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軍長征

中國紅軍長征

中國紅軍長征,指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以南各革命根據地陝甘革命根據地會合的戰略轉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紅軍長征
  • 類別:戰略轉移
  • 時間:1934年10月
  • 出發地點:閩西贛南
紅軍,簡介,宣言,階段,參加部隊,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紅二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歷史意義,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紅軍

主力從閩西贛南出發開始長征。[1]同年11月和次年4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十五軍和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分別開始長征。1935年11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六軍團也離開根據地開始長征。1936年6月,第二、六軍團組成第二方面軍。同年10月,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合,結束了長征。其中紅一方面軍長征歷時兩年,轉戰十一個省,最遠行程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簡介

1934年10月,由於博古李德等人[2-3]“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先後逃離追蹤。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失敗,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游擊戰爭。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10月,紅六軍團與紅三軍(後恢復紅二軍團番號)會合,並創建了湘鄂川蘇區。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分別集結陸續出發,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及直屬縱隊離開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紅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湘桂邊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然而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於不利地位。中央軍委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經浴血奮戰,於12月1日渡過湘江(即第四道封鎖線),由於連續苦戰,紅軍由8萬餘人銳減5萬餘人,剩餘3萬餘人。12月中旬,抵達湘黔邊時,毛澤東主力軍隊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 制定了紅軍爾後的戰略方針, 從而在最危險的關頭挽救了紅軍和中國共產黨。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誌。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遵義會議後,鑒於川敵布防嚴密,中央紅軍確定撤離遵義後,在川黔滇邊和貴州省內迂迴穿插。特別是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中央紅軍靈活機動地創造戰機,運動作戰,各個殲敵,以少勝多,從而變被動為主動。隨後出敵不意,主力南渡烏江,直逼貴陽,迅即西進,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側策應。5月初,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由於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接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
紅四方面軍原在川陝根據地,為了向川甘邊發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強渡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然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等擅自決定放棄川陝根據地(亦稱川陝蘇區)向西轉移。5月初,共八萬餘人開始長征,中旬占領了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紅軍以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為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抵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底,右路軍一部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約五千餘人後,打開了向甘南前進的門戶。9月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並要挾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毛澤東等於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軍(後組成陝甘支隊)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經固原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黨中央和紅軍紮根在陝北奠定了基礎。
國民黨重兵對鄂豫皖根據地圍攻的情況下,紅二十五軍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於1934年11月從河南羅山縣開始西移,在鄂豫陝邊建立根據地,粉碎國民黨軍兩次“圍剿”。次年7月過隴東,9月與陝甘根據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第十五軍團。第一、三軍團到達後,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軍二、六軍團,於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轉戰湖南、貴州、雲南三省,擊潰國民黨軍的攔截,渡過金沙江,經西康、四川,於1936年6月底至甘孜,與張國燾率領的南下受挫的紅四方面軍會師。二、六軍團合組為二方面軍。7月,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接應下,10月先後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將台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徵結束。(可參考電視劇《長征》1933年10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民革命軍圍剿各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農村根據地,並以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要控制地區)。
在前四次戰役中,由於實施毛澤東的運動戰方針,國民政府軍沒有達到預定目標,均以撤退告終。在第五次戰役中,由於毛澤東失去領導權,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原名秦邦憲)採納德國軍事顧問李德的建議,放棄過去四次反“圍剿”鬥爭的積極防禦方針,將這場戰爭定性為國共之間的決戰,採用軍事冒險主義,提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之外抵抗國民革命軍,決定在國民黨之前搶先行動,發動所有紅軍展開全面進攻,並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但中央蘇區只有10萬左右的正規軍和數萬游擊隊,在搶先進攻後不久即遭到巨大損失。這時共產黨方面決定進行陣地防禦,輔以“短促突擊”(短距攻擊),意圖抵擋國民革命軍的前進。但這個行動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不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府瑞金的北大門廣昌陷落,紅軍死傷一萬餘人。

宣言

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蘇區陝甘革命根據地(亦稱蘇區)的戰略轉移。“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 種機”。當年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之後,毛澤東同志曾就長征作過如此精闢的總結。

階段

長征準備階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長征失利階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長征轉折階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堅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階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發展鞏固和南下受挫階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會師階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

參加部隊

第一支是中央紅軍(後改稱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西的吳起鎮(今吳旗縣),行程達二萬五千里;
第二支是紅二十五軍(後編入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羅山何家衝出發,1935年9月15日到達陝西延川永坪鎮,同陝甘紅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行程近萬里,最早到達陝北的一支紅軍 。
第三支是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5月初放棄川陝蘇區,由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出發,向岷江地區西進,1936年10月9日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行程一萬餘里;
第四支是紅二、紅六軍團(後同紅一方面軍第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於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1936年10月22日到達會寧以東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行程兩萬餘里。

紅一方面軍

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人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將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共中央機構向西轉移至湖南西部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一決定未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機關直屬隊共七萬五千至八萬一千人萬人,從瑞金、古城向西轉移,由此開始了中央紅軍歷時一年的二萬五千里長征[4]。紅二十四師和地方部隊共1.6萬餘人則被留下在項英陳毅等人領導下進行游擊戰,開始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蔣介石預見到中央紅軍的意圖,在紅軍前往湘西的必經之路上集結大量兵力組成四道封鎖線。10月21日晚,中央紅軍在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一帶突破國民革命軍第一道封鎖線,25日全部渡過信豐河,攜大量輜重沿粵贛、湘粵湘桂邊緩慢西行。1934年11月5日至8日,突破了廣東城口湖南汝城之間的第二道封鎖線。13日至15日,在郴縣良田宜章樂昌之間突破第三道封鎖線。25日,中央紅軍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西渡湘江。中央紅軍面對國民革命軍全面進攻,於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曆時5天,從廣西興安縣全州縣間,才渡過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戰役之後,出發時的八萬餘中央紅軍僅剩下3萬餘人。
1934年12月上旬,紅一方面軍從廣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嶺。1934年12月14日,占領貴州黎平縣,打開通向貴州的門戶。12月28日,尚未恢復權力的毛澤東黎平會議上力主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提議向四川貴州邊界進軍,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新蘇區。這個計畫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強渡烏江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攻克遵義,進行休整。在這段時間,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旨在研判今後的軍事、政治方針。遵義會議是長征乃至中共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會議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提議,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嚴重危害。會議決定張聞天代替博古總負責政治和黨務,軍事上則由周恩來為主、毛澤東為輔進行總指揮。不久又成立了“三人團”(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總負責軍事。
1935年1月28日-2月9日,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在貴州土城國民革命軍郭勛祺等部隊激戰,雙方損失慘重,一渡赤水。1935年2月28日,再占遵義城。1935年3月21日,由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東渡赤水,史稱“四渡赤水”。1935年3月29日-3月31日,南渡烏江。1935年4月25日,進入雲南,分三路西進。1935年5月9日,在雲南皎平渡渡過金沙江。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先遣隊自四川石棉縣安順場強行渡過大渡河。1935年5月29日,占領四川瀘定縣瀘定橋
1935年6月12日-7月7日,中央紅軍部隊翻越四川夾金山夢筆山、亞克夏雪山、昌德山、打古山。1935年8月29日-8月31日,全殲堵擊紅軍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打開了進軍甘南的門戶。後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會合。然而,因為張國燾堅決南下而反對中央的“北上路線”,冒險度過大草地的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又被迫分裂。1935年9月17日,攻占天險臘子口,進入甘南哈達鋪。1935年10月7日,翻越六盤山。1935年10月19日,抵達吳起鎮(今陝西吳旗縣),紅一方面軍長徵結束。

紅四方面軍

紅四方面軍是工農紅軍主力之一,由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領導,1931年11月7日成立於鄂豫皖蘇區。1932年5月遭受國軍圍剿,9月突圍西行5千里,於12月過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1月占領通江,建立川陝根據地,這是第一支長征的紅軍。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張國燾戰略配合紅一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令紅四方面軍放棄川陝根據地,強渡嘉陵江,向西挺進,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5月中旬占領了茂縣理番。6月,抵達岷江以西的懋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6月17日,張國燾陳昌浩反對向東向北發展的川陝甘方針,復電中共中央,認為“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敵已有準備”、不宜過岷江東打。提出向西發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 不久,張國燾率左路軍穿過松潘草地到達阿壩後,拒絕繼續北上,南下再過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創建根據地,但屢遭挫折,部隊損失嚴重。
1936年7月,張國燾最後同意紅四方面軍主力向毛兒蓋集中,紅二軍團、紅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二、六軍團旋即組成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長徵結束。期間嘉陵江戰役土門戰役包座戰役綏崇丹懋戰役、天敬雅邛大戰役等戰役,國民革命軍傷亡5萬餘人。

紅二十五軍

紅二十五軍1931年10月成立於鄂豫皖蘇區,1934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紅二十五軍主力和鄂豫皖省委從河南省羅山縣向西轉移,進入陝南,11月創建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此時軍長程子華、副軍長徐海東、參謀長戴季英、政治委員吳煥先、政治部主任鄭位三。1935年7月,為策應中央紅軍,西進甘肅東部,9月到達陝甘蘇區,與劉志丹陝北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會於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軍團,共約七千人。在紅一、三軍團到達陝甘蘇區後,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紅二方面軍

紅二方面軍是長征後期組成的,下轄紅二軍團、紅六軍團,軍團長賀龍。1935年11月19日南下湖南桑植劉家坪開始展開長征,於1936年4月在雲南麗江渡過金沙江,翻越玉龍雪山。1936年7月2日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軍委指示,紅二軍團、紅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政治委員關向應。在紅四方面軍左縱隊之後跟進,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師,行程近兩萬里。

三大主力會師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保存了力量約3萬人。
同年年底,紅四方面軍部分主力(約一半)加上紅一方面軍紅五軍團組成“西路軍”,約兩萬人,在虎豹口度過黃河之後,向甘肅河西地區前進,打通對蘇聯的國際交通線失敗,全軍僅剩四百餘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帶領下,到達新疆星星峽,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繳械投降。

歷史意義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在兩年中,紅軍長征轉戰十四個省,歷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保存和鍛鍊了革命的基幹力量,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轉移到了西北,為開展抗日戰爭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創造了條件。
眾所周知,從1934年開始到1936年結束的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在整整兩年的時間裡面,紅軍輾轉十四省,突破幾十萬敵軍的包圍封鎖,唱響戰略轉移的凱歌,是人類近現代戰爭史上,凡人譜寫的英雄史詩。
惠於中華文明薰陶的華夏兒女,以孔孟之道、儒家學說等為基礎的民族精神,除了作為修齊治平的政治理念外,還作為一種傳統、一種信念存在於每一個老百姓的心中。在某些情況下就會自覺不自覺的表現出這種精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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