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下酒

漢書下酒

蘇舜欽字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飲一斗為率。公使人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杯。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杯。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漢書下酒
  • 作者蘇舜欽
  • 朝代:宋代
  • 體裁:文言文
翻譯,解說,釋義,擴展釋義,

翻譯

據說,宋代蘇子美十分愛好喝酒。他住在岳父家中,每天晚上讀書總要飲一斗酒(斗,古代盛酒器)。他岳父很奇怪,就去偷偷地看他,只聽他在朗讀《漢書·張子房傳》。當讀到張良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指隨從待衛之車),就拍案叫道:“惜乎夫子不中!”說完就滿飲一大杯。又聽他讀到張良漢高祖說“此天以臣授陛下”時,他又拍案叫道:“君臣相遇,其唯如此!”說完又滿飲了一大杯。他岳父看到這種情景後大笑道:“有這樣的下酒物,一斗實在不算多也。”

解說

蘇舜欽(1008~1048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銅山(今屬四川),生於開封。宋代文人、詞家。早年與其兄舜元等提倡古文。27歲中進士,歷任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等職。後罷職,居蘇州,作滄浪亭自適。有《蘇學士集》。傳見《宋史》卷442。
以書佐飲,既是古人飲酒不忘學習的風雅表現,又是古人飲酒不肆鋪張的直率純樸之風的反映。蘇舜欽以書佐飲,為後人傳為佳話,對後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陸游也曾以書佐飲,他的詩《雁翅峽口小酌》中寫到:“歡言酌請醥,侑以案上書。雖雲泊江渚,何異歸林廬。”清代文人屈大均《吊雪庵和尚》一詩中亦有“一葉《離騷》酒一杯”之句。清代後期曾做過禮部侍郎的寶廷也有詩云:“《離騷》少所喜,年來久未溫,姑作下酒物,絕勝肴饌陳。愈讀飲愈豪,酒盡杯空存。”
典故
宋人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二有“蘇子美飲酒”一節,說到名士蘇舜欽“《漢書》下酒”的生動故事:“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正獻深以為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 ,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正獻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誠不為多也。’”

釋義

這是說蘇舜欽每晚讀書,都要飲一斗酒,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子弟私下察看。發現蘇舜欽讀《漢書·張良傳》,每有感慨,就飲一大杯。杜衍聽說,笑道:有這樣的下酒物,飲一斗實在並不算多啊!元人陸友仁《研北雜誌》卷下以及明人何良俊《何氏語林》卷二一也都說到蘇舜欽“《漢書》下酒”故事。明人吳從先《小窗自紀》也提到這一故事,並且以其他史書和《漢書》比較:“蘇子美讀《漢書》,以此下酒,百斗不足多。余讀《南唐書》,一斗便醉。”

擴展釋義

蘇舜欽飲酒讀《漢書》的事跡說明,作為正史的《漢書》曾經具有相當普遍的文化影響和不同尋常的文化魅力。而在此後,“《漢書》下酒”則成了著名的典故,清代著名劇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偵戲》中就曾經寫道:“且把抄本賜教,權當《漢書》下酒罷。”
讀書下酒,體現古人文心的豪放和浪漫。明代文人沈璜《題沈啟南奚川八景圖》詩寫道:“奚川八景不可見,盡情斂取入畫圖。”“讀書有此下酒物,秫田可釀錢可沽。”似乎是說欣賞詩畫以為“下酒物”。清初名臣陳廷敬撰《于成龍傳》則說到讀唐詩下酒的情形:“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筷,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為酒為淚也。”誦詩賞畫以下酒,或因其藝術氣氛與醇酒之香冽頗相接近,比較容易理解。而讀史下酒,就史書通常古板嚴謹的風格而言,似乎有些不近情理。
《舊唐書》和《新唐書》都記載了隋末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李密少年出行時,騎在牛背上閱讀《漢書》的故事。《舊唐書·李密傳》寫道,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一手翻卷書讀之”。越國公楊素行路相逢,見此大為驚異,乘馬追行,感嘆道:“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又問所讀書,李密回答說:“《項羽傳》。”於是楊素大為愛重。《新唐書·李密傳》也寫道:“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這一情節流傳久遠,於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所作《薊門送李子德歸關中》詩中也感嘆道:“常把《漢書》掛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漢書》掛牛角”事,成為名士風範的一種標誌。
明人沈周《題朱澤民為良夫作耕漁軒圖》詩有“《漢書》自可掛牛角,阮杖何妨挑酒壺”的名句。“牛角”和“酒壺”適成佳對。所謂“一手捉牛,一手翻卷書”,所謂“滿飲一大白”、“復舉一大白”等等,顯然並非楊素所謂“耽學”,而是作為一種表現風雅俊逸的情節透露了當事人的特殊性格。
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曾經發表這樣的歷史感受。他說:“吾人攬〈覽〉史時,恆讚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毛澤東的認識,固然表現出對歷代“亂”和“治”的特殊的個人情感傾向,但也反映了項羽張良時代的歷史進程確實引人入勝的歷史特徵。當然,能夠實現歷史本身和讀史者之親切溝通的,是著史者的高明手筆。史事本身的魅力和《漢書》敘事的完美,共同成為《項羽傳》和《張良傳》得以與“牛角”、“酒壺”合構為故事的重要條件。
我們知道,《漢書》中《項羽傳》和《張良傳》的記述,都是本自《史記》。顧頡剛先生曾經在《司馬談作史》一文中寫道:“《史記》一書,其最精彩及價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為楚、漢之際,一為武帝之世。……若楚、漢之際,當為談所集材。談生文帝初葉,其時戰國遺黎、漢初宿將猶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為多方面之記述。此一時期史事之保存,惟談為當首功。其筆力之健,亦復震撼一世,叱吒千古。”除了“生龍活虎,繪聲繪色”,表現出“文學造詣之高”而外,“其史學見解之深辟又可知”。看來,要追求“筆力之健”似乎應當首先以“史學見解之深辟”為前提。
“《漢書》下酒”已成遙遠古事,讀現今之史書,似不復有《史記》、《漢書》等“如此下物”。所謂“一斗便醉”《南唐書》一類,或許也並不多見。史界朋友若有誰著書既“生龍活虎,繪聲繪色”,又“震撼一世,叱吒千古”,我們自然應當真摯感佩,誠心祝賀,為之“滿飲一大白”,“復舉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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