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由駢體向散體古文的轉變,古文運動的全盛階段,駢體文的新風格,各類文體重要作品,議論文,記敘文,抒情文,雜文,辭賦和佛教文章,彙輯,影響,參考書目,
由駢體向散體古文的轉變
隋唐五代文，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的文章，一方面揚六朝餘波，有講究辭采的駢文；另一方面革六朝舊習，有散行流暢的古文，開闢了宋、元以後散體文的發展道路。清代嚴可均編纂《全隋文》36卷，共收文680餘篇，作家 160多人。董誥等編纂《全唐文》1000卷，共收文18400餘篇，作家3000餘人。陸心源又編有《唐文拾遺》72卷，《續拾》16卷。此外，再加上近百年來所出土的碑誌等散佚文章，隋唐五代文數量之富，真可謂洋洋大觀。
隋唐五代文的發展過程中，主要成就在散體的古文方面。魏晉六朝的駢體文，崇尚聲律對偶和典故辭藻，用古事古語比擬今事今語，語意往往模糊不清，加以聲律的拘束，日益成為表達思想的桎梏。隋統一後，封建經濟和政治有了新的發展，社會生活日趨繁複，駢偶文體更難適應現實的需要，所以隋文帝在開皇四年（584）便“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並禁止“文表華艷”。李諤上書請正文體，從崇實尚用的觀點出發，抨擊了浮華文風“遺理存異，尋虛逐微”（《隋書·李諤傳》）的弊害。王通也有類似的主張。但他們的理論尚未觸及問題的實質，而積重難返，文帝一紙詔令，並未奏效。煬帝愛好靡麗，駢文仍然盛行。
初唐文章開始出現由駢入散的傾向，並在理論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唐高祖時傅奕請除佛教的奏疏，太宗時呂才反對巫術的文章，都用較通俗的語言，但還不曾有意識地提倡散體文。太宗功業顯赫，但所為文章，卻學徐陵、庾信。當時，魏徵已指出梁以後駢文“意淺而繁”，“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是“亡國之音”（《隋書·文學傳序》）。李百藥也批評南朝梁、北朝齊的文風“俱肆淫聲”（《北齊書·文苑傳序》）。他們的奏議文章也多用散體。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主張文章要有儒學內容：“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雄。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為；勸百諷一，揚雄所恥。苟非可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家國繇其輕重，古人未嘗留心也。”他猛烈抨擊浮艷文風“適先兆齊、梁之危”，“不能免周、陳之禍”（《上吏部裴侍郎啟》），並認為當時文場“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楊炯《王勃集序》）。史學家劉知幾著《史通》，在《言語》、《敘事》、《模擬》等篇中，也提出了“言必近真”，不要“雕彩”、“效顰”的主張。這些理論，是古文運動的先聲。在創作實踐上，武后時的陳子昂倡導詩歌革新，文章雖不見有改革之論，但他的政論都用古文，是唐代第一個學西漢文辭的人。所以韓愈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但總的來說，初唐依舊駢文為主，包括魏徵及陳子昂在內，文字應酬及一般章奏，都還是用駢體寫作。
盛唐至中唐前期，大概從玄宗天寶年間到代宗大曆期間，相繼出現一批崇儒復古、謀求革新的作家，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先後出來提倡散體，反對駢文。唐王朝在開元年間鼎盛，天寶政治日趨腐敗，安史之亂後走向衰敗分裂，出現了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等危機。一部分士人，為了維護唐王朝封建統治，進一步提倡儒家思想，從蕭穎士到柳冕，其文論的基本精神，就是從宗經明道觀點出發，強調文章的封建教化作用。蕭穎士自稱“經術之外,略不嬰心”（《贈韋司業書》）。李華以為“文章本乎作者，……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獨孤及主張“為文在經”，“文章可以假道”（梁肅《祭獨孤常州文》）。梁肅以為“文本於道”（《補闕李君前集序》），“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柳冕更全面指出，“文章本於教化”（《與徐給事論文書》），“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公書》）。這種文教結合、文能明道、文道並重、尊經重道的主張，為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使他們在文學史上據有古文運動先驅者的地位，但他們偏重學習五經和先秦兩漢的政治學術文章，對魏、晉以來文章採取全盤否定態度，甚至貶屈原作品為“亡國之音”（柳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公書》），而他們自己的作品又大多帶著駢文的余習，因而成就有限。
古文運動的全盛階段
中唐後期，大約從德宗、憲宗期，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在理論和創作實踐上使古文達到全盛階段，一直發展到唐末五代。韓、柳古文運動的展開，有自成體系的古文理論，包括明道的原則、養氣的功夫、學古的目標、創新的要求等各方面主張，旗幟鮮明，論辯有力。他們都有數量較多、質量較高的古文作品，取精用宏，無體不備，“渾浩流轉”（蘇洵稱韓文語），“雄深雅健”（韓愈稱柳文語），風格多樣，給人們提供了古文的範本。古文雖然稱為“古文”，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實則是要求從唐代活的語言中提煉新的書面散文語言，較近口語，擴大了文言文的表達功能，有進步意義。韓愈提倡古文，奪取駢文的陣地；提倡儒教，奪取佛老的陣地，是經過一番鬥爭的。“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李漢《昌黎先生集序》）。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韓愈又有著名的學生如李翱、皇甫湜、沈亞之等相從為古文，擴大其影響。文論家以為“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於理，皇甫持正練於辭。習之一宗，直為北宋名家發源之始”（劉熙載《藝概·文概》）。同時，韓愈的朋友如白居易能寫明白曉暢的文章，樊宗師能寫奇奧生僻的文章，劉禹錫也是古文好手，他們與韓、柳殊途同歸。這樣，唐代古文便達到全盛的階段，後來繼之而起者有劉蛻、孫樵、杜牧諸人。劉蛻被劉熙載稱為“意欲自成一子”（同前），孫樵被清人列入唐宋十大家之內，杜牧被稱為“一時之傑”（同前）。唐末五代，又出現了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作家，用短小精悍之筆，諷刺現實，被魯迅譽為“正是一塌糊塗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鋩”（《小品文的危機》）。
駢體文的新風格
駢體文在隋唐五代始終流行。上自詔敕，下至判辭、書牘、碑刻，無不習用駢文，可見唐代駢文有新面貌。晉、宋以前駢文，雖然也尚翰藻，而語言比較雅潔，貴在“潛氣內轉”。齊、梁駢文較重氣勢，但過於華飾，要求“義歸乎翰藻”（蕭統《文選序》）。清代錢振倫在《唐文節鈔序》指出，唐代駢文“體雖沿乎舊制，才已引其新機，大抵丘壑易尋，而持論較正；枝條稍簡，而?骨獨遒”，認為唐代作家以才思寫作駢文，使駢文得到生氣蓬勃的發展，思想雅正，用典平易，語言雅潔，風骨有力。並且認為，初唐以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為代表，盛唐以張說、蘇頲為代表，中唐以陸贄為代表，晚唐以李商隱為代表，唐末五代則以羅隱、徐鉉為代表。唐代駢文，從初唐四傑開始，運用抑揚調暢之氣，和古文漸相接近。中唐陸贄能不受駢儷拘束，自由發揮政論，是唐駢文中能切實用的一家。他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連當時的叛兵悍將讀後也為之淚下。李商隱擅長寫章表，孫梅《四六叢話》盛讚道：“《樊南甲乙》，則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其聲切無一字之聱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唐代是駢文向散文靠攏的發展階段，到宋代便成為用古文方法寫駢文的“宋四六”。同時，不少優秀的駢文作品，就其藝術精美而言，在文學史上也占有它的一頁。號稱駢文復興的清代，如陳維崧、吳錫麒諸家所作，就受到唐代駢文較多的影響。
隋唐五代文
隋唐五代文各類文體重要作品
綜合駢散各體的隋唐五代文，內容上反映了古代封建經濟繁榮、疆域擴大到大分裂時期的社會各個方面，藝術上出現了雄渾奇肆、矞皇典麗、清雅淡素、紓徐深婉等多樣風格。名篇傑構，數量可觀。各類文體的重要作品如下：
議論文
包括詔令、表章奏疏、對策、論說、序跋、書札等文體，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哲學、文史理論等方面。如傅奕《請除釋教疏》，呂才《敘卜宅》、《敘葬書》，魏徵《十漸不克終疏》，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啟》，劉知幾《論史上蕭至忠書》，陳子昂《諫用刑書》，盧藏用《析滯論》，李嶠《神龍歷序》，李華《卜論》，元結《篋中集序》，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奉天論延訪朝臣表》、《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權德輿《兩漢辯亡論》，柳冕《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韓愈《原道》、《原毀》、《原性》、《師說》、《答李翊書》、《送孟東野序》，柳宗元《封建論》、《天說》、《非國語》，劉禹錫《天論》，李翱《復性書》、《寄從弟正辭書》、《答朱載言書》、裴度《寄李翱書》，李漢《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諱愈文集序》，李德裕《文章論》，舒元輿《論貢士書》，劉賁《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孫樵《復佛寺奏》、《與王霖秀才書》，李商隱《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上崔華州書》，杜牧《罪言》、《守論》、《戰論》、《原十六衛》、《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答莊充書》，皮日休《讀司馬法》、《原謗》，譚峭《化書》等。這些作品的內容與文采，都有獨到之處。其中除韓、柳二大家外，劉知幾《史通》中的駢文，與陸贄一樣，皆能運用駢文形式剖析事理，杜牧論文筆鋒犀利，含義深刻，都很突出。
記敘文
包括碑碣、志傳、記、序、銘等文體，內容涉及記人、記事、記山水、記建築、記物等方面。如張說《姚文貞公神道碑》，范傳正《贈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元結《右溪記》，喬潭《女媧陵記》，獨孤及《仙掌銘》、《琅琊溪述並序》，呂溫《成皋銘》，韓愈《張中丞傳後敘》、《畫記》、《柳子厚墓志銘》、《平淮西碑》，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種樹郭橐駝傳》及“永州八記”，白居易《廬山草堂記》，皇甫湜《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志銘》，舒元輿《錄桃源畫記》、《序白》，孫樵《書褒城驛壁》、《書何易於》、《書田將軍邊事》、《讀開元雜報》，李商隱《李賀小傳》等。這些作品反映的社會生活面非常廣闊，藝術風格也豐富多樣，各擅其勝。
抒情文
包括辭命、表疏、書牘、贈序、祭弔等套用文體，內容有上對下、下對上、親友、離別、生死等各方面。如王勃《晚秋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送張懷祖之東都序》，李華《弔古戰場文》，李觀《吊韓弇沒胡中文》，韓愈《與孟東野書》、《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祭呂衡州溫文》，李商隱《為濮陽公陳情表》、《上河東公啟》、《祭小侄女寄寄文》等，這些作品都寫得真摯動人。上比六朝以前，文筆較為流暢；下比兩宋以後，語言又較雅潔凝鍊，獨具特色。
雜文
包括長篇的對問體和寓言、小品。如元結《出規》、《處規》、《七不如》，劉熙載稱為“狂狷之言”，“足使頑廉懦立”（《藝概·文概》）；韓愈《進學解》、《送窮文》、《雜說》和柳宗元《天對》、《三戒》、《捕蛇者說》、《憎王孫文》，久已膾炙人口；劉蛻《山書》18篇、《古漁父》4篇、《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劉熙載稱其“辭若僻而寄託未嘗不遠”（同前）；陸龜蒙《怪松圖贊》、《野廟碑》、《祀灶解》、《記稻鼠》、《冶家子言》、《蠹化》、《蟹志》以及羅隱《英雄之言》、《說天雞》、《漢武山呼》、《三閭大夫意》、《敘二狂生》，都寓憤激譏刺之意。魯迅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小品文的危機》）。
辭賦和佛教文章
此外，辭賦和佛教文章在唐代也各有發展和成就。漢賦一體在唐代已走向下坡。章炳麟《國故論衡·辨詩》指出：“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為揚雄台隸，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賦遂泯絕。”而騷賦一體，在中唐以後頗有佳作，柳宗元《解崇賦》、《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五篇，是楚聲騷體的名篇。嚴羽稱“柳子厚深得騷學”（《滄浪詩話》），林紓也稱他“當與宋玉爭席”，“為唐文巨擘”（《韓柳文研究法》）。其次，有劉蛻《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三篇，劉熙載以為“學《楚辭》尤有深致”，“頗得《九歌》遺意”（《藝概·文概》）。杜牧《阿房宮賦》，則打破過去賦體全用對偶的窠臼，開導了宋代以散文體為賦的先路。至於陸龜蒙《蠶賦》之類小賦，思想性較強，在唐賦中也是較優秀的篇什。由於唐代進士科試詞賦，因而出現了考試用的律賦。天寶後進士試賦限韻，一般八韻，也有三韻到七韻的，聲律限制極嚴，因而稱為律賦。作官賦的，開端要破題，在首四句中先將題目的字面破出，才合規定。這種賦體，實質與明清八股文類似，因而當時雖偶有佳作，但大多蕪雜。
唐代繼六朝以後，佛教盛行，佛經的翻譯超過了前代。在大量唐譯佛經中，具有文學特色並在中國文學史上起過廣泛影響的，無過於《大方廣佛華嚴經》和《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後者或疑為房融偽撰，然而文筆頗優美。至於唐人自撰有關佛教的遊記、傳記等書，如辯機《大唐西域記》12卷，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10卷，其中頗多具有文學價值的敘述。佛教影響到唐代文學界，在不少文學家如王勃、王維、梁肅、柳宗元、李商隱等人的集中，都保存著關於佛教的文章，有賦、贊、碑、序等各體。這類文章，除柳宗元所作，闡說哲理，可供佛學研究者參考外，其他大都以華藻為工。
彙輯
自宋代以來，文人們對隋唐五代文，不斷進行彙輯、選錄、整理等工作。宋初編纂的《文苑英華》，達1000卷之多，為綜合詩文、不分駢散的大型總集。在此基礎上，姚鉉選了《唐文粹》100卷，以古文為主，兼及駢體，是現存第一部唐文選本。明代朱右選《八先生文體》，茅坤選《唐宋八大家文鈔》，在唐人中重點選錄了韓愈、柳宗元兩家為冠首；清初儲欣於八家外，又增加唐代李翱、孫樵兩家，編成《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所謂“乾隆御選”的《唐宋文醇》，也是這10家，用以直接繼承五經到西漢的文章傳統，確立了古文在唐文中的文統地位。雖然唐文只選兩家到四家，卻長期影響了明、清的古文寫作，所謂“桐城派”、“陽湖派”，都是韓、柳古文的宣揚者。
至於駢文，清代陳均選有《唐駢體文鈔》17卷，譚獻以為“所錄意趣峻整，頗避甜熟，而開合動盪之篇較少”（《復堂日記》）。清代龔自珍曾標出西漢至唐末的“家?戶誦”之文，共74篇（張祖廉《定庵先生年譜外記》），其中唐文有34篇，幾近一半。有關唐文的考訂資料，有清代陳鴻墀《全唐文紀事》和近人岑仲勉《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等。
影響
隋唐五代文對後世影響深遠，後人對它的彙輯 、選錄、整理一直不斷。宋初編纂的《文苑英華》選錄頗多 ，不分駢散。姚鉉選《唐文粹》 ，以古文為主。明代朱右選《八先生文集》，茅坤選《唐宋八大家文鈔》，清代儲欣有《唐宋十大家全集錄》，陳均選有《唐駢體文鈔》。有關唐文的考訂資料，有清人陳鴻墀《全唐文紀事》和近人岑仲勉《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等。
參考書目
董誥編：《全唐文》（清內府刊本、揚州官本、廣州局本）
陳均編：《唐駢體文鈔》（清嘉慶間家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