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文化是安徽的四大文化圈之一。安徽由於歷史原因和地形、地貌的特點,形成四大文化圈(包括淮河文化、廬州文化、徽文化、皖江文化),各具特色,影響深遠,淮河文化因基本上均在安徽淮河兩岸,作為區域文化,故可綜合稱皖文化,是炎黃子孫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淮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根據考古發現,早在舊石器時代,淮河流域就有人類活動。目前已經發現的遠古時代的文化遺址,就達100多處。我國的孔孟儒家學說,墨家學派,韓非、李斯的法家學派,都是在淮河流域創立。
春秋戰國時期襄助齊桓公建立霸業的管仲,出生在安徽潁上縣,在這裡建有紀念管仲的管鮑祠。安徽宿州有陳勝、吳廣宣布起義、結盟誓師的“涉故台”,駐紮練武的“七十二營壘”和“騎路”。 三國時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曹操的出生地安徽亳州,有曹操青年時期讀書遺址,視察農田的東西觀稼台、屯糧遺址、演兵處、歇馬池和柵馬牆等。最為珍貴的是曹氏墓群和曹操地下運兵道。亳州還有紀念三國時神醫華佗的華祖廟。“建安七子”大多出生於淮河流域。
基本介紹
歷史
淮河,是我國一條古老而又獨具地域特色的河流,與我國長江、黃河、濟水齊名於世,並稱“四瀆”。淮河流域,不僅是我國聞名的戰略要地之一,而且是蘇、魯、豫、皖人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的主要發源地之一,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蘊,悲壯的歷史沉積將我們帶入了博大的淮河文化空間……
由於淮河是我國東部的南北分界線,淮河流域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過渡地帶。所以,淮河文化便在這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
淮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根據考古發現,早在舊石器時代,淮河流域就有人類活動。目前已經發現的遠古時代的文化遺址,就達100多處。如:位於沂河上游的沂源1號遺址;位於淮河中游的盱眙縣下草灣遺址;位於淮河下游的蘇北連雲港桃花澗遺址和淮安青蓮崗文化遺址。新石器時代,淮河流域人類活動更為活躍,現已發現散落在淮河流域各地的仰韶、龍山、青蓮崗、大汶口文化遺址100多處。其中1977、1978年在河南新鄭縣發掘的裴李崗遺址,從出土的文物證明,淮河流域在數千年以前已經有了農業和畜牧業。陶器的廣泛使用和圖形文字的出現,說明淮河流域的人類當時已經脫離了野蠻時代的低級階段。古老淮河很早以前就已成為淮河流域人們賴以生存的水源。從漫長的文化史分析,淮河文化源於長江流域的楚文化,興盛於淮河流域的宋、明文化,並與中原文化匯合,才使中國進入炎黃同尊、龍鳳呈樣的時代。我國的孔孟儒家學說,墨家學派,韓非、李斯的法家學派,都是在淮河流域創立的。
淮河流域人民為中國古代史寫下了光輝的篇章。早在4000多年前,夏王朝就在潁河上游的登封建都,這標誌著中華民族文明史的開端。繼夏而起的商朝,也首先在河南商丘一帶艱苦創業。夏商王朝的興起,創造出代表世界東方的燦爛文化,堪與埃及、巴比倫和印度的古文明相媲美,被稱為世界4大文明之源。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淮”字的記載,稍後2900多年前的西周鐘鼎文中也有“淮”的字樣。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記有“鼓鍾將將,淮水湯湯”的詩句。戰國時期的地理著作《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泗、沂,東入于海”,並對淮河作了更為詳細的記載。
淮河地處中原,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特別自邗溝、鴻溝、汴渠和京杭運河的先後開鑿,這裡成為經濟命脈地帶。商周時期,位於淮河下游的淮夷方國成為商周統治者的勁敵,迫使他們屢次派兵征伐,招致商王朝的覆滅和周王朝的衰敗。春秋戰國時期,淮河流域又成為大國爭霸和角逐的重要地區,出現了號稱“天下之中”的商業都市陶(山東定陶),還有陳(河南淮陽)、壽春(安徽壽縣)、睢陽(河南商丘)、彭城(江蘇徐州)和魯城(山東曲阜)等大都會。秦漢時期,漢高祖劉邦起兵反秦,襄助劉邦奪取天下的文臣武將也多出生於淮河流域。彭城(徐州)是西楚霸王項羽的統治中心,楚漢決戰於垓下(安徽蚌埠固鎮),項羽兵敗,自刎烏江(安徽和縣北)。東漢末年,魏、蜀、吳三國鼎立,曹操就誕生在淮河支流渦河旁的沛國譙(安徽亳州)。北宋王朝建都汴梁(開封),號稱東京。到了南宋,宋金對峙便是以淮河為界。元末,一代帝王朱元璋出生鳳陽,從戎於鳳陽。
朱元璋曾在一首詩中寫道:“年年殺氣未曾收,淮南淮北草木秋”,這就足以想像出淮河流域頻繁發生的戰爭及其給人民加重的負擔。人禍加上天災的襲擊,導致著名的農民起義,秦末大澤鄉起義,西漢赤眉起義,唐末黃巢起義,北宋梁山起義,元末紅巾起義,清末捻軍起義。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農民起義大多發起於淮河流域。
不僅如此,許多古代重大的戰役都是在淮河大地上進行的:著名的齊魯長勺之戰,宋楚的泓水之戰,朱明的靖難之戰……魏晉以後,每當祖國南北分裂,淮河就成為雙方對峙的鴻溝,盱眙臨淮的寶積山“歲幣庫”,即是宋金劃淮為界,納幣敬貢的最好例證。著名詩人楊萬里“兩岸舟船各背弛,波浪交涉亦難為”的詩句,真實地反映了以淮河為界雙方分裂的歷史局面。
淮河流域的勞動人民不但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同時又富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大別山區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設在盱眙的黃花塘,劉少奇、陳毅、張雲逸、羅炳輝、彭雪峰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轉戰淮河兩岸,運籌於洪澤湖畔,為拯救民族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勳。解放戰爭中,淮河流域的廣大人民民眾踴躍參軍、積極支前,從中原突圍、孟良崮戰役、蘇中七戰七捷到震驚世界的淮海戰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
淮河流域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淮河源頭——桐柏山,是神話中盤古開天劈地的地方。這裡,太白頂雄居山巔,雲台山毗鄰峰側;淮源山溪容納百川奔騰而下,“萬頃白雲蒸綠壁,一聲黃鶴唳青霄”。在河南淮陽,人們為追憶“三皇五帝”之首天皇伏羲氏的功績建築了伏羲陵廟。相傳伏羲氏教民結網捕魚,畫八卦,妻子女媧手拿矩尺,鍊石補天,積蘆灰以止淫水,成為中華民族千古流傳的佳話。郭沫若著《中國史稿》中,把伏羲氏稱作淮河流域民族的祖先。鯀和大禹父子治水的傳說,更是家喻戶曉。據史載,大禹是淮河流域河南登封人,他曾三次到桐柏山察看淮河水情,征服淮河水妖巫支祁,使淮河不再泛濫。安徽懷遠縣的塗山,相傳是大禹取塗山氏和大會諸候的地方,後人在塗山項修建了規模宏大的禹王宮,象徵塗山氏的天然石像——啟母石矗立在禹王宮前。塗山隔河相望是荊山,在那裡曾為大禹的兒子建造過啟王殿,山腰有白乳泉和望淮樓,在那裡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名聯:“片帆從天外飛來,劈開兩岸青山,好趁長風沖巨浪,亂石自雲中錯落,釀得一甌白乳,合邀明月飲高樓。”荊山腳下的“斷梅谷”,是長淮三峽之一,更是風景秀麗的天成佳景。
大禹的後代,在淮河流域建立了夏王朝,陽城(河南登封)和陽翟(河南禹縣),即是當時夏王朝的古都遺址。山東魯城(曲阜)是孔子的老家,也是魯國的文化中心,孔子在這裡修訂了《詩經》、《尚書》、《易經》、《禮》和《春秋》等古代文獻,創立了儒家學派,傳播了古代文化,曲阜.的孔廟、孫林、孔府,鄒縣的孟子墓、孟廟和孟府,成為歷代人們祭祀、瞻仰、遊覽的聖地。
春秋戰國時期襄助齊桓公建立霸業的管仲,出生在安徽潁上縣,在這裡建有紀念管仲的管鮑祠。並依據管鮑分金的故事在盱眙的管鎮建立管鮑分金亭。安徽宿州有陳勝、吳廣宣布起義、結盟誓師的“涉故台”,駐紮練武的“七十二營壘”和“騎路”。在河南永城縣芒碭山南麓不僅建有陳勝墓地,而且還保留了劉邦“斬蛇起義”的碑亭。劉邦出生地沛縣,保存著公元前196年劉邦所作、東漢蔡邕手書的《大風歌》碑刻,並建有漢文化的標誌性建築“歌風台”。
三國時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曹操的出生地安徽亳州,有曹操青年時期讀書遺址,視察農田的東西觀稼台、屯糧遺址、演兵處、歇馬池和柵馬牆等。最為珍貴的是曹氏墓群和地下運兵道。亳州還有紀念三國時神醫華佗的華祖廟。“建安七子”大多出生於淮河流域。
隋唐時期,江淮地區經濟更加繁榮。自隋煬帝開挖南北大運河後,通濟渠橫貫淮河流域,溝通長江、淮河、黃河三大水系,沿運河出現了許多盛極一時的大都會。北宋王朝都城汴梁(開封),是當時“天下富商大賈所聚”之處,不僅是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國著名的歷史文化故都,城內有古老的開封鐵塔和著名的相國寺。畫家張擇端繪製的《清明上河圖》,就是以開封為背景,描繪當時都城的繁榮景象。“淮右名都”揚州,景色秀麗、人文薈萃、經濟繁榮,不僅贏得了歷代帝王和文人騷客的青睞,而且還吸引了阿拉伯、伊朗、印度和日本等國際商賈,促進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
嵩山,是我國著名五嶽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潁河(淮河最大的支流)的發源地。因嵩山地處中原,自古以來,從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到“聖跡遍天下”的清乾隆皇帝,無不把登嵩山、覽峻極作為其炫耀文治武功的一項壯舉。北魏孝明帝時建築的嵩岳寺塔,是我國最高的磚塔;少林寺成為我國佛教禪宗的發祥地。
壽縣西北的古戰場八公山,三面臨淮,一面濱淝河,主峰東側有“漢淮南王劉安之墓”,西側有戰國時代名將廉頗的墓冢;山下即是當年秦晉淝水之戰的晉軍渡口“東津渡”。
山東泗水縣的泉林,傳說大禹治水曾經過此地,春秋末年孔子也曾到過這裡,陪尾山西麓還保留著“子在川上處”的古蹟;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曾來泉林追溯泗水的源流;唐朝詩人李白也曾在這裡對酒高歌,留下了“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的名句。
地處淮河中游的安徽鳳陽,建有時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皇陵”和“中都城”。位於淮河中下游的盱眙,不僅是朱元璋的出生地,而且大明王朝的龍脈——明祖陵也建在這裡,從而成為明文化的發源地。
世世代代與淮水結下不解之緣的淮陰、淮安,地處淮河與洪澤湖的交匯口,這裡地理優越、交通便捷,向有“九省通衢”、“南船北馬交匯之所”之稱,在中國漕運和交通史上被視為襟喉要地,明清兩朝漕運總督署和負責河防要務的河道總督署曾設在這裡,淮陰侯韓信、大文學家吳承恩的故里也在這裡,曾有“襟吳帶楚客多游,壯麗東南第一州”之美譽;特別是在這片神奇土地上,沉陷於淮河水下已達320餘年的古泗州城,堪稱“中國龐貝”。氣勢恢宏的洪澤湖大堤綿延百里,成為聞名華夏的“水上長城”,從而使這片人文薈萃的熱土成為一顆熠熠生輝的“淮上明珠”。
在春秋戰國時期,淮河流域的十幾個諸侯國為了角逐爭霸,曾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有:公元前605年楚國令尹(即宰相)孫叔敖在今壽縣境內興建的我國最古老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芍陂,也就是現在的安豐塘。同時興建的還有河南期思雩婁灌區。春秋時河南的徐偃王在淮陽(陳)上蔡之間,開挖了人工運河,溝通陳蔡,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人工運河。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為了北上稱霸中原,在今揚州附近開鑿邗溝,溝通了江淮,成為以後京杭大運河的前身。戰國時魏國開鑿了開封至沈邱的鴻溝,溝通了黃河與淮河。
“臨淮自古多名士”。淮河流域的經濟發展和歷代的政治變遷,造就了一大批傑出人物。除產生許多叱吒風雲的農民起義領袖外,還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軍事家和文學藝術家。如管仲、孔子、老子、孟子、莊子、劉邦、項羽、韓信、蔡文姬、曹操、諸葛亮、朱元璋、施耐庵、吳承恩、孔尚任……,特別是新中國的開國總理周恩來也誕生於此,可謂群星燦爛,光照千秋。
淮河文化以流域地區界定。分水嶺內,東至黃海;北至沂蒙山和黃河南堤;西至伏牛山、桐柏山,南至大別山和皖山余脈,河兩岸和凡是流進淮河的支流地域生存的文化,均可稱之為“淮河文化”。由於淮河流域面積廣袤,有著華夏“天中”的優越地位,域內與各方接壤的地區出現文化交融。其東北連齊魯、西北接中原、西南接荊楚、東南通吳越,因而融合了這些地區的文化精華,形成了古文化多元性、豐富的一大特色。淮河文化包括了商周時代的東夷(包括淮夷)文化、渦淮兩岸產生的老莊文化、先秦時期荊楚文化、吳越文化以及兩漢和北宋之後南移的中原文化、明清之際興起的淮揚文化。因此,淮河文化的定義應是以流域內自然地理環境為生存條件,在淮河主幹流地區,以楚、明文化的底蘊,兼容中原文化而形成的區域文化。
淮河在我國東南部南北分界的地理區位,自然賦予了淮河文化鮮明的地域特色。以淮為界,北稱“黃淮”,南稱“江淮”,淮河文化正是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數千年融合的結果。它主要體現在淮河幹流兩岸空間範圍內,反映出南北過渡、兼容並包的特色。
淮河雖然是居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北界河,但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卻是融而不阻的中間地帶。南方人說它是北方,北方人說它是南方。“駿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觀,均反映淮河兩岸以淮為界,分出平原與丘陵的地貌;旱糧與水稻的農耕方式,米北面的生活習俗,茶北酒的飲食習慣,寨與山村的居住群落;南舟北車的交通方式,南蠻北侉的方言區劃。北方人的豪放剛烈,南方人的柔宛秀麗,皆能融合於淮河兩岸人民的秉性之中。
目前我國區域文化從大的範圍分類一般都按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等區域劃分或以先秦時期的國度劃分為齊魯、吳越等區域文化,尚無以淮河流域為地域特徵的淮河文化之說,而淮河文化作為獨立的區域文化,是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可取代的。由於淮河文化具有鮮明的過渡兼容性質,對研究我國地域文化融合規律,有著典型的意義。楚郢都壽春出土的青銅器,明顯吸收了吳越先進的冶鑄技術,才達到戰國時期青銅器鼎盛的水平,處渦淮口的懷遠以江淮方言滲入中原官話而出現的方言島,成為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中原地區傳入的花鼓燈藝術,從淮河上游傳播到懷遠,出現了豪放與輕靈融為一體的獨特風格,被譽“東方芭蕾”,名的鳳陽雙條鼓質樸而娓婉,是淮河中游地區民間藝術向江淮地區過渡的藝術形式,而盛行於蘇、魯、豫、皖交界地的“泗州戲”則是明清時代流行於淮河流域古泗州一帶“拉魂腔”的傳承與演進,揚地區模仿、消融蘇南文化特質,在淮河下游蘊育出了獨具特色的淮陽都市文化。所有這些都對研究區域文化融合規律有著重要的價值。
《管子·水地》云:水者,何也?萬物之本源也,諸生之宗室也。在以農為本的古代社會,淮河是流域地區交通和農業的命脈。從淮河流域歷史文化古城興起、衰落、變遷,均與淮河水利密切相關,沉睡在洪澤湖底的古徐國雁門關,沉沒在淮河水下的古泗州故城,從淮河水下拯救出的明祖陵等等,無不說明淮河水利是構成淮河歷史文化變遷的重要原因。從河流的文化生存與傳播中的作用出發,分析淮河乾支流水系變化,可以看出淮河主幹流從中原到沿海,其上游北岸渦、潁河,以及歷史上的汴河源於中州大地;南岸史、淠河連線荊楚;下游又有大運河貫通京杭,溝通中國南北。河流即文化傳播的渠道。淮河流域出現的楚文化、中原文化、吳越文化的交融,均是以河流為載體。
自1194年黃河全面南泛,到1855年黃河北徙,在整個歷史的沿革中,明代中葉的淮河流域經濟發展在總體上呈增長勢態,並在下游的淮河地區出現了以徽商為主體的鹽商經濟社區。在治理淮河的漫長歲月中,形成了大量的歷史典籍,因而有些專家把它稱之為“水利文化”,北魏酈道元編著的《水經注》,對淮水其支流的原委、分合,流經地區的地理變遷和歷史事件均有記載;明代萬曆年間潘季馴的《河防一覽》、《兩河經略》等著作,提出了“築堰障淮,束水攻沙,水逼淮注黃”等治水思想,清代康熙年間靳輔的《靳文襄公奏疏》,提出黃、淮、運綜合治理主張,完善了潘季馴的治水思想。當前我國已由農耕社會走向工業化、信息化的時代,文化傳播方式雖然發生變革,但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因素,對社會文化的形成依然起著重要作用,可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風情育一方文。
一部數千年的淮河興衰史,民俗文化貫穿始終,影響較大的有秦始皇撈鼎、徐福買藥、水漫泗州、收伏巫支祁、小白龍探母、九牛二虎一隻雞等。特別是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流行於整個淮河流域,而其地域特色特別明顯。淮河中游鳳台峽山口、荊塗山峽、下游盱眙甘泉山與聖人山之間的聖山湖、禹王河,均有頗為典型的故事為印證。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其實質也是區域文化的差異。以人為本,強化區域文化的研究、開發和套用,必將進一步提高區域的文化品位,從而帶來區域經濟的騰飛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