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1864—1923），日本肥後人，日本海軍省間諜，中國通。1884年潛赴中國，先後在北京、漢口等地以經營樂善堂藥鋪為掩護，蒐集軍事、經濟情報。1890年，協助日本著名間諜荒尾精在上海設立以日清貿易研究所為掩護的特務機構，任學生監督，培養通曉中國內情的間諜人才。甲午戰爭期間，充任日本侵略軍翻譯。1896年2月，在武漢接辦《漢報》，自任社長。《漢報》為日本人在武漢發行的第一家中文報紙。在1898年前後的戊戌變法運動中，宗方小太郎和維新派唐才常、畢永年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控制的《漢報》積極支持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的主張，比較集中地闡述了“富強之道”，圍繞著練兵、理財、興學、重農、惠商、開礦等各個方面發表大量的社論。後籌辦《閩報》，參與發起東亞同文會，任該會漢口支部主任。1901年任上海同文書院代理院長。1923年病死於上海。其在中國蒐集的情報和調查報告等材料後彙編成《宗方小太郎文書》在日本正式出版。
基本介紹
- 本名：宗方小太郎
- 所處時代：近代
- 民族族群：日本
- 出生地：日本肥後
- 出生時間：1864年
- 去世時間：1923年
- 職業：日本海軍省間諜，中國通
- 主要事跡：東亞同盟的鼓吹者之一
人物生平,間諜生涯,人物思想,
人物生平
宗方小太郎（1864—1923），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日本間諜，其在甲午戰爭中冒死潛入威海衛軍港偵察，並在暴露行蹤後成功脫逃，立功甚偉，為此得到過天皇的破格接見。此人自幼喜讀歷史，1884年中法戰爭時來上海學習中文，並打扮成中國人歷游北方九省，加之刻苦攻讀，成為日本著名的中國通。他協助另一著名間諜荒尾東方齋（荒尾精）在上海開辦日清貿易研究所，培養間諜人才，學成學員多達130多名間諜，分散到中國各地，在甲午之戰及此後為日本發揮重要作用。
甲午戰爭爆發後，宗方小太郎對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進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註：根據我查的有關財政資料，1893和1894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均在8300萬兩左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不般配的。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面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中國歷來賄賂之風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慾。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於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製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
宗方小太郎日記原樣
宗方小太郎日記原樣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堅信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面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為 “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兩人有共同語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並未堅持下去，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間諜生涯
剃髮易裝的中國通
自幼喜讀歷史，與著名的軍國主義者、熊本縣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師友相稱。佐佐友房幼習漢學，尊崇天皇，明治政府成立後，卻因參加西鄉隆盛組織的鹿兒島士族反政府叛亂（史稱“西南戰爭”），被判處10年徒刑。3年後因病獲釋，週遊全日本鼓吹其“興亞”夢想。1882年主持熊本濟濟黌中學（該校至今仍是日本名校），培養人才以“護持皇室於無窮、宣揚國威於八表”。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日本加強了對華諜報工作。宗方小太郎隨佐佐友房來到上海，隨即進入上海東洋學館學習中文。該學館專為日本人學習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徹底查明支那的國情，他日大陸經營之時肯定需要”（長崎福岡玄洋社平岡浩太郎評價）。求學之餘，宗方小太郎剃髮易裝，打扮成中國人歷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歷盡艱險，收穫頗豐，其長篇調查報告獲得日本高層高度關注，奠定了他作為“中國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評價）的地位。
走南闖北的藥店老闆
1886年，日軍參謀本部諜報軍官荒尾精（又名東方齋）奉派來華，在漢口設立貿易機構樂善堂，以經營眼藥水、書籍、雜貨為掩護，組成了一個遍布中國主要城市的間諜網。宗方亦加入其中，擔任了北京支部主任。
1887年，宗方以學生名義再度申請赴東北考察，儘管遭到李鴻章的明確反對，但依然獲得了總理衙門頒發的遊歷護照，得以堂爾皇之地刺探重要軍情。
1888年，樂善堂明確宗方的北京支部，主要負責刺探清政府中央情報，宗方因此還取了個號“北平”，自抒胸臆。諜報工作初有成效後，荒尾精退出軍界專事“民間諜報”，著手設立“日清貿易商會”，並在其下開設日清貿易研究所，培訓“支那通”。該研究所獲得日本政府從內閣機密費中的撥款，遂於1890年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馬路泥城橋畔開辦。宗方小太郎應邀擔任學生監督。
這個以貿易為名義的學校，根本就沒有開設經濟方面的專門課程，至1893年6月，由於財政困難被迫關閉，只培養了一屆學生。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在1892年，與漢口樂善堂編輯出版《清國通商綜覽》，共2編3冊2300多頁，成為研究中國的重要文獻。另一重要成果，即是所培養學生在隨後的甲午戰爭中志願從事翻譯工作及軍事偵探，多人被中國官方查獲後斬首。
在甲午戰爭中立功
在日清貿易研究所關閉前半年，1893年年初，宗方小太郎為籌款回到日本，但進展不順，落落寡歡，不得不於10月間再到中國。此時，中日在朝鮮的衝突有釀成大戰之勢，宗方小太郎隨即應日本軍方要求，開始頻繁活動，撰寫了大量報告，內容涉及軍事、經濟和宗教等各個層面，如其《武漢見聞隨錄》中就包括以下主題：武漢三鎮情形、學校及教會、漢陽制鐵廠、武昌織布局、水師及陸軍概況、江南水師建制、鐵政局和槍炮局。
1894年6月，宗方奉命從漢口前往煙臺，接受日本駐華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潛入威海兩度親自偵察北洋艦隊基地，獲得大量第一手情報。一個月後，日軍在朝鮮豐島洋面偷襲北洋運輸船隊，擊潰北洋軍艦，擊沉滿載千名中國士兵的英國商船高升號，俘獲裝運彈藥和銀餉的操江號，甲午戰爭爆發。
7月28日，日本諜報人員在天津緊急開會，制定了中日斷交、日僑撤離中國後的潛伏方案。7月31日，宗方攜諜報經費回到煙臺。次日，中日兩國斷交宣戰，井上敏夫撤離回國，宗方接替他在煙臺負責北洋艦隊情報的收集和匯總。
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在駐守煙臺的三周內，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戰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艦隊的出發時間，日本聯合艦隊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於朝鮮黃海道大東溝附近，以逸待勞，為隨後爆發的世界首次鐵甲艦隊大決戰作好了準備。日本陸軍大將本庄繁為此評價宗方道：“對君國做出極大貢獻。”
8月1日晚，從天津開往上海的英國商船重慶號被一群憤怒的中國人闖入，痛毆船上的日本乘客。此事件引起英國強烈抗議，但歪打正著的是，亂民們卻無意間搜獲了日本駐天津領事館武官瀧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發給井上敏夫的諜報，中國政府得以破獲一系列日本間諜案。宗方對此事在日記中進行了詳細記錄。
在中國鼓吹東亞同盟
戰後，重返中國， 1896年2月，在武漢接辦《漢報》（1893年由英國人創辦，名為《字林西報》，姚文藻接辦後改名為《漢報》)，自任社長。《漢報》為日本人在武漢發行的第一家中文報紙，傳播西方文明，對湖北社會的風氣開放影響巨大。在1898年前後的戊戌變法運動中，宗方小太郎和維新派唐才常、畢永年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控制的《漢報》積極支持康、梁維新派的主張，比較集中地闡述了“富強之道”，圍繞著練兵、理財、興學、重農、惠商、開礦等各個方面發表大量的社論。1898年9月，慈禧發動政變後，康有為、梁啓超遭通緝。宗方小太郎專程趕往北京，協同日本人平山周進行營救，設計護送梁啓超出京外逃。此後籌辦《閩報》，參與創立東亞同文會，任該會漢口支部主任，高喊“保全中國”的綱領，推行亞洲版的“門羅主義”。1901年任上海同文書院代理院長。1914年在上海設立東方通訊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遠東分社以來對中國新聞市場的壟斷，以後成為日本在華的官方通訊社。1923年病死於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賜勛，安葬於熊本市小峰墓地，至今仍為日本人“朝聖”場所之一。其在華蒐集的情報和調查報告等材料後彙編成《宗方小太郎文書》在日本正式出版。
人物思想
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層的賞識，並不僅僅因為其在敵後捨生忘死的諜報生涯，更在於其具備區別於一般間諜的戰略遠見。宗方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長期在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使他對中國民情政風有深刻了解。應日本高層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兩份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對華邇言》，對中國進行了精闢入微的分析，為日本徵華建言獻策，至今讀來，仍有相當的震撼力。
在《中國大勢之傾向》一文中，他認為中國的腐敗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體系孔孟之道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庸官俗吏獻媚當道， “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宗方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他估計，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中國“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
在《對華邇言》中，宗方小太郎更為具體地指出，日本必須聯合中國才能對抗西方，但中日之間“若無大戰，則不能大和；大戰而大勝之，中國始知日本之實力之不可敵，方可收協同之效”，因此，必須先“以勢力壓制、威服中國”，“煦煦之仁、孑孑之義，非所以馭中國人之道”。因此，他建議當時節節勝利的日本軍方， “必須排除萬難，攻陷敵人之都城北京”，再“進扼長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斷絕南北交通，使敵國陷於至困至窮、萬無辦法之地，使敵國政府和人民知曉真正之失敗，而後達到我之目的。”為此，他提出了九項具體壓制中國的措施，成為日後《馬關條約》的藍本之一。
宗方建言道，鐵血政策之後就該實行懷柔，要在占領地以“公道至誠、待民如子”之心來施行大道，以掃除中國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國人對日本的“仇讎之念”，“使兩國人心和合融釋，有如一家。” 他因此呼籲日本當局要重視這一“責任至重”的問題，選好用好占領地的民政官。
熊本的宗方小太郎之墓
熊本的宗方小太郎之墓在宗方小太郎為日本軍隊起草的文告中，攻擊滿清政權腐敗，號召漢人“唱義中原，糾合壯徒”，建立“革命軍”配合日軍反滿，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這些文告，在當時對漢奸有相當的迷惑性。
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諸君》，內有：“草鞋曾凌岱嶺頂，匹馬遙飲鴨水湄。此行不知何所得，懷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這位大間諜的顧盼自雄？
宗方小太郎對中國民情政風有深刻了解，在其發回日本的大量情報中，有一些相當精深的大勢分析，成為當時乃至後世日本高層了解中國的主要參考。而其對晚清中國全民腐敗的透徹認識，至今讀來還令我等炎黃子孫汗顏。
當時清廷之腐敗規模幾乎是全局性的。朝綱解鈕時的宣統三年（1911年），作為“中央機關事務局”的內務府，其一年支銀預算高達1024萬兩，而在鹹豐朝僅為40萬兩，足足增加了24倍（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會奏）。至於冒領公款、揮霍浪費甚至侵吞賑災款糧等更是層出不窮。兩廣總督岑春煊巡視陸軍學堂，光一次宴會就“動需洋酒千數百金”，為此還專門在衙門中設立“洋酒委員”一職（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廣照奏）。甚至連軍隊都大量參與走私販私，號稱世界八強的北洋海軍，其內里的腐敗也是造成甲午一戰全軍覆沒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說均有對此的細緻描寫。
中國本來是有信仰體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這一建國的基礎卻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而已，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鑽研此道，無非是以此為個人私利服務。當了官掌了權之後，就把孔孟之道拋在腦後，“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謀營私者也。”從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獻媚當道，清廉高潔之士多不容於時流，官場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官場腐敗更導致上下隔閡，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導致“美意不能貫徹至民間”，好經都被歪嘴和尚念壞了，而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只好在“憤懣不平”之餘“退居閒地”，名望日高，隱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認為中國是“有治國之法而無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貪官”的晚清，以至於損害國家利權的一些架構，倒在客觀上減少甚至基本杜絕了這一領域原先泛濫成災的貪腐現象，如此結果，亦是中國近代史的弔詭之處。如，將海關稅務交洋員團隊（其最著名的領導人是赫德）管理，無疑是主權旁落，但洋員管理下的海關卻成為政府中最廉潔也最敢於對腐敗動真格的一個機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Martin）認為，洋員管海關本是“叛亂（指太平天國運動）的私生子”，乃權宜之計，但正是廉政延長了這一怪胎的生命。他記述了在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擔任首任總稅務司的幾年內，上海道台多次設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當兩條商船一起到達口岸時，上海道台就建議李泰國，雙方一人一條船私吞其關稅，但始終不能得手。丁韙良說，海關洋員們的廉潔因此成為中國道台的眼中之沙，從而對這一稅收體制懷有深深的敵意。
宗方小太郎估計，以當時的形勢來看，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中國“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而就在他寫完這篇文章後僅十六年，武昌一場倉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連鎖反應，幾乎是瞬間將一個老大帝國毀滅。
形勢如此艱難，當政者理應“正綱紀、戒驕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亂，消除民庶之怨藪，大施加仁惠，休養民力”，打造和諧社會，但宗方小太郎更吃驚地看到，政府卻因慣性和麻木，束手無措，“因循支絀”，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並大搞為太后祝壽等形象工程，“粉飾太平”。
宗方小太郎在其當年為侵華日軍第一軍用中文所撰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告示中，就將矛頭指向滿清的腐敗，指責滿清“入主暗弱，乘簾弄權，官吏鬻職，軍國瀆貨，治道衰頹，綱紀不振”，以此號召中國人（漢人）起來，“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建立“革命軍”配合日本軍隊反抗滿清，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 《日清戰爭實記》 ，日本博文堂1894年出版），儼然是弔民水火的解放者。
在次年（1895）1月其另一份報告《對華邇言》中，宗方小太郎注意到，中國的“民間志士在言論和新聞中，不斷喋喋非難政府之措施，揚言廟堂無人，甚至揭發重臣大吏之舊惡，歷數施政之弊竇，絲毫無所顧慮”，這一方面表明滿清政權已經是“百弊叢生，瀕於陽九之末運”，另一方面也表明“數億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諄諄教誨戰勝的日軍，要在占領地實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戰後中國人對日本的“仇讎之念”。如果日本占領軍能掃除中國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誠、待民如子”之心來施行大道，則四方百姓一定會“爭先來歸”。為此，他再三呼籲日本當局要重視這一“責任至重”的問題，選好用好占領地的民政官。
宗方小太郎的中國分析，的確有相當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其亦因此成為日本朝中大員們商討“征清策”的重要謀士，尤其是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對他十分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