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新疆庫車縣境內的庫木吐喇石窟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文化遺產,是古代龜茲人民汲取東西方多種藝術精華而開創的龜茲文化的代表作,以其獨特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聞名於世,是佛教石窟藝術中難得的珍品。1961年,庫木吐喇石窟就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又被列入絲綢之路跨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單。由於長時間的風吹雨浸及人為破壞,特別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東方紅水電站的建立,使河道水位上升,臨河石窟壁畫被水浸濕破壞,國家非常重視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的修復保護工作,1991年對這些壁畫採取了揭取式異地保護,由於各種原因,異地保存壁畫也不同程度出現了病害。但由於各種原因,多年來壁畫出現不同程度的病害。
2013年7月份開始,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新疆龜茲研究院及新疆龜茲學會 負責新疆庫木吐喇石窟揭取壁畫保護修復項目中實施以來,已修復26塊,全部139塊揭取壁畫修復完成後,將極大恢複壁畫的安全性和穩定性,並使之能長期保存。庫木吐喇石窟揭取壁畫保護修復項目將完成139幅共106㎡壁畫的修復,由龜茲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與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合作,將通過修復及更換所有壁畫的原始支撐體,使畫面相對完整的壁畫達到博物館展陳要求。自7月開工以來,項目順利開展,目前已經完成26幅壁畫的修復,根據病害程度,還有30餘塊待於修復,全部修復工程將於年內完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庫車庫木吐喇石窟壁畫
- 類別:重要文化遺產
- 屬於:龜茲文化的代表作
- 聞名於世:獨特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
設計工藝
流傳歷史
文物研究
一、他們對庫車縣庫木吐喇石窟的考察前後共進行了三次,分別是1903、1906和1913年。在這幾次考察中,不僅拍攝、測繪、挖掘、掠劫大量文物,同時還切割許多壁畫。
第一次是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的印度藝術史學家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率領胡特(Georg Huth)和巴圖斯(Theodor Bartus)組成,於1902年11月到達吐魯番,12月開始調查和挖掘。1903年4月從吐魯番返回途中,路經庫車時,與日本大谷探險隊的崛賢雄和渡邊哲信相遇。當得知庫木吐喇等石窟的訊息後,格倫威德爾就匆匆忙忙地趕到那裡,並切割了谷口區第23窟(格倫威德爾編號:第2溝中穹隆頂窟)穹隆頂上的兩身天神、婆羅門像(見圖版十二,1)和三塊邊飾圖案;大溝區第38窟(格倫威德爾編號33窟,或稱涅槃窟)中心柱後壁的大型涅槃圖等壁畫運回柏林。這次連同在吐魯番竊取的文物共有44箱,每箱重約375公斤。
這一“成績”鼓舞了德國東方學界,導致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主要成員有梵文專家皮舍爾(Richard Pischel)、柏林大學教授買耶爾(Eduard Meyer) 等,提議儘快派遣考察隊,成立“德國皇家吐魯番考察隊”,再次到新疆進行挖掘。由於格倫威德爾的健康欠佳,第2次考察(這是考察隊建立後的首次,因而也被稱為第1次)於1904年開始,由勒柯克(V·Lecoq)任隊長,巴圖斯參加,主要在吐魯番地區活動,沒有到庫木吐喇石窟。這次共帶走文物103箱,每箱重100~160公斤。
1905年12月,當格倫威德爾到達喀什後,與勒柯克匯合,一起開始了第三次考察活動。這次他們的考察隊增加成了4人,因為格倫威德爾又帶了一名助手——波爾特(H·Pohrt)。他們於1906年初考察了圖木舒克遺址後,第二次來到庫車縣,首先考察了克孜爾石窟,又返回庫木吐喇,決定先在庫木吐喇考察、挖掘、攝影、摹繪、切割壁畫,掠劫文物,取得經驗後,再在克孜爾大動手腳。勒柯克在《新疆地下的文化寶藏》中記載,庫木吐喇石窟開鑿在湍急的河水左岸,“岸邊零星還分布著好幾個寺廟遺址,之間被崎嶇險峻的山谷所分開”。他們先挖掘的都勒都爾—阿戶爾遺址,是“一處已經被沙土埋起來的寺廟遺址”,在一座佛堂的塔基上,看見殘存大立佛的下肢和半圓形的蓮花座,收集到兩身天王塑像。在一座塔基中發現了舍利盒和佛傳壁畫,當時的“壁畫保存得還相當完好,從裡面我們搶救出了大量很有價值的雕塑、寫本和其他文物”所引勒柯克文,請見勒柯克著,陳海濤譯《新疆地下的文化寶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恕不再一一注釋。。
這次德國人在庫木吐喇呆的時間最長,從1月27日,一直緊張地工作到2月25日,近一個月的時間。格倫威德爾對這裡的洞窟進行了編號,從渭乾河下游向上編起:分別稱為第1、第2溝和題名溝,而開鑿於渭乾河左岸的洞窟稱為主區窟(今稱大溝區或窟群區)。第1溝最少編了15個洞窟,第2溝的洞窟總數不清楚,但他提到大、中、小三座穹隆頂窟。在主窟區內的下遊河崖上有37個洞窟,上游崖上有53個洞窟,上游最上端有5個洞窟,即五聯洞,編號為49~53窟(今68~72窟);同時,格倫威德爾也像在克孜爾一樣命名了其中的一些洞窟A· Grünweded, urfan(《中國突厥故地的古代佛寺1906~1907年在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綠洲的考古工作》),Berlin,1912.承蒙敦煌研究院趙崇民先生翻譯為漢文,特此致謝。。日本人中野照男說,“德國隊至少對百餘個石窟編了號”中野照男《二十世紀德國考察隊對庫木吐喇石窟考察及爾後的研究》,載《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頁。。格倫威德爾命名的洞窟有14座,均作了較詳盡的文字記錄,測繪的洞窟平面圖和勾勒的壁畫線描圖76張。勒柯克測繪了五聯洞(第68~72窟)的平面圖。事後,他仍懷著喜悅的心情記述道, “我們抱著極大熱情在這裡工作,每一天都能有新的收穫”,並稱讚,這些石窟寺設計精巧,結構合理。他說,“這裡的文明程度,在一些習俗中可以完全體現出來,而這些習俗又可以從這些富有藝術價值的壁畫和書寫工整漂亮的文字中反映出來。可以看出,這種文明的程度比在同一時期歐洲德意志公國的文明程度要高。”表1現洞窟號和德國人所擬名對照 表引自晁華山《庫木吐喇石窟初探》,載《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頁。
現編號德人擬名與編號中譯名GK17I.Schlucht Hohle 15第1溝第15窟GK23II.Schlucht, Kleine Kuppelhohle第2溝小穹隆頂窟GK25IISchlucht ,Mittle Kuppelhohle第2溝中穹隆頂窟GK27II.Schlucht ,Grobe Kuppelhohle第2溝大穹隆頂窟16Hauptgruppe am FluB, Hohle 14Kinnari-Hohle主區第14窟,飛天窟22Hauptgruppe am FluB, Hohle 18主區第18窟23Hauptgruppe am FluB, Hohle 19主區第19窟24Hauptgruppe am FluB, Hohle 20主區第20窟28Hauptgruppe am FluB, Hohle 22主區第22窟29Hauptgruppe am FluB, Hohle 23主區第23窟38Hauptgruppe am FluB, Hohle 33Nirvana-Hohle主區第33窟,涅槃窟46Hohle in der nordlichen Schlucht L.von題記峽谷(3)北側小溝窟der Schlucht(3) mit der Inschrift58Hauptgruppe am FluB, Hohle 42Nagaraja-Hohle主區第42窟, 龍王窟45Apsarashohle阿布沙羅斯窟德國人重點考察的洞窟,格倫威德爾說得很清楚,“在我逗留這裡時,比較深入考察過的洞窟有:第1溝第15窟;第2溝內北側的一些洞窟與建築物。主窟區群的第14窟、18、19窟及其附近的洞窟,第33、42窟;第2溝的第23、22和27窟。大溝區內的今15~17窟、22、23及24、28、29窟,還有第38、58窟和第46窟。但從其《報告》看,應該還考察了第10、12和45窟等。
圖1第16窟蔓藤卷草石榴紋邊飾
圖2第16窟迦陵頻迦鳥
這次切割的壁畫主要是他們稱為第二種風格的洞窟,也有不少漢風洞窟的壁畫。如前所述,第22窟的天神和婆羅門像早在1903年第1次來庫木吐喇時已切割拿走。他們在谷口區切割了第17、22、23和27窟以及大溝區第23窟的壁畫,僅在大溝區第23窟一個洞窟內就切割14.25平方米(谷口區第17、23和大口區第23窟詳見下文)。漢風洞窟中主要割取了第16窟主室門壁上方的大型涅槃變(面積竟達3平方米,圖版十二,2),蔓藤卷草石榴紋邊飾及其中的迦陵頻迦鳥(見圖1、圖2)和第11窟的菩薩像可能也是這次劫走的(見圖版十二,3)。格倫威德爾在記述涅槃窟(今38窟)時說,其主室正壁描繪著降魔變,並說主室券頂繪有佛像,四周有脅侍天神,而且所有人物都面向正壁。人物之間的空白處,畫了許多蓮花祥雲等裝飾圖案。甬道券頂描繪著“美麗的花卉圖案,其中有蓮花和祥雲,……其上方又有一排坐佛,……我們已取了些樣品運回博物館。”其實所有這些壁畫都被切割掠走了。
他們離開庫木吐喇後,馬上到達克孜爾石窟,接著又去森木塞姆石窟、焉耆縣七個星佛寺、石窟等遺址。1907年4月返國時,帶走文物128箱,每箱重70~80公斤。格倫威德爾整理,並於1912年出版了正式的考古報告,Turfan(《中國新疆的古代佛寺——1906~1907年在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綠洲的考古工作》)。
第三次是1913年10月,勒柯克帶隊重返庫木吐喇,這次只有他和巴圖斯兩人,重點在於劫取壁畫。勒柯克在其所著《希臘晚期的中亞佛教藝術》第6卷的“卷首語”中說,“當第四次探險隊(1913年)到庫木吐喇時,我看到這裡還保留有一些屬於中國唐代的名貴繪畫,於是立即派人發掘,並把它們帶了回來。”勒柯克和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合著,Die buddhistische Spatantike inMittelasien Ⅰ~Ⅶ,即《中亞古代希臘晚期的佛教文物》,1~7卷。管平、巫新華譯為《新疆佛教藝術》,參看第6卷,第417頁,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他們割取最多的是大溝區第28、29和45窟,還有第10、12、24、38、43等窟的壁畫關於勒柯克帶領的第四次考察隊切割得壁畫。參見下表。。他們切割了第28窟窟頂畫面、兩尊坐佛像和正壁跪著的男性像。在第29窟從券頂中脊“入口處依次繪有兔、馬、象、人、地獄的生物、飛翔的佛(2尊)、說法的佛、暝思的四頭僧人(2尊)、五頭僧人(2尊)、六頭僧人、七頭僧人、雙頭僧人和佛(3尊)”和左右兩側壁的方格因緣故事畫達50幅之多參看管平、巫新華譯《新疆佛教藝術》,第7卷第696~670頁,《庫車地區石窟寺群現存印度—伊朗風格壁畫目錄》,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勒柯克在第45窟,稱為阿布沙羅斯窟中揭取壁畫的面積之大,十分驚人,有前壁、門上方的大型彌勒佛於龍華樹下說法圖(見圖版十三,1),面積達5平方米;縱券頂中脊左側整壁的因緣故事(或稱坐佛像),面積竟達715平方米;位於中心柱後壁的整個涅槃經變圖,面積195平方米(見圖版十三,2),還有行道中的立佛、立菩薩像和主室左側壁下方的欄桿圖案(見圖版十四,3)等。在第12窟揭取了主室正壁、佛龕周圍的降魔變。還拿走了第24窟券頂中脊的動物、立佛和比丘像;第43窟縱券頂的因緣故事圖、38窟的菩薩等等。
接著,他們又到焉耆、吐魯番等地切割壁畫。這次共帶走文物156箱(每箱約70~80公斤),包括大量庫木吐喇石窟的壁畫。
“德國吐魯番探險隊” 總計在新疆共竊取文物433箱,約3.5萬多公斤,可以說“能拿走得都拿走了”。 勒柯克於1928年發表了考察報告:Von Land und Lent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Deutschen Turfanexped ition(《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國第四次吐魯番考察隊探險報告》)。勒柯克和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合作,陸續編輯和出版了大型圖冊,Die buddhistische Spatantike in Mittelasien Ⅰ~Ⅶ《中亞古代希臘晚期的佛教文物》1~7卷。
表2德家皇家吐魯番考察隊竊取庫木吐喇石窟壁畫表
(僅見於公開發表者)序
號目錄號或
庫藏號名稱洞窟號位置面積(cm)資料來源1IB9054天人像GK22主室穹隆頂76×41中亞7,PL52MIKIII9053婆羅門像GK22主室穹隆頂695×4目錄,4083IB4447垂帳紋飾GK23主室穹隆頂39×46中亞4,PL15e4IB8835降魔變第10窟主室正壁435×283中亞6,PL235MIKIII8377菩薩立像第11窟主室前壁62×30目錄,5316IB8828普賢變第12窟左甬道側壁175×150中亞6,PL277IB8822蓮花和坐佛第12窟甬道頂220×131中亞6,PL258IB8824坐佛像第12窟主室券頂126×110中亞6,PL28a9IB8825坐佛像第12窟主室券頂126×110中亞6,PL28b10IB8826佛和菩薩像第12窟主室券頂87×57中亞6,PL28c11?比丘像第12窟主室券頂87×57中亞6,PL28d12IB8827持燈菩薩第12窟甬道外側壁149×102中亞6,PL2413IB4446朵花邊飾第12窟?75×22中亞4,PL1514MIKIII8913飛天第16窟主室正壁58×39目錄,53315MIKIII9104千佛像第16窟主室券頂?絲路,PL?16MIKIII8915華蓋第16窟主室正壁29×23絲路,PL9417MIKIII8843日觀想第16窟主室左側壁54×49目錄,53518IB4444迦陵頻迦第16窟主室側壁16.5×28中亞7,PL26b19IB8715石榴卷草圖案第16窟主室側壁12.5×52中亞7,PL26c20IB8912涅槃經變第16窟主室前壁212×145中亞7,PL3021IB8912舉哀圖第16窟主室前壁83×120中亞7,PL3122MIKIII8479日天 第23窟主室券頂50×41目錄,43923MIKIII8661帝釋勸請第23窟主室正壁270×140目錄,44024IB8405建築圖案第23窟主室側壁82×30中亞4,PL15b25MIKIII9024以燈供佛緣第43窟主室券頂47×42西域,PL9726MIKIII9021彌勒說法圖第45窟主室前壁355×145中亞7,PL26a27IB8488坐佛像第45窟主室券頂1.0×41.5中亞5,PL1828IB8829坐佛像第45窟主室券頂306×231中亞6,PL2629MIKIII9022欄桿邊飾第45窟主室右側壁78×49目錄,53030IB4448涅槃經變第45窟後室前壁100×195中亞3,PL1231IB8827持燈菩薩第45窟左甬道側壁149×102中亞,PL2432IB8844菩薩第45窟甬道側壁46×28中亞7,PL2833IB8845菩薩第45窟甬道側壁46×28中亞7,PL2834IB8489飛天第73窟主室側壁51×63中亞5,PL1935IB8915無量壽經變局部第73窟主室側壁36×40中亞6,PL2136MIKIII8914樂舞圖第73窟主室側壁60×46目錄,532資料來源:
① VLe cog und EWal dschmidt, Die Buddhistlsche Sptantike in Mitteiasien, Ⅲ--Ⅷ1922-1933.(表中簡稱“中亞”)
② HHrtel MYaldiz, Die SeidenstraBe, Malereund Plastiken aus buddhistischen Hohlentem peln1987.(簡稱“絲路”)
③ Staatliche Museen preuBischer Kulturbesitz ,Museum für lndische Kunst Berlin.1976(簡稱“目錄”)
④ Rèunion des Musees Nationaux, Sèrinde, Terre de Bouddha, Dix siècles d’art sur la Route de la soie(簡稱“西域”)
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切割、拿走的這些壁畫,入藏在德國民俗學博物館,就是現在柏林德國印度藝術博物館的前身,並進行了編號。該博物館把一批大型壁畫用水泥等建築材料固定在博物館展廳內,據說主要是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畫,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整理出版了這幾次的考察報告,又陸續出版了一些著作,如格倫威德爾的《古代庫車》(Alt-Kutscha.Berlin,1920)、瓦爾圖3谷口區第17窟平、剖面圖
德施密特的《犍陀羅·庫車·吐魯番》(Gandhara Kutscha Turfan,1925)等。後來,德國國立普魯士文化遺產博物館編輯出版《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吐魯番藏品目錄》;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館長雅爾蒂茨(M.Yaldiz)撰寫的《新疆美術史考古》(Archaologie und Kunstgeschichte Chinesisch-Zentralasiens(Xinjiang),New York,1987),還有馬·布薩格里(Mario Bussagli)撰寫的《中亞繪畫》(Central Asian painting,Smizerland,1963)等著作中收集了部分庫木吐喇的壁畫。我們只能從這些圖冊和著作了解德國人劫取庫木吐喇石窟壁畫之一斑。
二在格倫威德爾比較深入考察的洞窟中,選擇他記錄比較詳細,但現已被破壞的幾座洞窟,主要是谷口區第17、23窟和大溝區23窟略述於下,以供研究對照:
圖4谷口區第17窟
正壁小龕旁天人像圖5谷口區第17窟窟頂角隅護法神
谷口區第17窟是座中心柱窟。主室平面為方形,頂為穹隆式。正壁中央開一大龕,正壁左、右甬道上方各有一小龕。主室左、右兩側壁也各開一龕(見圖3)。供作佛事右旋的中心柱左、右、後三甬道呈弧形狀洞窟主室邊長450、高280米;穹隆直徑280、 高1米。甬道寬068、進深130 米。。龕內的塑像已經毀壞,但這裡的壁畫正如格倫威德爾所說的“內容值得重視”。正壁佛龕左側(該文所述方向以正壁佛龕為基準)繪著演奏箜篌的乾闥婆,右側是帝釋天夫婦,飛天圍繞在佛龕四周。右甬道上方小龕旁描繪一身禮佛者(見圖4)。窟頂四角隅繪“蓄有鬍鬚,尖耳朵”的護法神這部分的引文請參見格倫威德爾《中國新疆的古代佛寺》,第9~37頁。,雙手托著穹隆的邊緣,四週遊動著水生動物(見圖5)。兩側壁龕中的塑像已被毀,殘存重疊的山巒、小湖、樹木等圖案。其餘側壁和前壁均為“大型佛說法圖”。
“甬道的壁畫構成本窟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外側壁為施主一家人的供養像,內側壁繪天神。”右甬道內側壁“最前面的那尊女神保存得最為完好”(見圖6)。該壁的供養人像高1米。左甬道內側壁有4身身披鎧甲的男性供養人,面向入口,其中第1身已損壞無餘。第2身有頭光,光上帶有小圓星,後面兩身只殘存胸以下部分(見圖7)。外側壁有一排引薦僧,但僅殘存一身,後面跟著8身男性供養人(見圖8)。另一側甬道外側壁是一排女性供養人(見圖9)。格倫威德爾詳盡地描述了他們服飾的樣式、色彩,腰帶上的懸掛物和手中所持之供物等,並說“所有這些人物的上方,都有一條特別的條幅,上寫婆羅謎文字,但全遭受破壞。”德國人從該窟切割拿走供養人像和引薦僧畫面,編號為MIKIII9067、MIKIII9043參看中野照男《二十世紀德國考察隊對庫木吐喇石窟考察及爾後的研究》,載《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圖6谷口區第17窟甬道供養天人像
圖7谷口區第17窟左甬道供養人像
圖8谷口區第17窟左甬道供養人像
圖9谷口區第17窟右甬道供養人像
圖10谷口區第23窟圖11谷口區第23窟
穹隆頂菩薩像門道側壁菩薩坐像圖12大溝區第23窟主室券腹
的獅王本生圖
圖13大溝區第23窟後甬道
後壁八王爭分舍利圖
後甬道側壁魔王像
圖15大溝區第23窟左甬道供養人像
圖16大溝區第23窟右甬道供養人像
谷口區第23窟(德國人編號為第2溝小穹隆頂窟)也是平面呈方形的穹隆頂窟,有長長的門道該主室邊長290、穹隆直徑169、高120米,門道長301米。。穹隆頂中心為一朵大蓮花,從中伸出的放射線把穹窿分成十個梯形條幅,相間填繪立佛和立菩薩像,佛和菩薩的兩腳旁各有一身供養天人像(見圖10)。穹隆下沿裝飾一圈帶有十字或花形的垂帳紋。窟頂四角隅繪有坐佛像,有的還有禮佛者,四邊是圍繞佛像的飛天。該窟內所有的牆面都滿繪方格佛像和方格菩薩像(見圖11)。德國人主要切割掠走裝飾圖案,有窟頂、穹隆邊沿,還有菩薩等,編號為MIKIII9051、9183、4447。
在大溝區劫取壁畫最多的是第23窟(德國人編號為主區窟第19窟)。這是座典型的中心柱窟,格倫威德爾說,是“從前十分精美、而現在受到嚴重破壞的洞窟”。主室正壁表現佛陀在帝釋窟說法的場面,“佛龕四周繪著美妙至極的飛天”。主室前壁、門上方描繪有彌勒說法圖:彌勒左手持淨水瓶,坐檯上;四周六身天人圍繞。門兩側也繪有許多壁畫,其中一側的大型立佛及禮佛人物仍清晰可辨。右側壁有兩行六幅佛傳圖。縱券頂的中脊為天象圖,兩側五行菱格因緣故事圖,最下方三角形內填繪本生故事畫(見圖12)。中心柱後壁繪焚棺圖,對面後甬道後壁描繪著八王爭分舍利圖,左、右側各有一身身披鎧甲,手舉戰旗,持弓及長矛,騎著大象的武士相對而來(見圖13)。後甬道左、右壁分別描繪著魔王像(見圖14)。
格倫威德爾記述“兩側甬道:供養人家族的人物畫像,特別令人感興趣”。遺憾的是供養人上方的婆羅謎文字遭到刻畫。這些供養人像都位於甬道的外側壁:左甬道的第1身是一位頭後有光環的人物,後面緊跟著兩組各3身,共7身人物(見圖15),其中第4身為女性。另一側甬道描繪8身供養人像,前面2身引薦僧,後面也有6身,格倫威德爾認為,這是一家人,最前面繪一小女兒,接著是男性——父親、女性——母親和後面的三位兒子(見圖16)
德國人在這裡切割的壁畫較多:格倫威德爾在記錄前壁、門上方的彌勒說法圖時說,“這幅畫現在也到了博物館”,面積2.42平方米,編號為IB9152。格倫威德爾說,“我們把飛天中的一個形象剝取下來運回博物館了”,但根據其目錄看,切割了三身伎樂飛天和四身祈禱的天人像,面積235平方米,編號IB8661。券頂的日神,編號IB8479和11幅因緣故事畫及其位於佛像側、表現故事內容的人物像。後甬道後壁的八王分舍利圖,面積25平方米;後甬道左側壁的魔王像(面積1平方米),編號IB8641。精美的兩排供養人也被竊取:左側6身,面積25平方米,編號IB8632;右側的224平方米,編號IB8631。還有主室側壁上方的邊飾等,總共切割該窟壁畫1425平方米。
此外,格倫威德爾還較詳細地紀錄了第38窟,但經我們核對,發現有不少地方不夠準確。
三德國人在庫木吐喇石窟做了一些工作,後來又進行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格倫威德爾在《報告》中的紀錄、繪製的76張平面圖和壁畫線描圖就成為了解這些洞窟原貌的重要參考內容,也是國際學術界常常引用的材料。
圖17第38窟平面圖
圖18第10窟正壁降魔變局部
但是,德國人畢竟是外來者,在匆匆忙忙的行色中,出現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格倫威德爾大概是把時代相同、內容相近的第10、12、38和45窟混淆了起來。首先,他正確地繪製出第38窟(德編號33窟)的平面圖(見圖17),但卻誤將第10窟主室正壁、佛龕四周的魔軍襲佛圖(見圖18)錯記成第38窟以下所引格倫威德爾文,參見《中國新疆的古代佛寺》,第28~31頁。。第38窟主室正壁佛龕內至今仍保留著佛頭光和身光中的小坐佛,那么,其主尊應當是毗盧遮那佛像,而不是佛降魔像了。而第10窟主室右側壁上方仍有降魔變的一點殘餘。其次,格倫威德爾說,第38窟“塔柱後面的牆(窄牆)上,繪有大型涅槃圖,此圖早在1903年就已放在柏林博物館了。這幅美麗的壁畫(19米寬,1米高)……保存下來的有側臥的佛像,……在佛陀前面娑羅樹下有五名男女天神在向他合十致意。還有幾個人物大約是站在佛像的頭部旁邊,已經毀壞了”。但是,從德國人發表的圖版看,卻是第45窟中心柱後壁的涅槃變(見圖版十三,2),佛頭枕的花卉錦枕的一角現仍殘留在第45窟相應的位置。再次,將兩甬道內側壁的文殊、普賢像也錯記成第38窟。格倫威德爾記錄,“塔柱的左側內壁畫著文殊菩薩,……右側內壁畫著普賢,……。在文殊對面的長壁上有三個大型人物立像。”這些內容與現存第38窟不同,當是第12窟的內容。第四,格倫威德爾繼續記述後甬道後壁說,該壁“畫著下列五個人物:手持如意寶珠的菩薩(位於第4處)、正面佛像(位於第5處)、長著許多頭的六臂觀音(位於第6處),上部兩手分別舉著日、月,以及一尊手持蓮花的菩薩(位於第8處)。”其中的有些畫面現仍殘存在第12窟後甬道後壁上 (見圖版十四,1)。
圖19谷口區第23窟窟頂角隅坐佛像
至於說勒柯克1913年之行,目的在於切割壁畫,匆忙中的錯誤更多。例如在其所著《中亞古代晚期佛教文物》的第3卷中,將上述格倫威德爾所述的涅槃窟(今38窟)實則45窟的回鶻風格壁畫涅槃變說成是第16窟的漢風壁畫,而且說,“這個石窟的四間殿堂是按照十字交叉的形式安排的”,門壁上有“被毀的身穿回鶻服裝的供養人畫像”參見勒柯克等著,管平、巫新華譯《新疆佛教藝術》第3卷,圖版十二的說明。,就更差之千里。同時,在同書的第7卷中,又收入第16窟的涅槃變,自相矛盾。他與格倫威德爾同樣錯誤地把12窟甬道的尊像和甬道頂的圖案記成38窟,又把12窟右甬道(即格氏稱為的左甬道)內側側壁的文殊變記敘為出自45窟,即阿布沙羅斯窟等等。
在其第7卷附錄“庫車地區石窟寺群現存印度—伊朗風格壁畫目錄”中的庫木吐喇中,就註明有一些搞不清的洞窟,如“在最下方溪谷的洞窟”的注釋說“關於這個洞窟的位置和建築形式,我們無從準確知道,可能其原始記錄本身就有錯誤”。德國人前後幾次考察活動的編號也不統一,如該《目錄》中敘述:“第22號窟(根據第4次探險隊的計數,成為第17號窟)”;又說“第23號窟(根據第4次探險隊的計數,應為第18號窟)”等。甚至連區域的劃分也不一致,如格倫威德爾說的“主區窟”中的第49~53窟,即五聯洞,勒柯克又把它稱為“第2主區”。因為勒柯克沒有經常在現場,他也許不太熟悉格倫威德爾對洞窟的編號,而是如他自己所說,“停留在庫木吐喇期間,我還獨自去庫車綠洲附近的一些不知名的古蹟中去考察過幾次。”勒柯克著,陳海濤譯《新疆地下的文化寶藏》,第115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更有甚者,竟將庫車庫木吐喇和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的壁畫混淆不清。參見勒柯克等著,管平、巫新華譯《新疆佛教藝術》第7卷,第625頁。
所有這些資料上的錯誤,被利用在研究、分期等論文中,無疑大大地影響了他們的結論,如對38窟,即德國人稱為的涅槃窟是典型的回鶻窟,而且是回鶻窟中較晚的洞窟,但卻被誤認為是屬於第一種風格向第二種風格過渡的形式“有主區的33窟(涅槃窟)”。參看中野照男《二十世紀德國考察隊對庫木吐喇石窟考察及爾後的研究》,載《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第234頁,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德國人竊取庫木吐喇石窟如此眾多的壁畫,使這些畫面離開原來的位置;有些位置又被搞錯;有些壁畫,他們雖然沒有切割拿走,但在切割中被大量的破壞,如谷口區第23窟窟頂角隅描繪的三尊坐佛像,格倫威德爾記載說,“中間那身……佛陀,正從前面一個裸體小男孩手中接過一圓形供品,”但佛前的小男孩卻已沒有了(見圖版十四,2)。所有這些都給我們的保護和研究造成巨大的困難和損失。因而,了解與核對這些被切割竊取到國外的壁畫,應是我們全面認識和研究庫木吐喇石窟不可缺失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