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思想

儒家政治思想，儒家對國家生活的基本理論和觀點，把君臣關係置於人倫之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家政治思想
• 定義：儒家對國家生活的基本理論和觀點

背景介紹

儒家一貫重視政治，把君臣關係置於人倫之首，認為政治生活的目的和功能，在於防止爭奪和混亂，使人類過正常的有秩序的群居生活。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政治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秦時期，孔子以德政為核心，為儒家的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後來經過各派儒家的繼承發展，充實豐富，在《大學》中集中概括為“三綱領”、“八條目”的公式。所謂“三綱領”，包括“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八條目”包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指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是“明明德於天下”。為了實現這個理想，必須從修身做起，正己而後正人，修身是根本。《大學》的這個思想，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孟子進一步發揮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盡心下》）荀子專門寫了一篇題為《修身》的文章，論證修身是治國的根本。他說：“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圓而水圓。”（《荀子·君道》）《大學》對這些思想作了系統的總結。漢代以後，雖然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時代課題的不同，儒家的政治思想有著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但是大體上都沒有超出《大學》所總結的範圍。

基本特徵

儒家認為，政治應該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主張為政以德，“明明德於天下”。所謂德，是指處理各種人際關係的行為規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這些行為規範是由三代以來的禮樂文化長期的發展逐漸積澱而成，在歷史上曾經起過指導政治、穩定社會的良好作用。春秋戰國時期，禮壞樂崩，社會政治秩序混亂，諸子百家都提出了一套重建秩序的政治思想。大致說來，墨家、道家、法家的政治主張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對禮樂文化持否定態度，唯獨儒家主張全面繼承禮樂文化，希望以周制為藍本來重建一種和諧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這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不同於其他各家的最基本的特徵。

儒家對禮樂文化的本質做了深入的研究，認為禮的作用在於別異，區分上下貴賤的等級；樂的作用在於契約，使各種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相親相愛，和諧融洽。《禮記·樂記》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契約和別異這兩個方面應該互相制約，相輔而行。如果契約的一面強調得過頭，就會上下不分，貴賤不明；反之，如果別異的一面強調得過頭，就會離心離德，不能把君臣上下凝聚為一個整體。因而禮樂文化的本質是契約與別異二者的有機結合，既能區分上下貴賤的等級，又能融洽無間，上下和同。

這兩項原則也叫做親親、尊尊。親親體現了契約的精神。尊尊體現了別異的精神。親親謂之仁，以愛為主。尊尊謂之義，以敬為主。《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儒家認為，把這兩項原則推廣到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上去，就可以建立一種和諧穩定的秩序。《禮記·祭義》說：“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孟子認為：“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

由於政治從屬於禮樂文化，建立在親親、尊尊的道德基礎之上，所以愛與敬也就成了直接指導政治的兩項基本原則。《禮記·哀公問》說：“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愛與敬這兩項原則不可割裂，如果只有愛的一面，就會陷入“親而不尊”的片面性，只有敬的一面，就會陷入“尊而不親”的片面性，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全面。因此，儒家要求君主處理與人民的關係，應該既像嚴父，又像慈母。父親般的家長尊嚴可以保證政府法令的貫徹執行，以敬為本；母親般的慈愛關懷又可以無微不至地愛護人民，以愛為本。這兩項原則的有機結合就是儒家所一貫強調的“為民父母”的政治含義。《禮記·表記》說：“《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

實際上，親親、尊尊這兩項原則是從家族制度派生出來的。家族制度以血緣為紐帶，由此而產生的深厚的骨肉感情自然而然把各個成員牢固地團結在一起。同時，這種家族制度又按照嚴格的規範區分嫡庶，辨別男女長幼，確定各個成員的身份地位。前者可以相愛，起到契約的作用。後者可以相敬，起到別異的作用。在古代社會，這種家族制度是社會結構的細胞。儒家認為，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整個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有賴於家族制度的穩定，而家族制度的穩定則有賴於個人的道德修養，所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要自覺地進行道德修養。儒家所說的“明明德於天下”，就是把這種家族制度的道德原則推廣運用於國家政治，“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把整個社會、國家看做一個宗法共同體，其間雖然存在著上下尊卑貴賤的等級差別，但是這些差別同時也具有同一性，就像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一樣。

就儒家所強調的尊尊的原則而言，儒家是君主制的擁護者，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樹立君父的獨一無二的權威地位。《禮記·喪服四制》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但是另一方面，儒家同時也強調親親的原則，主張君民一體，應該對人民實行道德教化和關懷同情的德政、仁政。《禮記·緇衣》說：“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這是認為，君主好比心臟，人民好比身體，二者緊密聯結為一個有機整體。心臟是否受到傷害，依賴於身體是否健全。君主的生死存亡，則依賴於人民民眾的支持與否。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的這種政治思想是和法家所主張的那種專制主義政治思想有顯著不同的。專制主義政治思想主張一種絕對的君權，強調君主專斷獨裁，國家制度和法令完全由君主個人意志所支配。儒家雖然認為君權至高無上，但並不是絕對的。君主和全國所有的臣民一樣，都要履行由家族制度所派生出來的行為規範，接受道德文化的約束，不能憑藉個人的意志而任意妄為。如果君主的所作所為違反了社會的共同準則，人們可以對他進行規勸諷諫，使他回到正道上來。如果實行殘民以逞、率獸而食人的暴政，人們可以把他當做獨夫民賊推翻。

主要內容

儒家的政治思想，其主要內容圍繞著如何具體妥善地處理君民關係與君臣關係而展開，總的精神是為了實現“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和諧統一的價值理想。張載在《西銘》中對這種價值理想做了精闢的論述。他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見民胞物與）

關於君民關係，儒家認為，君為民之父母，民為君之子女，君民之間，相互依存，結為一體。君主應該盡到為民父母的職責，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關心民生疾苦，體察民情，制訂出符合民心的政策。在具體措施上，首先要實行惠民政策，使人民富足起來，生活有保障。《周易·繫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這是說，天地長養萬物，其大德曰生，君主的權位雖然寶貴，但是必須體現天地之大德，以仁愛之心關懷人民，把養育萬民的問題置於首位。這也是國家政權的根本職責。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只有使人民生活安定，國家政權才能鞏固。如果人民的生計發生了問題，基礎動搖，國家政權也必然隨之而崩潰。因此，儒家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取於民有制”。

其次，為了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應該實行德政，進行倫理教化，而不可用武力強制的手段。照儒家看來，人類的社會政治秩序不是像法家所構想的那樣，建立在以力服人的基礎上，而是以德服人，受到人民的衷心擁戴自願組合而成的。因此，維持這種社會政治秩序，主要依靠倫理教化以爭取民心，而不能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來進行武力強制。為了實行教化，君主應該為人表率，成為道德的楷模。如果社會風氣敗壞，影響了秩序的穩定，君主應該反躬自省，引咎自責。關於教化的內容，《大戴禮記·主言》有詳細的說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第三，儒家認為，居於尊位的君主只有以發於至誠的信任才能廣系天下之心，因為誠信是國家團結的紐帶，社會凝聚的動力。如果君民關係建立在彼此信賴的基礎之上，君主以至誠之心對待人民，人民也會以至誠之心對待君主，整個國家就會籠罩著一種發自內心的敦實篤信的氣氛而同心同德，上下都感到悅樂。這是政治的最大的成功。這種成功的政治把君民凝聚為一個共同感到悅樂的整體，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如禹之治水，勞而忘勞；有難而與民犯之，則如湯之東征西怨，死而忘死。

關於君臣關係，也是相互依存，結為一體。儘管君居尊位，臣處卑位，君為主導，臣為從屬，但卻是按照剛柔相濟、陰陽協調的原則結成一種和諧統一的政治共同體。這種政治共同體有如人之一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親相輔，互助合作。君主不可壟斷權力，專制獨裁，而應該委賢任能，信任臣下；臣下也不可結黨營私，侵犯君權，而應該盡力輔助，志匡王室。這是一種君臣共治的思想，而與法家的那種絕對專制主義的思想判然有別。

法家主張以法、術、勢為手段把權力完全集中於君主一人之手，片面地強調“尊君而卑臣”，認為最理想的君臣關係是“明君無為於上，群臣悚懼乎下”（《韓非子·主道》）。法家的這種思想受到歷代儒家的反對。比如三國時期的杜恕指出：“元首已尊矣，而復雲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離體，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群書治要》卷四十八）

儒家認為，“為君難，為臣不易”，如果君主知道為君的艱難，與臣下結為一體，勵精圖治，這就可以“一言而興邦”。反之，如果君主剛愎自用，以臣下不敢違反他的意志為樂，這就是“一言而喪邦”（《論語·子路》）。因此，儒家主張賢人政治，君主應該爭取賢人的輔助，使賢者在位，能者在朝。《周易·繫辭》說：“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這是說，君主委賢任能，與臣下結成相互信賴合作的關係，就能既得到天助，又得到人助。

就臣對君的關係而言，儒家主張從道不從君。這個道就是為天下興利除害。後來黃宗羲發展了這個思想，認為“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明夷待訪錄·原臣》）。由於君與臣共負“為天下”之責，以萬民之憂樂為憂樂，所以君臣之間是一種相對性的關係，如果不共同“以天下為事”，君臣關係也就不存在了。

歷史評價

儒家以尊尊和親親作為指導政治的兩項原則。這種思想既與法家所主張的專制主義相區別，也不同於近代的民主主義，實質上屬於民本主義的範疇。但是，在歷史的運作層面，這兩項原則很難形成有機的結合，常常發生尊而不親或者親而不尊的偏差。由於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直奉行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體制，專制君主以儒術緣飾吏事，陽儒陰法，利用儒家所主張的尊尊，片面地強調屈民而伸君，尊君而卑臣。這就促使儒學呈現出一種與專制主義合流的傾向。另一方面，一些具有大丈夫氣概的儒家學者抱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憂國憂民，為民請命，著重發揚親親的原則，對反人民的暴政和專制政治的弊端進行批判抗議。這就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開創了一個閃耀著民本主義思想光輝的傳統。隨著歷史條件的成熟，這種民本主義是可以通向近代的民主主義的。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權論者，正是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哺育下，走向了反對君主專制的道路。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一個複雜的有機體，蘊含著豐富的哲理和深厚的文化價值，值得我們去認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