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倫理思想

中國近代倫理思想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種道德學說的總稱。近代以來，特別是從19世紀末以來，中國倫理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倫理思想被逐步揚棄，新的倫理思想得以形成。即從傳統道德理論（適應於等級的、專制的社會）到公民道德理論（適應於公民社會）的轉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近代倫理思想
• 時期：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
• 含義：各種道德學說的總稱
• 舊有：儒家思想

定義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些仁人志士為使中國掙脫封建主義束縛，不受帝國主義的欺凌，擺脫國弱民窮的落後狀況,開始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良方。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在中國文化思想戰線上形成了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主義舊文化的鬥爭，即新學與舊學、西學與中學之爭(見中國近代哲學)。這一鬥爭表現在社會道德領域,就是資產階級的倫理思想與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倫理思想的鬥爭。在這時期，西方傳入的達爾文進化論(見達爾文主義)與自然人性論，成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批判傳統封建道德理論的思想武器。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隨同整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逐漸看到中國封建道德的根源不在於什麼人心“不潔”，而在於中國社會的封建經濟和專制制度。因此，要根本打碎封建道德的枷鎖，就必須進行革命，徹底推翻舊制度。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與中國革命的道德實踐相結合，批判地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遺產，逐漸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共產主義道德理論體系。

時期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隨著西方資產階級各種倫理思想的輸入，中國2000多年來的封建道德受到巨大的衝擊。以龔自珍、魏源等為代表的開明地主階級改革派揭露了封建“末世”的道德危機，繼續批判宋明理學中“存天理，滅人慾”（見天理與人慾）的封建道德理論，主張向西方學習，初步提出了擺脫封建束縛，實現個性解放的要求。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的領袖洪秀全等，把西方基督教所謂的平等思想，同中國農民的樸素的平均主義觀念結合起來，對封建綱常名教進行了猛烈的衝擊，提出了以平等、平均為中心的政治、倫理思想。他們同龔自珍、魏源等人一起，為中國資產階級倫理思想的產生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19世紀末，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嚴復等著名的維新派思想家,用“新學”批判“舊學”,把西方的哲學、自然科學、政治學和倫理學同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某些成分，特別是明清時期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戴震等人某些具有啟蒙意義的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以“進化論”為中心的改良主義思想，作為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武器。他們的倫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如下幾個方面:①對封建舊道德進行尖銳的批判,提出了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康有為、譚嗣同指出,封建綱常名教不是什麼天經地義的神聖準則,它“創於強者”,是強者“自便而凌弱者”的工具，是封建君主為了“箝制天下”而製造的“箝制之器”。他們根據“去苦求樂”的自然人性論,批判了宋明理學的“性善情惡”的封建道德理論。康有為認為道德不過是“為人謀去苦求樂之具”，能夠滿足人們“去苦求樂”要求的便是善，否則就是惡。梁啓超則提出“自私”“利己”是人與生俱來的本性，道德就是產生於人的“利己之心”。②依據西方傳入的“天賦人權論”，提出用資產階級新道德取代封建舊道德的要求，論述了自由、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康有為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博愛哲學”；譚嗣同認為，平等是普遍的自然法則，必然以此作為社會人倫關係的基礎；嚴復認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③提出了“自立”、“自強”的人生觀和“大同之世”的社會道德理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們這些倫理思想，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倫理思想的形成。但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們由於時代的局限，沒能同封建主義決裂,其倫理思想新舊雜陳,包含著不少的封建倫理道德的成分。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們中不少人的保守思想進一步發展，以致鼓吹“尊孔讀經”，主張建立“孔教。

20世紀初，隨著中國民族資本的初步發展，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資產階級倫理思想也得到了發展。革命派先後提出了“道德革命”、“家庭革命”等口號，更加深入廣泛地批判了封建舊道德。他們明確舉起了“排孔”的旗幟,認為封建道德乃是“偽道德”,惟有自由、平等、博愛才是 “根於心理”的 “真道德”。他們還提出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移風易俗等問題。章太炎把反對保皇派的鬥爭同批判儒家倫理思想結合起來，指出它是封建統治者的“南面之術，愚民之計”。他提出了“無道德不能革命”的論斷，強調革命者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才能“任天下之重”。革命民主主義者孫中山把三民主義的革命原則運用於道德問題的考察，反對封建的“君臣之義”和帝國主義“弱肉強食”的強權道德，認為道德根源於人類的“互助”本性，其作用在於使人類“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消除競爭，擴大互助，以促進社會的進化。他試圖改造中國傳統道德規範，賦予革命民主主義的內容，提出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道德規範以及“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

辛亥革命後,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為振興中華,繼續尋找救國的真理。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創刊，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它舉起了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新倫理。吳虞、胡適、魯迅等人，也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對封建舊道德進行了集中而猛烈的批判。他們反對君主專制，提倡民主平等；反對封建奴性，提倡個性解放；反對精神壓制，提倡思想自由；揭露封建倫理思想反功利的虛偽性，提倡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從而，在包括倫理道德在內的思想領域中，掀起了一場廣泛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但是，這些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的倫理思想，從根本上說，並沒有擺脫歷史唯心主義的局限。即便是陳獨秀，在當時也還把政治腐敗的根源歸結為封建道德。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五四”時期，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在倫理思想上，李大釗首先用唯物史觀考察道德問題。他指出，道德屬於社會的“表面構造”，它是由社會的基礎“經濟構造”決定的，認為封建道德賴以生存的基礎是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即封建的農業經濟組織，它必將為“勞工神聖”的新道德、新倫理所取代。這是一個改造經濟組織和人類精神，用馬克思的“階級競爭學說”發動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的過程。他還指出，革命者應該運用唯物史觀研究過去，解喻人生，樹立革命的人生觀。李大釗的部分論述儘管還不夠準確、精當，但他的倫理思想卻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中國傳播、發展的新紀元。

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一開始就遭到子資產階級右翼的反對。1919年，胡適首先挑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他以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所謂“淑世主義人生觀”。李大釗在《再論問題和主義》等文章中，有力地批駁了胡適的觀點，指出要改造中國社會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才能成功。1923年以張君勱、梁啓超為代表的“玄學派”，同以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為代表的“科學派”，展開了“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玄學派”公開否認科學能夠解決人生問題，宣揚“自由意志論”。“科學派”的丁文江以E.馬赫的“感覺複合論”否認客觀的因果律，認為人生問題，亦即所謂與科學不同的玄學，都是感覺的產物。吳稚暉則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一文中，提出“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慾橫流”的人生觀。對於這場論戰中所反映出來的反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陳獨秀、瞿秋白等共產黨人進行了批判。陳獨秀指出，論戰的雙方都是反科學的，只有唯物史觀才能對人生觀問題作出科學的解釋。瞿秋白批駁了意志絕對自由的荒唐神話，闡明了自由是以對事物必然規律的認識為前提的，論證了共產主義人生觀才是真正科學的先進的人生觀。 中國近代倫理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建立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權。為維護其統治，蔣介石集團極力推行所謂“新生活運動”，要求人們要用“規規矩矩”、“合乎國家紀律”的“新義”來理解禮義廉恥等傳統道德規範。他們還把陸王心學（見陸王學派）等封建倫理思想同西方H.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拼湊在一起，建立起“唯生論”和“力行哲學”，提出了所謂“盡性致誠”、“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道德理論，以對抗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把西方傳入的資產階級倫理思想同中國腐朽的封建倫理思想糅雜在一起，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倫理學說。張東蓀公開宣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理論,他從新康德主義出發,提出了所謂“綜合道德論”。他認為“道德固非經濟所產生”，而且“道德亦制定經濟”，並把作為封建道德規範的忠、孝說成是永恆不變的準則。梁漱溟則把封建道德說成是人先天固有的“理性”的表現,是普遍的、全人類都適用的道德。他認為, 要維護封建的“倫理本位”社會, 實現“天下太平”，人們就應當“忠孝和睦”、“父慈子孝”、“安分守己”、“知足常樂”、“調和妥協”、“永不造反”。馮友蘭在當時則將其倫理思想包容於他的“新理學”體系中，認為人們依照社會之“理”而行動就是道德的，道德“無所謂新舊，無所謂古今，無所謂中外”。他這種永恆的道德就是“仁義禮智信”等封建道德。他還提出人生的四種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宣揚人們要“超生死、超成敗、超貴賤、超順逆”，按照自己的社會地位“盡倫盡職”，安分守己。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毛澤東所寫的許多著作，對道德與經濟基礎的辯證關係、共產主義道德的原則和規範、共產主義道德的社會作用以及動機與效果、人性論、功利主義等許多重大的倫理學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了科學的回答(見毛澤東倫理思想)。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周恩來的《我的修養要則》等，圍繞著共產主義道德修養問題，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作了深刻而扼要的論述。 　對於這一時期出現的形形色色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倫理思想，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如艾思奇、胡繩等和中國進步的思想界與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同時，他們還對無產階級團隊精神、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等共產主義道德理論問題作了闡發。這些都對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歷史地位

中國近代倫理思想是中國倫理思想發展史上的嶄新階段。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為發展資本主義，首先把矛頭對著封建道德和宋明理學，猛烈地抨擊封建綱常，反對忠、孝、節、義，提出了個性解放的要求。這些批判和宣傳，動搖了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禮教,對中國人民的覺醒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但是，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他們既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有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妥協的一面。這就決定了他們在倫理思想上的不徹底性，對西方資產階級的倫理學說不能有分析地吸收，沒能建立起自己統一的完整的倫理思想體系；同時與中國傳統的封建道德理論不僅沒有真正劃清界限，甚至到後來與之合流。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真正實現了中國倫理思想的偉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