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劉曉(1908—1988),湖南省辰谿縣人,1921年國小畢業後考入沅陵縣朝陽中學。參加學校青年會並被推選為負責人。
1925年,因參加進步活動被學校開除學籍。
1925年8月,進東南大學附中讀書。
1926年春,考入上海國立政治大學。從事愛國學生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活動。
1927年5月,調上海
奉賢縣,以教育局國小教師進修班、縣曙光中學教員的身份掩護開展革命活動。
1927年8月,任中共曙光中學特別支部書記。在嚴峻的白色恐怖形勢下,建立黨的組織,訓練幹部,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
1928年11月至1929年07月,任中共江蘇省奉賢縣委書記。領導發動奉賢莊農民武裝暴動。
1929年5月,參加中共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任組長。
1929年7月,畢業後分配到
上海反帝大同盟發行部工作。同月被捕入獄。在獄中與敵人進行鬥爭,嚴守黨的秘密。
1930年9月,刑滿出獄。
1930年12月至1931年01月任中共江南省委秘書長、巡視員。
1931年01月至04月,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
1931年04月,因叛徒出賣再次被捕,改選獄中特別支部任支部委員,與敵人鬥爭。
1932年01月,由黨組織營救出獄。
1932年03月至1933年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代理省委書記。
1933年02月,受到錯誤的批判鬥爭,被調任粵贛邊區會昌中心縣委書記。
1933年08月至11月,任中共粵贛臨時省委書記。
1933年11月至1934年10月任中共粵贛省委書記。
1933年12月,任粵贛省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
1934年10月,參加
長征,被編入中央直屬
幹部團,任軍委第二縱隊司令員
李維漢的秘書。
1936年01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地方工作委員會委員。
1936年02月,任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參加東征。
1936年06月,任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參加西征。
1936年10月至12月,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
1937年01月,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援西軍政治部主任。
1937年05月,出席白區工作會議。會後受黨中央派遣到上海恢復和重建
地下黨組織,領導黨的秘密工作,任中共上海民眾工作委員會書記。
1927年6月,中共江蘇省委正式成立後,遭到
中國國民黨幾次嚴重的破壞,省委書記前後更換十幾個,先後有
陳延年、
陳喬年、
趙世炎、
彭湃等領導人被捕犧牲。1934年後,江蘇省委與黨中央的聯繫曾一度中斷,但還有一些黨組織和地下黨員頑強堅持鬥爭。為重建上海黨組織,1936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委派
馮雪峰到上海做準備工作。1937年中共中央委派劉曉,正式負責上海黨組織的重建恢復工作。
張聞天、
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對劉曉的重託。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劉少奇、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都對上海的革命情形非常了解,非常關心上海情報組織的恢復重建工作,在劉曉離開延安前,都向他做了指導和囑託。劉曉當時住在張聞天隔壁,張聞天告訴劉曉到上海後,要糾正
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殘餘,學會做民眾工作,自然而然的形成民眾運動。劉少奇找劉曉談話時,告訴劉曉要其根據白區會議精神,吸取北方局地下工作經驗。劉曉出發之前,到
棗園向毛澤東辭行時,毛澤東請他吃飯。毛澤東向劉曉指出,中國革命是長期的,地下工作要有長期打算,要善於積蓄力量;要學會做民眾工作,民眾運動要有真正的民眾參加,不能只有
左派參加,還要秘密工作,隱蔽精幹。毛澤東指出,上海的
民眾運動波動很大,有時民眾隊伍很龐大,但形式一有變化,隊伍就縮小了很多。開展民眾工作,不要在乎民眾的數量,而要穩紮穩打,逐步提高。劉曉在後來上海開展地下情報工作時,正是按照這種思路,穩步打開上海的情報工作局面。
1937年5月,劉曉從延安到達西安。當時
周恩來在西安負責紅軍聯絡處,曾兩次找劉曉談話,詳細談到上海工作應注意的問題。周恩來說,上海的工作對全國革命具有重要意義。上海的情形複雜,重建黨組織時,要經過審查,選擇真正能夠得上黨員條件的革命者。要注意開展統戰工作,但不要由上海地下黨組織直接負責吸收黨員,要注意隱蔽,又能在民眾中起帶頭作用。周恩來還特別關心劉曉到上海後的掩護條件,並派人為劉曉出發到上海做準備。
劉曉到達上海後首先找馮雪峰了解情況
1936年,
馮雪峰到上海後,通過
魯迅,找到“左聯”黨團成員
王堯山做助手,成立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領導上海黨的工作。劉曉在延安時,黨中央就告訴到上海的接頭人是馮雪峰。1937年6月,劉曉到上海後,先用林庚漢的化名住在四馬路(今
福州路)的老振華旅館,第一個來找劉曉的就是馮雪峰。馮雪峰問劉曉有什麼要求時,劉曉說先把衣服換換。當時劉曉從西安出發時,穿的是他的夫人張毅從同學那兒借的長褲、襯衣和長衫,與住在上海旅館的人相比,不太像樣。其後,劉曉經常與馮雪峰、
潘漢年進行碰頭。聯絡地點就設在威海衛路
山西路口美孚汽油站樓上(今市業餘工大對面)王堯山、
趙先夫婦的家中。
在中共上海三人團的基礎上成立中共江蘇省委
1937年7月,根據黨中央電示,劉曉與
馮雪峰、
王堯山先組成中共上海
三人團,作為上海共產黨的領導機構。1937年11月經中央批准,在中共上海三人團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副書記
劉長勝,組織部長王堯山,宣傳部長
沙文漢,軍委書記
張愛萍,領導上海市和江浙兩省沿滬寧、
滬杭鐵路線地區地下黨的工作和開闢敵後武裝鬥爭。
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後,省委機關設在巨籟達路(今
巨鹿路)靠近茂名路處。1938年夏,搬到
蒲石路(現
長樂路)紅房子西餐館對面。因房子中住的人雜,二樓住的
二房東是個大流氓,亭子間住的女人又有婚事糾紛,巡捕常來查問,很不安全。於是,1939年春花費一千多元,租下西愛鹹斯路(今
永嘉路)慎成里六十四號一幢房子。為遮人耳目,房內布置很闊氣,江蘇省委開會及機關活動都在這裡。經過兩年多努力,到1939年底省委所屬黨員已從成立時的130餘人發展到2310人。
當時,江蘇省委領導人都有職業身份作為掩護,劉曉開貿易行經營燒鹼,
王堯山開文具店,
劉長勝開煙雜店。劉長勝與王堯山還當上了保甲長。因為掩護得好,1941年底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江蘇省委沒有馬上撤退。1942年按照黨中央的要求,江蘇省委撤退到淮南顧家圩子新四軍根據地。1943年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江蘇省委,在淮南根據地,成立華中局城工部,對外稱
新四軍政治部調研室,繼續領導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一帶的地下鬥爭。
1937年11月至1943年01月,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1939年下半年,劉曉派王堯山找
盧緒章談話。王堯山告訴盧緒章,組織上決定把“廣大華行”作為黨的一個秘密機關,在公開職業的掩護下開展情報工作。組織上要盧緒章立即前往重慶,以“
資本家”的公開身份,在大後方的
工商界中活動。
1940年09月,回到上海工作。在敵人強化統治的心臟地區,領導上海地下黨,以根據地為依託,開展黨的各項工作,有計畫地輸送大批幹部、職工、技術人員以及物資器材支援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
1942年11月,撤離上海到
華中根據地,負責江蘇省委幹部訓練班工作。
1943年01月,江蘇省委撤銷。
1943年03月至1945年09月,任
中共中央華中局敵區工作部(又稱城市工作部)部長。
1944年04月,由華中局決定前往延安出席七大。
1944年07月,到達延安住在中央黨校。因大會延期,
1944年09月至1945年08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長。
1945年04月至06月,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
中共七大,任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並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45年0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10月任常務委員。
1946年02月,從延安回到上海後,繼續領導上海地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
1946年03月,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1947年05月至1949年05月,任上海局書記。
1947年05月,起任
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根據黨中央和
周恩來的指示,領導上海地下黨廣泛發動和組織民眾,開展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眾運動。
上海解放後,1949年05月至08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
1949年08月至1950年0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
1949年06月至1950年01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
上海市委黨校校長(至1955年1月)。
1949年09月,作為上海代表出席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並被推舉為全國政協委員。
1949年10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至1953年12月)。
1949年12月至1950年11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
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50年01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
1950年02月至1953年01月,兼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1950年03月至1952年09月,兼任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書記。
1950年11月至1954年11月,兼任華東局外事委員會副書記。
1952年12月至1953年12月,兼任華東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52年12月至1954年08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校務委員會書記,
1954年08月至1955年0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校長。
1953年01月至1954年08月,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兼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1955年02月至1962年10月,任中國駐蘇聯大使。
1962年12月至1966年09月,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黨委副書記。
1967年04月至1968年03月,任中國駐
阿爾巴尼亞大使。“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身陷囹圄7年多。後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978年03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1979年任外交部顧問。
1984年03月,起按中央國家機關正部長級待遇。
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二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任職至1985年9月中共
全國代表會議)。
1988年6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後國家因考慮劉曉本人生前為創建新中國作出的貢獻。在劉曉家鄉的縣城裡(辰溪)為他修建了一座公園,命名劉曉公園。
人物軼事
劉曉同志是新中國成立前中共上海地方組織的重要領導人,在劉曉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劉曉同志女兒劉松筠將家中珍藏了幾十年的父親遺物———西服、背心、
領帶,捐贈給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鬥爭史陳列館。這些遺物將在
清明節期間首次在
愚園路館內向市民免費開放展示。
劉曉一生頗富傳奇色彩,先後參加了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二萬五千里
長征。1937年,黨中央派劉曉赴上海恢復和重建地下情報組織,領導上海地下黨的情報工作。從此,劉曉堅持了長達十二年的地下情報鬥爭。上海解放後,劉曉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組織部長。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劉曉從事外交工作,歷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駐
阿爾巴尼亞大使等。
這次捐贈的劉曉遺物——
西服、背心、
領帶,保存簇新,透有悠然的樟木香味。記者仔細察看了捐贈品,發現黑藏青的毛料西服的里子,並無商標。劉松筠說,由於工作需要,這套西服、背心和領帶,是父親在出任
大使之前度身定做的。在女兒印象中,父親在秋冬季,穿得最多的是
中山裝和
長大衣。
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鬥爭史陳列館館長
楊繼光對記者說,劉曉同志把一生獻給了黨,飽受磨難的他晚年(1988年逝世)在北京和上海居住,生活淡泊。這次
捐贈添補了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鬥爭史陳列館缺少劉曉同志遺物的空白。
女兒回憶父親
父親劉曉在上海的故居位於
愚園路中實新村44號,從1947年下半年至解放初期我們全家曾居住於此。
中實新村44號是一幢標準的三層
新式里弄房子,一樓是客廳,二樓由母親帶著孩子們居住,三樓父親單獨居住。而三樓
亭子間則住著譯電員
朱志良,他對外的身份是劉曉的侄子。這樣,父親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中央的來電和
指示。父親當時擔任
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全面主持上海地下黨的工作,但他的公開身份是關勒銘金筆廠的
副總經理兼董事。母親
張毅以
家庭主婦的身份做掩護,擔任
地下黨領導層間的機要交通員。在鄰居們的眼裡,父親是位老成持重、事業有成、努力工作、掙錢養家的生意人。
1948年,國共內戰形勢已經明朗。但黎明前的黑暗,敵人變得愈加瘋狂,
蔣介石下令抓緊對上海地下黨領導人的
追捕。父親當機立斷,一方面把許多幹部分散到外地,另一方面加緊培訓幹部,進行革命氣節教育。三月,父親從上海親赴香港,主持上海、南京、西南等地的地下黨負責幹部培訓班,為迎接解放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好準備。父親到香港時身穿西裝,頭戴
銅盆帽,一副金絲邊眼鏡,中等略胖身材,儼然一個到香港投資辦廠的大老闆。他歷來喜歡閱讀古典小說,這次隨身攜帶了一本《
醒世恆言》,實際上此書已由我們的譯電員改成了一本密碼本。1949年1月,上海局發出指示,要求將地下黨的一切工作重心轉入迎接上海解放的鬥爭。準備力量,配合接管。3月,父親在香港接到中央通知,要他準備有關上海經濟方面的材料,去北平向
毛澤東匯報。3月22日,父親將有關上海當時經濟狀況及中國國民黨四大家族攜資金外逃等材料密寫在一本
張大千的畫冊里,和地下黨員陸象賢等人乘一艘英國輪船離港北上。在西山的
雙清別墅見到了毛澤東主席。在將帶去的材料面呈主席後,毛澤東讚揚了上海地下黨的工作,並要求父親就上海解放後的經濟建設問題向中央準備一份意見書,並希望他和從各解放區抽調的大批南下幹部一起回到上海,接管上海。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第二天清早,父親與一批上海地下黨員和南下工作團一起乘火車南下。在
丹陽參加為接管上海的幹部舉辦的學習班上,父親反覆向大家強調要注意
地下黨和部隊幹部會師的問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母親
張毅帶著孩子們上街去看解放軍進城。十二年艱苦的地下鬥爭終於盼來了勝利的一天!母親心裡牽掛著父親,不知他今在何方,這次能不能回來?
回到
中實新村的家中不久,忽然聽到敲門聲。打開門,母親驚呆了:門外站著身著解放軍軍裝的父親,他的身旁是
鄧小平、
陳毅,還有一二十個軍人站在後面。鄧小平、陳毅笑著對母親說,他們對上海地下黨的領導機關十多年來始終沒有遭到破壞感到奇怪,想來看看劉曉這位上海地下黨的總頭頭住的地方。還問母親:你們是怎樣搞地下鬥爭的,怎樣掩護的。二哥劉際翔看到爸爸穿著
軍裝回來,感到陌生而驚奇,他睜大著眼睛怯生生地問:“爸爸,你以前是做生意的,怎么會變成解放軍的呢?你教教我,我學了也要變成一個解放軍。”聞聽此言,眾人皆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