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突圍是余秋雨寫的文章。
余秋雨在分析逾時代人物的狀況時也非常清晰和深刻。一種叫做起鬨式的傳揚，一種叫做起鬨式的貶損，都源自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
基本介紹
- 書名：東坡突圍
- 作者：余秋雨
- 類別：散文
- 頁數：2
東坡突圍 原文,摘評,
東坡突圍 原文
一
住在這遠離鬧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靜是有了，但寂寞也來了，有時還來得很兇猛，特別在深更半夜。只得獨個兒在屋子裡轉著圈，拉下窗簾，隔開窗外壁立的懸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時不時地瞟著床邊那乳白色的電話。它竟響了，急忙衝過去，是台北《中國時報》社打的，一位不相識的女記者，說我的《文化苦旅》一書在台灣銷售情況很好，因此要作越洋電話採訪。問了我許多問題，出身、經歷、愛好，無一遺漏。最後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您最喜歡哪一位文學家？”我回答：蘇東坡。她又問：“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歡哪幾篇？”我回答：在黃州寫赤壁的那幾篇。記者小姐幾乎沒有停頓就接口道：“您是說《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我說對，心裡立即為蘇東坡高興，他的作品是中國文人的通用電碼，一點就著，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峽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電話，我腦子中立即出現了黃州赤壁。去年夏天剛去過，印象還很深刻。記得去那兒之前，武漢的一些朋友紛紛來勸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戰並不是在那裡打的，蘇東坡懷古懷錯了地方，現在我們再跑去認真憑弔，說得好聽一點是將錯就錯，說得難聽一點是錯上加錯，天那么熱，路那么遠，何苦呢？
我知道多數歷史學家不相信那裡是真的打赤壁之戰的地方，他們大多說是在嘉魚縣打的。但最近幾年，湖北省的幾位中青年歷史學家持相反意見，認為蘇東坡懷古沒懷錯地方，
黃州赤壁正是當時大戰的主戰場。對於這個爭論我一直興致勃勃地關心著，不管爭論前景如何，黃州我還是想去看看的，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古戰場的遺址，而是從藝術的角度看蘇東坡的情懷。大藝術家即便錯，也會錯出魅力來。好像王爾德說過，在藝術中只有美醜而無所謂對錯。
於是我還是去了。
這便是黃州赤壁。赭紅色的陡峭石坡直逼著浩蕩東去的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盪槳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視覺空間的變異和倒錯，因此也就有了游觀和冥思的價值。客觀景物只提供一種審美可能，而不同的遊人才使這種可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實現。蘇東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給黃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這種意味，使無生命的自然形式變成美。因此不妨說，蘇東坡不僅是黃州自然美的發現者，而且也是黃州自然美的確定者和構建者。
但是，事情的複雜性在於，自然美也可倒過來對人進行確定和構建。蘇東坡成全了黃州，黃州也成全了蘇東坡，這實在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係。蘇東坡寫於黃州的那些傑作，既宣告著黃州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著蘇東坡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兩方面一起提升，誰也離不開誰。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為什麼一個僻遠的黃州還能給他如此巨大的驚喜和震動呢？他為什麼能把如此深厚的歷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給黃州呢？黃州為什麼能夠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呢？這一切，決定於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
他從監獄裡走來，他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他滿心僥倖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載史冊的文化突圍。黃州，注定要與這位傷痕累累的突圍者進行一場繼往開來的壯麗對話。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事實恰恰相反，越是逾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願意播揚和轟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鬨式的傳揚，轉化為起鬨式的貶損，兩種起鬨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鬨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台詩獄”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搞清了這個案件中各種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蘇東坡到黃州來究竟是突破了一個什麼樣的包圍圈。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和意象作上綱上線的推斷和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絕對是不算壞的，在他內心並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見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為轉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件事說來話長。在專制制度下的統治者也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態，有時甚至還設立專門在各級官員中找岔子、尋毛病的所謂諫官，充當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弊端甚多。這些具有輿論形象的諫官所說的話，別人無法聲辨，也不存在調查機制和仲裁機制，一切都要賴仗於他們的私人品質，但對私人品質的考察機制同樣也不具備，因而所謂輿論云云常常成為一種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社會災難。這就像現代的報紙如果缺乏足夠的職業道德又沒有相應的法規制約，信馬由韁，隨意褒貶，受傷害者無處可以說話，不知情者卻誤以為白紙黑字是輿論所在，這將會給人們帶來多大的混亂！蘇東坡早就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為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所謂輿論和批評，足以改變朝廷決策者的心態，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殺傷力（“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罪”），必須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於自身地位的不同無法意識到這一點。沒想到，正是蘇東坡自己嘗到了他預言過的苦果，而神宗皇帝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當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時，他也不能為蘇東坡講什麼話了。
例如舒亶。這人可稱之為“檢舉揭發專業戶”，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輔導，這本是朋友間非常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地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這么一個讓人噁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經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凶。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鑑別後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說蘇東坡“起於草野垢賤之餘”，“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但他不這么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和世俗鼓動力是“濫得”。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動機下顯然埋藏著一個最深秘的原素：妒忌。無論如何，詆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只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皇帝問：“何以見得？”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麼關係？”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髮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歷史。歷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著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於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給皇帝檢舉揭發，並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為什麼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時代的人寫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於歷史，而是出於一種可稱作“砸窗了”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揀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麼目的，只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於現代、也過於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於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麼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忌妒而陷害過蘇東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檢舉揭發蘇東坡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檢舉揭發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太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於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論。當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略了一組有可能超越時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制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偽輿論，結果連神宗皇帝也對蘇東坡疑惑起來，下旨說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這些人。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瀟灑、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瀟灑，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裡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綑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綑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都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當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裡，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麼罪？審起來看！
怎么審？打！
通宵侮辱、摧殘到了其他犯人也聽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殘的對象竟然就是蘇東坡！
請允許我在這裡把筆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裡顫慄。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往往既構不成社會號召力也構不成自我衛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現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裡搓捏著，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谷白雲的大文豪面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系統和行為系統，不可能作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語，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他在牢房裡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么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抄人家的吧？接著就是輪番扑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只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么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
開始，蘇東坡還試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里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麼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那也就是說，誣陷者所推斷出來的“險惡用心”，可以看作是他們自己的內心，因此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我想一切遭受誣陷的人都會或遲或早想到這個簡單的道理，如果這個道理能在中國普及，誣陷的事情一定會大大減少。但是，在牢房裡，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兇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只能這樣。終於，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日復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於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是諷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太守時興沖衝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這種大膽聯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常出現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蘇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必死無疑了。試想，把皇帝說成“吳兒”，把興修水利說成玩水，而且在看錢塘潮時竟一心想著寫反詩，那還能活？
他一心想著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匯集起來了，他的詩文竟然在這危難時分產生了正面回應，他的讀者們慢慢抬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心的話了。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畢竟還有俠義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當地做官時的種種美好行跡，在他入獄後公開做了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獄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審問人員離開時盡力照顧生活，連每天晚上的洗腳熱水都準備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鎮、張方平不怕受到牽連，寫信給皇帝，說他在文學上“實天下之奇才”，希望寬大；他的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仗義執言，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如果嚴厲處罰了蘇東坡，“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們上文提到過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來為她求壽，她竟說：“用不著去赦免天下的兇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最直截了當的是當朝左相吳充，有次他與皇帝談起曹操，皇帝對曹操評價不高，吳充立即接口說：“曹操猜忌心那么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
對這些人，不管是獄卒還是太后，我們都要深深感謝。他們比研究者們更懂得蘇東坡的價值，就連那盆洗腳水也充滿了文化的熱度。
據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帶頭誣陷、調查、審問蘇東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候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他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都記得清清楚楚！”他以為，對這么一個轟傳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會有不少官員感興趣，但奇怪的是，他說了這番引逗別人提問的話之後，沒有一個人搭腔，沒有一個人提問，崇政殿外一片靜默。他有點慌神，故作感慨狀，嘆息幾聲，回應他的仍是一片靜默。這靜默算不得抗爭，也算不得輿論，但著實透著點兒高貴。相比之下，歷來許多誣陷者周圍常常會出現一些不負責任的熱鬧，以嘈雜助長了誣陷。
就在這種情勢下，皇帝釋放了蘇東坡，貶謫黃州。黃州對蘇東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前後讀過多少遍都記不清了，但每次總覺得語堂先生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寫得太理想了。語堂先生酷愛蘇東坡的黃州詩文，因此由詩文渲染開去，由酷愛渲染開去，渲染得通體風雅、聖潔。其實，就我所知，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悽苦的，優美的詩文，是對悽苦的掙扎和超越。
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已被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樂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復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容，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著。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卻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嘆息。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於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跡於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本來這很可能換來輕鬆，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著自己，他暫時還感覺不到這個世界對自己的詩文仍有極溫暖的回應，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註明不要給別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後失言。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雖懷坎〔土稟〕於時，遇事有可遵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這么真誠的勇敢，這么灑脫的情懷，出自天真了大半輩子的蘇東坡筆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讓他在何處做這篇人生道義的大文章呢？沒有地方，沒有機會，沒有觀看者也沒有裁決者，只有一個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惡染成一色的大醬缸。於是，蘇東坡剛剛寫了上面這幾句，支頤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後燒毀。
這是一種真正精神上的孤獨無告，對於一個文化人，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那闕著名的“卜運算元”，用極美的意境道盡了這種精神遭遇：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於是對話也一定會變得異乎尋常。像蘇東坡這樣的靈魂竟然寂然無聲，那么，遲早總會突然冒出一種宏大的奇蹟，讓這個世界大吃一驚。
然而，現在他即便寫詩作文，也不會追求社會轟動了。他在寂寞中反省過去，覺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樹木靠著瘦瘤取悅於人，一塊石頭靠著暈紋取悅於人，其實能拿來取悅於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們的毛病所在，它們的正當用途絕不在這裡。我蘇東坡三十餘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項所在，例如從小為考科舉學寫政論、策論，後來更是津津樂道於考論歷史是非、直言陳諫曲直，做了官以為自己真的很懂得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實我又何嘗懂呢？直到一下子面臨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無知。三十多年來最大的弊病就在這裡。現在終於明白了，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參見李端叔書）
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他漸漸回歸於清純和空靈，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幫了他大忙，使他習慣於淡泊和靜定。艱苦的物質生活，又使他不得不親自墾荒種地，體味著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歷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於一場災難之後，成熟於滅寂後的再生，成熟於窮鄉僻壤，成熟於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幸好，他還不年老，他在黃州期間，是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對一個男人來說，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後還大有可為。中國歷史上，許多人覺悟在過於蒼老的暮年，換言之，成熟在過了季節的年歲，剛要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細流匯成了湖，結果——
引導千古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馬上就要產生。
摘評
《東坡突圍》
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裡顫慄。中國幾千 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往往既構不成社會號召力也構不成自我衛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現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裡搓捏著，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谷白雲的大文豪，面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系統和行為系統，不可能作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
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語，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他在牢房裡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么個大名人竟是草包。
《蘇東坡突圍》中蘇轍指出：“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偉大詩人蘇東坡一次次地被小人詆毀，一次次被貶謫到更加偏遠的地方。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對文化的探索，相反，官場的失意使他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文學創作中，事實證明，他的大多數優秀作品是在被貶謫的時候創作的。作者通過對傳統文人的悲劇性命運的展示，使人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國的文明史是一部苦難深重的文明史，文明的發展史是一部和專制制度及愚昧野蠻不斷進行抗爭的搏鬥史。
他只不過是個人，和我們一樣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他有尊嚴，有才華，有軟弱，有孤獨，他所需要的只不過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地方，寫些他認為簡簡單單的的詩，他需要空間，就像我們也需要空間一樣，一樣自由。
余秋雨的一席話，將一個千古文豪的經歷已經提高到一個“良知”的高度，權利，金錢等等固然重要，但相比起一個簡簡單單得人心，還有良知更重要的嗎？
人，活著，固然不能太簡單，但唯有擁有良知，才會讓生活更瀟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