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漢

不會外語,也能翻譯?這不是神話,也不是“谷歌翻譯”帶來的科技進步,而是一種成本極低、收益可觀的文化造假。

一些不法書商雇用寫手,在已有譯本上改動個別字句,調整一下句式結構,很快就能炮製出動輒數十本的外國文學名著“新譯本”,以低廉的價格大行其道。不明真相的讀者常常被這些裝幀堂皇的“中譯中譯本”欺騙。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漢譯漢
  • 實質:文化造假
  • 套用:造假書做新譯本
  • 舉例:《堂吉訶德
“日磨千字”鑄就經典,“日磨千字”已成奢侈,經典譯作不再的年代,

“日磨千字”鑄就經典

有關文學翻譯質量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歇過。從村上春樹的林少華和賴明珠譯本之爭,到對李笠翻譯的特朗斯特羅姆詩歌的質疑,甚至曾被視為“定本”的王道乾《情人》譯本,也難逃被“挑刺”。
漢譯漢

如果對譯作版本不挑剔的話,讀者會在某本《堂吉訶德》的開篇里,讀到這樣的堂吉訶德:在村民眼中,他可是一位真正的貴族紳士。他家裡收藏著一支又舊又鈍的長矛,還有一面銹跡斑斑的盾牌,院子裡,有一隻靈敏的獵犬跳來躥去,還養了一匹瘦骨嶙峋的馬。
不過,在楊絳的譯本里,這段話是這樣的:他那類紳士,一般都有一支長槍插在槍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馬和一隻獵狗。
兩相對比,高下立現。誠如作家阿城有言,“翻譯體可以接受,但翻譯腔不可接受”。
學界對經典譯者時代劃分為:一是成長於“五四”前後的一批譯著大家,如馮至、李健吾等;二是抗戰時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批譯者,尤以西南聯大的“九葉派”聞名;三是“文革”前畢業的一批專攻外國文學的大學生。
這三批譯者,受後人尊重的程度,與他們的“日磨千字”的艱苦付出成正比。老一輩翻譯家們,是在用生命成就名著。
楊絳為例:楊先生在翻譯《堂吉訶德》前,已經有多個版本的《堂吉訶德》由英譯本轉譯至中文。為了忠實原著,楊絳不僅學習西班牙文,而且對原文往往一句盯一句,只把長句拆為短句,再把短句重作安排;如有疑義,還要參閱英、法、德、西等多種文字的參考書,直至自信無誤為止。這一磨,用了22年。
而當今出版界,大部分譯者文學水平不及老一輩文學家,已是公認事實。對於名著的翻譯侵權和剽竊,更是“蔚然成風”。
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主任歐陽韜介紹,由於出版市場放開,針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優秀譯本的剽竊行為愈演愈烈。僅以該出版社《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一書成為抄襲對象為例:一些不法書商雇用寫手,在已有譯本上改動個別字句,調整一下句式結構,很快就能炮製出動輒數十本的外國文學名著“新譯本”,以低廉的價格大行其道。不明真相的讀者常常被這些裝幀堂皇的“中譯中譯本”欺騙。
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譯部主任黃昱寧有著二十餘年的翻譯經歷。她對此只用一句話作評:“沒辦法,公版書是可以反覆重譯的,自然良莠不齊”。
根據相關出版法規,一般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期為作者死後50年。也就是說,在作者辭世50年後,經典作品再譯可不用付著作權費。而大多數經典外國文學名著,例如《堂吉訶德》《復活》《紅與黑》等等,都超過了這一期限,可以免費隨意出版,也就是“公版書”。
這樣一來,重譯和借鑑經典作品,就成了省時省力且穩賺不賠的討巧活。根據不完全統計,還有一批文學名著被各家出版社反覆重譯、再版,其中,《小王子》一書,據不完全統計約有60箇中譯本,這還不包括同一譯者在不同出版社的版本以及各類“縮寫本”。
實際上,好一點的借鑑,是照著外文翻譯,並與以前的譯作進行比對;而更惡劣的借鑑,則是將前人譯作里的中文,換一種說法寫出來。
如此,讀者就能看到內容大致相同,但文風完全不能匹配的名著了—這樣的手法,不會落人口實,被指責為抄襲。

“日磨千字”已成奢侈


除卻抄襲和借鑑,那些真正埋下頭來認真翻譯著作權書的譯者,也正面臨收入低微、狂趕“工期”,但仍因翻譯質量被貶損為“無業界良心”的窘境。 以年初著名出版人路金波推出的李繼宏版重譯名著計畫為例,該計畫號稱“一套涵蓋19位西方經典作家的名著新譯本”,“日譯一萬字”,不過,讀者並不買賬,這一計畫尚未執行到一半,就被豆瓣網網友抵制。
另外,與公版書不斷再譯再出版相比,外國新一代文學大家進入中國的腳步,要么來得慢得多,要么忽然集中式爆發,但質量參差不齊。
以雷蒙德·卡佛為例,這位美國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小說家和小說界“極簡主義”的短篇小說大師,其最為著名的小說集《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早在1981年4月就已在全球發行,並紅遍歐美讀書界。但直到 2009年年初,肖鐵翻譯的卡佛短篇小說集《大教堂》面世,當年年底湯偉(小二)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自選集》出版,卡佛才終於嘗到在中國走紅的滋味。
另外,新晉諾獎桂冠作家如多麗絲·萊辛、赫塔·米勒等,很多作品大規模集中出版,也均屬此情況。
黃昱寧直言,稿費制度和著作權書(新書)翻譯限時出版制度,均是令新書無法順利進入中國圖書市場的一個誘因。
比如,一本公版書,可以沒有任何限制,隨時加印,隨時翻譯;而一本新進的著作權書,從出版社交給譯者的那一刻起,必須在18個月內翻譯出來。這就要求譯者必須提速,而文字是個慢功夫,一旦提速,質量必然下降。
再來看看稿酬制度。2013年的翻譯稿酬大抵為,每1000字70元,而要保證質量的話,每天的翻譯量不會超過2000字,也就是說,翻譯如果僅憑翻譯新文學作品為生的話,月收入最多只能達到4000餘元。這實在不是一份高薪。
“中國的稿費制度,導致翻譯質量不能保證,以翻譯為生,肯定要有速度,不能像我一樣,一本小說集翻譯了三年。”湯偉如是說。
畢業於清華大學的湯偉是上海一家台資企業的高管。雖然50歲有餘,但因在美國生活20餘年,對翻譯卡佛的作品,純屬私人愛好。這也注定了,湯偉能夠用三年這樣漫長的時日,打磨一段有關卡佛的傳奇。
不是所有翻譯都有如此之多的時間和耐心。對於出版社來說,新版圖書18個月的翻譯時間,是個必須遵守的約定。而資深翻譯黃昱寧對此,只能無奈:“用這么短的時間交出好作品,收入又如此低微,這對於年輕譯者,確實太難。”她直言,想要解決譯本質量下降、出版界抄襲成風的現狀,改革譯作出版制度,非常關鍵。

經典譯作不再的年代


時下對於外國文學譯作的評價多有詬病,普遍認為當前的文學翻譯水準,較公認的經典翻譯來說,無法比擬。
黃昱寧卻有不同看法。“現在的翻譯水平,大體上都還是過關的,沒有一些媒體說的那么嚴重,甚至,我認為,在某些程度上,現代翻譯比老翻譯家們更有優勢”。
確實,在以往資訊不發達的年代,翻譯家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各種參考書都不完備,以至出現誤譯。傅惟慈老先生就曾經自認,他最早於1954年11月出版的《戰鬥的洗禮》中,出現了二十幾處不合天主教習慣的用語,並公開表示,這些不準確的用語大大破壞了原作氣氛。
擁有網路的譯者,則完全不必有這樣的擔憂。網際網路上,隨手輸入,各種生僻怪誕的詞句,都可迎刃而解。傅惟慈曾經自省並要求自己“翻譯家必須是雜家”,這一理念在當年,需要潛心研究、寧神踐行,當今,只要藉助網路搜尋引擎,就可以辦到。
但是,文學翻譯是一種再創作,僅靠網際網路,靠外文功底,以及“改編”,無法成就經典。深厚的文學素養、淡泊名利的學者情懷,以及譯者與原著作品產生的強烈共鳴,才能真正令一本譯著千古流傳。
如馬愛農一般遭遇翻譯“李鬼”的事情層出不窮,一人譯出涉及多國語言的多本世界文學名著的“奇蹟”不斷湧現。這些速成的譯本,不少是赤裸裸的抄襲,有的為了避人耳目,用多個譯本七拼八湊,還有的廉價僱人對既有譯本進行“同義詞”替換或者句式調整從而生產“全新”譯本,被戲稱為“漢譯漢”。工作的門檻極低,從事“翻譯”者往往並非專業的翻譯人員,甚至不必翻閱外文原作,不懂外語也能從容應付。加之,很多被抄襲的譯本原作是經典公版書,炮製者連這筆著作權費也省去了。就這樣,一套套“面目一新”的漢譯名著和暢銷作品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輪番面世,堂而皇之地擺在書店和超市的書架上。

細考老一輩翻譯家,大都有精深的古文造詣和深厚的文學素養,很多本身就是一代文學宗師,比如楊絳先生,他們自然視文學翻譯為創作。基於此,老一輩翻譯家們往往在完全理解原著精髓的基礎上,尋求“意譯”與“直譯”的最佳結合。也正因如此,老一輩翻譯家的作品,其文學價值彌足珍貴。
捨棄名利的情懷,也非一般譯者可以做到。老一代的翻譯家大都歷經社會動盪,世事巨變,坐冷板凳是他們的專利。名利,對於他們,如過眼雲煙,翻譯與文學,才是他們的生活。也正因如此,翻譯家們用十年、甚至幾十年磨一劍,也是常有的事。
而現今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的年輕譯者,從入行之初就與前輩經歷大相逕庭。一面是外界關於文學翻譯報酬“見頂”的公論,另一面是他們當中,多有尚未走出校門,就“譯著”多多。
傅雷楊絳傅惟慈等老一代翻譯大家同時出道的翻譯人員,數量何其龐大,但最終,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同代翻譯愛好者們漸去漸遠,最終留存傳承以至奉為經典的,只有堪堪數十人耳—而這樣的去蕪存菁,是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歲月沉澱、時光淘洗。
新一代譯者,則在名與利的對視和糾纏中,等待著大浪淘沙,歲月流金。一個可能的事實是,若干年後,與傅雷、楊絳、傅惟慈等同樣偉大的新一代翻譯家們,將在時光荏苒里,閃出璀璨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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