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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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
袁宏道
(1568～1610) 明代文學家。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六年(1588)中舉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鄉後曾問學李贄，引以為師，自此頗受李贄思想影響。萬曆二十年(1592)中進士。不仕，與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萬曆二十三年(1595)，選為吳縣令，饒有政績。不久解官去，遊覽江南名勝。後又授順天教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兩年後又辭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潛學著文，並作廬山、桃源之游。萬曆三十四年(1606)，入京補儀曹主事，不久又辭去。兩年後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轉考功員外郎，奏立"歲終考察群吏法"，其後成為定製。萬曆三十七年(1609)，遷稽勛郎中，赴秦中典試。事畢請假歸里，定居沙市。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在《與江進之尺牘》中說："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在《雪濤閣集序》中說:"唯識時之士,……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 ..
袁宏道
袁宏道袁宗道
（1560-1600） 明代文學家。字伯修，號石浦。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四年（1586）會試第一。授編修。官至右庶子。他極力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與弟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強調作家要有思想修養，文章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漢。他說"心中本無可喜之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之事而欲強哭，氣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論文》），就是說，文章要有真情實感。他的詩文創作實踐了他的理論，率真自然，不事模擬。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點是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萬曆十七年(1589)歸里，鑽研學術,以禪宗思想研究儒學,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後復入京，官右庶子，任東宮講席。
袁宗道欽慕白居易、蘇軾，書齋取名為"白蘇齋"。明萬曆年間，王世貞、李攀龍為代表的擬古文風仍有較大影響，袁宗道極力反對，與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稱公安派。他認為文章要旨在於辭達。古文遺達，學古應學其達，"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辭達，須先有"理"（思想學問），"從學生理，從理生文",如先秦及漢唐宋諸名家,"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其次要有真情實感,"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以上均見《論文》)。從這種觀點出發,他的詩文創作不事模擬，率真自然。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運筆端，真切感人。論說文如《讀大學》、《讀論語》中某些章節，淺顯通達，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數散文以士大夫的閒情逸興、說理談禪為主要內容,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又遜於散文,少有佳作。
袁中道
1570-1623） 明代文學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北公安人。萬曆進士，授徽州府教授、國子監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長愈豪邁。與其兄宗道、宏道並有文名，時稱"三袁"，同為公安派。其績稍遜於宏道。反對復古擬古，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寫性靈。晚年針對多俚語纖巧的流弊，提出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主張。創作以散文為佳，遊記、日記、尺牘各有特色。遊記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記寫得精粹，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其詩偶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寫得較清新。但詩文思想較平泛，酬作應答、感時傷懷，藝術上創新不夠。有《珂雪齋集》20卷，《游居柿錄》（《袁小修日記》）20卷。
袁中道與其兄宗道、宏道被稱為公安派。在"三袁"中，他的成績僅次於宏道。其文學主張與宏道基本相同，強調性靈，"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較兩兄晚歿，後來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矣"（《蔡不瑕詩序》）。這是他與兩兄稍異之處。
袁中道作品以散文為優，遊記文如《游石首繡林山記》、《游鳴鳳山記》、《金粟園記》、《玉泉澗遊記》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牘文如《寄蘊璞上人》、《答潘景升》、《與曾太史長石》等，直抒胸臆，文筆明暢；日記《游居柿錄》，多有精粹文筆，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詩歌亦疏朗清新，偶有關心民瘼之作。但他的詩文主要以山水寄情、酬酢應答、感時傷懷為內容，思想平泛，藝術上也創新不多，與其文學主張不能相稱。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齋集》20卷、《游居柿錄》（即《袁小修日記》）20卷
主要作品
《滿井遊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余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砂走礫，侷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墮事，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游將自始，惡能無紀？己亥之二月也。
《極樂寺紀游》
高梁橋水，從西山深澗中來，道此入玉河。白練千匹，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堤在水中，兩波相夾，綠柳四行，樹古葉繁，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余。岸北佛廬道院甚眾，朱門紺殿，亘數十里。對面遠樹，高下攢簇，間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於林水之間。極樂寺去橋可三里，路徑亦佳，馬行綠蔭中。若張蓋。殿前剔牙松數株，松身鮮翠嫩黃，斑剝若大魚鱗，大可七八圍許。暇日曾與黃思立諸公游此。予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亦以為然。予因嘆西湖勝境入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是日，分韻各賦一詩而別。
暇日，能攜同二三好友，到郊外去飽覽田園風光，對不得不在官場中討生活的袁宗道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解脫。所以，他關注的重點不是朱門紺殿的寺院，而是路途的景物：白練千匹，山如螺髻；兩波夾堤，綠楊成行……秀麗清幽的景象也許和錢塘蘇堤有幾分相似，這不能不使“身在魏闕，心繫林下”的作者觸景生情，發出“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的感喟。
歷史探秘
明朝時，湖北有一戶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愛，而且他們從個個聰明機敏。但他們從不自持聰明，打小便勤奮好學，對人便是彬彬有禮，深受鄉里喜愛。教書先生們都覺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學兼優的可造之才，於是，不遺餘力地將自己所學傳授給他們。
得到老師們的厚愛，兄弟三人變鎝更加刻苦，對老師越發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負了老師們的苦心。老師們瞧在眼裡，樂在心裡。
一轉眼十多年過去了，兄弟三人都長成了大人，各自學有所成。先生們覺得：再沒什麼可教他們了。這一天，先生們把三兄弟叫到面前，點著頭逐個看了一番，有點戀戀不捨的說：“是時候了，憑你們的學識，考進士應該不是太難的事。老師雖然捨不得你們，但不能耽誤了你們的前程。你們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讀十多年，盼的就是這一天，然而這時，三兄弟不由鎝想起那些和老師朝夕相處的日子。三兄弟心裡酸酸的，戀戀不捨，一拜再拜，很久才緩緩的離去。
很快喜訊就傳回鄉里，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進士。袁家一收到到訊息，上上下下都沸騰了，決定設盛宴慶賀。一切就緒，只等三兄弟回來，但左等右等總不見人，終於，兄弟們都回來了，連老師們也來了。原來，三兄弟約好直接趕到老師們家中，接老師們回來慶賀。酒席上，三兄弟對老師們一拜再拜，老師們滿面紅光，高興鎝合不攏嘴，拉著三兄弟連說：“懦子可教,懦子可教啊~~~"
但此時，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悶氣呢，他叫劉福錦，是老三的啟蒙老師，由於時間太久，所以袁家對他印象不深，這次宴請，竟將他忘掉了。劉福錦見袁家請客沒有請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藉機挖苦他，他實在忍不住，便在一張白紙上寫了“高塔入雲有一層”這句話，意思是提醒老三，有了成績可別忘記了老師。老三打開一看，恍然大悟，連說：“失禮了，失禮了。”又急忙去找兩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專門請劉福錦先生一次，並重邀所有的師長、長輩作陪。
在送給劉福錦先生的請貼上，老三就劉老師的原話作了一首詩：“高塔入雲有一層，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為師終生父，謹請先生諒晚生。”委蜿地表達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抬著轎子，去劉福錦先生家接他，劉先生假裝還生氣，不肯上轎。老大和老二在家的鎝知此事，連忙步行趕到劉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請。這一來劉福錦先生大為感動，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轎前去赴宴。酒席間，師生們共敘往事，開懷暢飲，高興鎝不得了。
文學主張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
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
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遼東三袁
明末遼東有三袁，袁崇煥、袁可立、袁應泰，後人稱“武三袁”。“武三袁”中除袁可立光榮退休壽終於家，其餘二人皆無善終，袁崇煥被晚明朝廷冤殺，袁應泰殉國於陣前。袁崇煥在天啟年先後取得了寧遠保衛戰，寧錦保衛戰的勝利，但受到閹黨排擠而辭職還鄉。崇禎登基後，受新皇帝重用，訓練擴充了著名的關寧軍，構築關寧錦防線，崇禎二年，皇太極繞道關寧，自喜峰口破關，袁崇煥千里勤王，於廣渠門重創後金軍，隨後被皇太極施反間計而下獄，在之後的八個月中，更是深陷黨爭旋渦，最終淪為黨爭的犧牲品，於崇禎三年八月慘遭磔殺。袁可立“馭事多方略”（《睢州志》），其撫登、萊，遼海水師成為牽制後金的有生力量，與樞輔孫承宗共議戰守，使金人數年之間蜷伏其地不敢妄動。袁可立反對過袁崇煥的“議和”：“袁經略遣僧吊贈，公力詆其辱國”( 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也汲取過袁應泰的失敗：“臣（袁可立）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明熹宗實錄》）袁可立官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書，惜受其同年高攀龍等東林士子影響太深，與閹黨矛盾過於表面化，不得久居其位。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袁應泰無才而當大任，終喪遼東並天下強兵10餘萬，其罪浮於楊鎬也！然應泰已用命，不足深苛，故首罪者，唯薦者而已。袁應泰死事甚烈，堪可嘉恤。
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袁可立負責“節制兩鎮（登州和東江），凡一應兵馬錢糧徵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明熹宗實錄》）。他運籌帷幄，指揮大將軍沈有容、節制悍將毛文龍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夜襲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戰役的勝利。袁可立為了向前推進沿海防禦，曾多次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他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當權者不滿，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明史》）的反對和非議。袁可立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是登萊十四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任。天啟三年十月，皇帝嘉獎道：“巡撫僉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於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龍的戰報和軍餉，由此又為毛所忌恨。時朝中閹黨橫行，毛令人多方詆毀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辭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
天啟四年五月，皇帝諭戶、兵、工三部及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特諭！”（《明熹宗實錄》卷四十二）
袁崇煥
袁崇煥（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傳》），一說字自如（《黃尊素說略》），漢族。生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大明欽命出鎮行邊督師薊遼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袁崇煥
袁崇煥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一說袁崇煥出生於廣東東莞，年十四隨祖袁世祥，父袁子鵬遷至廣西藤縣）。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中進士，後通過自薦的方式在遼東邊關任職，得到孫承宗的器重鎮守寧遠。在抗擊清軍（後金）的戰爭中先後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虜遭屢挫打死頭目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關門既已無虞宜亟發重兵相機追剿以收全勝所獲功次一體優敘”，但因為不得魏忠賢歡心辭官回鄉。
袁崇煥是曾隨上級閻鳴泰附名請建魏忠賢生祠，（薊遼提督閻鳴泰、巡撫袁崇煥疏頌魏忠賢功德，請於寧前建祠。《明熹宗實錄》卷七十七）崇禎即位之初，因得朝廷重用而未與深究（大學士韓爌等本云：“史永安、張鳳翼、袁崇煥……。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與諸奸宜減等論。”）。清代《明史》記載：“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
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發生“己巳之變”，皇太極率數萬清兵繞道蒙古，繞開關寧錦防線。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連陷遵化、三屯營，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彥國自盡。京師震動而戒嚴，同時詔令各路兵馬勤王。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軍東、西兩路，分別進攻長城關隘龍井關、大安口等。時薊鎮“塞垣頹落，軍伍廢弛”，後金軍沒有遇到任何強有力的抵抗，順利突破長城，於三十日，兵臨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師東北方向，距離京師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師戒嚴。
袁崇煥在己巳之變中率領大軍千里勤王。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煥、祖大壽領關寧兵九千人和莽古爾泰、阿巴泰、阿濟格、多爾袞、多鐸、豪格帶領的後金左翼大軍、護軍及蒙古兵大戰於廣渠門，明軍在袁崇煥的指揮下，經過數小時的血戰，成功的擊退了後金軍進攻，獲得廣渠門之戰的勝利。但隨後昏君崇禎被皇太極巧施反間，袁崇煥受到到誣告而下獄。
“在崇禎二年的“己巳之變”中，他率領關寧鐵騎，奮不顧身，保家衛國，連續取得廣渠門、左安門兩場大戰以及若干小規模戰鬥的勝利，遏制了後金軍隊進攻的鋒芒，保護了北京城的安全。”
而《崇禎長篇》《滿文老檔》分別記錄了反間計：
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城中並無兵將亦無糧餉，昨日選了一千匹馬去了，還有一二百廢馬。'次日，大清兵挑選百餘匹用。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聞大清兵與滿總兵戰，得了馬二百匹，生擒士將一員。次日各給書二封，一令春向德勝門投遞，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門投遞，內言南朝萬曆時節屢次著王喇嘛講和，總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煥殺了我們些人，我們惱恨得緊，又問毛文龍擒了台土兵，我們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講和要以黃河為界。”（《崇禎長編》卷二十九）
“二十二日，遣歸降之王太監齎和書致明帝。是日，汗率諸貝勒及護軍，環視北京城。”
“二十九日，遣楊太監往見崇禎帝。楊太監以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告明崇禎帝。遂執袁都堂，磔之。”（滿文老檔）
國內則是風雨欲來，滿京城皆是流言：
《烈皇小識》：“戚畹中貴園亭莊舍，為虎騎蹂躪殆盡”，於是怨謗紛起，謂其縱敵擁兵，“皆比而揭其罪狀入告”。
夏允彝《倖存錄》：“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導東夷入犯。”
夏允彝是袁黑，楊士聰是袁粉，笑。說法都是一樣的。
楊士聰所撰筆記《玉堂薈記》載：“己巳之變，當時士馬物力足以相當，袁崇煥初至一戰，人心甫定，而袁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乃京師小民亦群以為奸臣賣國，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語皆出自內閹雲。”
夏允彝《倖存錄》：“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導東夷入犯。”
夏允彝是袁黑，楊士聰是袁粉，笑。說法都是一樣的。
楊士聰所撰筆記《玉堂薈記》載：“己巳之變，當時士馬物力足以相當，袁崇煥初至一戰，人心甫定，而袁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乃京師小民亦群以為奸臣賣國，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語皆出自內閹雲。”
袁可立
萬曆十九年，出蘇州府推官（七品），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稱，按治豪橫忤應天巡撫李淶，李巡撫反誣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犯上百辯雪其冤。“讞成，（袁可立）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萬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民簞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絕。一日，袁可立巡視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殺人，有司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門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將弄臣正法於市，萬民呼“袁青天”，以是觸怒權貴。
萬曆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師地震，景德門遭雷擊，可立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乾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奪俸一年。袁可立不為動，再次上疏，矛頭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疏上，觸怒神宗皇帝，於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
天啟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左通政袁可立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 當遼廣繼陷之時，憂水濱之可問。值登萊匱亟之會，命飛挽，以專征。而爾振迅宏才，旌旗立為色變。……” （《天啟誥命卷》）。 “於時毛文龍譸張於島上，劉愛塔恫疑於沓渚，熊王之案持於內，崔霍之交盤於中”（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他上任後，銳意規劃，整肅軍紀，設定水軍，修造戰艦，沿海設定炮台，親自主持水軍練習陸戰，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成為遼東前線的可靠後方，士氣為之大振。數年之間，滿人不敢犯境。
袁可立撫登三載，厲兵秣馬，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陸師軍隊，與樞輔孫承宗、侍郎畢自嚴戮力策應，形成“百里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制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袁可立拓地築城，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在袁可立的治下，可以看到“峰頂通望處，逐設煙墩。屯田農幕，處處相望。商船戰艦之拋泊近岸者，不知其數”的繁榮整飭景象。（朝鮮李民宬《敬亭集》）天啟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里，文武為憲於萬邦”（《天啟誥命卷》）。經略遼東軍務兵部尚書孫承宗與袁可立共議戰守，十分倚重。 “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
天啟三年二月，袁可立設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姻婿劉愛塔。儘管後來由於閹黨迫害導致袁可立的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畫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
崇禎初年歸順明朝並最終戰死疆場，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袁可立負責“節制兩鎮（登州和東江），凡一應兵馬錢糧徵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明熹宗實錄》）。他運籌帷幄，指揮大將軍沈有容、節制悍將毛文龍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夜襲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戰役的勝利。袁可立為了向前推進沿海防禦，曾多次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他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當權者不滿，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明史》）的反對和非議。袁可立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是登萊十四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任。天啟三年十月，皇帝嘉獎道：“巡撫僉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於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龍的戰報和軍餉，由此又為毛所忌恨。時朝中閹黨橫行，毛令人多方詆毀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辭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
天啟四年五月，皇帝諭戶、兵、工三部及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特諭！”（《明熹宗實錄》卷四十二）
天啟五年四月丁酉，上傳兵部：“方今邊疆多事，擇將須用謀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悊皇帝寶訓》）。天啟五年十一月，邊事再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時尚書馮嘉會老庸媚黨，兵部事實賴可立主理。袁可立反對與後金議和，“會袁崇煥遣僧弔唁於敵，公力詆非策。”（王鐸《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經略遣人為（老酋）弔祭，公（袁可立）恨其辱國非計，颺言於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舉矣。’公嘆曰：‘以此封拜，不慮貽笑後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馬（崔呈秀）聞之逆璫（魏中賢），璫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璫傳票致仕。”（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三年後袁崇煥因“通款”獲罪遭殺身，然其時毛文龍已被袁崇煥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已蕩然不存，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袁可立為人公正廉直，識大體、顧大局。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權亂政，東林黨人受打擊，朝中黨派紛爭。袁可立深為國事所憂，他本意取中立，但思想傾向東林，魏忠賢很是恨他。然黨禍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他的同年東林黨領袖高攀龍曾遺言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與閹黨的關係勢成水火。每議事“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天啟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袁可立與魏忠賢語不投機，當堂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遂被迫致仕歸里。魏忠賢以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至袁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盡歸魏黨所有。魏忠賢欲加害，賴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吏部考功郎蘇繼歐上疏為袁可立鳴不平，後被魏忠賢迫害致死。皇帝念可立登萊功，特授兵部尚書，詔加太子少保，準馳驛乘傳歸。“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韙之。”（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誥封三世，父如子官。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袁應泰
袁應泰（？~1621.4.12）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東林黨人。授臨漳知縣。他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又調繁河內，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黃河在朱旺決口，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為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歡然趨事，治行冠兩河。
因為勤政愛民，治水有方，他被升為工部主事，後又被提升為兵部武選司郎中，在任期內裁汰打發了數百個假冒世職的人。不久外放為布政司參議，任淮徐兵備道。當時因為小冰河期的原因，山東發生大饑荒（見亓詩教條），袁應泰也積極參與救災，他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浚濠，修先聖廟，飢者盡得食。由於救災資金不足，於是就挪用了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放給災民。結果事後戶部彈劾他“擅移官廩”，當時已因功晉升他為按察副使，於是朝廷覺得他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就讓他“藉口有病，暫時回家修養”。
泰昌元年九月，東林當權，擢升為右僉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逾月，熊廷弼倒台，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職，代廷弼為經略，而以薛國用為巡撫。應泰受事，即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方略。
袁應泰做官精敏強毅，治水理財都很有水平，但指揮作戰非所其長，計畫部署做的很糟糕。廷弼在邊，持法嚴，部伍整肅，袁十分迂腐地認為應該寬仁愛民，於是改變了不少軍紀。此時又因為小冰河期的原因，蒙古諸部大飢，多入塞乞食。應泰又發起了婦人之仁，他對左右反對者說：“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我們朝廷不救他們，他們就要到敵人那裡去當僱傭兵了，這是白白增大了建州叛軍的實力嗎）。”於是下令招降。來投降的蒙古人逐步增多，袁應泰把他們安置在遼陽、瀋陽這兩大要塞，每月給他們發糧食，與百姓雜居。結果這些人潛行淫掠，“居民苦之”。左右都認為他收降過多，其中不免有暗中為敵人所用，或者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的，恐怕將來會起變。但袁應泰還自以為得計，解釋說：“我這是仿照先人的故智，將憑藉這些人來對抗建州叛軍（按：明朝經常僱傭蒙古人組成騎兵來對抗賊軍，以往也常常奏效）。”正趕上三岔兒之戰，袁應泰用蒙古降人為前鋒，他們都奮勇作戰，戰死的就有二十餘人。袁應泰遂用此事來平息了眾人的議論。
第二年（天啟元年）的農曆三月十二，建州叛軍大舉進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蒙古降人果然內應，城於是被攻破，二將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率領浙江兵、四川兵和土家族土司私兵的援遼軍3萬餘人赴援，在混河與叛軍惡戰，亦戰敗陣亡。袁應泰感到大事不妙，於是撤除奉集、威寧等堡壘的守軍，並力防守總基地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三月十九，叛軍臨城。袁應泰親自指揮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等率領諸軍出城五里迎戰，因為分兵，加上精銳部隊已經在瀋陽和渾河損失殆盡，官軍作戰不利，損失了不少部隊。晚上，應泰宿營中，不入城。叛軍掘城西閘以泄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的援軍，遂渡過壕溝，怪叫著殺向城門。鏖戰良久，叛軍騎兵從其他地方趕來增援的越來越多，諸將兵都被擊敗，向遼陽城潰走，被殺被溺死的不計其數。袁應泰感到大勢不妙，於是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齊黨成員）等人分別到各個城門督戰固守。按察使司的幾位派出官員（估計是道員）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一齊逾城逃遁，人心逐漸渙散。又過了一天，叛軍攻城更加猛烈，袁應泰指揮諸軍列楯（大盾牌）大戰，又敗。薄暮，譙樓失火，賊兵從小西門入城，城中大亂，蒙古降人和一些漢奸引導叛軍撲向各個要地。袁應泰坐在城樓上，知道大勢已去，長嘆著對謂張銓曰：“您沒有守城的責任，應該快逃走。吾就死在這裡了。”遂佩著尚方寶劍和官印自縊而死。婦弟姚居秀也追隨他而去。僕人唐世明抱著屍提大哭，縱火焚樓而死。朝廷聽說了此事，追贈他為兵部尚書，給予祭葬，讓其一子得到蔭官。張銓也不屈於賊，自殺殉國。
大明王朝是一個胸襟開闊的帝國，有著遠大的志向和驚人的成就，是中華文明的正朔，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有著根深蒂固的教化和影響，所以清朝才需要有那么多的御用文人用各種卑劣的手段予以詆毀，以達到他們標榜滿清才是天命所歸的目的，所以才有了後來史無前例的“文字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