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義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傳教。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王應麟所撰《利子碑記》上說：“萬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瑪竇，號西泰，友輩數人，航海九萬里，觀光中國。”
利瑪竇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通過“西方僧侶”的身份，“漢語著述“的方式傳播天主教教義，並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篤愛神學,傳教印度,中國曆程,人物著作,主要貢獻,西學東來,傳播天主教,妥協教義,傳教影響,傳教策略,人物影響,人物評價,人物紀念,
人物生平
篤愛神學
1561 年，利瑪竇在馬切拉塔的耶穌會寄宿學校學習。
1568年，他父親把他送到羅馬聖湯多雷亞學院預科學習法律，並希望利瑪竇在法律領域取得成就。
1571年，利瑪竇中斷了學習，違背了他父親的願望，進入耶穌會實習，並在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由於成績優良，在托斯卡納的一個寄宿學校度過了幾個月的時間。為利瑪竇在羅馬寄宿學校學習人文和科學奠定了基礎。
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期間，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1577 年，利瑪竇被派往東方傳教，來到了葡萄牙里斯本。由於從里斯本前往印度的船只有每年春天才出發，1577年8月底9月初的時候，利瑪竇抵達科英布拉，並前往著名的科英布拉大學附近的耶穌學院。他在這裡學習對前往葡萄牙殖民地的傳教士們來說必須掌握的葡萄牙語，並開始學習神學。1578年2月底，他受命前往里斯本，和其他義大利和葡萄牙耶穌會士一起為前往東方做準備，從那兒的港口，利瑪竇等待前往印度的船隻。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學校等待出發的 六個月里 ，開始學習神學。
傳教印度
1578年6月29日，在納塔爾遠方的海面上，帆船遭遇狂風暴雨，他持續了一整夜。也許正是因為想起這次九死一生的經歷，多年後利瑪竇曾經這樣感嘆，當時人們的生存狀態就如同“眼巴巴地看著船沉大海，所有人只能在茫茫大海的巨浪中求生”。
利瑪竇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利瑪竇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1578年7月22日，聖路易號駛入莫三比克港，在這裡停留三周，對船進行必要的維修，補充飲水和給養，以及準備帶到印度和遠東交易的黑奴。
經過6個月的航行,1578年9 月13 日到達印度果阿，繼續學習神學，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學校教授學生人文科學。 印度果阿是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三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對印度的讚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裡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
1580年他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注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布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聶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精神上非常振奮。利瑪竇在印度和交趾傳教四年。
在1580年7月26日他晉升為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
中國曆程
遊歷澳門
1580年，利瑪竇被授予神職神父，羅明堅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范禮安神父是當時的耶穌會東方總巡察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向中國派遣基督教傳教士。由於明朝的海禁政策，之前的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因為歐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居住權，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們只能停留在澳門。
利瑪竇編制的《山海輿地全圖》
利瑪竇編制的《山海輿地全圖》1580年4月26日利瑪竇從果阿啟航，沿著錫蘭海岸前行，他在他的《世界地圖》中這樣描寫：“這片海域出產美麗的寶石。岸邊的居民會游到海里尋找寶石。”
1580年6月14日，他抵達馬六甲，並在這個由葡萄牙人布防的城市停留了兩周。這裡不僅是重要的商貿中心，更是從印度前往菲律賓、中國和日本的海上要道。
1580年7月3日，利瑪竇從這裡再次啟航前往澳門，在行程中身染重病。
1582年8月7日，他抵達澳門港。
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入居肇慶
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與羅明堅進入中國，求得知府王泮的允許，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帶有教堂的小房子 ，在肇慶建立了第一個傳教駐地，利瑪竇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圖，並用中文和羅明堅起草了第一部《祖傳天主十誡 》。經過了幾次嘗試，利瑪竇和羅明堅沒能建立起新的駐地，羅明堅被教皇召回羅馬安排教皇使節去見中國皇帝，而利瑪竇和麥安東神父繼續留在肇慶。
1584年8月，利瑪竇在肇慶建立了“仙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裡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掛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的祈禱》、《聖母讚歌》和《教理問答書》。並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利瑪竇在肇慶居住六年，除帶來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成果外，系統地學習了中國傳統文化，期間傳入的現代數學、幾何、世界地圖、西洋樂等西方文明。
移居韶州
1589 年夏天，即萬曆十七年 ，廣東新任總督把傳教士驅逐出肇慶。1590年，利瑪竇奉范禮安之命起草一封以教宗名義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亦稱教宗西師都五世 (Sixtus V, r. 1585-1590) 乃居住在“天竺國”的“都僧皇”，因期盼能傳“天主正教”，“推廣慈悲，普濟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出揚教，並派“德行頗優，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華，希望明帝能對此四僧“給有札牒，沿途迎送，以華其行”。經過多方努力，利瑪竇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兒他建立了第二個傳教駐地。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很快這些強盜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
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
1592年初春，利瑪竇前往南雄拜訪瞿汝夔（瞿太素），瞿氏即力勸利氏蓄鬚留髮，且脫去僧服改穿儒服，他更透過其人脈網路，努力將利瑪竇引介入士大夫的交遊圈中。
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藉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
在韶州他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髮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折返南昌
1594 年，利瑪竇和中國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鮮邊境的將軍一起，初步嘗試進入北京。但到達南京，又不得不返回駐地。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藉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並建立了第三個傳教駐地。明朝王室成員、各級官員都對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利瑪竇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舉行“科普”展覽，表演先進的記憶方法，出版《交友論》，並開始撰寫《天主實義》，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他放棄建造教堂，公開傳教的方法，進一步用中國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換“天主”概念。
利瑪竇在南昌
利瑪竇在南昌利瑪竇在南昌傳教的三年，也是他的傳教策略在探索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過程。他與江西的官紳階層進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對話，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傳教策略——“南昌傳教模式”。
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在南昌傳教成功的原因：
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
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
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
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
五是傳說他會鍊金術；
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瑪竇被范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準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在南昌，利瑪竇知遇了江西巡撫陸萬垓，向他展示三稜鏡、西國記數法和鐘，並講解西方書籍的內容，他還向當地學人講解數學問題與日晷記時問題。
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在這裡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受當時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講學交流，與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後裔建安王和樂安王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等等。
1597 年，利瑪竇被任命為中國傳教的主管。
奔赴南京
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1598年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1598 年，利瑪竇首次進京是由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促成的。王忠銘是利瑪竇在韶州傳教時結識的老友，當時正要赴北京述職。時值萬曆皇帝壽誕，王忠銘便邀請利瑪竇一同進京賀壽，利瑪竇也準備了自鳴鐘、八音琴等歐洲方物獻予皇帝。一行人由水路啟程離開南京，沿大運河北上。
利瑪竇在南京
利瑪竇在南京1598年9月7日利瑪竇歷經兩個月後到達北京。漫長的旅途加之夏日的酷熱，使傳教士們一度病倒，而初到北京的喜悅，又令他們忘卻了旅途的艱辛。利瑪竇在札記中寫道：“這真是一樁令人欣喜的事，我們不應緘默著把它放過去；只要想想基督信仰跨過多少海洋，經過這樣長時期的接近之後，終於進入這個國度，它的使者終於進入了皇都。”然而，之後的事情遠不如利瑪竇想像中的順利。由於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的戰爭，整個京城戒備森嚴、氣氛緊張，人們都怕因結交洋人而惹禍上身。先是王忠銘聯繫的太監拒絕將利瑪竇引入皇宮，隨後王忠銘本人也不再施以援手。利瑪竇雖然想方設法在京周旋，但仍四處碰壁，就連昔日老友也對他避而不見。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只得返回南京。雖然未能見到皇帝，但利瑪竇首次北京之行收穫頗豐。他首先證明了《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的契丹就是中國，而國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瑪竇還與神父郭居靜一同編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問答詞意》，首次嘗試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此外，他還完成了對《四書》的翻譯和注釋工作，這對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瑪竇於1599年2月6日在南京定居。並建立了第四個傳教駐地。
永住北京
1600 年，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繫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
利瑪竇的路線圖1600年5月18日（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由南京啟程再赴北京，由於太監馬堂的訛詐和阻撓，傳教士們在天津耽擱了近半年的時間，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利瑪竇一到北京，就著手整理禮物進獻皇帝。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禮單上開列的貢品共16件，萬曆皇帝對這些貢品興趣十足，對那些宗教聖物，萬曆皇帝既覺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穌稱為“活神仙”，並把聖母像送與母親慈聖太后。對大小兩架自鳴鐘，萬曆皇帝最為喜愛，小的那架被他帶在身邊時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於精美的閣樓之中，在宮內專司報時。由於自鳴鐘構造複雜，需要時常維護，傳教士們便被允許定期進宮對其進行檢修。對利瑪竇進奉的西洋琴，萬曆皇帝也備感好奇，他命利瑪竇教太監演奏。利瑪竇讓助手龐迪我教授太監，他自己則仿照宗教讚歌的形式創作了8首樂曲，並填上簡短的中文歌詞，起名《西琴八曲》。每當悠揚的琴聲在宮中迴蕩時，萬曆皇帝就會想起這位來自西洋的神甫。正是這些“歐洲方物”打開了利瑪竇進入宮廷的大門，萬曆皇帝也因此對他賞識有加，允許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徐光啟與利瑪竇講道
徐光啟與利瑪竇講道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作為歐洲使節被召命帶進北京紫禁城。至此他將一直擁有朝廷的俸祿，直到臨終。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1602年- 1605 年， 出版《兩儀玄覽圖》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以及其他著作 《天主實義》、《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對利瑪竇傳教事業幫助最大的，當屬“聖教三柱石”——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
徐光啟是南直隸松江府（今上海）人，曾在南京與利瑪竇會面，之後入天主教。利瑪竇在北京期間，徐光啟正供職於翰林院，他與利瑪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二人協力翻譯了《幾何原本》和《測量法義》等著作。李之藻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時任太僕寺少卿。他師從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之後也加入了天主教。他與利瑪竇合作編譯了《同文指算》等書籍。楊廷筠是李之藻的同鄉，在北京擔任監察御史。楊廷鈞早年是虔誠的佛教徒，後在利瑪竇和李之藻等人的感召下受洗入教。“聖教三柱石”身體力行實踐教義，他們勸說家人、朋友入教，為傳教士提供經費，並且在天主教遭受教難之時上疏抗辯，極力保護傳教士。通過利瑪竇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中國得以傳播。利瑪竇留居北京之後，全國教徒人數驟增，涵蓋了平民、士大夫、皇親國戚等各個階層。與此同時，西方的科學技術伴隨天主教傳入中國，中國的文化也由傳教士們帶到西方。
利瑪竇初到北京時，住在專門接待外國使臣的賓館中，隨後獲準在城內擇民房長住，並可以進行傳教活動。利瑪竇選中了宣武門內的一塊土地，他在這裡修建了一座教堂，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地區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利瑪竇建立南堂之後，在教堂里舉辦西方圖書和科學儀器的展覽，吸引了大批官員和儒士前來參觀，從而擴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響。利瑪竇在北京交遊於士林，結識眾多名流，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如內閣首輔沈一貫、吏部尚書李戴、禮部尚書馮琦、刑部尚書蕭大亨等人。
1608 年，印刷《畸人十篇》，並開始編纂他的歷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國史》。
1610 年 5 月 11 日(萬曆三十八年)，因病卒於北京，終年59歲。
1611年，萬曆皇帝賜物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 按照當時慣例，西方傳教士死後本應移葬澳門，但在內閣首輔葉向高等人的斡旋下，萬曆皇帝破例準許利瑪竇葬於北京西郊的藤公柵欄，使其成為首位葬於北京的西方傳教士。
人物著作
《天主實錄》：1630年，利瑪竇翻譯了羅明堅編《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它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天學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幾何原本》：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瑪竇使用《幾何原本》是他在羅馬學院學習用的課本，由利瑪竇的恩師——當時歐洲著名的數學家克拉維烏斯神父整理編纂。克拉維烏斯神父在原本後又增添了兩卷注釋，總共十五卷。
利瑪竇像
利瑪竇像《坤輿萬國全圖》：世界地圖。
《西字奇蹟》：（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關於天主教道德信念準則和修養的書。
《畸人十篇》：利瑪竇同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集。
《交友論》：收入了古羅馬西塞羅入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大師愛拉斯謨等人友誼的格言上百則。也有利瑪竇根據他對中國人的思想了解而編寫的。這是利瑪竇所寫的第一部華文著作。 《交友論》是利瑪竇用中文寫作的第一部著作。1595年，到達南昌以後，利瑪竇就將《交友論》分贈當地的達官貴人。“這部《交友論》使我贏得了人們的信任，同時，也使人認識了我們歐洲的作為。這部作品是文學、智慧和德行的結晶。
《利瑪竇書信記》：1599年編著。
《西國記法》：一本介紹利瑪竇本人如何能有過目不忘的能力的書。
《辯學遺牘》：1635年出版，收錄了利瑪竇以天主教觀點與明末淨土宗袾宏和其門生虞淳熙的佛教觀點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紹歐洲算術，根據克拉烏維斯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譯成。內容由基本四則運算、分數至比例、開方、正弦餘弦等三角幾何。由李之藻筆錄，清朝時錄入四庫全書。
《測量法義》：關於套用幾何、測量，由徐光啟筆錄，附《勾股義》。
《圜容較義》：李之藻筆錄。
《渾蓋通憲圖說》：天文學知識，李之藻筆錄。
此外，他還寫過或參與寫過《西琴八曲》《齋旨》《乾坤體義》等著作。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中發現的利瑪竇義大利語原文手稿同其他書稿以題名《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兩卷。1942年，德禮賢神父（Pasquale d'Elia）將其編入《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
主要貢獻
西學東來
帶著西學而來的利瑪竇開展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
利瑪竇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錄》以及和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辭彙，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以及漢字“歐”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下來。
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而且問世後不久，在江戶時代前期也被介紹到了日本。該地圖使得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國的“慕夏”觀念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日本地理學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辭彙皆出於此地圖。現今的日本仍稱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圖為利瑪竇系地圖。
傳播天主教
利瑪竇，成功地在北京覲見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而且也開創了日後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據他的了解，這些只屬尊敬祖先的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但他亦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於中國的思想，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利瑪竇本人更穿著中國士人服飾。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跟隨他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遵從，稱為“利瑪竇規矩”。
上帝一詞其實並不是專指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一詞之中文翻譯，既不是形翻更不是音譯，上帝一詞乃是源於古老的華夏文明中的歷史記載。史書中最早出現“上帝”一詞的記載的書籍是《尚書》和《詩經》。明代利瑪竇將天主教傳至中國，為了便於傳教，便將拉丁文“Deus”翻譯成中文古已有之的“上帝”。
妥協教義
深知等級制中國社會運行規則的利瑪竇，專心和有地位的人交往。為了避免教義中內容引起他們的不滿，使基督教更加易於理解和投人所好，他把基督教演繹成一種類似於並能兼容儒教的倫理體系--------刪去了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的童貞女之子身份，特別是“人人平等”等內容。利瑪竇還儘量避免談論基督教的神學。這種簡化了的宗教版本，自然不能讓羅馬教廷滿意，使他和教廷之間出現了麻煩。
傳教影響
利瑪竇等義大利傳教士在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就。明代末帝崇禎的皇后在清軍入關時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清朝康熙仍然重用義大利傳教士。但後來歐洲其他天主教各教會之間對中國傳統祭祖敬孔習俗的爭論以這些習俗對當時中國天主教的影響削弱了利瑪竇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時代，西班牙傳教士為了在菲律賓和中國排擠義大利傳教士，向教皇申訴並取得教皇敕令，宣稱利瑪竇等人允許中國教徒崇拜祖先違背了天主教教義，並派特使到中國晉見皇帝，態度驕橫，和康熙爭辯。康熙認為“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說這個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門，使其病死獄中。從此中國皇帝和羅馬教廷關係急劇惡化，禁止了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並進一步嚴格的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數百年後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即庇護十二世）刪除，這也側面顯示出了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傳教策略
利瑪竇採用的是“驅佛近儒”的手段進行傳教，這種方法佛教也曾用過。利瑪竇補的儒是孔孟時代及孔孟以前的中國文化中較原始的“儒家”思想，所謂“先儒”，實則策劃通過“合儒-補儒-超儒”“陽闢佛而
陰貶儒”“貶佛毀道，援儒攻儒”的路線圖超越儒家，取而代之，達到以夷變夏的目的。他甚至偷換儒家聖教中的“上帝”“聖經”的概念。因為有了佛教的前車之鑑，這引起了明朝士大夫的極度不滿。崇禎年間的《刻辟邪集序》中說：“有利馬竇、艾儒略等，託言從大西來，借儒術為名，攻釋教為妄，自稱為天主教，亦稱天學。”利瑪竇在《利先生復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中聲稱：“佛者天主所生之人，天主視之，與蟻正等。”
利瑪竇
利瑪竇利瑪竇死後沒多久，僧眾聯合儒士對天主教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崇禎十二年（1639年）由徐昌治訂正印行《聖朝破邪集》八卷（亦題《破邪集》或《皇明聖朝破邪集》），就是萬曆、崇禎年間佛教僧眾（部分儒家士大夫）對於天主教的批判，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涉及問題之多、論辯之激烈、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文化史、學術史和宗教思想史上，都是罕見的，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思想文化史上，也蔚為大觀。此外還有費隱通容 編《原道辟邪說》（1636） 和鐘始聲 編《辟邪集》（1643）。
人物影響
長期以來，西方許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將利瑪竇視為令人景仰的，“誘導異教徒皈依的”傳教士。而東方卻將利瑪竇視為促進東西方交流的科學家。這種評價主要是因為他向東亞地區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地理學知識，以及人文主義和天主教的觀點，同時他又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化。因此有人將他視為一位漢學家。
利瑪竇側身畫像
利瑪竇側身畫像利瑪竇和他的同事們雖然只爭取到了不多的信徒，但後人把他的作用看出為日後的衝擊準備了基礎。因為他們通過假託儒教學者，已經使中國人較容易接受基督教中較少爭議的部分，而具有敏銳思想、學識淵博和迷人個性魅力的利瑪竇是發揮這種作用的理想才幹。
利瑪竇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利瑪竇除了通過“漢語著述“和西方僧侶”的方式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人物評價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的評價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觀點：“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里降生。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義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他又說：“利瑪竇神父確信信奉基督，不會損害中國文化，相反會使中國文化更加豐富完善……今天，利瑪竇的形象以及他的著作，重新呈現到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中，象徵著中國現代化步伐發展的進程。”
日本作家平川佑弘：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他還將利瑪竇看作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國《生活》雜誌：將他評為公元第二千年內(1000年—1999年)最有影響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員。
羅馬天主教會：“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
人物紀念
利瑪竇墓現位於北京西城區官園橋附近的北京行政學院院內。墓為土丘形，前立螭首方座石碑一座，碑額十字架紋飾，碑身刻中西文合壁“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如今公墓東邊墓碑數十塊。西邊有墓碑三塊：面向墓穴，中間為利瑪竇，左右首分別為湯若望、南懷仁。利瑪竇的墓碑上刻著“耶穌會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兩種文字。
利瑪竇墓園裡並排豎立著三通漢白玉石碑，墓碑的形制與常見的一樣，利瑪竇墓只是碑額雕龍花紋的中心，鐫有代表天主教會的十字徽記，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中間的那一通螭首方座碑高2.7米、寬0.94米，為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立。碑身正中刻有“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八個大字。右邊碑文是:“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義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石碑後面是灰身黑頂圓拱式的長方形磚砌墳墓，墓高1.5米、長2.4米、寬1.3米。利瑪竇墓東側為南懷仁墓，西側為湯若望墓。
墓地四周被矮牆圍繞，前有石牌坊大門一座。據史料記載，利瑪竇墓地址墓碑上應有“欽賜”二字及少京兆黃吉士題字“幕義立言”的坊額，門簪、門口的一字影壁及雕花依然清晰可見，典型的西洋裝飾橄欖玫瑰枝點綴四周，頂上卻是中國的盤龍，墓身後為方形石制靈柩。墓碑一面鐫“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義大利亞人……”的中文墓志銘，一面則刻著拉丁文。但如今已看不到這些字跡。
利馬竇墓碑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鬥神學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後，其他傳教士和利瑪竇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準，讓利瑪竇安葬於北京，藉此來認可教會和天主教在中國的合法存在。為此，耶穌會士龐迪我神父（Didace de Pantoja）向萬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賜地埋葬利瑪竇。龐迪我在奏章里稱：“利瑪竇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實可憐，況臣利瑪竇自入聖朝，漸習熙明之化，讀書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頌聖一念，犬馬報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飾說。生前頗稱好學，頗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來上國，亦為縉紳所嘉？臣等外國微臣，悲其死無葬地，泣血祈懇天恩，查賜閒地畝余，或廢寺閒房數間，俾異域遺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見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規，既享天朝樂土太平之福，亦畢螻蟻外臣報效之誠。”
雖然朝廷中有人反對，但該事在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還是很快得到了萬曆皇帝的照準。1611年，由徐光啟主持，皇帝賜物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教會無需付款便可擁有這份產業。至19世紀末，安葬於“滕公柵欄”的歐洲傳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義和團砸毀。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後清政府依《辛丑條約》出資重修了被毀墓地，而且還立了一塊道歉的石碑。20世紀初此地已經成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積也不斷擴大。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柵欄墓地已先後埋葬了數百名西方傳教士，成為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外國神父被迫撤離了中國，1954年，墓地內的墓碑只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塊依照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處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墓碑被平埋於地下。1973年，馬尾溝教堂被拆，墓碑無人照管。中國社會科學院於1978年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一份題為《關於請修復義大利學者利瑪竇墓》的函件，指出，此事已經“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國中央領導批准重修利瑪竇墓，請批轉有關單位辦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將墓地修復任務交給了北京市民政局。1979年後墓地得到了修復，並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