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59年 畢業於
南安國光中學(前身為“國專中學”),考取
廈門大學中文系。在校四年期間,曾擔任
魯迅創辦的文學刊物《鼓浪》主編,並開始在《
廈門日報》的副刊發表詩文和評論。
1963年 到北京中國科學院
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
新建設》編輯部擔任文學編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轉入文學研究所。
1976年 出版與金秋鵬、汪予春合著的學術著作《魯迅與自然科學》(科學出版社)。
1978年 出版批判“四人幫”的文集《橫眉集》(與楊志傑合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 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在《
文學評論》上發表《論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出版散文詩集《太陽·土地·人》(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5年 出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長,《文學評論》主編。在《
讀書》雜誌發表《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倡導
文學批評方法的變革;年底,發表《論文學的主體性》上篇,次年年初,發表《論文學的主體性》下篇(《文學評論》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引發大陸一場文學理論的論爭。《
性格組合論》被評為1986年全國十大暢銷書之一,並獲1987年金鑰匙獎。
學術研究之餘創作散文詩。他的散文追求思想與情感的結合,哲理色彩較濃,自成一格。
1989年夏去美國從事
學術交流活動,年底辭去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等職務。
2011年4月4日下午,廈門大學90周年校慶論壇之“走近大師”系列講座邀請著名作家、評論家劉再復先生,在建南大會堂作題為“《
紅樓夢》的
哲學意義”的講座。
個人著作
1986年 出版學術專著《性格組合論》(上海文藝出版社),成為該年十大暢銷書,獲“金鑰匙獎”。一九八八年
台北新地出版社發行台灣版。學術論文集《
文學的反思》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年 執筆寫作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總論(即頭條)正式出版(與周揚共同署名)。
1992年 擔任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
馬悅然中國文學研究客座教授”。《漂流手記》第一卷出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高級講師、馬悅然夫人陳事祖開設“劉再復散文”課程。
1994年 主編《文學中國》學術叢書(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為
高行健《山海經傳》作序。《
遠遊歲月》(《漂流手記》第二卷)和學術論文集《
放逐諸神》出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同年台北時代風雲出版社出版《漂流於記》和《放逐諸神》台灣版。
1995年 和李澤厚的長篇對話錄《告別革命》第一版在香港發行(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九年在台北
麥田出版社推出台灣版。
1997年 《西尋故鄉》(《漂流手記》第三卷)出版(天地圖書公司)。
1999年 《獨語天涯》和《漫步高原》(《漂流手記》第四、第五卷)出版(香港天地圖書)。散文選集《當代中國文庫精讀──劉再復集》出版(明報出版社);
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散文詩選集《
讀滄海》和重印《性格組合論》及《傳統與中國人》。
2000年 和女兒劉劍梅(美國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合著的《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出版(天地圖書公司)。秋季到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擔任客座教授。十一月,《論高行健狀態》第一版發行(明報出版社)。
2001年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獨語天涯》和《
共悟人間》。
2002年 《共悟人間》被香港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
香港電台評選為香港“二〇〇二年十本好書”。
楊春時教授編選的《書園思緒──劉再復學術思想精粹》出版(天地圈書公司)。七月《
閱讀美國》(《漂流手記》第七卷)出版(明報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共悟人間》和《獨語天涯》
增訂本。十一月,台灣九歌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新世紀散文家·劉再復精選集》。
作品成就
學術
劉再復既從事學術研究,又從事文學創作。他的文學理論著作《性格組合論》是1986年十大暢銷書,曾獲“金鎖匙”獎。他的《論
文學主體性》等論文,曾在國內引起全國性的討論,改變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基礎模式。他的學術著作還有《魯迅美學思想論稿》《
魯迅傳》《
文學的反思》《論中國文學》《
傳統與中國人》《放逐精神》,以及與
李澤厚先生合著的長篇學術
對話錄《告別革命》。
書目
雨絲集(散文詩集)1979,上海文藝
魯迅傳(傳記)與林飛合著,1981,社科
告別(散文詩集)1983,福建人民
深海的追尋(散文詩集)1983,湖南人民
太陽?土地?人(散文詩集)1984,百花
文學的反思(論文集)1986,人文
人間?慈母?愛(散文詩集)1988,人文
傳統與中國人(理論)與林崗合著,1988,三聯
論
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理論)與林崗合著,1988,湖南人民
《
深海的追尋》 出版日期:2013年7月 出版社:廣東旅遊出版社 ISBN:9787807664970
《
尋找的悲歌》 出版日期:2013年7月 出版社:廣東旅遊出版社 ISBN:9787807664949
《太陽·土地·人》 出版日期:2013年7月 出版社:廣東旅遊出版社 ISBN:9787807664925
《
又讀滄海》 出版日期:2013年7月 出版社:廣東旅遊出版社 ISBN:9787807664987
出版圖書
作者名稱:劉再復
作者類型:
作者時間:2001年03月
《獨語天涯》,作者劉再復,講述了自己在海外除了繼續進行學術思考之外,還用不少時間寫作“漂流手記”散文系列。《獨語天涯》屬於“漂流手記”的第四卷。這些散文抒寫的雖有世界各地,實際上卻是自己的內在旅程,所以可稱作“心傳”或“心靈史”。
經典語錄
尼采認定高貴來源與外,即來自外部的等級之分,來自上等人的道德(來源於森嚴的等級)。
曹雪芹則認為高貴來源與內,即來自超等級,超勢力的內心(來源於美好內心)。兩種哲學,兩種
道德觀,哪一種更值得我們嚮往?我們當然要崇尚曹雪芹,揚棄尼采。尼采那套
超人哲學,
權力意志這哲學,哪能和曹雪芹相比。尼采這套哲學只能導致壓迫,導致侵略,導致納粹式的瘋狂。而曹雪芹才是真人道,真人性,真神性,才代表人類的未來精神走向。
紅樓夢顯示的是“心乃人間第一要義”,人間風景萬般萬殊,唯有心靈最寶貴。
林黛玉作為
賈寶玉第一知心人,就因為她明白這一點。
寶釵雖然聰明美麗,很有知識,卻沒有抵達心靈真理深淵,情感真理深淵,心靈深處必須仰仗“悟”。“辨”和“論”無能為力。
作品文摘
摘自劉再復《紅樓夢悟》— 五十四
《紅樓夢》中的女子一個一個自殺,有的伏劍自刎(
尤三姐),有的吞金自盡(
尤二姐),有的投井自墜(
金釧),有的觸柱自亡(
瑞珠),有的撞牆自毀(
司棋),有的
掛繩自縊(鴛鴦)等等。
晴雯之死和
林黛玉之死,雖不是自殺,但也是被自己的憂鬱與悲傷所殺,其重量也與自殺相等。
曹雪芹筆下的這些未被世俗塵埃所腐蝕的少女,都比男性更熱烈地擁抱生命自然,更愛生命本身。她們之中有的也很有文化,但對文化保持警惕,她們不受文化所縛,卻個個
為情為生命自然而死。而《紅樓夢》中的男子除了
潘又安這個“小人物”之外,沒有一個堂堂
男子漢為愛殉身。
賈寶玉和
柳湘蓮為愛遁入空門,已不簡單。和女子相比,男人在死亡面前,心情要複雜得多。他們有文化,不死的理由也“豐富”得多,包括“
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等等理由,男人總是被欲望所牽制,被功名利祿所誘惑,對世俗世界有太多的迷戀,加上善於用各種主義、理念製造“精神逃路”,自然就不肯輕易赴死,而女子則不同,尤其是少年女子,她們對世界的迷戀往往簡化為對情感的迷戀,對情一旦絕望,就會勇敢面對死亡,該了就了。《紅樓夢》以死亡為鏡,更是照出女子為清、男子為濁的世界真面目。
作品評論
《紅樓夢悟》書評
作者劉再復讀《紅樓夢》和讀其他書不同,完全沒在研究意識,也沒有著述意識,只是喜歡閱讀而已。閱讀時倘若能領悟到其中一些深長意味,就高興。讀《紅樓夢》完全是出自心靈生活的需要,他把《紅樓夢》作為
審美對象,特別是作為生命感悟和精神開掘的對象。
作者終於明白中國文學乃至文化最大的寶藏就在《紅樓夢》中,這裡不僅有最豐富的人性寶藏、藝術寶藏、還有最豐富的思想寶藏。
所以作者劉再復才冒昧地稱“悟”為第三種閱讀形態,並給拙著命名為《紅樓夢悟》 ,與
俞平伯先生的《
紅樓夢辨》作一對應。
社會評價
按道理說,劉再復先生與我恰好屬於兩個時代。他的大作在國內掀起巨大影響時,我只是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當我有了一定的閱讀能力時,劉先生早已名滿學界,但這並不能弱化他對我的影響。無論是他早年出版的《性格組合論》,還是引起廣泛爭議的《告別革命》,我都想辦法找來讀過,在他溫和但又不失鏗鏘的語句中,我年少時的靈魂仿佛受到了一種號召,使得我在大學四年里,攢出時間讀完了他的大部分著作。
後來我從事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更發現劉再復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無論是早年的魯迅研究、人學研究,還是後來客居海外時就思想啟蒙、
五四精神與
傳統文化等學術議題所提出的真知灼見,都屢屢使我在反覆思考的過程中茅塞頓開。而且,在研究的過程中我也讀到了其令愛
劉劍梅教授的作品。父女均在知識界負有盛名,在當下中國這確實堪稱無出其右。
憑藉
微博這一新興通訊工具,我有幸結識了遠在
馬里蘭大學執教的劉劍梅教授,通過劉劍梅教授溫文爾雅、謙和博學的氣度,使我間接地感知到了劉再復先生的君子風範。於是我提出,非常期盼為久仰的劉再復先生做一個訪談。
當劉劍梅教授第一時間將我的意願轉達給劉再復先生時,剛剛抵達馬里蘭的劉再復先生竟欣然地答應了我的邀請。這對於我來說,真的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畢竟,可以這樣
近距離接觸一位傑出的學術前輩,既是我這個後生的榮幸,也是一堂無聲的啟蒙課程。
“完全是我們共和國,把我培養長大起來的”
劉林村是一座有著悠久歷史與清麗風光的小村落,它處於高蓋山下,村內有兩個大姓,一個是
侯姓,一個是
劉姓,侯姓原本也屬於劉姓,但因後來戰亂,被迫改姓為侯。因此,長期以來兩大宗族和平相處,“兩姓一家”的局面一直維持著。
在這裡出生的劉再復,童年時卻在飢餓中度過。自他出生開始,便是從抗戰到內戰漫長的八年,這八年里,中國的鄉村處於
近代史里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當中。對於劉再復一家而言,更是困難重重:當他七歲時,作為家中頂樑柱的父親不幸病逝。
父親病逝後,留下了劉再復兄弟三個,母親守寡養育他們,當劉再復開始上國小時,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在沒有實行
義務教育的年代,當地的國小只實行一種獎勵辦法:全班第一名免除學費。
“我讀第二名都不行,讀第二名我都會哭的,期中考我第二名我就會哭,我一定要期末得第一名,否則我下個學期沒法讀了。”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後,劉再復言及當時“做不了第一就會失學”的
恐懼感,仍然心有餘悸,有一次期中考試,劉再復考了全年級第二名,自己偷偷地哭了一場,母親知道後,用柳條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頓。
童年的磨難鍛鍊著劉再復的意志,逐漸長大的他,體會到了母親的不易與艱辛。那時正好是
自然災害與國家建設的困難時期,劉再復時常是帶著一罐鹹蘿蔔去學校,一周后再把空罐子帶回家,如此往復,便是他每天的菜餚。但他仍然堅持苦學,絲毫不懈怠,15歲時,考入高中的劉再復因品學兼優被選為
少先隊輔導員,整箇中國小階段的劉再復,受到了學校、老師格外的關愛。因此,在懷念自己一位老師的散文中,劉再曾如是感慨:“在我的夢境中,在我的心坎里,總是那樣甜蜜,總是那樣和暖,總是那樣神聖”。
“讀大學的時候又碰到困難時期,大飢餓時期,當時的
浮腫病,這個醫生給我按下去這個肉都彈不上來。所以
我的青少年時代,我最深刻的體驗就是飢餓的體驗。”劉再復如是感嘆自己的青春歲月,但對於自己的國家、民族他依然充滿了大愛,“我的良心是對底層工農的記憶跟對童年的記憶,因為我在童年這個記憶裡邊包含著很多良心的內涵,你看父老鄉親那么艱難,那么困難,那么艱苦,自己的母親那么艱難,那么困苦。所以我到美國,我從來不覺得苦。因為我小時候太苦了。”
在這樣的苦境下,一路拿獎學金、靠學校救濟的劉再復考入了
廈門大學中文系,並於1963年被選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進修,相對於大多數同齡人來說,劉再復依然是幸運、順利的,他將這一切歸於新中國對他的培養。在2005年的一次訪談中,他發自內心地表達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完全是我們共和國,把我培養長大起來的,所以我當然是充滿感激之情,肯定是這樣子的。”
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劉再復,遭遇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茫然。
與許多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一樣,“文革”成為了他們揮之不去的
夢魘,政治運動開始了,一切學術研究、寫作工作皆一一停止。而他所就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便成為了“文化”走向“大革命”的重災區。
2009年,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王達敏教授站在文學所門前的走廊上,對筆者說:“文革這裡發生了無數的
悲喜劇,但是我認為,悲劇的數量遠遠大於喜劇。”
“你想文學研究所多少名人,全社會科學院多少名人,一個一個地自殺,有的撞火車,有的喝
敵敵畏,有的甚至在暖氣管上吊死都可以。”面對自己尊敬的師長如此慘烈地走向不歸之路,劉再復感到悲慟不已,而年輕的他在遭遇這一切時,又顯得如此的無力,“我真正在這個時候要替老師說一句話都那么難。所以,維護人的尊嚴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個“茫然”,持續了整整十年,但也讓劉再復變得更加清醒,對於人的思考,他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每天無休止的
高音喇叭、大字報、批鬥會乃至
武鬥層出不窮,“揭發”、“自首”成為了家常便飯,為求自保而使得人的倫常與
道德底線竟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這些浩劫,劉再復看在眼裡,想在心上。
我們知道,人文學者研究的對象就是人,就是社會。“十年浩劫”為青年劉再復,提供了一個反思社會、重構人性的絕好機會,時代的不幸,卻造就了學者劉再復獨特的批判視野。“穿歷過文化大革命,我自己像穿歷過煉丹爐一樣,我覺得,在此之後我整個思想變化非常大。”劉再復感嘆自己在這十年里的精神歷練為他今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
精神財富,“使我這種乖孩子覺醒了,就是不能夠這樣子。所以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說我大徹大悟了,從此之後我一定做到,一要說真話,二要維護我們人的尊嚴,
人的價值,為這最基本的東西而奮鬥。”
“八十年代畢竟是非常重要的時代。”
浩劫結束,萬象更新,劉再復重新回到科研崗位,此時的他,不再是彼時剛從飢餓中走出的年輕人,而是一個即將接近不惑之年的中年學者。
“十年浩劫”的末期,一些言論、思想逐漸被放開。劉再復開始從事魯迅研究,通過對魯迅反傳統的研究,劉再復發現了民主、科學與啟蒙的歷史意義。但是在當時那個特殊的語境下,劉再復只能在“應景”的文章中嘗試著表達自己的觀點,這在當時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1978年之後,劉再復開始關注一系列宏大的文學命題——人的性格究竟是什麼?文學作品中的
人物性格為什麼是模糊的組成?文學如何真正地做到“人的文學”?帶著這一系列的思考,八十年代的劉再復先後在《
中國社會科學》、《
文學評論》等重要刊物集中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與其他靈魂開始復甦的知識分子們一樣,劉再復開始用自己的勤奮、多思來彌補“十年無成”的歷史缺憾,但他又憑藉著自己十年的自我反思,成為了“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
1985年,劉再復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與《
文學評論》主編。在這一年,他發表了《論文學的主體性》一文,這篇文章引起學界廣泛爭議,進而迅速在全國掀起了一場關於
文學主體性的大討論。次年,劉再復的代表作《性格組合論》出版,這是當代中國美學史中一部具備里程碑意義的著述,這本書重新定義了文學作品中“人物性格”這一核心要素,理清了人與文學的真正關係。與該著相對應的學術論文《論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
亦在《文學評論》雜誌上刊發,這本書也獲得了當年的全國“金鑰匙圖書獎”。一九八七年,劉再復與老一輩文論家周揚一道,共同執筆《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的“總論”部分。
無疑,劉再復成為了“八十年代”中國
文學界的風頭無二的“關鍵字”,知識分子們一旦論及“八十年代文學”,腦海里第一個冒出的名字,多半是“劉再復”。這一點劉再復自己也承認:“在八十年代的變革大潮中,我是潮流中人,是‘弄潮兒’。處於40歲前後的中青年時代,充滿生命激情,覺得可以開點新風氣。”
“八十年代畢竟是非常重要的時代,經歷過八十年代,跟沒有經歷過八十年代真是不一樣。”時至今日,劉再復如是感嘆,“今天對八十年代的看法可能還會有不同,但應當承認,它留下一種偉大的
文化遺產,這就是
中華民族再次閃光的、擁有活力的靈魂。”
“現在中國是一百五十年來最好的時期。”
走出國門的劉再復,開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二個旅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漂泊者”的生涯。他決定辭去文學所所長的職務,遊學世界,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漂泊的思想家”。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劉再復身體力行地做到了先賢對於知識分子的最高要求。在路上,劉再復一邊思考,一邊寫作。他不但完成了大量的學術作品,還出版了不少的行走手記與旅行隨筆,成為一位著作等身的散文家。
2004年,作為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的劉再復首次回到祖國大陸,到廣州進行
學術演講,一時間引起國內知識界較大轟動,成為了當年文化界的公共事件之一。一時間,“劉再復熱”被再度提起,出版社、雜誌社紛紛開始刊登劉再復的著述。由於“他鄉觀照”,已年過古稀的劉再復對於
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為深刻且獨到的認識,並出版了一系列的著述來闡釋這類問題。
譬如他在《
共鑒五四》中,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轉折點上,較為系統地梳理了“啟蒙”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紅樓四書》則是劉再復站在時代與理論的前沿對《紅樓夢》的全新詮釋,用劉再復的話講就是“重新擁抱文學的幸福”;另一部較有影響的《
雙典批判》則是基於民族
劣根性的批判,對《水滸》與《三國演義》的進行重構性的解讀。除了出版著作之外,劉再復還多次在大陸進行學術講座,並受聘擔任
廈門大學客座教授,如此執著、勤奮地進行一種的新的經典解讀與文化實踐,“晚年劉再復”成為了當代文化界一個重要的關注對象。
“反向努力”是劉再復對自己近些年筆耕不輟的一個總結。“我們這個時代,是欲望燃燒的時代。對於中國來說,是國家最強盛的時代,但也是功名心最盛的時代。在今天這種時代里,知識分子要放下功名很難。”這是劉再復緣何在古稀之年“重新出征”的精神根源。
而且,劉再復的女兒劉劍梅亦在
現代文學研究界取得了不凡成績,父女倆合著的《
共悟紅樓》、《
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等著述,既體現出父女間脈脈的文化溫情,又體現出了劉劍梅對劉再復嚴謹態度與靈性思維的繼承。值得一提的是,劉再復赴美時,劉劍梅正在
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攻讀碩士學位,那時的她,曾自告奮勇擔任過劉再復的“英語老師”。
一九九七年,劉劍梅獲得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博士學位,師從於著名學者
王德威教授,她在美國
馬里蘭大學擔任
終身教授。“在同輩中,她的際遇應該算是最出色的之一”——這既是王德威教授對劉劍梅的評價,亦是對於劉再復“家學淵源”的高度肯定。
隨著劉再復回到大陸講學次數的增加,作為“漂泊的思想者”的他已然成為了國內學界、媒體所共同關注的一個文化名人,只是,此“漂泊”並非是去國離鄉之漂泊,而是劉再復依然在求真、向善、唯美的文哲學術之海里“漂泊”——儘管年過古稀,但劉再復仍積極著書立說,在國內外諸多期刊上,時常仍讀到他的高論,這是何等的難能可貴。
在先前的訪談中,劉再復曾坦誠自己對於祖國的未來抱有美好願景:“我離開時候是一個中國,我現在回來好像另一個中國似的。所以我回來了。而且我確信有一條,就是現在我們中國可能是鴉片戰爭以後,這一百五十年來最好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