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債管理技術與經濟成長 如果新增公債發行主要為了應付已有公債餘額的利息支出，或者由於公債餘額的平均利率過高導致的公債規模增加，並非對經濟成長有什麼貢獻。如此，降低公債餘額的利息支出就成了具體公債管理的現實目標，力爭使新發公債較少用於利息支付，而較多用於支撐經濟成長之需。在這方面的具體公債管理技術也就事關公債效應的最大釋放，這些技術通常包括改變公債的到期結構與幣種結構以及與物價變動掛鈎的公債指數化等措施。
從1960年代起，經濟學文獻很強調調整期限結構對降低公債成本的重要性，這首先起源於1963年托賓的分析[3].如果長短期利率間存在差異，調整期限結構有可能帶來較大幅度的債務成本下降。比如，當短期利率低於長期利率時，公債期限結構的短期化就會減少債務利息支出。但這種調整效應尚取決於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配合，如果央行設定短期利率不變，政府就很難再通過調整期限結構對債務成本予以縮減。仍需注意的是，即使有央行貨幣政策的配合，也要看貨幣政策關注的是新增長期公債還是公債存量，如若是前者，央行通過降低短期利率可有助於降低新髮長期公債的票面利息率，或者促使長期公債售賣價格提高；如果關注的是已經發行的長期公債，降低短期利率有可能促使長期債券價格上升，並不利於減低已有債務的成本。然而問題是，由於當前長期利率是即期短期利率與未來短期利率預期水平的加權平均值，或者按布蘭查德與費希爾（Olivier Jean Blanchard and Stanley Fischer ， 1989）的說法，當前長期利率就是未來的短期利率，那么，當總供給既定時，利率將隨債務水平的增加而上升，短期利率也許在初始時所受影響並不大，但隨著債務預期水平的增加（E（B）>0），未來短期利率的預期值所受影響就會隨之增大：
[d（r）/dt]/[d（B）/d（t） >0 （4）
於是，當前長期利率也將增加，除非此時有央行貨幣政策的配合，否則，債務規模的增加對長、短期利率都有增大效應。所以，不管債券收益率曲線形狀如何，當通過利率操作來縮減公債水平時，如果說有什麼淨收益的話，那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環境中，各國間的實際利率日趨一致，使得一國對名義短期利率調整的主動性與隨意性也越來越受到制約，特別是當匯率機制日益自由化時，就會使得一國政府通過期限調整措施來節省公債成本的做法日漸受到限制。
但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確認的是，公債規模與債務的期限結構間還是有一定相關關係的。阿貝迪安與貝格斯（Iraj Abedian & Michael Biggs ， 1998）通過對南非1975-1996年間公債餘額與GDP比率同債務期限的回歸分析發現，負債率的邊際變化率與期限結構的邊際變化率間的相關係數為—0.346，即兩者呈穩定的負相關關係。米賽爾和布蘭查德（Missale & Blanchard ，1994）通過對不同國家經驗性數據的分析也證明，國民經濟的公債負擔水平與以本幣標示的最有效公債期限結構間呈負相關關係。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歸結為，伴隨公債規模上升而增加的債務負擔影響著市場對政府信譽的預期，債務拖欠的風險增大，從而縮減了政府發行長期債券的能力；當然，如果短期利率低於長期利率的幅度較大，降低債務成本的考慮也促使著債務期限結構的短期化，也助長著債務水平與期限結構間的負相關關係。
調整公債的本幣與外幣結構，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資本帳戶流動性加大的環境中顯得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對那些外債舉借量尚不是很大的新興國家，不僅意味著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發行外幣債券的空間較大，而且適當增加外幣公債的份額，也將產生一些積極效應：一是可以相對降低在國內市場舉借的以本幣標示的公債規模；二是對那些政府是國內最主要舉債者的國家而言，用外幣債券替換部分國內公債，可以緩解公債對國內利率的壓力，這對降低財政融資成本和經濟成長都是有利的；三是可以增加外資流入量，從而有利於提高資本積累率，對於彌補實際國內儲蓄與應有投資間的差額是積極的；四是可以緩解國際收支的約束。因此，很多經濟學者也對適當增加外幣公債份額的多方面效應予以了論證分析（Abedian and Cronje，1995 ；Gavin ，1992 ；Kharas and Sheshide ， 1987； Iraj Abedian and Michael Biggs，1998）。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外幣公債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用於增加外匯儲備或用於支撐本幣的對外價值，則會縮減該種公債管理調整措施的積極效應，反而會加大實際風險。實證分析發現，外匯市場越不發達的國家，上述不良情況越容易出現，因而在外債發行、海外資本流入、外匯儲備增加之後，緊隨的現象便是資本的流出（Iraj Abedian & Michael Biggs ， 1998）。可見，外幣公債效應的積極程度取決於其發行規模與資金用途如何，對於前者，應由下列不等式確定：
FDt≤（Xt-Mt）/（if.e） （5）
至於將公債本息與物價指數變動或通脹率相聯的通脹防護性公債或稱指數化公債（ITPS，Treasury‘s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也可起到降低債務利息成本的作用，對於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也有其獨特效應[4].一般地，使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定期對該種公債的本金與票面利息予以調整，以確保其收益不被通脹侵蝕，這不僅有利於在高通脹期維持一定的市場需求，使得財政融資較為順利，而且對於政府來說，由於一般公債的收益必須包括對預期通脹不確定性予以補償的部分，即通脹風險溢價（inflation-risk premium），而指數化公債因已含有通脹變動因素而不再涉及到不確定性風險，政府也就不用對該種公債支付通脹風險溢價；況且由於指數化公債一般是針對那些撫恤金、養老基金等“購買後便持有”的大型機構投資者，由於這些投資者的需求較大，也使該種公債的成本較低。有研究表明，美國1984-1997年間，如果用10年期指數化公債代替當時發行的10年期一般中期公債，政府的融資本成本可能會相對縮減20%（Gong and Remolona，1996）[5].但有些學者也對此不以為然，他們分析認為，由於指數化公債在1980年代末剛開始發行，可供流通交易的市場存量不大，債券發行只針對某些投資者而造成的市場分割性及以該種公債為基礎的衍生產品的缺乏，使得該種公債的流動性較一般公債差，為此產生的流動性溢價（liquidity premium）可能會抵消其因不用支付通脹風險溢價而產生的成本節省（Albert E.Deprince ，Jr. And William F.Ford ，1998）。
不過，令人感興趣的是指數化公債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由於指數化公債與通脹率相聯，從而提供了一種新的和更加直接的通脹預期度量標準，可以作為貨幣當局跟蹤通脹的顯示器，使其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更加及時、準確、切實，效果更好。這主要體現在，指數化公債與相同期限一般公債的收益率差額（spread）變動能夠預示著通脹預期的變化，如果指數化公債的發行量與期限結構足夠大與豐富，至少能與一般公債相匹配，那么，不同期限的各自差額變動就可以成為對不同期間內通脹預期的衡量指標，或者說指數化公債的收益率曲線在貨幣政策甚至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中就能夠起到應有的依據作用。而且，不同期限指數化公債收益率曲線的差異（difference）也能預示著不同期間通脹預期水平的差異，比如，如果一般公債的收益率曲線是正向傾斜的（positively sloped，長期收益高於短期收益），而指數化公債的收益率曲線若相對平緩（flat）一些，這兩種收益率曲線形狀的差異則預示著通脹預期的正向期限結構（positive term structure to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s），即市場對較長期期間的通脹預期水平將高於對較短期間的預期；另外，市場還可從指數化公債收益率曲線的變化中預期未來利率的變化。這也就是說，指數化公債收益率曲線無論是對巨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當局還是對市場而言，均具某些有價值的參考意義。當然，正如格林斯潘（Greenspan ，Alan， 1992）的分析，也許會有很多其它一些因素影響著指數化公債與一般公債收益率差額變動從而削弱著其作為通脹預示器的作用，但這仍不能否定該指標對政策制定者的參照價值，即適當的指數化公債發行對政府及時採取抑止經濟周期措施從而維持經濟成長的穩定性是具有一定意義的，只不過，在通脹率較高的年代，這種意義更加明顯與突出些。
三、公債管理與中國經濟成長分析
根據模型公式（1）、（2）與（3），截止1998年中國公債餘額的期限結構平均為3年多一點，故我們將其按3年計算，由於公債利率是比照同期限銀行儲蓄存款利確定的、大部分公債屬到期一次還本付息的零息債券，所以，用3年期整存整取的定期儲蓄存款利率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計算出的實際利率近似算作公債餘額的實際平均利率（r），將其與實際GDP增長率（y）、公債餘額占GDP比率的增減量（△b）對比（表一所示），可以發現，除1990年外的其餘年份，公債實際利率均小於實際GDP增長率，但只有1992和1993年符合公式（1）的結論，即此時的△b小於零，然而這不等於說公式（1）所揭示的基本變動規律性趨勢是錯的，因為影響實際△b的因素較多也較為複雜。其中，從1994年開始，實際利率儘管小於實際GDP增長率，但由於實際利率一直處於持續上升態勢，而且實際GDP增長幅度連年下降，由公式（2）可知，只要這種對比態勢不改變，就如同1994-1998年間的情況，即公債規模（△b）就會一直持續上升。還應看到，由於隨著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特別是制度已規定國有企業從競爭領域大量退出的改革政策，必然使得大量國有經營性資產予以轉讓或變現，從而可以支持公債規模的增加空間。只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根據公式（3），對於公債規模的上限應掌握在不超過基本赤字扣除鑄幣稅收入的餘額，否則，將會損害經濟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