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橫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
基本介紹
- 名稱：鳩茲橫山之戰
- 地點：繁昌經濟開發區橫山古鎮
- 時間：春秋時期
- 參戰方：吳楚兩國
譯文,背景,橫山,橫山考古,一、重要遺址發現情況,二、出土重要文物發現情況,一個女人引起的一場戰爭,鳩茲邑,
譯文
魯襄公三年（前570年）春天，楚國重臣令尹子重，受命攻打吳國。他派出了一支訓練有素的精銳部隊，準備攻下吳國京畿之地鳩茲邑以後，直搗吳國都城梅里，乾淨徹底地消滅眼中釘肉中刺的吳國。先頭部隊一路所向披靡，到達了鳩茲邑境內的橫山。
這隻精銳之師，是由300名組甲兵和3000名被練兵的重裝部隊組成，先鋒官是身經百戰的大將鄧廖。說是攻打，其實就是侵占，楚國的虎狼之師，以勢不可擋之勢，氣勢洶洶地殺向吳國。
楚國伐吳大軍的先頭部隊到了鳩茲邑境內的繁昌橫山以後，遭到吳國軍隊的頑強抵抗。聰明狡詐的吳國人，他們事先在橫山埋下伏兵，採取“圍點打援”的戰術，將鄧廖的精銳部隊攔腰切斷，使其首尾不能相顧，不能發揮重裝備優勢，造成損失極其慘重，連部隊首領鄧廖也被活捉，當上了吳軍的俘虜。曾經不可一世的裝備精良的組甲兵和被練兵，死的死俘的俘，僥倖逃生的也只有80名組甲兵和300名被練兵，狼狽不堪。
而對前方戰場所發生的一切，身為主帥的子重卻全然不知。他在送走了鄧廖的出征部隊以後，回到自己的營帳，滿以為勝券在握，開懷暢飲，慶賀即將到來的伐吳全勝。因為在此期間，鄧廖的先頭部隊已經獲得了部分戰鬥的勝利，捷報頻頻傳來，子重被勝利沖昏了頭腦。
可是不出3天，吳國軍隊在取得了鳩茲橫山之戰的勝利後，並不滿足，而是一鼓作氣，拉開戰略大反攻的序幕，轉而又向楚國發起大規模的進攻，趁楚國軍隊措手不及的時候，順手牽羊，一舉拿下位於吳楚交界的楚國邊陲重鎮駕邑。
駕邑，那可是楚國須臾不可丟失的戰略要地！而鄧廖，更是楚國不可多得的忠臣良將，就這樣輕輕鬆鬆地失去了。
於是楚國朝野上下議論紛紛，批評指責由令尹子重領銜作戰的鳩茲橫山之戰，雖然也有些小的收穫，但失去的更多更大，得不償失。楚國民眾也對子重因盲目輕敵而導致失敗的做法，予以譴責。
子重在一片指責聲中病倒，又加上本就患有的心病突然發作，於是一命嗚呼，死了。
背景
春秋戰國時期，位於長江下游的吳國，農業、兵工、造船及手工業均十分發達。壽夢稱王時（前585年），吳國已據有今江蘇、浙江杭嘉湖平原及安徽江南大片土地，擁有步兵及水軍3萬餘人。晉楚爭霸戰爭前期，吳國為楚國的盟國，企圖借楚國為助力，北向中原發展，並曾一度深入至沂水流域征服郯國（今山東郯城北）。
當晉國實行聯吳制楚戰略，派使臣申公巫臣前來通好時，吳王壽夢認為結晉對其擴張勢力更為有利，遂與晉國結盟，向巫臣學習車戰戰法，組建戰車部隊。不斷攻打楚國，企圖乘楚國無暇全力東顧之機，奪取江淮，爾後作為北進中原的戰略基地。
楚國在晉楚爭霸戰爭前期，因左、右翼有秦國及吳、越為盟，戰略上居於外線作戰地位。吳國背楚聯晉，既打破了楚國的戰略優勢，又危及到楚國的安全，故楚國對吳國竭力予以遏制與反擊。周簡王及周靈王中期以前，吳國僅是在戰略上配合晉軍攻楚，楚國亦以對晉國作戰為主，對吳國採取守勢作戰，間亦反擊，全力與吳國爭奪江淮地區。
周靈王二十年（前552年），晉國發生內亂，晉大夫欒盈逃亡楚國。楚國於次年送欒盈去齊國，用以與齊國結好，破壞晉齊聯盟。周靈王二十二年（前553年），齊國配合欒盈攻打晉國，楚國乘晉國與齊國作戰無力南顧之機，開始對吳國採取攻勢作戰，同時在國內進行兵役、兵賦制度的改革，拚命擴大兵源，充實軍備。
周靈王二十三年（前554年），楚國以水軍攻打吳國，無功而返。周靈王二十四年（前555年），楚軍攻打叛楚的舒鳩時，與吳國援軍遭遇，以後退誘敵、全力合擊的戰法，大敗吳軍，遂滅舒鳩（舒鳩之戰）。吳王諸樊又率軍攻巢（今安徽安慶北），被楚國守軍射死，吳軍敗走（巢城之戰）。
為全力對付吳國，楚國急欲擺脫與晉、吳兩面作戰的不利境地。晉國也因六卿專權，內爭不已，急欲暫停對外戰爭，遂在宋國大夫向戍的倡議下，於周靈王二十六年（前557年）在宋國召開了以楚、晉共為盟主，有秦、齊等14個諸侯國參加的弭兵之會。與晉楚爭霸戰爭有關的各國，均應邀參加，但連年與楚國作戰的吳國，卻未被邀請。
楚國與晉國媾和的主要目的，在於騰出手來，全力對付吳國，以確保其江淮及維持霸主地位，當然不會約吳國，以免受盟約約束。晉國因為吳國繼續與楚國作戰，互相削弱力量，對鞏固自己的霸主地位有利，亦不願約吳國。作為新興軍事強國的吳國擴張欲十分強烈，正處心積慮謀求奪取江淮作為爭霸中原的第一步，更是不肯參加。
春秋爭霸戰爭，遂由晉楚戰爭轉化為吳楚之間的爭霸戰爭。
橫山
橫山古鎮是繁昌經濟開發區所在地，歷史上就是工業發達，商貿活躍，經濟繁榮之地。民間廣泛流傳著口頭語：“買不到的東西到橫山來買，賣不掉的東西到橫山來賣”。
橫山的人文歷史深遠，橫山有名“黃橋”古有“古城寺”“水天門”碼頭，“通天府”商埠，回民部落。橫山民間文化遺產豐富，正月玩龍燈、高蹺燈等。每年春節街道居委會組織猜燈謎、玩龍燈、打腰鼓、扭秧歌、熱鬧喧天。充分展現了人民民眾對文化生活和文體活動的喜愛。
繁昌經濟開發區位於國家G50高速和徐黃高速，寧安高鐵和京福高鐵的交匯處。繁昌境內長江“黃金水道”長達22公里，共有大小碼頭24座，年吞吐量7000萬噸，可常年停靠萬噸級船舶。
繁昌經濟開發區規劃總面積28.7平方公里，建成區7平方公里。目前，入園項目334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68家，高新技術企業18家。現有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2家，中國馳名商標企業2家，擁有院土工作玷、博士後工作站、省級企業技術中心 省級重點實驗室。園區被評為國家農業產業化示範基地。
繁昌經濟開發區將搶抓長江經濟帶，融入長三角機遇，充分發揮區位優勢，按照龍頭帶動、創新引領、集聚發展的思路，做大做強健康食品和智慧型裝備製造產業。堅持融合發展、綠色循環嚮導，以“創新高地、生態園區、活力新城”為目標，努力將經開區打造成為全省乃至全國具有較強影響力的先進制造業集聚區和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生態新區。
亞洲最大的水泥企業蕪湖海螺公司、亞洲最大的輸液企業華潤雙鶴藥業、中國碗粥第一品牌同福碗粥股份公司、全國蜜餞行業第一和青梅行業領導品牌溜溜果園集團、中國保健品先驅者萬基集團、央企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蕪湖東光工業園、全國環保清潔車行業領先企業蕪湖愛瑞特環保科技公司、全國金屬3D印表機知名企業安徽恆利科技公司、中國FDM3D印表機出口企業最大的西通總部、上海機光所國家千人計畫創辦雷射器生產套用企業中科鐳泰公司等知名企業相繼入園。
橫山考古
橫山歷史悠久，多年來經調查發現甑山楊、神山、竹墩、銅山等數十處商周時期古文化遺址，其中甄山楊遺址下部還發現有良渚文化遺物，證明新石器時期，繁昌先民就在此勞作生息。橫山及周邊地區多年來也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這些考古現象為研究橫山歷史提供了第一手實物資料。
一、重要遺址發現情況
1、神山遺址
位於縣經濟開發區聯合村西邊組北側神山頂部，面積為2300平方米。2014年2月，縣文物局委託陝西省文保中心對遺址進行了大面積考古勘探，神山文化層堆積十分豐富，厚約1米—2.7米。
考古勘探過程中，在東側邊緣深約2.5米範圍內發現南北30米長的紅燒土跡象，這明顯是人類活動的遺蹟。與此同時期的商周遺址大多分布在河流沿岸的二級台地上，擇水而居，從事漁獵和農業生產是這一時期基本文化形態。在高達50米的山丘頂部分布遺址比較少見，就其現象而言，先民放棄河岸平原便利的條件卻選擇在山頂作為活動場所，肯定有其特殊之用途。然依託神山產生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群龍朝神山”，傳說是明代為紀念高娘娘而形成的傳統祭祀風俗。商周以來文化祭祀活動在先秦史料中屢見不鮮，是國家及部落治理國家及社會的文化常態，結合神山遺址考古勘探發現的文化現象，神山作為祭祀活動的年代可能更久遠，而並非局限於明代紀念高娘娘而為。因此初步判斷神山可能延續早期祭祀活動有關。
2、銅山遺址
位於神山南側的銅山遺址與三山區接壤，是古代銅礦開採和冶煉的重要場所。中國銅礦資源有著既廣泛而又相對集中的分布特點，長江中下游銅礦帶是全國四大銅礦帶之首，主要集中在長江沿岸，銅礦帶屬於矽卡岩型礦床，其侵入岩多為燕山期的中酸性岩漿岩（以花崗閃長岩類為主），圍礦則多為碳酸鹽岩。礦石品位較高，富礦約點40%。由於長期風化作用，次生富集的氧化帶厚達數十米至百米，適合於古代工業采冶。皖南地區的銅礦礦石品位高，距地表淺，非常利於古人找礦和采冶。繁昌與銅陵、南陵相連，同樣也有銅礦資源分布。目前，經調查發現有橫山銅山、新淮銅山、峨山銅山和孫村犁山，文物部門在上述四處古代開採銅礦遺址上調查，均發現古代開採和冶煉的銅礦渣和印紋陶片。橫山銅山遺址因戰國楚蟻鼻錢範的出土受到國內學術界高度關注，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館的專家學者多次到銅山遺址進行調查和考察，認為這是一處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古代銅礦開採和冶煉遺址。縣文物部門在文物普查中也在銅山開採坑道中採集到開採工具及遺物。
二、出土重要文物發現情況
1、戰國蟻鼻錢範
蟻鼻錢範是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用來鑄造銅貝的模具，所鑄銅貝是先秦時期楚國的主要同鑄幣。洪遵《泉志》：“此錢上狹下廣，背平面凸，有文如鏤刻，不類字，世謂之蟻鼻錢。”考古材料發現，楚貝的基本形態為“”。
1982年，繁昌縣在橫山鎮古礦區徵集到兩件蟻鼻錢範，影響很大，轟動一時，引起國內外考古學界、古錢幣界專家、學者的廣泛重視。多次參加全省、全國重點文物展覽，得到普遍好評。隨後被錄入《中國美術史》、《中國錢幣史》、《中國揀選文物圖錄》等有關書刊。繁昌徵集兩件錢範大小不一，其中1將范長27、寬10.7、厚0.95厘米，重1500克；另一件范長25米、寬10.7、厚0.95厘米，重1001克。兩件器物形制相似，均為長方形，薄邊，澆築口皆殘，背中心各鑄一長方形鈕。錢範正面陰刻貝型和澆築槽，貝型排列4行，作對稱式，每行16枚凹貝型。2行之間有一條澆築銅液的槽溝，計4行2條，與澆注口會合為一主槽溝。其中1范在4行貝型前端中心又單置1枚貝型。
除繁昌出土錢範外，上世紀七十年代，上海市博物館在上海冶煉廠廢銅中，揀選“”字錢範2件，其中一件完整，1件殘缺，完整范長30、寬10.5、厚0.8厘米，重2204克。范呈長方形，中間有主澆築道，澆口寬4.7、深1.7厘米，支澆鑄道3條，長26厘米，背有鏤空橫桿2條。范正面貝型腔分4行排列，支澆道兩側貝型，左為19枚，右為20枚，中間兩行相對各19枚，總計77枚。殘范長8、寬10.5厘米，重480克，背部留有橫桿殘痕，文字與完整范相同。
2012年，上海市博物館經國家文物局批准舉辦“幽藍神采”世界元青花瓷器大展，該館工作人員來繁昌借調文物參展，在參觀縣博物館陳列之蟻鼻錢範展覽後，回館調取當年徵集檔案時發現，上海博物館所藏兩件蟻鼻錢範也是從繁昌運去廢銅中揀選，並用電話告知縣博物館，得到訊息，非常振奮。
1974年，武漢市文物商店在湖北更深生倉庫中，揀選一件“”字貝殘范。殘范長7、寬5.4、厚0.3厘米，范面有兩排陰紋“”字貝型腔。貝形型腔完整10、殘缺2厘米，背中樞有扁形長鈕，無紋飾。
從1974年以來，全國總計發現蟻鼻錢範5件，其中4件出土於繁昌，其學術意義非常之重大。
2、楚郢爰金幣
1977年，三山與橫山接壤地區一農民挖到一處楚郢爰金幣窖藏，該農民以金子賣到蕪湖市人民銀行，根據文物保護管理規定，蕪湖市人民銀行將郢爰全部轉交蕪湖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收藏，現收藏於蕪湖市博物館。
郢爰：“郢”是指楚國的首都，“爰”系楚國金幣的專有名稱，除了郢爰之外，還有“陳爰”等金幣。《史記.楚世家》記載，楚國的郢都有三地：文王熊貲立（前689年），始都郢（今湖北江陵縣北紀南城）；平王熊居十年（前519年）更郢城（今湖北江陵縣東北郢城）；考烈王熊元（完）二十二年（前241年）“楚東徙都壽春，名曰郢”。除此之外三次遷都均為命名為郢，據此斷定凡有“郢爰”二字印記的楚金幣，應屬楚國三次都郢時所鑄。但從郢爰多出土於安徽壽縣而極少出於湖北境內情況來看，這些郢爰絕大部分應屬於楚都壽春時所鑄造。郢爰是流通和稱量貨幣，在一塊瓦型金版正面，由鑄工將銅鑄“郢爰”方形印戳嶔打在郢爰金版正面，長方形郢爰的印數不等，目前發現有11、15、16、17、18、19、20、21、22、46、60印記等。楚金幣用於巨額支付時，可以幾塊、幾十塊無需剪下。而用於小額支付時首先按其需要量進行剪下，其重量要進行稱量。關於戰國時期黃金比值，據《管子》一書記載“粟價平釜四十，金賈四千”等記載為參考，黃金一鎰，相當一斤，值四千錢，每枚錢一個銅貝計，一輛黃金相當於250個銅貝，一銖黃金相當於10個左右銅貝。
蕪湖市博物館收藏經過切割過的八塊郢爰金幣，總計138.545克。根據有關專家對長沙近郊出土的“均益”砝碼研究，一鎰黃金量合金衡257.28克，1兩黃金合金衡16.08克。有就是說，蕪湖市博物館館藏楚郢爰金幣合金衡8.6兩。
無獨有偶，史料記載最早發現郢爰的地方就是繁昌。據《宋書 符瑞志》：東晉“永和元年三月（公元345年），廬江太守路永上言，於舂【春】谷城北，見岸邊有紫赤光，取得金狀如印，遣主薄李邁表送。”東晉時期，春谷城已移居荻港赭圻一帶，其城北方向應該就是橫山。楚國郢爰金幣的發現，對於楚文化和中國古代貨幣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同時，也對研究春秋戰國時期橫山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地位提供了有力佐證。
一個女人引起的一場戰爭
鳩茲橫山之戰的主要人物，一代雄主吳王壽夢在位期間，勵精圖治，使原本屬於“荊蠻之地”開化較晚，發展速度較慢的吳國，變得日益強大。尤其是鳩茲橫山之戰，打出了吳國的軍威和國威，號稱“強楚”的長江上游大國楚國，再也不敢小覷長江下游的吳國。這一戰，也使得鳩茲邑的古邑名，第一次出現在正史記載的《春秋左傳》。
公元前585年，吳侯去齊去世，壽夢繼位。壽夢在位期間，奠定了吳國強盛的基礎，始稱吳王。
春秋中後期，吳國的崛起，主要得益於以下三個方面的有利條件：
其一，得天時。吳王壽夢在位期間，長期爭霸的晉、楚兩強都已進入到“戰略疲勞期”，國內矛盾積重難返、愈演愈烈，吳國在這個時候崛起，正是春秋時局的一個戰略間隙。
其二，得地利。吳國的中心區域位在蘇南，臥伴黃金水道長江，坐擁美麗富饒的太湖流域。土地肥沃，水利發達，既利於農桑發展，也便於舟楫商貿，進入到發展的快車道，迅速成為春秋富庶之地。
其三，得人才。齊、晉、楚三國長期爭戰不休，國家疲憊，君臣相鬥，人心渙散，許多傑出人才紛紛出走。而吳國的人才政策相對寬鬆，吳王壽夢期間，廣納天下良才，楚國、齊國乃至晉國一批能臣武將的精英，紛紛投奔到吳國（如巫臣父子、伍子胥、孫武等），為吳國效力。
吳國崛起後，長期與楚國在江淮流域爭奪發展空間，從側背牽制楚國，大大消耗了楚國的國力，從而改變了春秋中後期南北爭霸戰爭的戰略格局和總體態勢。春秋戰爭風雲的重心，遂從中原腹地轉移到了江淮流域，南方的吳楚戰爭和吳越戰爭，成為春秋時期最後兩齣大戲。
吳國和楚國的戰爭，前後打了將近80年（前584年——前506年）的漫長時間，期間各有勝負，有時候成為“拉鋸”形式，各有千秋。
吳國和楚國的戰爭，前後打了將近80年（前584年——前506年）的漫長時間，期間各有勝負，有時候成為“拉鋸”形式，各有千秋。
機會總是為有準備的人而準備的，正當吳王壽夢雄心勃勃，躊躇滿志，欲飲馬長江問鼎江淮，一個在春秋史上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意外地推啟了歷史另一扇大門，給吳國帶來戰略性轉機。
而這個未必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小人物，因為一個叫做名字叫做夏姬的女人，引發了吳楚之間一場決定性的戰爭，把吳王壽夢又一次推向歷史前台，導致了吳國與楚國戰略局勢的根本變化。
這個並非不是大人物的小人物，名字叫做巫臣。
由巫臣導致吳楚戰略局勢的變化，卻是緣起於楚莊王十七年（前598年）的那次楚伐陳戰爭……
楚莊王十七年（前598年），楚莊王親自率領大軍，討伐諸侯國陳國，理由是陳國夏徵舒弒君，貌似是一次“平叛除亂”的戰爭，巫臣也參加了這次討伐之戰。
真是無巧不成書，其所謂的“弒君之亂”和楚國討伐陳國發動的戰爭，卻是由一位與巫臣有牽繫的女子所引起。這位被視作“紅顏禍水”的女子，便是春秋絕代佳人夏姬。
“姬”在古代，既有姓氏的姬姓，也有對美麗尊貴女子的稱謂。夏姬的“姬”，當作為後一種意思解釋，不是姬姓的原因。
夏姬是春秋時代公認的四大美女之一，史料記載夏姬三次成為王后（妃）、先後7次嫁給別人為妻，共有9個男人因她而死，稱其為“殺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國兩卿”。
夏姬嫁給夏御叔不到9個月，便生下一個兒子，取名叫做夏徵舒。雖然夏御叔懷疑“兒子”不是自己親生，但惑於夏姬美貌，也無暇深究。在夏徵舒長到12歲時，正值壯年的夏御叔因病而亡，夏姬成了一位年輕的寡婦，獨守空房，隱居在株林。
楚莊王三年（前615年），夏姬雖已年過三十，仍風韻不減，雲鬟霧鬢、剪水秋眸，十分撩人。經常出沒於株林的陳國大夫孔寧與儀行父，先後都成了夏姬的床幕之賓，也就是情人的意思。
在孔寧與儀行父兩人之間，相比較起來，夏姬同儀行父的往來要密切些。孔寧心懷妒忌，於是生出一計，跑到國君陳靈公那裡，竭盡溢美之詞，向陳靈公誇讚夏姬的美貌，並對陳靈公說，夏姬的美艷天下無雙，在陳國絕對找不到第二個有像夏姬這樣的美人。
陳靈公是一個昏庸的君主，他為人輕佻傲慢，聲色犬馬，整日沉湎於酒色遊戲之中，對國家政務基本是不聞不問。於是陳靈公在“皮條客”孔寧的陪伴下，微服出遊株林，來到夏姬家。
事先已經得到陳靈公來訪訊息的夏姬，精心做了準備。她梳洗打扮一番，等到陳靈公的車駕一到，便高接遠迎。陳靈公一見到夏姬美麗的容貌，頓覺眼前一亮，六宮粉黛，全無顏色，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夏姬卸下禮服，著一身淡裝，別有一番情致韻趣。酒宴中，夏姬流波送盼，陳靈公方寸大亂，於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當天晚上，陳靈公便留宿在夏姬家中，擁美人夏姬入帷，解衣共寢。
夏姬的兒子夏徵舒漸漸長大懂事，不忍見到母親所做所為，只是礙於陳靈公的地位，無可奈何。每次當聽說陳靈公要到株林的訊息，他就託辭避出，落得眼中清靜。
這下可把夏徵舒給徹底惹火了，他決意採取行動，一雪奇恥大辱。於是便暗將母親夏姬鎖在內室，自己從便門溜出，吩咐隨行軍眾，把府第團團圍住，不許放走陳靈公和孔寧與儀行父。
夏徵舒戎裝披掛，手執利刃，帶領信得過的得力兵丁，從大門殺進去。陳靈公知道大事不好，起身就跑。本來他還指望跑到內室求救於夏姬，誰知道內室門早已上鎖，陳靈公慌不擇路，急忙向後花園逃去。夏徵舒緊追不捨。陳靈公又逃向東邊馬廄，想從馬廄矮牆翻越逃走。夏徵舒扳弓“颼”的一箭，第一箭沒有射中。陳靈公嚇得又鑽進馬廄，想躲藏起來。馬群嘶鳴不止，於是迫不得已，撤身退出。被殺得紅了眼的夏徵舒及時趕到，又一箭射中陳靈公的胸口，陳靈公當即死在馬廄。
混戰之中，孔寧與儀行父二人慌不擇路，從狗洞裡鑽爬出去。他們不敢回到自己的府邸，逃亡到楚國。
楚莊王十六年（前598年），夏徵舒弒君，陳國人倒沒怎么計較，可楚莊王偏聽逃亡在楚的孔寧與儀行父一面之詞，決意發兵討伐夏徵舒。這時候，才即位不久的陳成公到晉國還沒有回來，大臣們害怕楚國，不敢對敵，便把所有罪名全都推在夏徵舒身上，開了城門，迎接楚軍。
陳國出現內亂，本來不應該楚國出手，可是楚莊王還是派兵鎮壓。見到了貌若天仙的夏姬，楚莊王也動上了歪心思，想娶夏姬。巫臣在一旁，搖動三寸不爛之舌，進行阻攔。
據《春秋左氏傳·成公七年》記載：“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楚莊王想把夏姬納為己有，申公巫臣勸諫說：“不可以這么做。君王您號令諸侯，是為了討伐夏征叔的弒君之罪。如今納夏姬為妃，就等於是為了貪色才討伐陳國。貪好美色就叫作‘淫’，淫就會受到上天的重懲。《周書》上記載說‘明德慎罰’，這是說明周文王之所以造就周朝的道理。‘明德’，就是盡力崇尚推廣的意思。‘慎罰’，就是一定要除惡務盡的意思。如果君王您召集諸侯興師動眾，卻招來上天的重懲，不是違背了書中‘慎罰’的道理嗎？請君王您好好考慮一下吧！”
楚莊王聽從了申公巫臣的諫言，沒有娶夏姬為妃。當然，從楚莊王內心來說，是一百個不情願。
《春秋左氏傳·成公七年》又載：“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
夏姬的美貌實在讓人心動，楚莊王聽從巫臣勸告，放棄了娶夏姬的想法，可是楚莊王的弟弟，隨同楚莊王一道前來討伐陳國的楚國司馬子反，卻又對夏姬著了迷地想娶她。巫臣又搖唇鼓舌，刻意地，百般進行攔阻。
子反同楚莊王不一樣，身為一國之君，楚莊王能從大局考慮，在江山與美人之間，選擇了江山。而子反在兩者之間，卻選擇了後者，美人。所以儘管他不得不聽從（主要是哥哥楚莊王）勸告，作出違心的抉擇，沒有娶下尤物般的“戰利品”夏姬，但對巫臣卻是耿耿於懷地懷恨在心。於是巫臣，種下了第一顆仇恨的種子。
既然自己未娶，自己的弟弟子反也沒有娶夏姬，那么這個“戰利品”的尤物究竟賞給誰呢？思來想去，楚莊王採取了一個折中的處理辦法，即是他們弟兄倆誰也不要，將夏姬賜給了喪偶不久的得力戰將，連尹（楚國獨有的官職）襄老，以作為對作戰有功的部屬進行褒獎鼓勵。
楚莊王十七年（前597年），連尹襄老娶了夏姬，沒享上幾天艷福，就又戰死在沙場。襄老的兒子黑要，置父親的遺體拋屍國外於不顧，迫不及待地將庶母夏姬娶了過來，攫為己有。
巫臣種下的第二個仇恨種子便是土地，亦即封地，其直接客群對立面便是鳩茲橫山之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楚國令尹子重。
令尹是楚國在春秋戰國時代的最高官銜，是掌握政治事務，發號施令的最高長官。其執掌一國之國柄，身處上位，以率下民，對內主持國事，對外主持戰爭，總攬軍政大權於一身。
邲之戰，又稱“兩棠之役”，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會戰，是當時兩個最強大的諸侯國——晉、楚爭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較量。楚國圍攻鄭國，晉國派出大軍救鄭，雙方在邲地（今河南鄭州北）展開爭奪。在作戰中，楚軍利用晉軍內部分歧、指揮無力等弱點，適時出擊，戰勝對手，從而一洗城濮之戰失敗的恥辱，在中原爭霸鬥爭中暫時占了上風。楚莊王也由此役的勝利，而一舉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
楚共王六、七年（前585、584年），子重連續兩次率楚軍伐鄭（都城在今河南新鄭），均獲得重大勝利。
據《春秋左氏傳·成公七年》載：“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
楚莊王二十年（前594年），在楚國包圍宋國的那一次戰役中，楚軍得勝回國，獲得戰功的子重，向楚莊王提出請求，封給申邑、呂邑土地作為賞田。楚莊王答應了子重的這一要求，巫臣卻說：“這種做法不可取。申、呂兩地之所以成為城邑，是因為從這裡可以徵發到兵賦，用以抵禦北方的侵略。如果為私人占有，成為私人的封地，就不能成為國有的申邑和呂邑，也就徵發不到兵賦，邊陲防禦功能失去，晉國和鄭國就可以長驅直入，一直打到我們國內的漢水。”
楚莊王認為巫臣說的有道理，於是又一次聽從了巫臣的勸諫，收回成命，沒有把申、呂兩地賞封給子重。
可想而知，子重當時的恨（怨），比子反超出不知有多少倍。因為在子重的眼裡，封地代表著一個男人的能力和地位尊嚴。女人（即便是像夏姬那樣的絕代佳人）可以不要，天下好女人有的是；而土地的封地是“不動產”，資源有限，與女人相比更為重要。
江山與美人，作為一個身為公侯的男人，封地就是“江山”，寸土必爭，寸土必要。巫臣這么輕輕巧巧不著邊際的幾句話，就把即將到手的肥肉給弄跑了，把楚莊王本來準備給自己的封地給弄丟了，子重對巫臣恨的咬牙切齒。
僅在前後相隔不到4年的時間內，巫臣在子反和子重的心中，就先後種下了兩個刻骨銘心似的仇恨的禍根。只是在楚莊王期間，巫臣受寵，子反和子重一時下不了手，沒有合適機會報奪美（夏姬）失地（封地）之仇。
機會終於來了。公元前591年，英雄一世的楚莊王突然病重，他已經預感到自己不久人世，招重臣到他的病榻前，望著太子審，以及自己的弟弟子重、子反，申公巫臣等在一旁聽候楚莊王遺命。
這年入秋，楚莊王終於咽下了最後一口氣，與世長辭。令尹子重、司馬子反依照楚莊王意志，擁立年僅10來歲的太子審為楚君，是為楚共王。令尹子重攝攬君事，執掌楚國軍政大權。
楚莊王屍骨未寒，貴族之間的新仇舊恨迅速暴露，以令尹子重為首的王族與以申公巫臣為首的屈氏卿族，矛盾日益激化。子重、子反素恨巫臣，巫臣也預感到危機來臨，加上又失去楚莊王大紅傘的護佑，左右逢源不得，無奈之下，只好趁奉命出使齊國的機會，帶著心儀已久的中年寡婦夏姬，輾轉流亡晉國，以避開子重、子反的迫害。
據《新序·雜事一》和《春秋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巫臣出逃晉國後，子重準備將巫臣在楚的族人流放，以此作為懲罰，去向楚共王請命：“巫臣曾經勸諫先王（指楚共王之父楚莊王），不要收納夏姬，現在他卻廢掉使命，攜夏姬逃至晉國，明顯犯有欺先王之罪，請求將巫臣的族人流放。”
楚共王回答：“巫臣為先王謀劃則忠，為自己謀劃則不忠。巫臣對先王醇厚親愛，對自己輕薄寡慮，沒有什麼罪過。”意思是說巫臣所做的這一切，並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這個國家，為先王楚莊王的江山社稷著想，沒有錯。拒絕了子重的意見。
楚共王雖然年幼，但很聰明，對於貪色叛逃的大臣巫臣，不會心無所恨，可他出乎意料地做出寬容叛臣的決定，把這一決定以機智的回答表達出來，既沒有否認巫臣貪色逃晉的過錯，又沒有肯定其“欺騙先王”的大罪，在效果上，既婉辭了子重關於處罰巫臣族人的請求，達到寬容巫臣的目的，同時也避免了給人們留下有罪不罰、褻瀆國法的消極印象。
楚共王告訴公子側：“巫臣為先王謀劃則忠，為自己謀劃則不忠。”
這一回答的關鍵點是把巫臣的事君之事和為己之事，嚴格地區分開來。其暗含的前提是，一個人只要事君盡忠，個人私事如何處理是不必計較的，這就在承認巫臣貪色逃晉事實的前提下，徹底排除了對其定罪的可能。
楚共王還對公子側說，巫臣“對先王醇厚親愛，對自己輕薄寡慮”，這樣一來，巫臣非但沒有罪過，似乎還成了一個愛君而忘我的少有的忠臣。子重至此，再也難有話好說。
楚共王決意寬容巫臣，是有自己深沉考慮的。巫臣是一位很有才智的人物，逃楚居晉已成事實，其在楚的族人不會不被他所掛念，這一因素會使巫臣永遠不能全力事晉。但如果其族人受到楚國的處罰，必然會把巫臣逼到全力事晉的絕路上，將給楚國帶來極大的不利，後果不堪構想。兩相比較起來，還是不予處罰為上策。
子重認為巫臣的罪責是“欺先王”，其實楚共王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作為楚莊王當時的太子，他慶幸父王沒有接納夏姬，使自己的太子之位免受可能發生的夏姬生下兒子的威脅，內心為此是感謝巫臣的，所以不願意讓巫臣為此事而蒙罪。這一內心的隱情難以說出口，因而用另一機智的且極為得體的方式，進行了回答，拒絕對巫臣的定罪。
急性子人物子反，暴跳如雷地請求楚共王給晉國以重禮，好讓晉國對巫臣永不錄用，以斷絕巫臣的生存空間。但年輕的楚共王念巫臣為先君盡忠多年，以及其他種種考慮，不予追究。
明智一時的楚共王，由於尚處年幼，沒有能力阻止他的臣子也就是他的叔叔們作難。子反和另一個復仇欲特彆強烈的子重，二人聯手，大開殺戒，滅了巫臣留在楚國的所有族人。順帶著也滅了襄老之子黑要（夏姬繼任丈夫）全家，分了他們的房產和采地。
這一事件《春秋左傳·成公七年》記載的十分詳細：“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盪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盪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
這一決定時局扭轉的大事，時在楚共王七年（前584年）發生，被前因後果完完本本地記錄在魯國史官左丘明的《春秋左傳·成公七年》
訊息傳到遠在晉國的巫臣耳邊，巫臣得知後，氣得咬牙切齒，當即寫信給子反，信中憤怒地寫道：“爾以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春秋左傳·成公七年》）
巫臣為報滅門之仇，徵得晉景公許可，出使吳國，使晉國與吳國結好，一致對付楚國。為了表示叛楚誠意，巫臣還讓他的兒子巫狐庸留在吳國（初任外事性質的行人官，後又任丞相官職），教吳國使用戰車和車戰的打法，連續不斷地發兵攻打楚國，使仇敵子反、子重“一年七次疲於奔命”，原來屬於楚國的蠻夷小國，都被吳國占領。吳國遂實力大增，成為楚國的勁敵。
《春秋左傳·成公七年》載：“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晉景公，姬姓，名獳，一名據，是中國春秋時代諸侯國晉國的一位君主。晉文公之孫、晉成公之子。於公元前599年繼其父晉成公即位。晉景公曾被楚國打敗過，使楚莊王成為春秋霸主，對楚國亦有宿仇，因此積極助推巫臣叛楚，施行“聯吳抗楚”戰略。
讓我們再回到文前所說鳩茲橫山之戰重要人物，一代雄主吳王壽夢。
巫臣出使吳國，遊說吳國與晉國通好，結為戰略合作夥伴，受到吳王壽夢的歡迎。巫臣還帶去30輛楚國的戰車，給吳軍作為教練所用，並留下15輛給了吳國軍隊，送給吳國的射手和御者，訓練吳軍如何使用戰車及戰車作戰布陣方法，以對手的方式進行訓練，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在車戰訓練中，巫臣以一個曾經是楚國帶兵打仗將領的身份，告訴吳國的將士們，楚國軍隊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找準他們的“軟肋”，抓住他們的薄弱環節，以己之長，克敵之短，團結一心，奮勇殺敵，就一定能夠打敗貌似強大的楚國軍隊。
巫臣訓練吳軍，將陸地戰術及兵車戰術傳授給了吳軍。“教吳射御，教之伐楚。”從此以後，吳國不但擁有強大的水軍，而且還擁有強大的陸軍。
吳王壽夢五年（前581年），吳國攻打楚國，打敗了不可一世的楚將子反，占領了原屬於楚國的州來（今安徽鳳台）。
早在楚國入主江淮之前，州來曾是淮夷氏族地盤，經歷了千餘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個氏族方國，這個淮夷人國家的名字就叫“州來”。楚國越過大別山東向擴張的過程中，州來成為楚國的勢力範圍，但是尚保留著自己的國家形態。吳王夢壽派遣大軍征服州來，並把州來的版圖併入自己的國家。
一年之內，吳軍七戰七捷，收復了楚國侵占之地。從此吳國軍威大振，疆域不斷擴大，成為楚國相與匹敵的泱泱大國。
楚國在吳軍的進攻中疲於奔命，不敢再冒險北進。晉國此時因內爭激烈，也無力南下。其他處於附庸地位的大小列國內部也激烈爭鬥，渴求緩和之望甚切。於是晉、楚暫停爭霸戰爭，召開所謂“弭爾之會”，平分霸權。自此以後，楚國以“助越制吳”之策，來對付晉的“聯吳抗楚”之計，春秋時期的鬥爭形勢出現新的動向。
吳王壽夢十二年（前574年），舒庸人因楚軍在與晉國爭霸中戰敗，便引導吳國軍隊包圍巢國（位於吳國、楚國之間，是吳楚兩國爭奪的焦點），吳軍順勢進攻原本屬於楚國的駕地（今無為縣境內），包圍楚屬厘地和虺地。舒庸人依仗吳國強大勢力，而有恃無恐，不予設防，後被楚國將領公子槖率軍征伐，滅掉舒庸。
時間到了楚共王二十一年，亦即吳王壽夢十六年（前570年）。
這一年的春天，為了遏制吳國勢力西向蔓延，楚共王派遣楚國令尹子重率兵攻打吳國，意欲首先奪取吳國西部重鎮鳩茲邑，然後直搗吳國首都梅里，把吳國乾淨徹底地消滅掉。
此攸關重要的關鍵性一役，便是歷史上有名的“鳩茲橫山之戰”，被記錄在《春秋左傳》。
時隔2200年以後，當清朝康熙愛新覺羅·玄燁大帝在讀到《春秋左傳》記載的這段，除去標點符號全文僅115字精美篇章的時候，大發感慨：“吳楚爭強自此始！”（清康熙年間《欽定春秋傳說匯篆》）
也就是說鳩茲邑境內發生的這場戰爭，吳勝楚敗，從此拉開了吳楚之戰的更大帷幕，標誌著吳國與楚國抗衡爭強的正式開始。
此時正是晉悼公雄霸中原的時代，楚國在北面十分艱難地與晉國抗衡，無力繼續發動對吳國的征伐。到了公元前561年，一代雄主吳王壽夢去世，局勢才似乎有所改變。
吳王壽夢去世以後，楚國自恃少了一個強敵，先後又取道鳩茲邑，發動了兩次征伐吳國的戰爭，一次是公元前537年的鳩茲“鵲岸之戰”，另一次是公元前525年的鳩茲“長岸之戰”，兩次戰爭都以吳勝楚敗而告結束。
鳩茲邑
《春秋左傳》作者左丘明（約前502年——約前422年），春秋末期魯國都君莊（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東衡魚村）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稱左丘明。
左丘明是春秋末期著名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 散文家、軍事家。與孔子同時期或比孔子年齡略長一些。曾任魯國史官，為解析《春秋》而作《左傳》（《左氏春秋》），又作《國語》。作《國語》時左丘明已是雙目失明。這兩部書記錄了大量西周、春秋時期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價值的原始資料。
左丘明是春秋末期著名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 散文家、軍事家。與孔子同時期或比孔子年齡略長一些。曾任魯國史官，為解析《春秋》而作《左傳》（《左氏春秋》），又作《國語》。作《國語》時左丘明已是雙目失明。這兩部書記錄了大量西周、春秋時期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價值的原始資料。
由於史料詳實，文筆生動，引起了古今中外學者的愛好和研討。左丘明被後世譽為“文宗史聖”、“經臣史祖”，孔子、司馬遷均尊稱其為“君子”。歷代帝王對左丘明多有敕封，如唐代封左丘明為“經師”；宋代封其為“瑕丘伯”和“中都伯”；明代封為“先儒”和“先賢”等。
左丘明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創始人，史學界推崇左丘明為中國史學的“開山鼻祖”，被譽為“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
在左丘明的《春秋左傳》中，能夠重點提到“鳩茲”亦或鳩茲邑（以文中寫到的“駕，良邑也”，可見鳩茲當時也是邑建制。在文字簡練的左丘明筆下，簡稱為“鳩茲”），當能看出鳩茲邑其時所處戰略地位有多么重要。
這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最早的“鳩茲”得名，源自於春秋時期吳楚兩國之間發生的一場戰事。
據考證，鳩茲邑建置歷史十分悠久，早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吳泰伯於東海之濱的濕地（鳩藪之地）建立起勾（句）吳，便已經有了邑制。由於所處戰略地位重要，與勾（句）吳一開始建都的都城梅里相距很近，犄陪都之勢，故便按國名“鳩（勾）吳”，冠之以“鳩”，得邑名“鳩茲”。
因古代（現代亦是如此）吳地一帶，“鳩”、“勾”、“句”發音不分，故“勾吳（句）”又被叫做“鳩吳”，越王“勾踐”又名“鳩淺”。以此類推，“鳩茲”有時候又被叫做“勾茲”，或“祝（祝鳩）茲”、“皋夷”（生活在崗丘高地上的東夷氏族）等。
古代鳩茲邑所轄範圍甚廣，據有關資料記載：“蕪湖縣府西南六十五里，西至廬州府無為州百三十里，西南至寧國府南陵縣百十里，春秋時為吳之鳩茲邑。”（清代顧祖禹《二十一史方輿紀要》）
其實根據史料考證，古代鳩茲邑所轄屬地範圍，遠不止以上所說這些地域。
湖北荊州《今縣釋名》載：“漢置松茲縣，在廬江郡，此縣地為漢南郡之高成縣。東晉鹹康中，以廬江郡松茲縣流民，避兵至此，乃僑置此。古今地名雲，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按古鳩茲邑，在今蕪湖縣。”
這段史料透露出來一個信息，即是廬江郡松茲縣曾屬“古鳩茲地”所轄，極有可能僑置到湖北荊州以後，仍轄屬鳩茲邑。
今湖北省羅城縣一帶，春秋時期也曾轄屬鳩茲邑。民國年間，當地考古人員在該縣九資河出土發掘一塊《鳩茲碑》，直呼鳩茲邑為“鳩茲國”。
通過鳩茲之戰的戰事記載，既然公元前570年便有了“鳩茲”邑名的出現，並記錄在《春秋左傳》，說明此前就已經有了鳩茲邑的建置。考證推斷應為吳國初立國的時候，亦即公元前585年（周簡王姬夷元年、吳壽夢元年），也就是魯成公六年，距今已有近2600多年歷史。
關於鳩茲邑名，歷代多有記載。
如晉人杜預在他的《春秋左傳集解》中，對“鳩茲”註解為：“鳩茲，吳邑，在丹陽無湖縣東，今皋夷也。”這裡的“無湖”（蕪湖的“蕪”字最早沒有草字頭，後文還要提到，此處不予贅述）、“皋夷”，都是指的蕪湖。
杜預（222年——285年），字元凱，西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學者，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及《春秋釋例》等。杜預所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是《春秋左傳》註解流傳至今最早的一種，收入《十三經註疏》中。《集解》對後世的《春秋左傳》研究頗有影響，至今仍有重要學術價值。
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談·談藝一·陳伯璣》中寫道：“陳伯璣，允衡，建昌南城人……亂後寓黃山，移鳩茲，再移白下，貧甚。”
王士禎（1634年——1711年），原名王士禛，字子真，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世稱王漁洋，諡文簡。山東新城（今桓台縣）人，常自稱濟南人。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進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書，頗有政聲。清初傑出詩人、文學家，與朱彝尊並稱“南朱北王”。詩論創“神韻”說，於後世影響深遠。早年詩作清麗澄淡，中年轉為蒼勁。擅長各體，尤工七絕。好為筆記，有《池北偶談》《古夫於亭雜錄》《香祖筆記》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在《池北偶談》中寫“移鳩茲”的時候，鳩茲早已更名為“蕪湖”。由此可見，“鳩茲”的文化含量有多么深邃厚重。
及至近代，楊伯峻在他的《春秋左傳注》中也寫道：“鳩茲，吳邑，當在今安徽蕪湖市東南二十五里。”
楊伯峻（1909年——1992年），著名語言學家。他在語言文字領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以及古籍的整理與譯註方面。
歷代除了對鳩茲邑的考證，對鳩茲邑為什麼叫做“鳩茲”，也有說法，凡此種種，試舉一例，予以說明。
南朝史學家范曄在《後漢書·郡國志》中關於“蕪湖”的註解為，“鳩茲，意指鳩鳥栖息繁殖之所……”
范曄出身士族家庭，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代晉稱帝，范曄應招出仕，任彭城王劉義康門下冠軍將軍、秘書丞；元嘉九年（432年），因得罪了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於任內著寫《後漢書》。元嘉十七年（440年），范曄投靠始興王劉浚，歷任後軍長史、南下邳太守、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參與劉義康謀反，事發被誅，時年48歲。
公元前570年發生的那場鳩茲之戰，楚國令尹子重只要衡山一戰無恙，便可克下鳩茲，趟過中江，直搗吳國都城梅里，取得伐吳全勝。當然，這一仗最後以楚國戰敗而告終，目的未能達到。
可以想見，當年這場戰爭所耗費的人力財力有多大，鳩茲如果是一般小邑村落，又怎么能承受得起？
公元前514年，吳國從梅里遷都姑蘇，即今蘇州市，鳩茲邑遂失去“偏都”優勢，發展相對有所滯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