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概念,義勇軍成分,指揮系統,組織系統,不足,敗退原因,大轉移,
概念
東北義勇軍是東北淪陷初期以舊軍隊為基礎的自發抗日武裝力量的總稱，並沒有統一的組織和指揮系統。作為義勇軍的基礎的舊軍隊，原來都是東北軍的正規部隊，它們抗擊日寇的舉動不僅是自發的，而且也是同當時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相違反的。同時，這些部隊在抗擊日寇的過程中，又收納了大量的民間武裝力量和各階層的抗日民眾。因此，這些部隊雖然有一部分仍然保持著正規軍的番號，但是實質上已經不再是國民黨政府和東北地方當局統率之下的正規部隊，而成為一支以舊的正規軍為基礎包括民間武裝力量和抗日民眾參加在內的自發的抗日武裝力量了。
義勇軍成分
如果從義勇軍各部分的成分來看，它們大致可以歸納為正規軍隊和警察大隊、舊軍官、收編的胡匪、農民的秘密會社、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五個部分，分述如下：
遼西義勇軍哨兵吹響集結號
遼西義勇軍哨兵吹響集結號一 正規軍隊和警察大隊
⒈ 馬占山部：馬占山在江橋抗戰時所率領的黑龍江省防軍，計有步兵第一旅孫鴻裕團、第二旅吳德林團、第三旅李青山團，騎兵第一旅〔旅長吳松林〕、第二旅〔旅長程志遠，後投敵〕，衛隊團〔團長徐寶珍，後投敵〕，炮兵團〔團長朴炳珊〕，此外還有一個保全大隊和屯墾軍一個旅〔旅長苑崇谷〕。馬占山一度投降日寇後，他在抗日基礎上團結起來的黑省軍隊從此瓦解。他再度抗日時所能統率的武裝力量，只剩下他自兼旅長的步兵第三旅和吳松林旅擴編的鄧文、才鴻猷、邰斌山等部以及徐子鶴的山林隊和收編的胡匪李海青等部義勇軍，其餘黑省部隊都不再聽他指揮。他自始至終，都用黑龍江省主席名義指揮軍隊。
⒉ 丁超、李杜部：丁李所領導的東北軍，是駐吉步兵第二十八旅〔丁兼旅長〕、第二十四旅〔李兼旅長〕、第二十六旅〔旅長邢占清〕、第二十二旅〔旅長趙毅〕和山林警備隊三個營。他們抗日時，吸收了其他部分潰敗的吉林省軍隊和一部分義勇軍，與馮占海等部會同商定稱為“吉林自衛軍”。
⒎ 警察大隊：瀋陽被日軍占領後，遼寧省警務處長兼瀋陽市警察局長黃顯聲和督察長熊飛由瀋陽帶出一部分警察和公安隊，並在撤退途中收集了北寧鐵路附近的警察人員，進行抗日。東邊桓仁縣警察大隊長張宗周、柳河縣警察大隊長王鳳閣、鳳城縣警察大隊長郭景珊、復縣警察大隊長劉景文等各率領其全部或一部分警察大隊，參加抗日。
遼西義勇軍指揮官，姓名不詳
遼西義勇軍指揮官，姓名不詳二 舊軍政人員
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有不少舊軍官如彭振國、李純華、王炤泮、於百恩、鄭桂林、賈秉彝、康悅臣、嚴經武等，有的已經退伍，有的在軍事機關掛個空名義，也有的是現役軍官。他們在事變以後，紛紛參加到各部隊抗日。因為他們多數是陸大、保定或東北講武堂等軍官學校畢業的，具有軍事知識，所以大都在各部隊中擔任領導和參謀工作。此外，當時各部隊還有一些政府官吏參加，他們多數在各義勇軍總部工作。唐聚五部起義時，桓仁附近幾個縣的縣長也都參加了自衛軍，但以後多數中途變節投敵。
遼西義勇軍駐地
遼西義勇軍駐地三 收編的胡匪
東北歷來素以胡匪著聞，吉、黑兩省的宮長海〔宮傻子〕、姚秉乾〔雙山〕、李忠義〔海青〕、張希武〔天照應〕、馬鳴春〔一隻雞〕、劉萬奎〔劉快腿〕，遼寧省的項青山〔項忠義〕、張海天〔老北風〕、小白龍等，多數是積年慣匪。九一八事變以前，有的正在拉竿〔組織匪幫〕，有的被關在獄中〔如李海青〕，也有的已經地方當局招降〔如宮長海、姚秉乾〕。事變以後，各地統治機構垮台，社會秩序混亂，乘機而起、臨時報山頭者更風起雲湧，紛紛受各部隊收編，參加抗日。
四 農民的秘密會社
原在關內豫東、魯西、冀南一帶的大刀會、紅槍會等秘密會社，隨著這些地區的農民出關謀生，也發展到東北各地。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各地農民在日寇蹂躪之下，無法從事耕種，一經號召，這些秘密組織便迅速發展起來，加入各部義勇軍。吉林省敦化、延吉、東寧、海林、珠河，遼寧省東邊一帶的通化、桓仁、新賓等地，這一部分民間武力最為活躍。邢占清、孫秀岩兩部義勇軍中，以這一部分人數為最多。
五 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
事變之後，除了東北各地的青年學生參加抗日武裝之外，北平等地的大專學校也有不少青年學生出關投軍，其中以東北大學、東北中學和救國會所辦的許多訓練班（如學生軍）的東北籍學生最多。
此外，何香凝先生髮起的華僑青年救護隊，直接參加了錦西前線的工作。又如國民黨中央軍校有學生四十多人憤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動離校，到熱河參加抗戰。事變以後，代表救國會出關工作的人員，如車向忱去黑龍江，徐靖遠去吉林，黃宇宙去遼東，苗可秀去三角地帶，宋黎、張希堯〔宋、張等系中共黨員〕、張雅軒等去了瀋陽和遼西各地。此外，在遼東慘遭日寇集體屠殺的救國會分會人員也多數是知識分子。
指揮系統
東北義勇軍在領導關係上各有系統，互不相下。大體上有三個系統，即東北軍系統，救國會系統和後援會系統：
⒈ 東北軍系統：
馬占山、李杜、馮占海、蘇炳文等義勇軍將領，原來都是東北軍正規軍隊的軍官。在事變以前，他們從“正統”觀念出發，認為既受國民黨政府和東北地方當局的委任和領導，就必須事事聽命於蔣介石和張學良；蔣介石張學良命令他們，不準抵抗日軍，他們便遵命退讓。在事變以後，他們激於愛國熱情並在廣大民眾和愛國官兵抗日浪潮的衝擊下，起而抗日，但是他們受到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的影響，對於抗日仍然是動搖的、沒有信心的。因此，蔣介石說要運用外交，依靠國聯，他們就相信這種欺騙宣傳，鬆懈抗日的鬥志，等候國聯制裁日寇。蔣介石要反蘇反共，他們有的便拒絕接受共產黨的幫助，有的拒絕共產黨人參加工作，甚至有的有時遇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就打。當蘇炳文在蘇聯的援助下，最後率部退入蘇聯、駐在沃木斯克的時候，蘇聯希望他的官兵就地參加勞動，蘇推說“容後再議”，加以拒絕〔見蘇炳文的秘書長賀聖達給國內的“支電”，載一九三三年一月某日的《大公報》〕，因為他唯恐這樣作法將會得罪於蔣介石。最後這些將領還是多數投靠了蔣介石。
⒉ 救國會系統：
救國會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平成立後，即著手將遼寧義勇軍劃分為五個軍區：遼西為第一軍區，遼南、遼東、遼北、熱邊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軍區；並委任了五十二路司令和二十七個支隊長，還派出了七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員到各部隊去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
救國會到一九三四年四月為止援助義勇軍的款項共用了卅八萬七千餘元。
遼寧境內各部義勇軍，經過救國會的組織和領導，在名義上和編制上雖然統一起來了，但是由於救國會的成員很複雜，既有共產黨地下黨員、進步青年和無黨無派的愛國人士，也有國民黨CC派、國家主義青年黨、國民黨改組派等反動黨派分子，因而在對義勇軍的領導工作上就一直存在著進步力量和反動勢力的鬥爭。國民黨CC派由於自己單獨號召不起來，他們就掮著救國會的招牌向義勇軍勾結拉攏，暗地裡搞小組織。金子明、石盤〔解放後已被鎮壓〕是公開的CC派，他們又暗中拉攏王全一、王顯庭等自成一系。
青年黨〔全稱是國家主義青年黨，又被稱為國家主義派〕是一個法西斯政治組織，在當時很活躍。他們在後方打入了東北大學和東北中學，吸收青年學生，拉攏重要職員；在前方滲入各部隊，並且自己組織武裝。他們的政治負責人霍郁文和軍事負責人王慎廬常到前方去發展組織，很多政工人員如高鵬、紀廷榭等被拉入了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骨幹分子苗可秀、趙侗等在三角地帶自己組織鐵血軍，並發表反蘇反共言論。
⒊ 後援會系統：
朱慶瀾於事變後經上海各有關團體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以歷年辦賑有關的救濟團體和個人為基礎，於一九三二年五月組織了遼吉黑民眾後援會；後來與救國會合作，於同年九月改組了救國會的各軍區。不久以後，後援會受國民黨壓迫，宣告結束，因而它在後期義勇軍的領導上所起的作用並不大，但它對義勇軍的援助曾起了積極的作用。
除了上述三個系統之外，國民黨改組派朱霽青在一九三二年曾親自到過錦西、義縣一帶，召集他的家鄉中的一批人組成“遼吉黑民眾救國軍”，並向救國會系統內的義勇軍進行拉攏。他本想獨樹一幟，但為時不久，便告結束，影響也很校這裡，還須說明一下東北義勇軍和張學良的關係。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時，奉行蔣介石的命令也為了保存實力，執行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他在東北淪陷以後，受到輿論嚴厲的譴責，不能不感到內疚，何況日寇是他的殺父之仇，因此他對抗日的東北義勇軍不僅表示同情，而且極力予以支持。但是他又不敢採取公開的行動來支持義勇軍，因為他既怕被日寇作為尋釁的藉口，又怕惹起蔣介石的不滿。因此，他對義勇軍的支持，都是秘密地在各種名義的掩蓋下暗中進行的。例如：他利用救國會名義的掩護，曾撥出很多槍械、彈藥、被服和現款，交由救國會轉發給義勇軍。他曾用發行愛國獎券等方式給救國會以種種協助。他曾不斷地用白綢條寫成秘密手諭，命令關外舊部與救國會合作。義勇軍將領到北平，他都隨時接見，慰勉有加。張學良就是用這樣一些辦法來暗中支持義勇軍的。
組織系統
三、東北義勇軍的活動，除已有其他同志專篇紀述外，茲再概述如下：
遼西義勇軍之紅槍隊
遼西義勇軍之紅槍隊一 黑龍江、吉林各部
⒉ 馮占海部：吉林淪陷後，馮率部北上，並在途中吸收了宮長海、姚秉乾等部義勇軍，日寇派於琛澄部尾追。馮部先後在榆樹、拉林等地作戰後，於一九三二年初撤至蜚克圖一帶休整，會合盯李等部，參加了哈爾濱的保衛戰。哈爾濱失陷後，馮擬率部反攻吉林，在團山子和偽軍遭遇，激戰後轉向方正縣退卻。當時由哈爾濱撤退的邢占清旅山林警備隊和其他殘部均結集於方正附近，敵人遂分路圍攻，企圖一網打盡，與馮、邢各部在桶子溝、會發恆、夾信子、寶興隆各地發生激戰。各部奮勇抵抗，犧牲慘重。邢部退往依蘭，追隨盯李；馮到大勒勒密一帶整理，從此和自衛軍失去聯絡。
⒊ 丁超、李杜部：吉林淪陷後，丁超、李杜兩人雖未附逆，也未討逆；敵偽派漢奸孫其昌等多次向他們誘降，他們也不斷派人到吉林省城探聽情況。當時哈爾濱在敵軍主力未到之前，成為三不管現象〔張景惠無實力，李振聲僅有虛名，丁超人懦弱無能〕，又是富庶之區，因而成為漢奸、野心家爭奪目標。李杜和馮占海在蜚克圖會商後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乘機進占哈市。丁超經王之佑撮合，同李杜合作，趙毅在雙城護路，距哈很近，也與李、盯馮聯合一起，共同成立“吉林自衛軍”，推李杜為總司令，馮占海為副總司令兼右路總指揮，丁超為護路總司令，王之佑為前敵總指揮，趙毅為左路總指揮，李杜〔兼〕、邢占清為中路總指揮。計畫防守哈爾濱市，驅逐漢奸謝介石，並約請馬占山合作，派兵增援。
敵人以多門師團為主力大舉攻哈，經二月四、五兩日戰鬥，各部不支，相繼撤退，盯李退到依蘭。這時松花江下游和吉敦路左右，義勇軍、大刀會、紅槍會風起雲湧，都和自衛軍發生聯繫，其中以王德林部最為活躍，在綏芬的東北軍第二十七旅張治邦團也回響起義。敵人以廣瀨師團進迫依蘭，五月十七日盯李由依蘭撤向勃力，以後轉戰於哈綏線東段。敵人松木師團於五月下旬到海林，在牡丹江地區寧安、一面坡、烏吉密一帶布置，切斷盯李和王德林各部聯繫。丁超中途變節，在寶清投敵，自衛軍士氣大為渙散。一九三二年冬，敵人於結束對蘇炳文部攻擊後，又抽回騎炮空各有力部隊，加入對李、王各部的戰鬥。一九三三年一月敵人一路沿穆稜河向虎林、密山追擊，一路由綏芬河進軍，占領八面通、東寧各地，在小綏芬河將劉萬奎部包圍，劉部繳械投降。至此，吉林自衛軍大部分被消滅，李杜率三千多人退入蘇境。
蘇炳文的實力僅有自己親自帶領的步兵第一旅、張殿九步兵第二旅的一個團，並聯合朴炳珊旅和張競渡、李振華〔徐寶珍團舊部〕，約計一萬二三千人。日、偽進攻之前，先派馮廣有接收張旅，蘇、張不同意，又擬調張旅離開蘇炳文範圍去安達，形勢越逼越緊。在民眾和部下的督促之下，蘇炳文於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發出通電，成立“東北民眾救國軍”，宣言抗日。敵人用對付馬占山方式來對付蘇：先由敵軍參謀長小磯要求會晤進行利誘，經蘇拒絕；繼之，松木師團長發出布告，威脅蘇炳文說，如不投降，將以空軍轟炸札蘭屯、博克圖、海拉爾、滿洲里各車站。
敵軍進攻開始後，朴炳珊先在泰安鎮地區和敵人發生戰鬥。敵以一部壓迫富拉爾基的張旅，另以騎炮步兵由鐵路兩側直撲札蘭屯〔蘇軍前方指揮部〕，切斷哈滿線蘇軍的聯絡，並以飛機沿線轟炸。蘇炳文率眷屬、士兵四千餘人於十二月四日退出國境。其在前方的部隊由張玉王廷、邰斌山等率領，穿越興安嶺經蒙古草地進入熱河。
二 遼寧各部：
⒈ 遼西〔救國會第一軍區範圍內〕：九一八事變後，遼寧警務處長兼瀋陽市警察局長黃顯聲和警察局督察長熊飛由瀋陽帶出一部分警察隊，沿鐵路向錦州且戰且退。黃在沿途以警務處長名義發布命令，組織各縣民團、警察隊，收編胡匪，組織義勇軍，並撲滅張學成部偽軍。黃在撤退到錦州的途中，即和救國會聯合動作。以後鄭桂林、王炤泮、趙大中、於百恩、耿繼周、趙殿良各部在綏中、北鎮、黑山、新民、瀋陽沿北寧路左右各樹一幟，紛起抗敵。日寇進攻錦州和榆關時，他們都配合正規軍，或多或少起了牽制敵軍的作用。國聯調查團出關時，他們和各軍區一道接受救國會命令，發動總攻，破壞鐵路交通，對敵軍進行擾亂。他們所在地區因為距北平較近，得各方接濟和政工人員協助也較方便。他們之中以鄭桂林部成績較好，支持較久，但到一九三三年五月熱河戰事結束以後，各部都次第潰散。
遼西義勇軍一名士兵在監視敵軍調動
遼西義勇軍一名士兵在監視敵軍調動⒉ 遼南〔救國會第二軍區範圍內〕：這一地區義勇軍的實際力量最大不超過一萬人。事變不久，漢奸凌印清偕敵特倉岡和日偽軍隊數十人，到盤山縣沙嶺鎮去招降遼南胡匪項青山、張海天，全部被項等誘殺。接著李純華、鄧鐵梅、苗可秀、劉景文等在遼陽、海城、營口、盤山、蓋平、復縣、遼中各地，紛紛組成抗日部隊，與救國會聯繫。這一部分義勇軍在南滿一帶，多次拆毀鐵道，破壞交通，曾顛復敵寇兵車，攻占首山車站，燒毀海城大矢組敵軍軍草，在關門山擊斃敵軍支隊長成澤直亮。鄧鐵梅、苗可秀在黃花甸子、尖山窯、龍王廟三角地段活動最久〔苗支持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予敵偽擾害也最大。以後鄧被敵人捕去殺害，苗亦被俘壯烈犧牲。
救國會曾撥付第二軍區大批炸藥、迫擊炮、輕重機槍、電台等，由海上以木船運抵安東邊境登入，遼南各部隊力量得以充實壯大，引起了日寇注意。日寇在解決馬、蘇各部以後，於一九三二年年底抽調多門、坂本、西義一等師團主力合以守備隊、偽靖安游擊隊深入遼南各地，瘋狂進攻。各部隊立足不住，步兵化整為零，潛伏各地，騎兵則由李純華率領，尋隙穿越遼西到達熱河後〔鄧、苗原地應戰，未來熱〕，適值熱河抗戰發生，他們參加了建平、赤峰各地戰鬥，王子豐副司令負傷，部分潰散。他們又被何應欽派黎明前往分化，脫離了救國會。李純華和孫殿英合流西退，到寧夏為國民黨收編，所余不足千人。
⒊ 遼東：一九三二年初救國會派工作同志黃宇宙去東北，歷經瀋陽、開原、鐵嶺、清源、撫順、新賓、海龍、撫松、長白、輯安，臨江、寬甸、桓仁各縣，前後凡三次，以於芷山所部三個團為目標，進行策反，兼發動各縣愛國志士，歷盡艱險，幾喪生命。當時唐聚五表示同情，但無決心。東邊各縣知識分子王育文、鄒心達、包景華、英若愚、劉克儉等適亦在各縣鼓動抗日，聯絡新賓警察大隊長郭景珊、桓仁警察大隊長兼五縣剿匪司令張宗周、通化警察隊孫秀岩等共同向唐會商起義。正值黃宇宙第三次到桓仁，帶去救國會第三軍區委任狀，並傳達國內外對抗日的一切情況，於是決定先成立救國會遼寧分會，推唐聚五、黃宇宙、王育文、張宗周、郭景珊為常委，在委員會下設政治、軍事兩委員會，在軍委會內成立遼寧民眾自衛軍總司令部，推唐為總司令，張宗周、孫秀岩，郭景珊、王鳳閣、李春潤、唐玉振為各路總指揮，王育文為政治部委員長。四月廿一日在桓仁師範學校開抗日誓師大會，軍民參加者萬餘人，朝鮮愛國人士很多參加，當即分頭向各縣宣傳聯絡，聲勢所及，人心振奮，各縣紛紛回響，大刀會、紅槍會等均起而合作。其時敵偽主力正忙於應付吉、黑各部義勇軍，命於芷山、邵本良、王殿忠、姜全我等偽靖安游擊隊分頭向我軍進攻。孫秀岩首向通化圍擊日警，逼走日領事。廖逆弼臣〔於部團長〕偽降，乘機逃走。接著李春潤在新賓〔李三次攻守新賓，裹創血戰，異常英勇〕，王鳳閣在輝南、柳河，唐玉振、張宗周在寬甸，郭景珊在輯安、臨江等地，分別和敵偽對抗，前後達八個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復失。唐部開辦小兵工廠，發行軍用票，但困難重重，救國會八月十日派康悅臣、石培基、秦喜霖攜款萬元前往慰勞，並協助工作。
日寇於十月初由吉、黑抽回兵力，向東邊總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賓，南路由鳳城攻寬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龍向輝南柳河，同時由朝鮮江岸攻向輯安、臨江，配以大量飛機轟炸。我各路部隊，節節潰退。十五日總部退撫松，廿六日唐聚五化裝去平，其他將領除王鳳閣外均先後進關，部隊傷亡潰散，所余無幾。一九三三年，李春潤偕弟李子榮再返遼東，戰死新賓。
當時東北各地，除了抗日武裝力量之外，還有一批為地方豪紳所掌握的所謂民團、大團等反動武裝，如遼陽劉仁堡民團、遼中北大會、鐵嶺大團等等。他們打著保境安民的幌子，實際上與敵偽沆瀣一氣，為虎作倀；見日軍就開門歡迎，見抗日軍就閉門不納，甚至加以襲擊。他們都是東北人民的死敵。
東北義勇軍在抗戰期間，曾經受到全國人民的熱情支持和援助。全國報紙刊物以大量的篇幅報導了義勇軍的抗戰事跡，國內外各階層人民源源不斷地捐助大批的物資和款項。東北當地人民更為支持義勇軍抗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江橋抗戰時期，民眾自動幫助馬占山部隊挖掘戰壕，鐵路工人晝夜不息，輸送軍隊；昂昂溪車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資，堆積如山。哈爾濱保衛戰發生後，哈市市民協助守軍趕築巷戰工事，捐助軍用物資。蘇炳文在海滿宣布抗日，札賚諾爾礦工立即自動捐獻工資，以助軍餉；滿洲里召開市民大會，附近各縣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爾舉行會議，表示支持。各地農民和青年學生參加各部義勇軍，直接拿起武器抗擊敵寇的，更難以勝數。這些事實，都充分表示東北和全國各地人民對義勇軍的抗戰所給予的巨大支持。
不足
東北義勇軍也有許多嚴重的弱點。其中主要的是：它的領導人物大多數都是一些舊軍官，他們在政治上是落後的；他們之間派別繁多，非但不能團結一致，而且意見分歧，甚至往往互相火併；他們所率領的部隊成分複雜，有的紀律很壞，往往抗敵不足，擾民有餘。這樣，他們就不僅沒有能夠擔負起領導民眾進行抗日鬥爭的任務，而且嚴重地危害民眾的利益，從而影響了廣大民眾支持義勇軍的積極性。
由於東北義勇軍存在著這些弱點，他們雖然在東北淪陷初期曾經風起雲湧，盛極一時，並且予日寇以相當的打擊；但是在敵軍全面進攻、各個擊破的壓力之下，為時年余，便陷於土崩瓦解，煙消雲散。有些領導人物如丁超、程志遠、王之佑等甚至出賣民族利益，變節降敵。
東北義勇軍從興起到失敗，它的面積甚廣，系統又多，變化起落也很複雜。我當時雖然參加過一部分義勇軍的組織工作，對於全部情況也並不完全清楚，況且已事隔三十年，現在要把它的整個過程作一個全面的追述，是相當困難的。下面所寫的內容，錯誤和遺漏在所難免，希望熟悉當時情況的同志加以指正。
敗退原因
東北義勇軍興起之時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最高時〔一九三二年夏〕達三十萬人上下，乃一經敵人進攻，便節節潰敗。到一九三三年初，義勇軍主要部分基本上都被敵軍消滅，殘滅部分如李春潤、鄧鐵梅、苗可秀等到三四年七月以後，也完全被消滅。
日寇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對於東北武裝抗日力量，除了使用武力之外，還沒有施行那些以後用來對付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的保甲連坐、經濟封鎖、“三光”政策等殘酷手段，而且當時在東北各戰場活動的敵軍有多門第二師團、坂本第六師團、西義一第八師團、廣瀨第十師團、松木第十四師團以及鐵道守備隊等，固然義勇軍裝備和訓練遠不如敵，但人數上則是敵人兩倍以上，主客形勢又對義勇軍有利，但歷時年余，義勇軍卻逐漸勢弱。其主要原因約不外下列三點：首先，東北義勇軍是以舊軍隊為基礎所組成的自發武裝抗日力量，領導各部義勇軍的都是一些舊軍官，他們雖然在東北人民抗日浪潮的促使之下，為形勢所迫，起而抗戰，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大多數是落後的，他們對於抗日救國並沒有信心。他們雖然一面抗戰，但是一面仍然希望保存實力，靜候國聯制裁日寇。馬占山通電曾說：“明知勢孤力薄，難支大廈”；蘇炳文通電也說：“倘再堅持，勢將同歸於盡。這些話都表明他們的抗日思想是動搖的。各部之間，彼此觀望，互不支援，也都是由於“徒損實力，無濟於事”的保存實力的想法在作祟。他們的思想既然沒有武裝起來，他們的軍事行動就不可能有政治靈魂，從而他們一遇到困難挫折，自然就不能堅持下去，甚至有人變節投降，作了漢奸。
義勇軍的將領們因為在政治上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他們在軍事上也是非常保守的。他們在當時環境之下，仍然墨守成規，襲用正規軍的陣地戰的戰略戰術，不知採取游擊戰爭。因此，他們作戰時，一經敵軍迂迴抄襲，頓即陷於包圍，全線潰敗。江橋戰役和海滿抗戰的失敗，即其顯例。至於收編的胡匪，則在對敵作戰時往往一仍其剽掠的慣技，更無戰略戰術之可言了。
其次，脫離民眾也是東北義勇軍遭致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於它是以舊軍隊為基礎和大量收編胡匪所組成的，雖然也有不少農民和各階層抗日民眾參加，但是它在本質上並不是人民的武裝。一方面它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危害人民利益的行為。因此，它也就不能聯繫民眾、依靠民眾，甚至還脫離民眾。
東北義勇軍各部往往濫發空白委任狀，濫收胡匪；有的委任貪官污吏，縱使搜刮人民，藉機發財；還有部分軍隊紀律很壞，尤為東北人民所不滿。舊奉軍原來的紀律本已不夠好，時有擾民情況，但是多少還能保持舊軍隊的紀律；至於收編的胡匪，更是紀律蕩然了。例如李海青部進入大賚縣城時，將商店搶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把農民的馬匹全部牽走，見著行人就強換鞋帽，拿不走的東西丟棄滿街，甚至還有強拉青年婦女成婚之事。後援會委任的義勇軍司令武中原不去東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門外旅館大賣委任狀斂財。甚至還有義勇軍到北平後，竟有在北新橋、東城一帶進行搶劫的。因此，許多地方的民眾，往往一聽到義勇軍要來，便堅壁清野，逃避一空。象這樣嚴重脫離民眾、危害民眾利益的隊伍，怎么能不失敗呢？
最後，各部義勇軍互相之間，不能團結一致，合力禦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衝突，也是它的一個致命的失敗因素。江橋之戰，盯李、馮各部按兵不動；及至盯李、馮在哈爾濱和敵偽發生戰鬥，馬也坐視不救。最後到蘇炳文抗日的時候，已成了孤軍奮鬥的局面了。而吉林的義勇軍劉萬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長馬憲章擊斃，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憲榮不和，唐聚五和東邊的將領鬧意見，到北平後還公開地互相攻訐。遼南、遼西各部亦有自相火併、大魚吃小魚的互相殘殺行動。
除了上述原因外，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敗的主要因素。當時國民黨政府如能出兵東北，堅決抗戰，這三十萬抗日部隊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結果當不至如此。
大轉移
1931年918事變時，張學良下令不得抵抗，他認為日軍僅僅是挑釁而不是大規模發動戰爭。部分東北軍隊紛紛敗退，但一些愛國將領、地方士紳及鬍子部隊，紛紛行動起來打擊日軍。但因種種原因，東北抗日義勇軍遭遇不利局面，一些義勇軍不得不進入關內休整，但是最北面的抗日義勇軍卻前退兩難，後退是蘇聯，前面是洶洶日偽軍。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關注這支部隊的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進行了艱辛的談判，最後，雙方議定：東北抗日義勇軍經過蘇聯西伯利亞區域，轉折進入中國新疆，途中，蘇聯政府提供便利保障，國民政府支付三百七十萬美元，作為此次轉移的費用支付給蘇聯。這部義勇軍出發時四萬多人，其中家屬嬰幼兒一萬多人，到達新疆後，軍隊殘餘1萬多人，家屬僅有5千人，家屬和部隊全數不足二萬人，其中在距離新疆200公里處犧牲尤多。期間，由於食物不足，曾發生“易食”現象，國民政府提出增加美元請蘇聯政府提供更多食物，但蘇聯政府自己部隊的供應尚且不足，此事已經不是美元的問題了。在距離新疆國門不足200公里的最後一段路程中，因心理放鬆，許多義勇軍憋著一口氣鬆懈，眼看歸國有望，犧牲萬人之多。此乃我中華民族歷史悲壯慘烈之一幕也。
入境後，新疆地方政府和人民熱烈歡迎義勇軍將士，將士被熱烈歡迎的新疆民眾緊緊圍住，行軍速度大大減慢，日行二三里，一些新疆各族人民民眾更是為此不計成本而傾家蕩產，或負債累累而不計。如一家史姓家族，把自己的財物換成食物，供給大軍食用。而錫伯族根據清政府指示由大東北遷徙新疆守邊，乾隆皇帝原本答應他們70年後到瀋陽生活，但清王朝滅亡了30年，這些錫伯族也沒有遷徙瀋陽，有朝一日見到來自家鄉的親人，無不熱淚盈眶，錫伯族民眾緊緊抱著衣衫襤褸的義勇軍將士官兵，淚流滿面不肯撒手。
義勇軍到達新疆後，高級將領希望借道回到抗日前線，新疆地方政府希望留在本地，而經歷重重磨難的部分軍官和士兵擔心國民政府歧視等，於是就留在新疆，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編為9個騎兵團和炮兵大隊、戰車大隊、工兵隊、通信隊、教導團，分別駐守南、北、東疆廣大地區；另外以東北抗日義勇軍為骨幹，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個邊卡大隊。此後，以東北抗日義勇軍進疆和整編為標誌，新疆開始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強大威懾力的現代化軍隊，新疆的邊防事業也進入了一個“守邊固防”的新時期。如中印交界處的賽圖拉哨所，原本安排邊防軍一百餘人，經義勇軍補充後，安排200餘人參與邊防，防止英軍滲透進入中國境內，保證中國西部領土在《中俄伊犁條約》後不再丟失領土，也及時預防了克什米爾問題牽涉到中國境內。
轟轟烈烈、自發起來的東北義勇軍的抗日鬥爭雖然很快地失敗了，但當時參加義勇軍的廣大將士的愛國熱情是值得我們尊敬的；而在抗日戰鬥中犧牲了的烈士們更是永遠受到中國人民歌頌的。同時，他們的失敗也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聯軍堅持東北十四年的抗日鬥爭及以後八年的全民抗日戰爭提供了經驗。因此，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義勇軍的抗日事跡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分別加以整理，既要肯定他們的成績，也要指出他們的缺點，作為信史存入我們偉大祖國的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