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由來,分類,金文,籀文,大小篆區別,大篆作品,
歷史背景
西周後期,漢字逐漸演變發展為大篆。大篆的發展結果產生了兩個特點:一是線條化,早期粗細不勻的線條變得均勻柔和了,它們隨實物畫出的線條十分簡練生動;二是規範化,字形結構趨向整齊,逐漸離開了圖畫的原形,奠定了方塊字的基礎。大篆是對後來的小篆而言的。廣義的大篆包括秦國文字和六國文字。這裡的大篆指繼承西周大篆的秦國文字。
大篆,也稱籀(zhòu)文。因其著錄於字書《史籀篇》而得名。《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說文》中保留了籀文225個,是許慎依據所見到的《史籀》九篇集入的,是我們研究大篆的主要資料。
大篆的真跡,一般認為有“石鼓文”。唐初在天興縣陳倉(今陝西寶雞)南之疇原出土的徑約三尺,上小下大,頂圓底平象饅頭似的十個像鼓一樣的石敦子。上面刻下的是秦獻公十一年作的十首四言詩,是中國最早的刻石文字,經過失而復得,得而復失,原刻的700多字,現存300多字。這十個石敦現存故宮。因內容記載畋獵之事,命名為“獵碣或雍邑刻石”,唐詩人韋應物認為石的形狀象鼓,改名“石鼓文”,現作為大篆的代表。
石鼓文具有遒勁凝重的風格。字型結構整齊,筆畫勻圓,並有橫豎行筆,形體趨於方正。大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風格,只是略有改變,筆畫更加工整勻稱而已。筆勢圓整。線條比金文均勻,線條化達到完成的程度,無明顯的粗細不均的現象。形體結構比金文工整,開始擺脫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塊漢字的基礎。同一器物上幾乎沒有異體字。字型繁複,偏旁常有重疊,書寫不便。
由來
商周時代,出現的鑄在鐘、鼎、貨幣、兵器等青銅器上的銘文 稱為 "金文"或"鐘鼎文",書法漸趨整齊,風格圓轉渾厚,字形變化豐富,參差不一。春秋戰國時代,刻在石簋、石鼓上的文字叫做石鼓文。筆劃雄強而凝重,結體略呈方形,風格典麗峻奇。上述的甲骨、金文、石鼓文,秦代稱之為大篆。
分類
金文
籀文
大小篆區別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書、史書之稱。周宣王時,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因其為籀所作,故世稱“籀文”。“籀文”乃據古文而作,是在古文基礎上整理出來的,故其與古文或同或異。今文散見於《說文解字》和後人收集的各種鐘鼎彝器之中。其中以周宣王時所作石鼓文最為著名。小篆又名秦篆,為秦朝丞相李斯所創。
秦始皇滅六國,統一華夏,其疆域廣而國事多,文書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雜,不便套用;加之,原有秦、楚、齊、燕、趙、魏、韓七國,書不同文,寫法各異,亦亟待統一。乃命臣工創新體文字。於是,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就大篆省改、簡化而成。
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筆致遒健之意而名之。小篆較之大篆,形體筆畫均已省簡,而字數日增,這是應時代的要求所致。從古文到大篆,從大篆到小篆的文字變革,在中國文字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占有重要地位。(圖1為大篆對聯。釋文:識異求同歸於好,師心自用不為賢)。
大篆作品
《睡虎地秦簡》
《睡虎地秦簡》展現的書法美非常獨到,溫潤、華貴、空靈,用筆乾淨利落,不用勾挑和牽絲,這讓人聯想到弘一超然物外的行楷書法。
《睡虎地秦簡》是1975年12月在湖北雲夢城關睡虎地發掘的12座戰國至秦代的墓葬中,編號為11的秦墓中發掘出來的。在墓中有陪葬的竹簡1155枚(另有80枚殘片),內容以法律、行政文書、日常書寫為主。此簡深埋地下幾千年,所載內容未傳世,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貌,具有極強的真實性,許多辭彙後人未見。對此簡進行辭彙研究,可為漢語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材料。
秦王朝雖然用小篆統一了全國官方文字,但並沒有消滅異體字,民間文字多姿多彩。中國文字在演進中,秦小篆上承大篆,下啟漢隸,民間流行的書體屬於自然演進的書體。《睡虎地秦簡》的書法可以歸於自然演進的秦隸一類,也可歸入秦篆。從字形可以看出此簡文字中有相當數量的字形在減少了盤曲之後,同小篆的寫法大同小異;在筆意上略帶隸書意味,此簡冊中文字的橫畫,起筆重按、收筆輕提,已初具蠶頭燕尾的筆意。
毛公鼎,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縣,全器通耳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口飾重環紋一道。內壁銘文32行,共497字,是迄今所知銘文最長的青銅器。其上銘文記載周宣王在位初期,欲振興朝政,遂命毛公處理國家大小事務,又命毛公一族擔任禁衛軍,保衛王家之冊命,並賞賜酒食、輿服、兵器等。語詞文氣與《尚書》等篇相類,是反映西周晚期歷史的重要史料。
自發現以來便是國之重器,受到各方勢力的關注。鹹豐二年(1852年),西安古董商人蘇億年輾轉購得此器,載以入京。當時,陳介祺適逢供職在京,以重資購得,悄然運回山東濰縣。因恐寶器惹來禍端,一直隱匿蹤跡,秘不示人。宣統年間,毛公鼎藏於陳家漸為所知,端方以權勢購得。此後,凡數易主。其間美國人辛普森欲以5萬美元購出國境,受到國人阻撓。民國十四年(1925年),當時北洋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秘密購得此器。抗日戰爭爆發後,寶器輾轉於亂世,險陷日寇之手,一度南渡香港,最後復返上海,由滬上巨商陳永仁購得,並於1946年捐獻給國民政府,由中央博物院保存。1948年,國民黨退守台灣,毛公鼎也隨之遷至台北,今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