衰落的趨勢。
評價
端平更化是
韓侂胄以後南宋後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暫亮色,對革除
史彌遠專政時的
弊政,對穩定
理宗親政後的政局與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縱觀理宗更化期間的用人,大多皆賢良稱職,一時朝堂之上,人才濟濟,政風為之一變。因此,時人將“端平更化”稱為“小
元祐”。不過,“端平更化”雖然聲勢很大,但並沒有改變南宋走向衰落的趨勢。雖然網羅了不少賢良之士,但他們“所請之事無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終無所建樹。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的各項措施也大多就事論事,治標不治本。因此,相對它的具體實效,“端平更化”更多體現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為的一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