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哈耶克離開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往美國的芝加哥大學擔任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的教授（由於他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觀點，他被當時經濟學系裡的某個人所阻撓而無法加入）。他在芝加哥也認識了其他突出的經濟學家，如米爾頓·佛利民。不過，從那時開始，哈耶克的興趣逐漸轉向政治哲學和心理學——雖然他也持續撰寫經濟學有關的著作，而且即使到這時，他的主要經濟學理論也尚未完全發表。
哈耶克在1962年前往德國擔任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的教授，直到他在1968年退休為止。
在1974年他取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成為了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開始獲得重視的主因之一。1984年，在英國首相瑪格利特·柴契爾的推薦下，他獲得伊莉莎白二世授與名譽勛位（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以表揚他對於經濟學研究的貢獻。之後哈耶克又擔任了薩爾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alzburg）的客座教授。哈耶克在1992年於德國的弗萊堡去世，享年93歲。
根基於早期米塞斯和其他人的著作，哈耶克主張道：在中央計畫經濟里，某個特定的個人或團體必須決定資源的分配，但這些計畫者永遠都不會獲取足夠的資訊以正確的分配資源，這種問題又被稱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哈耶克認為有效的資源交換和使用只有可能經由自由市場上的價格機制加以維持。而在1945年的《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書中哈耶克主張價格機制可以用以交流和協調個人的知識，使社會的成員能夠達成多樣化，藉由自發性的自我組織原則來解決複雜的難題。他創造了交易經濟學一詞來稱呼“自我組織的自願合作制度”。
哈耶克對於資本、貨幣和商業周期的著作被廣泛視為是他對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更早時的《貨幣與信用理論》（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一書里已解釋了貨幣和銀行業務的理論，將邊際效益的貨幣價值原則套用至新的產業波動理論上。哈耶克以這本書為基礎進一步地解釋商業周期，這個理論在後來被稱為“奧地利學派商業周期理論”。在他的《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和《資本的純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中，他解釋商業周期的起源是政府中央銀行在信用擴張的過程中刻意壓低利率導致資本被錯誤分配而造成的。
“奧地利學派商業周期理論”被許多理性預期理論的支持者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批評。哈耶克在1939年的《利潤、利息和投資》（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一書中將他的理論與其他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家如米塞斯和羅斯巴德等人作出區隔，首先他避免以貨幣理論作為商業周期的全盤解釋，並提出一個根基於利潤而非利息上的特殊解釋方式。哈耶克明確指出大多數正確的商業周期解釋方式都是注重於現實上，而非數據上的波動。他也注意到這種特殊的商業周期解釋方式無法和其他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完全吻合。
社會政治哲學
雖然哈耶克最知名的是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但在哈耶克的職業生涯後期他也對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作出許多貢獻，大多是從他認為人類知識有限的理論上衍生而來，以及在他理論中自發性秩序社會制度所扮演的角色。他主張一個以市場秩序為軸心組織的社會（之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僅只限於保護必要的市場和個人運作安全），這便是從他對於人類知識有限的道德哲學理論所衍生的。在他的科學哲學理論中，哈耶克大力地批評所謂的科學萬能主義——錯誤地將科學研究方式強加於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上，導致在實踐上產生相反的結果。通常這牽涉到在哲學上強行要求明確驗證，錯誤地認為所有科學解釋都可以簡單地用二維的線形圖表進行。哈耶克指出大多數科學都牽涉到複雜的多線形和多變數，而經濟學和非設計秩序的複雜性則有如達爾文的生物學理論一般，強加一般的科學研究方式只會造成錯誤的結果（《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1952）。在（《感覺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1952）一書中他則發展出一套“赫比學習法”（Hebbian learning）的學習和記憶方式，哈耶克在1920年便已經構思出這個概念，甚至還早在他學習經濟學之前。哈耶克延伸的“赫比突觸”（Hebbian synapse）則對全球的人腦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並且持續在神經科學、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界發揮影響力直到今日。
學術著作
(1)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29。
(2) 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
(3)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1939。
儘管對於這段關係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哈耶克一生中與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保持了長期的友誼關係，兩人也都是來自維也納。在一封寫給哈耶克的信中，波普爾寫道：“我想我從你身上學到的東西可能超過所有其他在世的思想家。”（Hacohen，2000）波普爾將他的《猜想與反駁》（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獻給哈耶克，而哈耶克也將他的論文集《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獻給波普爾，並在1982年說道：“……自從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在1934年出版以來，我徹底成為他的方法論理論的支持者。”（Weimer and Palermo，1982）波普爾也參加了培勒林山學會的開幕集會。儘管他們之間的友誼和互相賞識，但並沒有改變他們兩人在理論上的重大差異（Birner，2001）。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國（里根）和英國（柴契爾夫人）的保守派政府崛起後，哈耶克的理論獲得了更多注意力。在1979年至1990年間擔任英國保守派首相的柴契爾夫人便是哈耶克理論的著名支持者。在柴契爾夫人得知自己成為保守黨領袖後不久，她“從她的公事包里取出一本書。那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所著的《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她打斷了台上演講者的演講，高舉這本書讓大家看見。‘這本書’，她堅定地說道，‘就是我們所相信的。’並且重重地將書敲擊講桌上。”在贏得1979年的大選後，柴契爾夫人指派了哈耶克派的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擔任貿易及工業大臣，以矯正長期以來低迷不振的英國經濟政策。同樣的，許多隆納·雷根的經濟顧問也都是哈耶克的朋友。
不過，哈耶克寫下了一篇名為《為什麼我不是保守派》（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ve）的論文，在文中他批評保守主義無能面對人類不斷改變的現實，而且無法提出積極性的政策計畫。他的批評首先是針對歐洲風格的保守主義，也就是長期以來基於社會穩定和傳統價值理由而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哈耶克自認為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但他也注意到他在美國幾乎不可能以“自由派”一詞自稱，因為這一詞在美國早已因羅斯福的新政而被大眾與社會自由主義混淆。因此，在美國哈耶克通常被描述為“自由意志主義者”，不過他自己則傾向於自稱為“老輝格”（Old Wh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