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鐘鼎文
- 外文名：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 又稱：金文
- 類型：刻在商周青銅器上的古文字
- 現已發現：帶銘文的銅器4000多件
- 出土地點：河南安陽的殷墟
- 朝代：始於商朝，至西周而興盛
發展演變,西周,東周,風格,研究情況,鑑定方法,
發展演變
最早的甲骨文隨著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為周代書體的主流，因鑄刻於鐘鼎之上，有時也稱為鐘鼎文。據考察，商代銅器上便刻有近似圖畫之金文；其後繼續演進，至商末之金文亦與甲骨文一致。此種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緒延至秦漢。但商代器物和銘文皆少，秦漢已至末流，所以應算周代為主流。
金文與甲骨文筆道細、直筆多、轉折處多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筆道肥粗，彎筆多，團塊多。金文早在漢代就已不斷出土，被學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戰國文字的主要資料，也是研究先秦歷史的最珍貴的資料。
金文之全盛時期為周，周以平王東遷分為西周及東周──西周趨於端整雄渾，造成金文之黃金時代；東周因列國割據而形成地域特色。
西周
西周承殷末書風，直到成王時方產生獨特的風格，書體雄渾典麗而壯觀；在昭穆之後，則變為嚴謹端正。
學術文化之發展多少會受到社會及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於天下統一，社會安定，加上周公制禮作樂，堪稱太平盛世，故書法家得以表現雄渾典麗之風格，內容亦有逐漸加長之勢，如大盂鼎即為此期最典型之傑作也。
而至昭穆之後，書風漸變，筆畫由粗細相參而趨於均勻劃一；收筆與起筆亦由方圓不一，而變成圓筆；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書風極為嚴謹端正。端整典雅之頌鼎、典雅整贍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風之毛公鼎等，皆為此期之代表。
東周
自平王東遷，周王室衰微，演變成列國紛爭之局面，由於諸侯自製銅器，書法因受其影響，呈現濃厚的地域色彩。列國銅器可概略分為東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系統；因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銘文俱少，所以以東土、西土及南土為代表。
風格
東土系──勁直峭拔
包括齊、魯、邾、莒、札、薛、滕諸國，以齊國為盛。其共同點為書體高長，筆劃變為直線，與西周之曲線筆劃異趣。齊陳曼簠之嚴整勁峭堪稱東土系之傑作。
西土系──古樸雄渾
西土系包括秦、晉、虞、虢諸國，以秦最盛，其書體近似小篆，有古樸雄渾之風。
秦並六國，書法亦融合各地之風，遂產生較完美之書法，為秦代小篆奠定良基。
南土系──柔美渾圓
南土系包括楚、吳、越、徐等國，而以楚最盛，書法柔美渾圓。值得注意的是徐國之器『王孫遺者鐘』書風與齊器較近，章法縱橫整齊，端整之中又有流麗之風；可知列國之書仍相互影響，東土、西土之分，也非絕對界限，交流亦不可能循後人所定之界進行。
秦代金文漸至末流，所存石刻書跡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統天下後，一法度、衡石、丈石之業，皆刻或鑄於銅鐵之上，以頒行天下。其以曲線為主，間架平穩，整齊中寓變化，氣勢奔放，堪稱小篆之傑作，也為後代習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資料。金文是鑄刻在青銅器的鐘或鼎上的一種文字。金文起於商代，盛行於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字。因鑄刻於鐘鼎之上，有時也稱為鐘鼎文。據統計，金文約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啟秦代小篆，流傳書跡多刻於鐘鼎之上，所以大體較甲骨文更能保存書寫原跡，具有古樸之風格。金文在筆法、結字、章法上都為書法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貢獻。
研究情況
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型的總稱。清代吳式芬把商周銅器銘文編成<捃古錄金文>一書，收集的資料多，考釋嚴謹，影響頗大，金文一詞遂有了界說。這時所謂金文皆指整篇的銘文，不稱單字。1925年容庚編<金文編>把商周銅器銘文中的字按照《說文解字》的順序編為字典，從此金文成為一種書體名稱。金文出現在商代中期，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斷在秦滅六國，也就是秦用小篆統一中國文字時。
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呂大臨<考古圖>等；也有專門摹刻銘文的，如王俅<嘯堂集古錄>等；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則有王楚和薛尚功《鐘鼎篆韻》。清代由於《說文》之學興盛、聲韻訓詁研討日深，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銘文研究進步較快，不斷出現專家，如吳大《字說》、《說文古籀補》，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名原》等，皆有創見，突過前人。金文的年代長，使用區域廣，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則研究工作會收效不大。過去學者已理解這一點。王國維《兩周金石文韻讀·序》對時間地點觀念很清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序文》說：“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余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這在金文研究中是劃時代的創舉。1985年容庚《金文編》修訂第四版採用銘文3902件，收正文（可識的字）2420字，附錄(還不能確定的字)1352字，總計3772字。這是今日可見金文的總數。先秦文字資料不限於金文，而金文終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統一文字前1000多年間中國文字發展變化的基本情況。
金文的內容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金文字型整齊遒麗，古樸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脫去板滯，變化多樣，更加豐富了。金文基本上屬於籀篆體。這些文字，在漢武帝時就已被發現，當時有人將在汾陽發掘出的一尊鼎送進宮中，漢武帝因此將年號定為元鼎(前116)。以後金文又陸續有所發現。宋代文人歐陽修、趙明誠都善書，對金文作過研究和記載。[1]
周宣王時鑄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銘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最長者。《毛公鼎》銘文的字型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馳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鑑定方法
金文鑑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別。
廣義的包含器物定名、花紋、銘文、鑄造、真品抑或贗品時代、價值、級別、價格等；狹義的則主要指真偽鑑別和時代確定。在通常情況下則更偏重於辨偽，尤其是對傳世品更加如此。 金文鑑定，由來已久，《韓非子·說林》云：“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後請魯國樂正子春評判，先生直言該鼎為贗品。該史事說明東周時代已發生用贗品來冒充真器了。《漢書·郊祀志》記載武帝時發現一件鼎，李少君鑑定稱此器是“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之器，“己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東漢許慎撰寫《說文解字》一書，大量利用了銅器及銘文資料。兩宋迄元明清，以至民國，商周青銅器與銘文不斷出土，但在這一相當長的歷史時空中，偽器、偽銘也不斷製作，以贗充真為目的來牟取暴利。應當說明的是，宋代以後有關銅器與銘文的辨偽著作已陸續出現，如：宋代趙希鵠《洞天清祿集》、明代曹昭《格古要論》等書中都有涉及。兩宋以後偽造、仿造銅器與銘文，也有學者系統研究。
四川地區出土的許多青銅器物上，有尚未能釋讀的，有表意內容的所謂“巴蜀圖語”，內容豐富，有：人像、物像、動物、植物、幾何圖形紋等。注意到，在巴蜀銅印章中，許多都有銅罍或銅尊的圖像，如：四川什邡出土的有“十方王乙”字樣的印章，其上有罍的圖紋。巴蜀器上罍、尊，表明這裡的罍或尊與以鼎、簋等為代表權力象徵的中原青銅文化有著同樣的性質，說明巴蜀地區對罍、尊的重視。什邡印有“十邡王”，可證印主為什邡王，印章上的罍是權力象徵的印記。
在不少博物館或民間收藏的銅器與銘文，尤其是一些傳世品，都存有偽作偽銘的銅器。偽作情況極其複雜，僅列舉幾種。有的是整體偽作，江蘇省某博物館收藏一件銅兕觥（飲酒或盛酒器），雖然在特徵風格上很似商周時期的同種器，但顯粗獷，更特殊的是，此觥頸部特別高，顯然有別於商周器，該器系宋代偽作。山東省某地區一文物機構收藏一件外形似戰國的犧尊，看上去有一定審美情趣。經仔細分辨，該尊氣質式微，最大破綻是器上的綠銹和棗皮紅銹較軟，無一點貼骨銹。此器系宋代偽作。青銅器錯金銀裝飾的出現一般要到東周時代。某博物館收藏一件商代乳釘紋簋，偽作者為使簋的外表優美富麗，不惜工本將乳釘外圍和器表的空白處，加上錯金飾，這是清末、民國偽作。偽作銅器上或真器上作偽銘的很多，故審定金文時，尤其是傳世器之銘文，要格外慎重。有的偽銘做法可稱“巧作”，某博物館一件商代青銅尊，器內底有偽銘八字：“口作父癸旅寶彝”，如把手直接伸進尊內刻偽字，操作起來不易施展，經觀察，偽作者是先將偽字刻在與原尊底徑相同的銅片上，再將原底鑿下後，將刻好的偽銘銅片鑲嵌上。由於嵌入作舊不好，仍可看出嵌補的痕跡。山西縣某文保單位的一件商鼎，器內壁偽銘：“父乙”四字，偽銘的做成是將原器器壁割下一塊，再將與其大小一致的偽銘銅片嵌入吻合。這兩種方法可稱作“開底法”、“開天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