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1977年8月4日早晨，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果斷決策――恢復中斷10年的高考制度。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 召開時間：1977年8月4日
• 主持召開人：鄧小平
• 召開地點：人民大會堂

座談會簡介

1977年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指出，建國後的17年，教育戰線同科研戰線一樣，主導方面是紅線。我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是勞動者。

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談話，指出“關於教育工作的“兩個估計”（“四人幫”在1971年炮製並強制推行的“兩個估計”，即所謂“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不符合實際的，怎么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17年培養出來的？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創造條件，調動科學和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並提出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等問題。

參會人員

按照鄧小平的要求，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分別在科學院系統和高等院校邀請了33位專家學者，於8月3日到當時條件最好的北京飯店報到。這些專家學者是：中國科學院吳文俊、馬大猷、郝柏林、錢人元、嚴東生、張文佑、黃秉維、王守武、高慶獅、許孔時、鄒承魯、張文裕、童第周、葉篤正、汪猷、王大珩，中國農業科學院金善寶，北京大學周培源、沈克琦，清華大學何東昌、潘際鑾，復旦大學蘇步青，吉林大學唐敖慶，武漢大學查全性，中國醫學科學院黃家駟，上海交大吳健中，南開大學楊石先，天津大學史紹熙，南京大學苗永寬，西安交大程遒晉，華北農大沈其益，中山醫學院宗永生，中國科技大學溫元凱。其中年齡最大的是82歲的小麥育種專家金善寶，最小的是31歲的化學鍵理論研究者溫元凱。

會議過程

恢復高考決策的醞釀過程

恢復高考的決策，是1977年8月6日鄧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根據教育、科技工作者的建議確定的。但是，關於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就開始醞釀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首先被廢止的就是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1966年至1969年，中國大陸所有大專院校均停止招生，教師與學生被下放勞動，高等教育陷於全面癱瘓。1970年，為落實毛澤東“大學還是要辦的”及“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部分高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作出規定：高等學校恢復招收新生，招收國中畢業經過兩年以上勞動鍛鍊的工農兵學員。

從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願報考，民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查”的原則，全國招收工農兵學員共七屆94萬人。由於廢除了招生考試，工農兵學員的文化程度差別很大。據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調查，在校學員入學前文化程度：國中以上的占20%，國中的占60%，相當於國小程度的占20%。把這些層次不同的學員集中在一個教室里接受大學教育，教學質量可想而知。

為改變單純依靠民眾推薦招收工農兵學員的招生方式，儘可能提高大學教學質量，1972年10月14日，周恩來在會見李政道博士時提出，中學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他說：“對學習社會科學理論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邊學習，邊勞動。”但由於“四人幫”干擾，這個建議被指責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而未能實行。1973年，部分省市在招收大學工農兵學員時增加了文化考試，結果因為一場“白卷英雄”的鬧劇而夭折。

1975年，鄧小平受命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領導開展全面整頓，對當時的大學招生方法和教學質量提出批評。他說：“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 “大學究竟起什麼作用？培養什麼人？有些大學只有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麼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為此，他要求教育部搞一個教育工作匯報提綱。鄧小平當時構想，搞一些試點，通過考試直接從高中生中選拔一批優秀學生到大學深造。遺憾的是，由於“四人幫”的干擾和很快發生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的這些正確主張沒能得到實施。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學怎么辦，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而此時，人才匱乏已成為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奮鬥目標的最大制約。1977年5月，尚未復出工作的鄧小平就尖銳地指出：“同已開發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科研人員美國有120萬，蘇聯90萬，我們只有20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正因如此，鄧小平主動請纓，鄭重地向中央提出在恢復工作後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請求。大量材料表明，在鄧小平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對於教育工作，包括大學招生制度等問題，已經有了一些比較成熟的思考和方案了。

1977年，在正式決定恢復高考前，鄧小平關於科技和教育問題有過多次談話，其中重要的有：5月12日同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李昌的談話；5月24日同王震、鄧力群的談話；7月23日同長沙工學院臨時黨委負責人張文峰、高勇的談話；7月29日和8月1日同方毅及教育部部長劉西堯的談話等。在上述談話中，鄧小平就儘快改變“文化大革命”中實行的高等學校招收工農兵學員制度和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問題，提出了兩條重要意見。

第一，高等學校招生要恢復文化考試制度。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態度十分鮮明。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說：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7月23日，在同張文峰、高勇談話時，鄧小平講得更加明確：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誰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後門”。 8月1日，當得知時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的蔣南翔向教育部提出，希望能夠允許天津市在1977年大學招生時直接在應屆高中生中挑選一些學生參加考試時，鄧小平當即表示讚賞與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講，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實事求是。”

第二，提倡高等學校招生“兩條腿”走路，允許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7月23日在同張文峰、高勇談話時，鄧小平指出：“教育要兩條腿走路，要有重點。大學要從工農兵中招生，重點學校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7月29日，他在聽取方毅、劉西堯匯報工作時，針對“文化大革命”中實行的大學招生辦法的弊端，尖銳指出：“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在中國小完成了勞動任務，為什麼還要集中搞兩年勞動？”8月1日，他在聽取方毅、劉西堯匯報工作時指示：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科技大學由科學院包下來，直接招生，軍隊院校由軍隊包。“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特別是理工科。”

由此可見，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是鄧小平醞釀多年的一個撥亂反正的重大舉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時間做準備，1978年正式恢復高考，生源一半是應屆高中畢業生，一半來自社會，然後逐步走向正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鄧小平復出工作主持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這個方案被提前實施了。

恢復高考的決策經過

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抓科學和教育工作的第一個大動作。

1977年7月29日，鄧小平在聽取方毅、劉西堯等匯報時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開一個科教工作座談會，請科學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面有才學的，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按照鄧小平的要求，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分別在科學院系統和高等院校邀請了33位專家學者，於8月3日到當時條件最好的北京飯店報到。

8月4日至8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北京飯店舉行。鄧小平自始至終親自主持座談會。

這是一個真正的暢所欲言的座談會。沒有事先準備好的長篇報告、講話，5天全部是即興的自由發言。鄧小平開宗明義：請大家來，就是想聽聽意見。題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個現代化的要求，包括學制、教材、教員的來源、辦學的方針、具體措施、有什麼想法，徵求同志們的意見。方法，就是想說什麼說什麼，發言可長可短，講一次兩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話都可以。自由一點，什麼話都可講。這裡沒有棍子。要消滅棍子。三個公司，鋼鐵公司、帽子公司、還有鞋子公司，都丟掉。

在鄧小平的引導下，與會專家的議題很快從揭批“四人幫”罪行轉到為振興科學教育獻計獻策方面。而提高教學質量、改革招生制度，成為其中的主要話題之一。

此時，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剛剛結束，已經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這個方案較以往有三點突破：一是明確規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畢業或相當於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二是決定試招應屆高中畢業生4000到1萬人直接上大學；三是強調重視文化程度，對考生要進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襲“文化大革命”期間“自願報考，民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查”的原則。8月4日，教育部的報告送達國務院。

鄧小平最初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還按原來的辦法”的，因為在他的計畫中，恢復高考需要一年的準備時間。在座談會上，鄧小平闡述了他的想法：從明年開始執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準備，把學制、教材、教師、學生來源、招生制度、考試制度、考核制度等都確定下來，都要搞好。搞好後就不要經常變動了。他真誠地詢問專家：一年準備行不行？要把教材重新編好，按提高的標準來要求。教師的選擇、調配，教學方法的準備，還有從明年開始恢復招生考試制度，這一套要研究好。一年準備來得及嗎？

鄧小平的真誠感動了與會專家，啟發了大家的思路和靈感。許多學者連夜趕寫發言提綱，研究思考高考制度問題。

8月6日，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發言，強烈要求必須立即改進大學招生辦法，引發了熱烈討論。

查全性慷慨陳詞，抨擊了現行招生制度的四個嚴重弊病：一、埋沒了人才，大批熱愛科學，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二、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三、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四、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的教與學的積極性。查全性強調，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大學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學生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他呼籲：一定要當機立斷，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查全性的發言引起與會者強烈共鳴。吳文俊、王大珩、鄒承魯、汪猷等紛紛發言，贊同查全性意見，建議黨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對現行招生制度來一個大的改革，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不然，又招來20多萬人，好多不合適的，浪費就大了。

專家們的意見震動並激勵了鄧小平。他問坐在身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劉西堯說，推遲半年招生，還來得及。鄧小平聽了，當場決斷：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招生涉及下鄉的幾百萬青年，要拿出一個辦法來。今年就開始改，不要等了。

一個重大決策就這樣出台了。

8月8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結束。鄧小平在總結髮言中再次明確宣布：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民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一位執政黨的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用整整5天時間與30多位科學家、教育家真誠座談，共商振興科學教育大計，這並不多見。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當屬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典範！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教育部很快報送了《關於推遲招生和新生開學時間的請示報告》，決定將高等學校和中專推遲到第四季度招生，錄取新生次年二月底前入學，推遲三個月。8月18日，鄧小平將這份報告批送黨中央主席、副主席：“這是經過考慮，為了保證重點大學學生質量而商定的。擬同意。”當天，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均圈閱同意。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開1977年第二次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各省、市、自治區文教辦或教育局和招生辦公室的負責人，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少數高等學校的代表共80 餘人參加了會議。由於當時正在舉行黨的十一大，“兩個凡是”思想還有較大市場，在要不要廢止民眾推薦、恢復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線“兩個估計”等問題上，與會人員分歧很大，爭論不休。結果會期一拖再拖，從仲夏到中秋，總是議而不決。關鍵時刻，鄧小平中流砥柱，勇敢破冰。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雍文濤、李琦等人談話，嚴肅提出，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把問題弄清楚，該怎么辦就怎么辦。該自己解決的問題，自己解決；解決不了的，報告中央。教育方面的問題成堆，必須理出個頭緒來。現在民眾勁頭起來了，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他明確指示：招生會議要儘快結束。招生檔案繼續修改，儘可能簡化，早點搞出來。辦事要快，不要拖。

鄧小平“9?19”談話擲地有聲，扭轉乾坤。幾天后，招生工作會議結束，新的招生檔案基本定稿。

10月3日，鄧小平將劉西堯報送的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的請示報告》和教育部代擬的《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兩個檔案批送華國鋒：“此事較急，請審閱後，批印政治局會議討論批准。建議近幾日內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連同《紅旗》雜誌關於教育的評論員文章（前已送閱）一併討論。”華國鋒旋即批示，將上述檔案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檔案和《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接見了出席全國招生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從1977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制度進行改革，恢復統一考試制度。

至此，恢復高考的決策塵埃落定。

恢復高考決策中的幾個重大政策問題及其影響

1977年恢復高考，既不是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的簡單重複，也不僅僅是恢復文化考試的問題，它既有破，也有立，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百廢待興，荊棘叢生的時代背景下，恢復高考，事關社會走向，事關十年積壓的幾千萬知識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運，其中的許多政策問題，牽一髮而動全局，極其敏感、複雜。在決策恢復高考的過程中，鄧小平從儘快培養人才的大局出發，關心和愛護知識青年，千方百計為廣大知識青年成長成才排憂解難。他親自過問，制定了許多重大政策，果斷地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改變了一代知識青年的命運。

（一）改變錄取比例，擴大招生範圍，為廣大的社會知識青年上大學創造了條件。

恢復高考，本來有特定的含義，主要指的是恢復應屆高中畢業生招生考試制度。所以，最初鄧小平拍板決策恢復高考時說的也是“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民眾推薦”。但是，十年積壓的數千萬社會知識青年怎么辦？他們應該占多大的錄取比例？這是個政策問題。9月5日，劉西堯向鄧小平提交的一份書面報告中提到，因為招生涉及到城鄉知識青年和高中應屆畢業生3000萬人，招生辦法又涉及一些方針政策問題，需要考慮周到，以防對當前工農業生產產生不利影響和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引起波動。第二天，鄧小平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招生問題很複雜。據調查，現在北京最好中學的高中畢業生，只有過去國中一年級的水平（特別是數學），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根據鄧小平的意見，1977年招生檔案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符合條件的均可報考。錄取比例，應屆高中畢業生占招生總數的20%―30%，絕大多數生源來自社會。有了這個政策，十年積壓的廣大社會知識青年才有了上大學的機會。

對社會知識青年考大學的政策，鄧小平想得十分周到。比如，他聽到有人建議把過去招生的十六字方針改為“自願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時，就說：你的十六字比較好，但第二句有點問題，比如考生很好，要報考，隊里不同意，或者領導脾氣壞些，不同意報考怎么辦？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所以，後來確定的招生方針中就取消了“單位同意”這一條。

（二）放寬招生年齡、婚姻限制，為老三屆學生特別是大齡下鄉青年上大學制定了特殊政策。

1977年的招生檔案規定：“考生年齡在20歲左右，不超過25周歲，未婚。”這個規定對老三屆高中學生，特別是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來說，無異於下了一道“逐客令”。因為此時他們大多已30歲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對於這一批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體，鄧小平十分珍視。早在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鄧力群的談話中就明確提出，要採取特殊政策通過嚴格考試從1966、1967屆高中畢業生中選拔學生上大學。在科教工作座談會上，他又談到下鄉知青的報考問題：“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通過自學達到了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麼辦法、經過什麼途徑選拔回來。這種人成千上萬，要非常注意這部分人，愛護這部分人，千方百計把他們招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不要定什麼名額，這樣的人有多少就選多少，可以在名額之外。”正是在鄧小平的關懷下，高考破例為大齡知識青年開了綠燈。1977年的招生檔案特別規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1978年招生檔案又明確規定年齡可放寬到30歲，並取消了其他限制。所以，在1977級、1978級兩屆大學生中，年齡、經歷差別很大，夫妻同校、兩代人同讀的現象並不鮮見。

在恢復高考的政策中，還有一條特殊規定：大齡青年，工齡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帶工資讀書。這條政策，為那些結婚生子、拖家帶口的莘莘學子解除了後顧之憂。

（三）修改繁瑣的政審條件，實行擇優錄取。

“文革”期間，以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等為主要內容的政治審查，曾斷送了多少有為青年的讀書路。受“文革”影響，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復高考的招生檔案中，對錄取的政治條件規定得依然很細，羅列了許多由“階級鬥爭為綱”派生出來的“左”的條條框框。鄧小平對此十分不滿。9月19日，他對教育部負責人說，你們起草的招生檔案寫得很難懂，太繁瑣。關於招生的條件，我改了一下。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歷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最後招生檔案規定：招生實行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的原則，政審“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現”，政治思想表現的主要依據是：“政治歷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革命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這基本上就是鄧小平的原話。政審條件的修改，引起全社會強烈反響，在當時被稱為“招生制度進行重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政審條件的改變，迅速波及徵兵、招工、提乾等各個方面，為幫助全黨全社會解放思想，衝破“兩個凡是”思想束縛，糾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絕不僅僅是教育領域的事情，它是全面撥亂反正，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一個突破口。

1977年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的另一個重大意義，就是這個決策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培養了一批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高素質人才。1977年冬，全國有570萬考生參加高考，錄取新生27.8萬人；1978年夏，全國共有610萬名考生參加高考，錄取新生40.2萬人。1977、1978兩屆共錄取68萬名大學新生。這其中，大多數是政治立場堅定，有理想、有才華的知識青年。這批人後來都是改革開放各個領域的骨幹，如今已成為社會的中堅。這說明，鄧小平當年決策恢復高考，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