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觀”又稱“非傳統安全觀”，是對“冷戰”後期開始出現的一些不同於“舊安全觀”即“傳統安全觀”的新安全觀念的統稱，指與“舊安全觀”即“傳統安全觀”相對的各種新型的安全觀。
基本介紹
- 名稱：新安全觀
- 又名：非傳統安全觀
- 提出者：胡錦濤
- 提出時間：2009年9月23日
- 內容：互信、互利、平等、協作
觀念來歷,中國新安全觀,闡述,提出四點主張,具體內容,構建區域和平,核心,相關因素,國防政策,現階段的產物,
觀念來歷
由於長期以來從屬於“國際政治學”或“國際關係學”的“安全研究”把“國家”作為安全的唯一主體，因而現在人們說到“安全觀”時所指的通常都是“國家安全觀”。因此，所謂的“新安全觀”指是也就是“新的國家安全觀”，“非傳統安全觀”基本上也就是指“非傳統的國家安全觀”。當然，由於人們在“冷戰”結束前後對“安全主體”認識的擴展，“安全觀”現成不能說是完全等同於“國家安全觀”，因為現在人們開始關注以國際區域為主體的“地區安全”問題，開始關注“人類安全”問題，甚至開始關注“個人安全”和“國民安全”問題。
與“舊國家安全觀”一樣，“新國家安全觀”也不是一個具有統一思想體系甚至不是一個具有相同觀點的國家安全觀，而是對新近時期出現的各種國家安全觀的總稱，主要指在冷戰末期或冷戰結束後新近出現或者受到重視和廣泛關注的各種國家安全觀。目前，在世界上影響較大的新安全觀包括“綜合安全觀”、“共同安全觀”、“合作安全觀”三種。
“綜合安全觀”並不是冷戰後出現的，而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已由日本政府提出，80年代逐步得到一些東協國家認同，冷戰結束後得到更多國家和研究人員支持，並在全球範圍內（包括中國）產生了廣泛影響。
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政府在《國家綜合安全報告》中，第一次系統闡述了綜合安全觀，後又於80年代初提出了“綜合安全保障戰略”，認為要防止和對付諸如戰爭、能源危機、資源危機、自然災害等方面的威脅，必須將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相結合，發揮其綜合作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安全戰略的實施更加突出了這一點，其中在對外戰略的實施中繼續堅持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同時爭取逐步完成由被動型向主動型的轉變，充分發揮經濟、科技、金融優勢，並將它們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以實現其成為政治大國的目標。
綜合安全觀提出後，在東協國家首先得到認同和回響。一方面，東協國家由於經濟實力弱小，民族、宗教矛盾複雜，政治穩定性差，這在客觀上使其對綜合安全觀有一種親和力；另一方面，東協國家主觀上也認為，推行綜合安全觀可以拓展其活動空間，提高其在國際上的地位。東協的綜合安全觀有自己的特點，其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內向性。印度尼西亞根據本國國情，把綜合安全的重點放在防止民族、宗教、種族和集團間的衝突，防止外部勢力的滲透和顛覆，維護國內安全和穩定，發展經濟上。馬來西亞的綜合安全觀也把發展經濟、民族和諧等非軍事方面的安全放在優先地位。新加坡的綜合安全觀是通過其“總體防禦”體現出來的，這種“總體防禦”強調通過國防意識實現“心理防禦”，通過促進民族認同實現“社會防禦”，通過強化經濟實力實現“經濟防禦”，通過強化軍力實現“軍事防禦”。美國和俄羅斯20世紀90年代以來實行的安全戰略也體現了綜合安全觀。美國現行安全戰略中的三大支柱，即經濟、防務和民主，實際上體現了一種綜合安全戰略。
“共同安全”概念源於歐洲，它是作為對東西方對抗的一種反動，尤其是對戰略核威懾的一種反動而出現的。1982年，瑞典首相帕爾梅主持的非政府組織“裁軍與安全問題獨立委員會”就全球安全提出了一份題為《共同安全：一種生存藍圖》的報告，第一次就共同安全要達成的目標、實現的途徑、應該遵循的原則等作了比較系統的分析研究，認為“避免戰爭，尤其是避免核戰爭，是一種共同的責任。世界各國的安全—甚至生存—是相互依賴的。”帕爾梅委員會的報告確定了共同安全的6個原則：1、所有國家都有獲得安全的合法權利；2、軍事力量不是解決國家間爭端的合法手段；3、在表達國家政策時需要克制；4、通過軍事優勢是無法得到安全的；5、削減軍備和對軍備進行質量限制是共同安全所需要的；6、軍備談判和政治事件之間的“掛鈎”應該避免。1983年，聯合國大會決定專門組建一個政府間的研究小組，重點研究共同安全，最後發表了《安全概念》的研究報告，使共同安全觀有了新發展。
“合作安全觀”是一種力求通過安全主體（包括國家主體和非國家主體）一定範圍內的合作來謀求國家安全、地區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主張和觀念。1988年，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明確提出了“合作安全”概念；“冷戰”結束後的1992年，該學會對合作安全進行了更為系統的闡述，形成了合作安全理論和較完整的合作安全觀。在此期間，加拿大政府於1990年開始主張在亞太地區實行合作安全。當年9月，加拿大外長約·克拉克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中認為，亞太國家應根據冷戰結束和亞太地區安全所出現的新情況，重新定義安全概念，追求合作安全。他說，合作安全就是在互信基礎上開展多邊合作，取代以勢力均衡為基礎的冷戰安全觀。此後不久，加拿大又提出了進行“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對話”的具體倡議，建議北太平洋的美國、蘇聯、中國、韓國、朝鮮、日本和加拿大等7個國家進行前所未有的安全對話。這一倡議得到了相關國家不同程度的回響。從1990年到1993年，在加拿大約克大學的協調下，“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對話”舉行一系列的會議，出席者包括以個人身份參加的政府官員。
1993年，一直力圖推動共同安全的澳大利亞政府，在其提出的建立類似赫爾辛基的安全協調機制的倡議受挫後，於1993年在新加坡召開的東協與對話國會議及後來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開始引用合作安全概念。此時的澳大利亞政府認為，與共同安全相比，合作安全強調循序漸進原則，因而更為實際，更有可操作性。
中國新安全觀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09年9月23日在聯合國說，應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既維護本國安全，又尊重別國安全關切，促進人類共同安全。第六十四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當天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舉行。胡錦濤出席會議，並發表題為《同舟共濟 共創未來》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提出，要用更廣闊的視野審視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闡述
在人類歷史上，各國安全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絕對的，沒有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就沒有一國安全穩定。
“我們應該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既維護本國的安全，又尊重別國安全關切，促進人類共同安全。”
他繼而表示，堅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用和平方式解決地區熱點問題和國際爭端，反對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支持聯合國在國際安全領域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不斷深化國際安全合作。
胡錦濤還指出，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建立無核武器世界，是中國的一貫主張。國際社會應該切實推進核裁軍進程，消除核武器擴散風險，促進核能和平利用及其國際合作。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多邊主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深入人心，開放合作、互利共贏成為國際社會廣泛共識，國與國相互依存更加緊密。
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國際社會應該繼續攜手並進，秉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包容理念，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不懈努力。
提出四點主張
第一，用更廣闊的視野審視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在人類歷史上，各國安全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安全內涵不斷擴大，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對各國構成共同挑戰，需要採用綜合手段共同應對。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絕對的，沒有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就沒有一國安全穩定。
我們應該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既維護本國安全，又尊重別國安全關切，促進人類共同安全。堅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用和平方式解決地區熱點問題和國際爭端，反對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支持聯合國在國際安全領域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堅持平等、互利、合作精神，保障全球經濟金融穩定。堅持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不斷深化國際安全合作。
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建立無核武器世界，是中國的一貫主張。國際社會應該切實推進核裁軍進程，消除核武器擴散風險，促進核能和平利用及其國際合作。
第二，用更全面的觀點看待發展，促進共同繁榮。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背景下，各國發展息息相關。沒有開發中國家普遍發展和平等參與，就沒有世界共同繁榮，就無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開發中國家外部發展環境惡化，經濟成長普遍減速，發展遇到嚴重困難。
我們應該把促進共同發展作為解決全球發展不平衡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聯合國應該加大對發展問題的投入，促進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努力營造有利於開發中國家發展的國際環境。國際金融機構應該把新增資源首先用於幫助開發中國家脫困，以更加靈活多樣、更加便利快捷的方式提供貸款支持。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應該著力提高開發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
我們應該採取負責任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舉措，堅定反對保護主義，積極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已開發國家應該向開發中國家開放市場、減免關稅，兌現官方發展援助和減債承諾，特別是加大對最不已開發國家援助力度，重點解決其面臨的飢餓、醫療、教育等問題。
開發中國家應該立足自主發展，探索有利於實現發展、消除貧困的發展模式。開發中國家之間應該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相互開放市場，提升南南合作水平。
第三，用更開放的態度開展合作，推動互利共贏。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戰面前，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加強國際合作，是應對挑戰、確保和睦安寧的必由之路。我們應該樹立共贏理念，把本國人民利益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擴大各方利益匯合點。
氣候變化是人類生存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國際合作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我們應該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主渠道地位，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巴厘路線圖”的授權，推動哥本哈根大會取得成功，努力實現互利共贏。
糧食和能源問題事關各國民生、發展、穩定。我們應該加大農業投入，發展先進技術，抑制市場投機，增加糧食援助，加強農業和糧食合作。加強能源開發利用方面的互利合作，加緊研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構建先進能源技術研發和推廣體系，實現能源供應多元化。
甲型流感持續蔓延，已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全球性公共衛生挑戰。中國願為開發中國家防控甲型流感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第四，用更寬廣的胸襟相互包容，實現和諧共處。不同文明交流借鑑、兼容並蓄，是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我們應該承認各國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的差異，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積極促進和保障人權，加強對話，消除隔閡。倡導開放包容精神，使不同文明和發展模式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具體內容
中國的新安全觀是1995年在東協地區論壇上提出的，在後來的實踐中經過發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國對外戰略的核心內容。對於當今世界各國所面對的威脅和如何實現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中國領導人在許多場合進行過闡述，黨和政府的重要檔案也有正式的解釋。
2002年7月31日，參加東協地區論壇外長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提交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檔案》，對中國在新形勢下的新安全觀進行了全面系統地闡述。根據該檔案，中國新安全觀的核心內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新安全觀的實質是“超越單方面安全範疇，以互利合作尋求共同安全”。
中國新安全觀之“新”，首先在於超越冷戰思維，摒棄以對抗求安全的思想。中國主張在互利、互信的基礎上，建立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合作關係，以合作的方式謀求共同利益和解決衝突。這種新觀念的提出，是適應國際形勢發展和變化的產物。
在冷戰結束之前，中國所面對的主要威脅一直是大國之間的對抗，是世界大戰的危險，是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和顛覆的威脅。伴隨著東西方對抗關係的結束和大國之間以合作為基調的新關係的確立，中國所面對的安全問題也發生了改變。中國強調的新安全觀，所針對的威脅包括傳統的威脅，也包括非傳統的威脅；包括軍事安全問題，也包括非軍事安全問題。這種對安全的新關注，實際上將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密切地結合在了一起，把中國面對的威脅與人類面臨的全球共同威脅聯繫在了一起。
以新的視角觀察當今的國際關係，可以看到，世界和平所面臨的威脅包括局部戰爭和衝突、地區熱點、南北差距，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生命安全面對著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極端宗教勢力的威脅，環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嚴重傳染性疾病等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國際社會有新的思路與戰略。
中國新安全觀強調的是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實力對抗解決問題。其核心內容之一是“協作”，說得確切些，就是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並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這種合作是多渠道的，包括多邊安全機制、多邊安全對話、雙邊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對話等。新安全觀所提出的“合作安全”模式，與“和平共處”相比，不但在觀念上有更明確的闡述，而且具有制度化、規範化的形式；與結盟相比，它不針對某個具體敵人，也沒有嚴格的盟約限制。
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思想，為中國新安全觀注入了新的內容，並將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中國領導人強調，中國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與此同時，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思想得到進一步強化。這使中國的新安全觀超越了單純的國與國安全關係，開始真正形成一種涵蓋國家與人民綜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觀。
在討論中國新安全觀時，我們不應該將中國的新安全觀與國際上興起的新安全觀截然分開。在20世紀70年代末，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學者陸續闡述了他們的“新安全概念”。1979年，勃蘭特委員會發表了題為《爭取世界的生存》的報告，對“安全新概念”進行了定義，認為“一定要對安全提出一種新的、更全面的理解”，使其不僅僅限于軍事方面，也要解決威脅人們的非軍事問題。同一時期，來自帕爾梅安全與裁軍委員會的報告提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呼籲將“以軍事為基礎的安全觀”轉化為更廣泛的，通過國際合作、非軍事化、裁軍等途徑實現的“共同安全”。1991年，全球治理委員會在其《天涯成鄰》的報告中提出了“人民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概念，該報告對“安全的新概念”進行了更詳盡的闡述。來自歐洲的新安全觀很快被聯合國接受，對後來聯合國安全觀的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冷戰結束後，聯合國積極倡導從狹義的國際安全概念轉向“全包容型安全概念”。1994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從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區安全和政治安全七大領域，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人類安全”的概念。千年首腦會議以來，聯合國的安全概念與發展和人權聯繫在一起，被定義為“以人為中心的安全”，強調不僅是國土的安全，而且是人民的安全；不僅是通過武力來實現的安全，而且是通過發展來實現的安全。
從中國新安全觀的核心內容可以看出，中國的新安全觀與聯合國倡導的安全觀的一致之處，二者同樣強調以非軍事手段應對全球威脅，應對包括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在內的綜合安全問題。“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思想的提出，矯正了中國以往安全概念中過於強調軍事安全、經濟發展的傾向，提升了對社會安全、個人安全及其他非軍事領域安全問題的關注。“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思想的提出將以人為本、社會公正、尊重自然等理念帶入中國的新安全觀。可見，中國的新安全觀與聯合國倡導的新安全觀的基本內容是一致的。
與此同時，中國的新安全觀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安全觀，它與基於西方政治、文化及社會制度下產生的安全觀不同。西方已開發國家提倡的新安全觀更強調個人自由與個人安全，強調超越主權的國際干預和基於統一價值觀下的全球治理。中國的新安全觀則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這一原則仍然是中國應對全球威脅和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活動的指導原則。例如，儘管中國已經開始參與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但主張維和行動應該謹慎從事，尊重主權原則。中國曾表明參與維和行動的三項原則：一要取得當事國或當事方的同意；二要保持中立；三是在自衛情況下才能使用武力。在人權問題上，中國也表示，反對以人權為藉口干涉主權國內的內政。
在實現安全的途徑上，中國強調國家平等原則，強調國際關係的多元化、多樣化和民主化。中國的新安全觀倡導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差異，尊重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的發展道路，在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這一點顯示了中國“以尊重多樣性為特點的新文明觀”。
中國的新安全觀是中國現階段的產物，因此，也反映出對國家特殊安全利益的考慮，如邊界問題、台灣問題、反分裂主義等。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中國的新安全觀與已開發國家在優先考慮上有所不同。如廣大開發中國家一樣，發展仍然是中國的首要問題。“和諧社會”思想的提出，說明中國的新安全觀已經轉向更多關注社會安全問題，關注那些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提到的環境安全、社會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等等。
近10多年來，中國的新安全觀一直在不斷豐富和發展。從國際角度看，中國的新安全觀體現了中國對尋找適合新時期人類安全概念以及維護世界和平努力的貢獻。
構建區域和平
新的安全形勢，呼喚新的安全觀和新的安全對策
以往的安全理念通常從對抗、遏制、均衡等角度提供解決傳統安全問題的思路。這種理念往往會因一方把自己的安全措施解釋為防禦性的，而把另一方的措施解釋為可能的威脅，為追求自身安全而增加其他國家的不安全感。現實中就會導致一方為自衛加強軍備，卻造成另一方的軍備競賽，造成不安全的地區環境，為了安全而導致不安全。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局部武裝衝突乃至戰爭，基本都是這種舊思維的產物。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單邊主義謀取的“霸權穩定”是不可能的，“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模式越來越不適應當前國際安全局勢。要為持久和平營造良好的安全環境，必須摒棄冷戰思維，樹立新安全觀。 早在1997年3月，中國在東協地區論壇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觀”。其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異同，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互不猜疑，互不敵視；互利，是指順應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互相尊重對方的安全利益，在實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為對方安全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國家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應平等相待，不干涉別國內政，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已開發國家應該為全球共同安全、消除衝突根源承擔更多的責任；協作，是指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經常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以及重大行動展開對話與相互通報，並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隱患，防止激烈衝突的發生。 總之，新安全觀是綜合安全觀、發展安全觀、合作安全觀、共同安全觀，是建立在世界多樣性和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安全觀念和安全模式，既符合人民意願，也順應時代潮流。
歷史和現實反覆證明，武力不能締造和平，強權不能確保全全。當今世界不穩定、不確定和不可測因素在增加；非傳統威脅與傳統威脅相互交織，各類安全問題的相關性、共同性、綜合性日益增強；一國安全與地區和全球安全緊密相聯。惟有通過加強國際合作，才能有效解決各國共同的安全問題。尤其是像近年來越來越受重視的恐怖主義威脅，沒有全世界廣泛、持久的真誠合作，只靠少數國家的努力，是根本無法應對的。
核心
聯合國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國際合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合理、必要的改革，增強聯合國應對新威脅、新挑戰的能力，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
國既是新安全觀的倡導者，也是新安全觀的積極踐行者。這是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然。
大國關係的穩定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基礎。中國致力於推動同各大國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得到全面推進，雙方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戰略對話，妥善處理分歧，不斷拓展合作空間。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繼續深化。通過雙方共同努力，兩國之間的邊界問題全面解決，通過互辦“國家年”等活動，使兩國友好合作躍上新的台階。中國同歐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同其他大國也保持著良好合作關係。
相關因素
作為開發中國家的一員，加強與廣大開發中國家的團結合作始終是中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近年來，中國領導人頻繁出訪拉美、非洲、中東等地區，與阿拉伯國家、非洲、太平洋島國和加勒比地區國家建立合作論壇，與安第斯共同體建立了磋商與合作機制，並且利用聯合國等各種國際舞台維護髮展中國家的安全利益。
國防政策
不搞軍備競賽，不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在國際軍控、裁軍和防擴散方面，一直堅持積極參與的立場，不僅相繼加入並切實履行有關國際軍控條約，參加國際軍控和裁軍領域的各項重大活動，還參與聯合國和有關國際機構關於裁軍問題的審議和談判，提出了許多合情合理、切實可行的主張，努力推進國際軍控與裁軍進程。20年來，中國三次裁軍接近200萬。在短時間內，中國單方面裁軍行動範圍之廣、裁減幅度之大為國際軍控與裁軍史上所少見，充分表達了熱愛和平的真誠願望。
中國致力於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在科索沃、伊拉克戰爭等重大地區問題上一貫主張以和平方式消除衝突，反對使用暴力；中國與有關國家一道創立了六方會談機制，積極斡旋朝鮮半島核問題，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中國積極推動國際和地區安全合作，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此外，中國還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目前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了新的貢獻。中國一直積極加入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認真履行條約義務，努力維護聯合國的核心地位和安理會的權威。迄今為止，中國參加了近300個國際條約、130多個國際組織，承擔相應責任，在多邊事務中發揮重要建設性作用。
面對共同的機遇和挑戰，中國人民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為世界大家庭的長久安寧，為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開創人類社會更加美好的未來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