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下酒

蘇舜欽字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飲一斗為率。公使人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杯。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杯。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漢書下酒
• 作者：蘇舜欽
• 朝代：宋代
• 體裁：文言文

翻譯

據說，宋代蘇子美十分愛好喝酒。他住在岳父家中，每天晚上讀書總要飲一斗酒（斗，古代盛酒器）。他岳父很奇怪，就去偷偷地看他，只聽他在朗讀《漢書·張子房傳》。當讀到張良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指隨從待衛之車），就拍案叫道：“惜乎夫子不中!”說完就滿飲一大杯。又聽他讀到張良漢高祖說“此天以臣授陛下”時，他又拍案叫道：“君臣相遇，其唯如此！”說完又滿飲了一大杯。他岳父看到這種情景後大笑道：“有這樣的下酒物，一斗實在不算多也。”

解說

蘇舜欽（1008～1048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銅山（今屬四川），生於開封。宋代文人、詞家。早年與其兄舜元等提倡古文。27歲中進士，歷任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等職。後罷職，居蘇州，作滄浪亭以自適。有《蘇學士集》。傳見《宋史》卷442。

以書佐飲，既是古人飲酒不忘學習的風雅表現，又是古人飲酒不肆鋪張的直率純樸之風的反映。蘇舜欽以書佐飲，為後人傳為佳話，對後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陸游也曾以書佐飲，他的詩《雁翅峽口小酌》中寫到：“歡言酌請醥，侑以案上書。雖雲泊江渚，何異歸林廬。”清代文人屈大均《吊雪庵和尚》一詩中亦有“一葉《離騷》酒一杯”之句。清代後期曾做過禮部侍郎的寶廷也有詩云：“《離騷》少所喜，年來久未溫，姑作下酒物，絕勝肴饌陳。愈讀飲愈豪，酒盡杯空存。”

典故

宋人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二有“蘇子美飲酒”一節，說到名士蘇舜欽“《漢書》下酒”的生動故事：“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正獻深以為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 ，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正獻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誠不為多也。’”

釋義

這是說蘇舜欽每晚讀書，都要飲一斗酒，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子弟私下察看。發現蘇舜欽讀《漢書·張良傳》，每有感慨，就飲一大杯。杜衍聽說，笑道：有這樣的下酒物，飲一斗實在並不算多啊！元人陸友仁《研北雜誌》卷下以及明人何良俊《何氏語林》卷二一也都說到蘇舜欽“《漢書》下酒”故事。明人吳從先《小窗自紀》也提到這一故事，並且以其他史書和《漢書》比較：“蘇子美讀《漢書》，以此下酒，百斗不足多。余讀《南唐書》，一斗便醉。”

擴展釋義

蘇舜欽飲酒讀《漢書》的事跡說明，作為正史的《漢書》曾經具有相當普遍的文化影響和不同尋常的文化魅力。而在此後，“《漢書》下酒”則成了著名的典故，清代著名劇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偵戲》中就曾經寫道：“且把抄本賜教，權當《漢書》下酒罷。”

讀書下酒，體現古人文心的豪放和浪漫。明代文人沈璜《題沈啟南奚川八景圖》詩寫道：“奚川八景不可見，盡情斂取入畫圖。”“讀書有此下酒物，秫田可釀錢可沽。”似乎是說欣賞詩畫以為“下酒物”。清初名臣陳廷敬撰《于成龍傳》則說到讀唐詩下酒的情形：“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筷，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為酒為淚也。”誦詩賞畫以下酒，或因其藝術氣氛與醇酒之香冽頗相接近，比較容易理解。而讀史下酒，就史書通常古板嚴謹的風格而言，似乎有些不近情理。

《舊唐書》和《新唐書》都記載了隋末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李密少年出行時，騎在牛背上閱讀《漢書》的故事。《舊唐書·李密傳》寫道，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一手翻卷書讀之”。越國公楊素行路相逢，見此大為驚異，乘馬追行，感嘆道：“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又問所讀書，李密回答說：“《項羽傳》。”於是楊素大為愛重。《新唐書·李密傳》也寫道：“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這一情節流傳久遠，於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所作《薊門送李子德歸關中》詩中也感嘆道：“常把《漢書》掛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漢書》掛牛角”事，成為名士風範的一種標誌。

明人沈周《題朱澤民為良夫作耕漁軒圖》詩有“《漢書》自可掛牛角，阮杖何妨挑酒壺”的名句。“牛角”和“酒壺”適成佳對。所謂“一手捉牛，一手翻卷書”，所謂“滿飲一大白”、“復舉一大白”等等，顯然並非楊素所謂“耽學”，而是作為一種表現風雅俊逸的情節透露了當事人的特殊性格。

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曾經發表這樣的歷史感受。他說：“吾人攬〈覽〉史時，恆讚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毛澤東的認識，固然表現出對歷代“亂”和“治”的特殊的個人情感傾向，但也反映了項羽、張良時代的歷史進程確實引人入勝的歷史特徵。當然，能夠實現歷史本身和讀史者之親切溝通的，是著史者的高明手筆。史事本身的魅力和《漢書》敘事的完美，共同成為《項羽傳》和《張良傳》得以與“牛角”、“酒壺”合構為故事的重要條件。

我們知道，《漢書》中《項羽傳》和《張良傳》的記述，都是本自《史記》。顧頡剛先生曾經在《司馬談作史》一文中寫道：“《史記》一書，其最精彩及價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為楚、漢之際，一為武帝之世。……若楚、漢之際，當為談所集材。談生文帝初葉，其時戰國遺黎、漢初宿將猶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為多方面之記述。此一時期史事之保存，惟談為當首功。其筆力之健，亦復震撼一世，叱吒千古。”除了“生龍活虎，繪聲繪色”，表現出“文學造詣之高”而外，“其史學見解之深辟又可知”。看來，要追求“筆力之健”似乎應當首先以“史學見解之深辟”為前提。

“《漢書》下酒”已成遙遠古事，讀現今之史書，似不復有《史記》、《漢書》等“如此下物”。所謂“一斗便醉”《南唐書》一類，或許也並不多見。史界朋友若有誰著書既“生龍活虎，繪聲繪色”，又“震撼一世，叱吒千古”，我們自然應當真摯感佩，誠心祝賀，為之“滿飲一大白”，“復舉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