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劍橋資本爭論
- 概述 ：“劍橋資本爭論”來自著名
- 爭論：上世紀50-60年代發生
- 爭論原因：其一是，儘管新劍橋學派採用
基本資料,爭論,爭論原因,理論聯繫現實,理論表明,GDP是表示實物嗎,什麼是GDP,名義變數與實際變數,局部均衡價值論,循環推理,
基本資料
爭論
上世紀50-60年代發生的“劍橋資本爭論”所討論的實際上就是這一問題。著名的“兩個劍橋之爭”是以英國劍橋大學的羅賓遜、卡爾多、斯拉法和帕西內蒂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和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地處麻省劍橋）的薩繆爾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之間進行的，爭論的焦點是新古典理論的邏輯一致性問題。如現實中這種所謂GDP代表的是生產函式，還是一種社會關係與技術、生產力、科技等無關。這場爭論的背景是，在戰後，新古典綜合派把凱恩斯經濟學所討論的國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巨觀變數用生產函式進行解釋，即現在的《總量經濟學》教科書，而新劍橋學派則是把凱恩斯經濟學與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強調“社會經濟關係”分析的古典傳統聯繫起來，試圖表明財產所有權和收入分配對這些巨觀變數的作用。 1953年，羅賓遜提出了在總量生產函式中那些異質的資本品如何加總的問題。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中採用兩個部門（多部門）模型證明，新古典生產函式只能用在單一產品模型中，一旦用於兩個部門（多部門）模型，由生產函式所推論出來的新古典理論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這種邏輯一致性問題對於新古典理論顯然是重要的，由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在60年代開始應戰，雙方第一回合的交鋒是以1966年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告一段落。
在60-70年代，新劍橋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很快從資本測量擴展到增長理論和收入分配理論等更廣闊的領域，批評的有效性在爭論的過程中不斷得到澄清和證實，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加入到英國劍橋學派的行列。同時，新劍橋學派開始通過復興古典學派和馬克思經濟學、並吸收卡萊茨基的理論試圖重建經濟學體系。
哈考特(1995)認為這種忽略就其膽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驚訝的，這反映了在理論界處於統治地位的主流經濟學所具有的“無情的”的統治力。我們這裡想加入的解釋是，羅賓遜、斯拉伐和卡爾多是在30年代就成名的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界的名聲和輩分遠高於薩繆爾森等人，一旦他們去世了，再進行這種研究可能就沒有人給錢了或不能使文章發表，你如果不能在大學裡得到職位是不可能進行這種研究的。
爭論原因
其一是，儘管新劍橋學派採用異質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論中存在著邏輯悖論，但這種邏輯悖論產生的原因卻沒有被揭示出來，薩繆爾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認邏輯悖論存在的前提下，用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這種邏輯悖論只是出自於技術關係，希克斯（1973年）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而在劍橋資本爭論中人們又很少能找到這種邏輯悖論（技術再轉轍）的經驗例證，從而在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這種技術再轉轍的重要性是值得懷疑的。加之爭論又異常複雜，以至很少有人能夠理解。
其二是，新劍橋學派經濟學家也不十分清楚資本理論的邏輯悖論的問題究竟出在那裡和其意義何在，其中的重要一點是，他們同樣認為國民收入核算體系的統計變數是實物的統計，只不過試圖把社會關係的因素加到經濟分析中來，即如羅賓遜所表明的技術關係與社會關係的相互作用，當人們對斯拉法加入利潤率的投入產出模型（馬克思的生產價格模型）僅僅做出相對價格的解釋時，也必然會把技術關係與社會關係攪在一起，從而難以理清這種爭論的邏輯並建立新的理論。當沒有一種新的理論能夠與新古典理論相競爭時，經濟學家對現實的解釋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現理論的真空，即在劍橋資本爭論的邏輯被澄清和能夠取代新古典理論的新的理論出現之前，人們是不會放棄新古典理論的，因為邏輯悖論雖然存在，但並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致命的。
然而，如我們前面的全部分析所表明的，劍橋資本爭論所揭示的邏輯悖論對於新古典理論是致命的，主流經濟學錯誤地使用了國民收入核算的統計資料，誤把它們作為由生產函式所決定的實際變數。如在劍橋資本爭論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資本領域的問題，只要涉及到這些統計資料分析的領域，採用新古典理論的分析都會產生邏輯悖論。而理清這種邏輯悖論的關鍵就在於明確這些總量的性質。
理論聯繫現實
如今新古典理論已經滲透到現實生活的各個角落，似乎所有現實問題都可以用其理論推理得到合理解釋。用現代術語來說，其核心觀點也就是：物品的定價和生產要素的定價系由共同的原則支配，即主要是由最大化目標的經濟行為者的供給和需求力量決定，這其實也正是其分配理論研究的切入點。但對這一理論構成的基礎則一直處於爭論之中，如一些人把邊際生產率視為基本特徵，另一些人認為總量生產函式（或如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函式）為基本特徵，還有一些人則認為新古典分配理論是一般均衡論。但不論形式如何，較為一致的看法是，新古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是一套技術關係；通過這套技術關係，加入資源稀缺性、要素和產品的可替代性、廠商和消費者的最大化行為假設，運用邊際原理即可推論出新古典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不過一般來說，這種分配理論都是以微觀企業為基礎來說明收入分配問題，其經典形式也就形如生產函式y=f(l,k)，y、l、k分別代表該企業的單一產出、勞動力和資本。其中資本是一個給定的生產要素，像土地和勞動一樣，其計量單位使用實物數量來表示和不考慮生產成本。
理論表明
自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以來，以新古典理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統治經濟學的研究和對現實的解釋已經一百多年來，通過教科書把它的觀念一代又一代地傳輸下來，形成頑固的理念和教條，這就是生產函式的技術分析和對所有現實經濟問題完全從技術關係的角度出發進行解釋，其中最典型的是把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中的所有統計變數套用到生產函式中進行解釋，即這些變數所表示的是實物和實物生產的技術關係。
作者通過對劍橋資本爭論和關於凱恩斯經濟學爭論的研究，在1998年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目前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中的所有由貨幣量值表示的統計變數完全是由社會關係或特定的貨幣金融體系決定的，與新古典理論中生產函式的技術分析完全無關。
本書的所有分析和理論爭論正是圍繞著這一點。用通俗的話講，“實際GDP是假的”，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市場經濟並不是新古典的“實物經濟”，而是一個“貨幣經濟”。
國民收入核算體系的統計變數完全來自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即人們為了獲取純粹的價值符號——貨幣而進行的競爭或遊戲，如馬克思所表明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實現“按比例分配勞動”或資源配置的一種特殊的方式，這種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貨幣價值為基礎的競爭。
經濟學所要研究和解釋的主要現實問題並不是技術關係，而是這種特殊的經濟制度下的競爭規則和運行規律，並通過修改競爭規則把人們之間殘酷的競爭轉化為遊戲，從而實現人類的文明，新古典理論的技術分析根本不能用於解釋這種特殊的經濟制度和承擔這種經濟制度的研究。
當主流經濟學把由經濟制度所決定的國民收入統計變數完全套用在生產函式上時，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理論中嚴重的邏輯矛盾，這種邏輯矛盾在劍橋資本爭論中被揭示出來，作為邏輯問題就是總量與相對價格之間的矛盾，而在現實的經驗問題上，則表現為新古典理論不能直接使用國民收入核算的統計資料來說明資源配置和經濟成長，更不能解釋有效需求和經濟制度問題。
主流經濟學中這種理論和現實的矛盾，導致了目前經濟學在幾乎所有的理論問題上都存在著難以解決的複雜爭論。而在現實問題的分析上，由於其理論中的嚴重邏輯混亂，根本不能對現實經濟問題做出邏輯一致的解釋和進行有效的預測。
自1997以來，雖然我國實際GDP的增長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但每年新增的就業量卻在下降，這使我們不得不考慮自1997年以來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教條所制定的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可以說，自1997年以來支配我國經濟政策的 “凱恩斯主義”在經驗上只有失敗的教訓而沒有成功的經驗，如70年代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嚴重滯漲和日本經濟自90年代以來的長期停滯。目前正當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有必要對這種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進行深刻的反思。
主流經濟學實物經濟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錯誤的，它使以上理論和現實問題根本無法討論，而只有按照貨幣經濟的思路，才能理解和解釋當前我國經濟中所遇到的問題，才能進行真正的理論分析。從貨幣經濟的分析角度，本書提出了要把我國名義GDP增長率提高到20%左右的政策問題，這與目前人們認為要長期保持8%的增長率是非常不同的，由於這一問題關係重大，也非常希望能夠對此進行討論。
問題主要不在於理論上的複雜性，而在於主流經濟學一個多世紀以來對經濟學界的無情統治中所形成的觀念，是這種觀念淹沒了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斯密、馬克思和凱恩斯，埋葬了劍橋資本爭論。一旦我們排除了這種觀念，本書所要揭示的只不過是一個“皇帝的新衣”問題，不僅實際GDP是假的，而且主流經濟學建立在總量生產函式基礎上用於解釋現實的理論體系完全是虛構的。本書中所提出的所有問題都只是供參考和討論的，但“實際GDP是假的”卻完全可以輕易地從經驗中得到100%的證明。
實際GDP是假的
GDP是表示實物嗎
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首先教給學生的就是這裡有一個衡量實物產出的指標——實際GDP。當然，同時還有一個價格指數表示物價總水平，實際GDP是用名義GDP與物價指數核算。這樣，所有的學生都學會了這個概念並被所有的人所認同，隨後這個概念就成為教條而加以套用了。
但是，實際GDP這個指標很不好用。例如，在實際GDP的統計中，美國1820年時人均GDP是1600美圓，中國現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圓，是不是中國人現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國1820年的時候還要差呢？這顯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國當時有的那些產品的人均產量和現在中國的人均產量作個對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說我們現在消費的東西絕大部分是當時美國沒有的
我國的一位學者通過統計數據的比較對中國計畫經濟時代的經濟成長進行評價，從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中，按照目前國外對中國實際GDP增長率最低的估計是4.9%（這是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的統計資料是6.3%），在這同一時期世界上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增長率超過中國，他由此得出結論，中國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具有很高的效率。
實際上，這種加總和指數問題在理論上是有確定的結論的，即只能是單一產品或穩定狀態增長（即所有的產品按同樣的比例增長）。
比如說有蘋果和梨兩種產品，如果它們的增長率都是10%，可以確定的說產出的增長率是10%；但如果蘋果的增長率是15%和梨的增長率是5%，我們是不可能得到一個確定的指數的。這一問題實際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對於我們現實生活的異質品世界來講，說GDP增長8%，顯然不如說去年生產的是21寸電視而今年生產了29寸的電視更清楚。
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遜，估算出中國在1000年前的宋代人均GDP為500美圓（中國1980年的人均GDP為200美圓），且不說那個時候並沒有美國，就那個時候極少的實物產品種類以及可能獲得的統計資料來講，進行國際間的比較似乎根本就不需要用美圓這個極不清楚的統計指標。
對於物價指數的統計也是如此，這種統計只能在單一產品和穩定狀態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蘋果和梨的價格都增長了10%，可以確定的說物價上漲了10%；但如果蘋果的價格上漲了15%和梨的價格上漲了5%，或者價格同時上升而蘋果和梨的產量比例變化了，我們是不可能得到一個確定的物價指數的。前面所舉的用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人民幣的匯率出現的尷尬結果就是一個例子。
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也說，物價指數的統計可能忽視了產品質量的變化，如果物價指數的統計考慮產品的質量變化，由於產品的質量變化太快（比如電視機），那將使物價指數的統計失去意義，因為只要質量變化了就要把它視為一種新產品而不能與原來的產品構成時間序列的指數。
聯繫到國民收入核算的實際，現實中物價指數統計的困難遠超出前面的例子，不僅產品的質量經常在變動，而且新產品層出不窮。目前我國物價指數的計算是以1990年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場上幾乎難以找到與1990年完全相同的產品，更不用說占消費支出很大比重的新產品。顯然，這種物價指數的計算與實物量的統計相差甚遠。
通常所說的物價指數是指消費者價格指數（即CPI），這種消費者價格指數經常被作為計算實際國民收入的依據。然而，這種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然不是全部產品和勞務的統計，比如資本品的價格變動被排除了，資本品的價格變動是用單獨的指數來表示的，由於資本品在我國GDP統計的全部產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並不能表示實物量的變動是顯而易見的。就消費品而言，消費者物價指數所包含的產品也不是全部消費支出的構成，比如在上個世紀90年代，家用電器在我國居民消費中已經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時才考慮將其加入到物價指數的計算中。顯然，用這種物價指數的方法來計算實際GDP是大有疑問的。
目前分類統計的物價指數對於巨觀經濟分析還是有意義的，但意義決不是主流經濟學中名義變數與實際變數的劃分，而是能夠表明經濟周期中的結構關係，如消費者價格指數的變動可以表明工資與消費品部門的比例變動，而資本品價格指數的變動則可以表示投資與資本品部門產出的關係，當然還有更重要的表示資本存量價格變動的股票和房地產價格指數，這些價格指數相互聯繫，其在經濟周期中的變動具有相當強的規律性。
名義GDP正是我們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標，但這種名義GDP絕對不是實物產出的數量和它的貨幣價格單位，而是與實物或技術完全無關的。
什麼是GDP
在國民收入核算中，名義GDP是一定時期中（如1年）新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的價值總和，這一定義中的關鍵是價值，這裡的價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勞務的貨幣價格，從而是可以加總的，但這樣加總的名義GDP已經不表示任何實物，而是一個貨幣交易增加值的概念。
如計算國民收入的一種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個企業新增加的價值加在一起，由此構成企業的總收入，這種收入必等於人們的總支出，因為收入和支出是貨幣交易的賣和買，二者必然相等。這樣，從總支出的角度看，人們花1美圓一定有1美圓的GDP。由於GDP所統計的是貨幣交易值，凡不是貨幣交易的產出（包括勞務）將不會被計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額報酬被計入了GDP，而農民自己生產和消費的農產品只要不通過市場交易，就不會計入GDP。
由於GDP是一個經濟中全部貨幣交易量的增加值，我們可以用貨幣的交易方程式來表示：MV=PT，即貨幣數量（M）和貨幣流通速度貨幣（V）相乘等於全部貨幣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實物量，P表示價格），而名義GDP的計算則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從企業會計帳戶上考慮的增加值。因此，當假設全部交易值與企業的增加值之間保持一個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穩定的，再假設貨幣流通速度不變，則貨幣交易的增加值或名義GDP和貨幣供應量之間將保持穩定的比例，即 。
在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個最典型的特徵是競爭，這一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無時無刻都感覺到的。在競爭中人們想要得到的和為之奮鬥的是什麼呢？不是任何實物，而是金錢或貨幣這種純粹的價值符號，不是實際變數而是名義變數，即貨幣本身。在這樣一種比誰掙錢多的遊戲中，出現了GDP或名義GDP，這個名義GDP包含著一組由貨幣量值構成的名義變數，其中有工資、利息、利潤、資本、折舊和儲蓄、消費、投資等名義變數，由這些名義變數構成了企業為獲取利潤而產生的財務帳戶，即貨幣量值的成本收益計算。這種成本收益計算完全是以貨幣價值的投入和產出進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實物的考慮。正是這一點，使名義GDP成為重要的統計變數，如果假設企業的成本不變，則名義GDP的增加意味著企業贏利的增加，而企業贏利的增加則是企業經營的目的。
自20世紀30年代人們使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以來，並沒有從理論上考慮它的性質和意義。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定義似乎可以作為GDP等國民收入統計的理論依據，在批評了斯密把物質產品的生產作為生產勞動的定義後，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中，只有能夠為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的勞動或僱傭勞動就是生產性勞動，這裡只要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用貨幣計量即可聯繫到GDP的統計。如前面所表述的，當採用貨幣交易時，假設所有的企業都是資本主義企業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資本家所雇用，則馬克思的生產性勞動的定義是與國民收入的統計相一致的，即所有的產品都是經過貨幣的買和賣兩個過程，以使貨幣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的具體形式。
因此，對於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來講，重要的是名義GDP，而不是反映實物產出的“實際GDP”，而且這種“實際GDP”根本就不存在。
名義變數與實際變數
主流經濟學參照名義GDP和實際GDP的解決方法，把貨幣工資除以價格水平就成為實際工資，名義利率除以價格水平就成為實際利率，而廠商在沒有貨幣幻覺的條件下只是考慮實際變數，這樣就可以把這些變數套用在生產函式上了。當這些變數根本就不表示實物，那么主流經濟學的這種濫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來看折舊，折舊這個概念在實物或技術上是表示固定資產磨損的，但這裡卻是個價值概念，即由政府規定固定資產的價值按幾大類每年攤入企業成本的比例。顯然，各種不同的機器設備在技術或實物上的磨損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么為什麼政府要嚴格規定統一的折舊比率呢，道理很簡單，如果政府不這樣嚴格規定，那么企業一定會逃稅，這種折舊與固定資產的物質磨損以及精神磨損沒有一點關係，美國政府曾採用過的“加速折舊”政策只是減稅。實際上，企業在做投資時，即使完全從價值上考慮也不把折舊率作為成本計算的依據，而是採用毛利和投資回收期的方法進行計算。
舉個例子，一個商人在40歲的時候進行地產的投資，按照規定地產的折舊期是30年，那么這個商人能不能這樣計算投資呢？且不說在30年的時間裡市場會發生多么巨大的變化（可能會經歷幾個經濟周期），即使市場沒有任何變化，到收回投資的時候他已經是70歲的老頭了，這個時候掙到的錢對他的意義可能已經很小了，很少有人能夠忍耐30年的時間玩兒這種掙錢的遊戲，而現實中所採用的投資回收期方法很少有超過10年的。
對於工資和利息這兩種構成企業成本的因素，企業在進行成本收益計算時顯然只是採用名義量值，最簡單的道理是物價指數只是政府在事後計算和公布的，企業不可能根據政府公布的物價指數向工人和銀行修改以前簽定的契約，而對產品價格的預測也只能是名義的貨幣值，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實際變數和價格水平進行“理性預期”，只要對企業實際的成本收益計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但遺憾的是，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根本就沒有這種真正的企業的成本收益計算，更沒有貨幣利潤的概念。
這裡最使人困惑的一個概念就是資本了。
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
資本被作為實物的機器設備納入到生產函式中，即Y=F（K，L），以表明其對實物產出的生產力。
但在國民收入統計中，資本只是一個價值概念，它來自於以前用貨幣計量的投資。
同樣，在生產函式中，勞動的計量採用的是實際值，而資本卻是沒有被價格水平除過的名義值，這又怎么能夠計算它們各自的邊際產出呢？把名義值和實際值的資本勞動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種邏輯上的混亂引起實際經濟分析中更為嚴重的思維混亂。
例如，在實際中，所有的資本勞動比率很低的開發中國家都在採用那些資本勞動比率很高的技術，而在美國則出現了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列昂惕夫悖論”，可以說，只要使用這種生產函式來分析實際問題，就會導致這種悖論，我們把這些問題留待後面詳細討論。
實際中的資本是不是主流經濟學生產函式中的機器呢？對此在統計資料中是不難找到說明的。按照統計資料，美國的總資本中65%左右是地產，而且這個比例在長期中一直保持穩定，由於美國的投資率在長期是穩定的，那么就意味著，由投資所轉化的資本增加或資本積累只是地產的增值或地價上升，而根本不是機器的增加。
這樣，資本就只是那塊兒地，資本積累只是人們用更高的價錢（投資）去買那塊兒地。當然，除去地以外還有35%的資本，它們是不是機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資本中，絕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專利和商標等無形資產構成的，機器的價值只是占總資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書中總是使用統計數據來說明美國的資本勞動比率是中國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機器是由勞動生產的中間產品，美國現在所使用的機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產出來的，以前的機器都報廢了，美國的產業工人只有幾百萬人，而中國卻存在幾個億的剩餘勞動力，如果資本是機器的話，中國完全可以用這些人在1年中生產出美國的這些機器（當然要知道這些機器的生產技術），實際上，中國現在也正在按照這個速度生產機器而成為世界工廠，但在資本的價值上趕上美國的可能性卻很小，因為這意味著中國的投資和貨幣供應量要以比現在高出幾十倍的比率增加，當然這裡排除了人民幣匯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來看投資概念，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投資意味著固定資產或機器的形成。但現實中的投資卻只是一個貨幣額的支出，它可以用於購買各種商品和勞務（比如股票和球星），與消費不同的是，投資的目的是要形成價值上的資本存量以獲取利潤。
舉一個例子，美國的摩托羅拉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如果按照教科書的定義就是把美國的機器運到中國來，但實際上摩托羅拉公司投資的絕大部分並不是把機器運到中國，而是在中國購買土地和雇用工人蓋廠房，並雇用我國的管理人員和工人進行生產，所帶來的“機器”只是一個晶片，摩托羅拉公司的投資顯然只是使用美國的銀行印發的美圓而不是機器。
採用簡化的方法，我們可以把投資所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分成3類，即雇用工人、購買機器設備和直接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對這三類還可以簡化為L和K兩類，因為機器只是生產機器的廠家雇用工人和購買原有的資本存量生產出來的，從而可以把機器“還原”掉；再進行簡化，使用前述的地產在總資本中占有絕大的比重，我們可以把資本存量理解為就是一塊兒數量固定的土地。
最後來看儲蓄和消費。在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儲蓄和消費的比例取決於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比如有一種產品——綠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會長一節兒，長的長度就是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和原來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么，人們什麼時候把豆芽吃掉取決於人們的時間偏好，即豆芽的生長速度和人們的忍耐性。按照這種理論，經濟學家創立了各種消費函式模型來解釋巨觀經濟的變動，如生命周期假說和世代交疊模型。然而，國民收入核算中的儲蓄和消費只是一筆貨幣額，或者說是人們在一定時期獲得的金錢支出掉和沒有支出的比例，還可以說人們是把錢花掉還是存起來或用於投資去掙更多的錢，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時間偏好去消費某種實物產品。
如果對照現實，主流經濟學的消費函式理論就成為奇怪的了，那些擁有億萬資產的資本家和企業家們每天都竭盡全力去追求他們明知自己這輩子也不可能消費掉的金錢和財富，不只是資本家、而且還有許多的中產階級在他們臨死時都是他們財富最多的時候（如他們的房產），難道他們都是不理性的傻瓜嗎？顯然不是，他們所追求的正是競爭和財富帶給他們的樂趣，這種財富即是純粹的價值單位或貨幣符號。對於這種貪婪和無休止的資本積累，經濟學家可能採用世代交疊模型來說明這些人要把他們的財產留給後代，但實際中並不是這樣，那些中產階級寧可把更多的錢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上而不是留給供他們消費的財富，以使他們在今後能夠與他人競爭，比爾·蓋茨只把他極少的財產留給後代，以便他們不至於失去競爭的勇氣和樂趣。正是這種貨幣表示的價值符號構成了這種市場經濟的競爭遊戲。
凱恩斯指出，從技術或實物生產的角度看，這種實際中的資本積累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品作為中間產品的增加意味著生產時期的延長，而這種生產的周期是不可能無限延長的，用我們的例子來說就是“豆芽菜”是不可能幾百年都不吃的。與19世紀修築鐵路和採礦相比，現代的技術已經使生產周期極大的縮短了，但價值的資本卻在幾百年中不斷地被積累起來。
舉我國現實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經濟成長率下降和失業增加的經濟衰退，其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消費的大幅度下降。國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消費函式理論來對此進行解釋，即消費的下降是由於社會福利制度的變革引起的人們消費傾向的改變，比如要存錢支付養老、醫療、購買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費用等，但這種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實際的說法卻是大有問題的。我們把複雜一些的理論分析留到後面，這裡只是指出一個重要的經驗事實，即在美國的長期國民收入統計中消費傾向是相當穩定的，是不是美國在一百多年中社會福利制度沒有發生變化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不僅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在技術（如新技術革命）和人們的文化理念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國人拚命的攢錢而現在年輕人卻大量的負債消費，但奇怪的是，統計上的消費傾向竟然沒有變化。確實，上述這些技術上的因素會影響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或時間選擇，但它們只能改變商品的相對價格（期貨價格），而不能影響國民收入核算統計中貨幣的消費和儲蓄變數，因為這些變數只是表示人們社會關係的貨幣量值，而與技術或時間偏好完全無關。
消費和儲蓄既然是貨幣量值，我們可以從貨幣的角度來解釋上述問題，如果假設人們的儲蓄是作為銀行存款保持的（M2），那么人們能不能把作為儲蓄的銀行存款多取出10%用於消費呢？顯然不可能，這必然會使商業銀行倒閉；同樣，人們也不能多儲蓄10%作為銀行增加的存款而沒有相應的投資貸款，這也會使商業銀行倒閉，當人們試圖這樣做時，必然會使商業銀行改變貨幣供應量，從而引起收入水平的變化而阻止人們改變貨幣量值消費與儲蓄比例的企圖，或通過經濟波動來加以調節，這即是凱恩斯的收入決定理論和節儉的悖論。對於我國1997年以來的消費下降，其重要原因是從1991年以來收入分配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或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費傾向的改變則是次要的。
以上對國民收入核算中的統計變數的分析表明，這些以貨幣量值表示的統計變數與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實物、生產函式、時間偏好等技術關係是完全無關的，而是表示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或用於表示這種特殊的比誰掙錢多的競爭遊戲。
局部均衡價值論
斯拉伐批判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價值論，以其報酬定律與完全競爭前提相矛盾為突破口。首先，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報酬漸增或成本漸減的作用將使一個企業無限制地擴大其產品產量，最後將壟斷整個市場，故此定律和完全競爭的假定是不相容的，除非放棄完全競爭的假定，在壟斷狀態下此定律才有用。其次，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產品可以任意出售多少，故其需求曲線是一條同橫軸平行的直線；而在生產要素市場上也可以一定價格任意購買多少所需要的生產要素，故其長期邊際成本曲線也是一條同橫軸平行的直線。這兩條平行線，由於在完全競爭狀態下產品的出售和要素的購買是一致的，將融合為一條直線，根本不存在兩條曲線相交叉的均衡點，故馬歇爾的局部均衡論勢必全部破產。
循環推理
收入分配是後凱恩斯主義理論的基礎部分，它在新古典派模式中實質上是被忽略的。新古典派經濟學家提出的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已被後凱恩斯主義者抨擊為自相矛盾的“循環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