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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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與演變
君權神授是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一種政治理論。夏代奴隸主已經開始借宗教進行統治。 《尚書·召誥》說：“有夏服（受）天命。”這是君權神授最早的記載。
君權神授亦稱“王權神授”。君主（國王）的權力來源於神的學說。中國在奴隸社會的周王朝時，就稱武王是“受命於天”，自稱周天子，一切“禮樂（政令）征伐（軍令）自天子出”。王權是神授的，神聖不可侵犯。考古學從殷周的金文、甲骨文的大量卜辭中發現，當時統治階級利用勞動人民對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把自己的意志假託為上天的命令，稱之為“天命”。周王朝的政治結構的核心是王權，所以周人集中論述了君主權力的起源是天神。中國歷代封建帝王也都自命為天子。古埃及的法老（國王）也自稱為“太陽的兒子”，巴比倫的漢謨拉比王自稱為“月神的後裔”。羅馬的奴隸主為了鎮壓奴隸起義，篡改了原始基督教的革命內容，重新解釋教義，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最先用“理論”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並進而論證“君權神授”，為羅馬帝國的對內專制和對外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論根據。直到十七世紀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還宣稱他的權力來自上帝，以反對資產階級革命，維護其專制制度。
分類
不同國家（地區）的君權神授
中國
早在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已提倡自己與天神有關，是由神賜天命，使他們統治天下的。例如湯在討伐夏朝桀時曾說：“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出自《尚書·湯誓》。藉此替天行道增加統治的合理性。當時的君主亦要代人民向天進行祭祀，以示自己是天神派來統治大地的，而當時的統治者稱天子亦是這個原因。
古代中國皇帝被認為是真龍天子
古代中國皇帝被認為是真龍天子而由秦始皇的玉璽上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亦可看出中國帝制獨裁社會君主視自己的權力由上天所賜。漢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認為君主是上天選擇的，如果君主有過失上天會降罪。明清兩朝皇帝於天壇祭天亦是這個原因。
古代埃及
古埃及法老被認為是天神的化身古代歐洲
古希臘和羅馬因為有共和國，或者的日耳曼人和凱爾特人某些地方仍然是部落社會，所以即使在君主制城邦，一直有人抗拒視領袖為神的化身，但在後來為了抗衡外敵而出現了統一的國家和強大的君主，由亞歷山大大帝起便以神的化身自居。
古羅馬帝國的神廟
古羅馬帝國的神廟中世紀歐洲
尼泊爾
尼泊爾曾是世界上唯一宣布印度教為國教的國家。沙阿王朝開國元勛第十世普列特維國王以廓爾喀為基地，聯合號稱卡斯族的西部印度教上層（多數為從印度西北部平原和山區移居尼泊爾西部的剎帝利王族和婆羅門），組建驍勇的部族武裝東進，於1768年攻克加德滿都，進而統一尼泊爾，隨即逐走西方傳教士，宣布印度教為國教，禁止宗教改宗。
尼泊爾皇儲帕拉斯，被民眾視為神的化身
尼泊爾皇儲帕拉斯，被民眾視為神的化身1962年，印度教立國被正式寫入憲法：尼泊爾是“印度教王國”，“其君主崇信亞利安文化和印度教”。印度教立國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樹立“君權神授”觀念，國王是毗濕奴大神的化身，是民眾的至高無上的保護神。國王和王室、皇家軍隊將領均為尊貴的剎帝利種姓，由皇家祭司婆羅門輔佐。這兩大種姓的家族構成了王國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實行多黨議會制後，社會內部各種矛盾空前激化，政府頻繁更迭，反政府武裝勢力不斷發展。2005年2月，賈南德拉國王直接接管國家權力，引起反對國王的大規模民眾運動，4月國王被迫交權，恢複議會和政府。2006年5月18日，尼泊爾議會決定廢除印度教為國教條款，宣布尼泊爾為世俗國家，粉碎君權神授說，國王實際上失去國家元首地位。
日本
天皇常以神道教總神官姿態現身，被稱為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孫，但實際上在幕府時代喪失了實權；明治維新時為了建立統一之日本國家的政治需要，天皇的神聖地位再度被強調，並形諸大日本帝國憲法體制。二次大戰戰後，裕仁天皇發表了人間宣言，開始進行公開訪問、接觸平民百姓。
古代希伯來
古代美洲
伊斯蘭世界
中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後，一般的自由部落都被吞併到阿拉伯帝國的政教合一去，雖日後帝國衰落了，但按先知的繼承人哈里發制度仍在，並蘇丹冊立時需要其授權，更後土耳其帝國又以君主兼任哈里發的地位，重新賦予了哈里發實權。直到土耳其帝國滅亡哈里發制度才被正式地廢除，但現時中東各國中仍然常有人接受神權這套的，如沙烏地阿拉伯等，新世紀更有伊斯蘭國首領自稱哈里發。
英國
對比
中西君權神授對比
中國的君權神授
君權神授君權神授的理論在漢代有了系統的發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天志”的概念，並且提出了“天人相與”的理論，認為天和人間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其是最高的人格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創造了人，人應按天的意志來行動。從“天人相與”的神學目的論出發，董仲舒提出“君權神授”的命題。他認為皇帝是天的兒子，是奉天之命來統治人世的，人民應該絕對服從他們，凡是君主喜歡的事，老百姓應該無條件去做。君權神授的理論，強調君權的天然合理性和神聖不可侵犯性。這種理論在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歷代帝王以至造反的農民領袖，無不假託天命，自稱“奉天承運”，或者說“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動說成是受上天的指使，從而達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動的目的。
西方的君權神授
中世紀時期，查士丁尼皇帝竭力歌頌君主的權力，第一個提出君權神授思想，竭力將世俗君權和宗教神權結合起來，從而使東羅馬帝國（拜占廷）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神權君主國，實行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奧古斯丁對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與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寫，無疑是當時混亂局面的反映。他說，“上帝的選民”才有資格成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棄民”居住之所，但兩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職位是上帝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設立的；由誰登基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奧古斯丁的論述奠定了中世紀西歐君權神授的理論基礎。同時他還認為，在現實社會中區分不出誰是選民，誰是棄民，但是到末日審判時上帝自會區分。這一理論充分表現出奧古斯丁作為思想家的狡黠和機智，既為當時的社會混亂作出了解釋，又給無奈中的人們一種美好的嚮往和追求。他的理論看似合情合理，實際上是畫餅充飢；上帝看似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實際上什麼具體事情也沒做，在現實生活中還是要靠實力樹立權威。
君權神授
君權神授1603年，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指定詹姆士為其繼承人後駕崩。詹姆士即位為英格蘭國王，自封為大不列顛王國，史稱詹姆士一世，時年36歲。1625年，詹姆士一世駕崩。 詹姆士一世不了解英國議會，看不起議會下院，鼓吹君權神授論。1611年，他第一次解散議會。
西歐的封建王權是在民族大遷徙，野蠻對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遷徙和建國等混亂狀態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一種權威。正像基佐描述的：“眾雄逐鹿，風雲莫測的時代，或者出於無知、殘忍、腐敗，一些人私慾橫流，社會淪為個人意志角逐的戰場不能自拔，因為社會缺乏一個自由結合而成的廣泛的共同意志，這時候，人們會熱烈希望出現一個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種具有絕對統治權特徵之一的制度在這時出現，向社會提出安邦定國之計，社會就會群起支持，熱誠擁護，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尋求避難一樣。”恩格斯也說過：“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
歷史考察
羅馬統治者內部出現兩種傾向，一是恢復傳統的以自由民為基礎的公民兵制度，由此產生了格拉古兄弟前赴後繼的改革，其失敗結果證明,這一好的願望並沒有得到歷史的肯定。二是打破羅馬人與非羅馬人、自由民與非自由民之間的界限,將公民兵制度變為募兵制，由此出現了馬略的軍事改革和蘇拉的軍事獨裁。最後元老院和羅馬人民還是將希望寄托在了握有軍權的獨裁者身上，從而為羅馬帝國的建立和皇權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但是由於此時羅馬的共和傳統還在,王政時代王的暴政陰影還在，因此公開稱王的時機還不成熟,於是有無視元老院、過於張揚的愷撒被刺身亡的事情。有鑒於此，愷撒的繼承人屋大維雖然已將軍政大權集於一身，拒絕採用“君主”和“獨裁者”的稱號，而自稱“元首”。“元首制”實質上就是君主制，只不過是一種隱蔽的君主制。
君權神授
君權神授人們對秩序的渴求，使之對王權寄予莫大希望,並且賦予王權神聖的權力。公元前27年屋大維自稱“元首”,之後不久即獲得元老院授予的“奧古斯都”尊號,意為“莊嚴、神聖”。他家中所有門柱都加上了特殊的月桂裝飾,正門陽台則飾以橡樹葉。奧古斯都雖然位於眾人之上，“然而他仍然是一個人,而決不是東方的神”。蘇維托尼烏斯記載很清楚,例如東方各省往往將所建廟宇獻給羅馬統治者以示忠誠,但屋大維不接受任何行省為他本人建廟,除非是以他和羅馬的共同名義而建;再如“當人民想盡辦法要他當獨裁官時,他屈膝跪下,從肩上扯下托加,光著胸脯,求他們不要堅持這樣做”;這決不是因為屋大維不想當國王,不想擁有獨裁權力,而是出於政治家的精明。他深感時機還不成熟,操之過急無疑會重蹈愷撒的覆轍。這與其說是謙卑,不如說是狡猾。從某種程度上說,元首政治是成功的,它給羅馬帶來兩個世紀的和平局面,也使羅馬城變得更加輝煌壯麗。正像奧古斯都所說:“他發現的是個磚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使羅馬成了在人類理智所能預見的未來都會是一個安全的城市。”但是到公元三世紀上半葉,羅馬失去了往日的繁盛,經濟衰退,商業蕭條,最為嚴重的是政治動盪,政權頻繁更迭,奴隸、平民起義不斷爆發,手握重兵的軍事將領們成為左右政局的風雲人物。戴克里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取得皇位的。靠強權奪取政權的人將共和國視為多餘的外衣,開始拋開它實行赤裸裸的帝制。戴克里先對內鎮壓了高盧和阿非利加起義,對外擊退了日耳曼人,戰勝了薩珊波斯帝國,之後便公開仿效波斯帝王的行為,用豪華的宮廷儀式裝飾自己。他頭戴珍珠冠冕,身穿金絲長袍,足蹬飾有貴重寶石的鞋子,要求每個晉見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禮,親吻他長袍的邊緣,並且自比為神。正像威爾"杜蘭所分析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的帝位並非正統的,為了鞏固它,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亂和軍隊的反叛,他儘量用神力及威嚴,使他們不敢存非分之想”。
到君士坦丁統治時期,羅馬帝國的君主專制體制更加完善。戴克里先曾自比“朱庇特之子”,迫害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則停止了這種迫害,還試圖將其作為實行君主制的精神支柱,由此開始了對基督教長達80 年的改造過程。313 年頒布的《米蘭敕令》允許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境內公開傳播;325 年召開的尼西亞會議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須遵從的“三位一體”正統教義;392 年狄奧多西一世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國教。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改造不僅表現在政策上,還體現在物質扶持和教會組織建設方面。在君士坦丁之前,教會財產的存在雖然已成事實,但並沒有獲得法律承認;313 年《米蘭敕令》首次確立教會財產的合法地位,並將其作為團體機關的財產寫入羅馬法。教會不僅被賦予接受遺產的無限權力,神職人員還獲得免稅特權,結果出現大批“不信上帝的人爭求聖職”的現象,嚴重影響帝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以致羅馬皇帝不得不一再重申,禁止將神職授予擁有300 索里達以上財產者。與此同時,教會按照羅馬帝國的行政區劃逐漸建立起系統的組織,教會和帝國最終聯為一體,羅馬帝國實際就是基督教的天然王國。“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們成了神的代理人,他們把自己的臣民帶到了基督的治下;異端變得如叛國罪一般無法容忍,基督徒在帝國範圍內進行的傳教活動成了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羅馬帝國衰落的根源是奴隸制生產方式的危機,這是軍隊、強權以及宗教都挽救不了的。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歷史走到了盡頭。隨著君權衰落,西歐也陷入長期的混亂狀態。
君權神授
君權神授民族大遷徙拉開了中世紀歷史的序幕。在匈奴人西進的壓力下,生活在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乘羅馬帝國衰弱之機,向帝國境內遷徙、定居和陸續建國,這一過程從公元375 年開始,一直持續到公元568 年倫巴德人建國才告結束。民族大遷徙是野蠻對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遷徙和建國的過程也是掠奪和破壞的過程,它不僅滅亡了西羅馬帝國,摧毀了羅馬奴隸制,同時也葬送了羅馬帝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使西歐社會陷入長期的無政府狀態。日耳曼人對文明的破壞程度,從當時人的描述中可見一斑。
416 年左右,阿奎坦的普羅斯珀哭訴道:“自從我們屈服於汪達爾人和哥特人的刀劍之下,已經十年了,人民已經滅絕,甚至兒童和少女也被他們殺掉了。”“上帝的廟宇被投入火焰之中;寺院全被搶劫。倘若海洋的波濤淹沒了高盧的原野,它所造成的損失也會比這小些。”他指出,西哥特人搶劫羅馬人的別墅,掠走銀器、家具和牲畜,瓜分珠寶和喝光醇酒,搶去教堂的神器,最後還對房屋縱火。在眾多蠻族中,汪達爾人破壞最甚,以致“汪達爾人”成為兇惡破壞的同義語。
政治動盪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奧古斯丁對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與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寫,無疑是當時混亂局面的反映。他說，“上帝的選民”才有資格成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棄民”居住之所,但兩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職位是上帝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設立的,由誰登基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奧古斯丁的論述奠定了中世紀西歐君權神授的理論基礎。同時他還認為,在現實社會中區分不出誰是選民,誰是棄民,但是到末日審判時上帝自會區分。這一理論充分表現出奧古斯丁作為思想家的狡黠和機智,既為當時的社會混亂作出了解釋,又給無奈中的人們一種美好的嚮往和追求。他的理論看似合情合理,實際上是畫餅充飢;上帝看似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實際上什麼具體事情也沒做,在現實生活中還是要靠實力樹立權威。
君權神授
君權神授西歐封建王權就是在這樣的混亂狀態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一種權威。正像基佐描述的:“眾雄逐鹿,風雲莫測的時代,或者出於無知、殘忍、腐敗,一些人私慾橫流,社會淪為個人意志角逐的戰場不能自拔,因為社會缺乏一個自由結合而成的廣泛的共同意志,這時候,人們會熱烈希望出現一個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種具有絕對統治權特徵之一的制度在這時出現,向社會提出安邦定國之計,社會就會群起支持,熱誠擁護,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尋求避難一樣。”恩格斯也說過:“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