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家
陰陽家思想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最富哲學味道的理論構想,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稱它是“古代中國人能夠構想的原終原理”。陰陽、五行與氣等學說相互結合,構成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些觀念也是中國傳統
科學思想的基本要素。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
論六家要旨”把
陰陽家列為六家之首,可見陰陽家的重要地位了。 陰陽與五行在早期各自為說,“陰陽”的概念最早見於《易經》,“五行”的概念最早見於《尚書》,但兩種觀念的產生,則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到了戰國時代,“陰陽”和“五行”漸漸合流,形成一種新的觀念模式,在漢代總結先秦學術的源流時,由於這一家思想以“
陰陽五行”為基礎,所以稱為“
陰陽家”,也稱“陰陽五行學派”或“陰陽五行家”,是
先秦諸子百家之一。
陰陽
所謂“陰陽”是古人對宇宙萬物兩種相反相成性質的一種抽象,也是宇宙
對立統一及思維法則的哲學範疇。中國先賢拈出“陰陽”二字來表示萬物兩兩對應、相反相成的對立統一,“陰陽”的思想對儒家、道家都影響很大!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有體現,在《道德經》中說:“萬物負陰而抱陽”、在《繫辭》中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全本《易經》其實就是在講“陰陽”變化的數理和
哲理。《易經》的基本思路其實就是:陰陽交感而生宇宙萬物,宇宙萬物是陰陽的對立統一。
“陰陽”學說是在“氣”學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並在“氣”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天地、日月、晝夜、晴明、水火、溫涼等都是運動變化中一分二的結果,因此也就抽象出了“陰”和“陽”兩個相對的概念。陰陽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體的,在《靈樞·陰陽系日月》中就說:“陰陽者,有名無形”。
“陰”代表消極、退守、柔弱等特性和具有這些特性的事物和現象,“陽”代表積極、進取、剛強等特性和具有這些特性的事物和現象。“陰陽”的基本內容可以用八個字概括“對立,互根,消長,轉化”。
五行
所謂“五行”,在《
尚書·洪範》中說:“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在古代認為宇宙萬物就是由這五種基本物質構成的,它也是關於宇宙、
社會屬性及其變化規律的範疇系統。“五行”的“行”有“運行”之意,所以“五行”含有“變動、運轉”這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也就是通常所說“相生”與“相剋”。
“五行”並不是說“金、木、水、火、土”這五種具體物質本身,而是指五種不同屬性的抽象概念。它以“
天人相應”為指導思想,以“五行”為中心,以空間結構的“五方”,時間結構的“五季”,
人體結構的“
五臟”為基本框架,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按其屬性進行歸納如下:
凡具有清靜、收殺特性的屬於“金”。
凡具有生髮、柔和特性的屬於“木”。
凡具有寒冷、滋潤、閉藏特性的屬於“水”。
凡具有陽熱、上炎特性的屬於“火”。
凡具有長養、發肓特性的屬於“土”。
用“五行”來說明人體、人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性的關係見下表:
五 時 五五五 五五 五 五五 六 五 形 情五變音 間 味色化氣方 季 行髒 腑 官 體 志 聲動
角 平旦 酸 青 生 風東 春 木肝 膽 目 筋 怒 呼 握
征 日中 苦 赤 長 暑南 夏 火 心 小腸舌 脈 喜笑 憂
宮 日西 甘 黃化濕中長夏土脾 胃 口 肉 思歌噦
商 日入 辛 白 收 燥西 秋 金 肺
大腸 鼻皮毛 悲 哭 咳
羽 夜半 鹹 黑 藏 寒北 冬 水 腎 膀胱耳 骨 恐呻 栗
在《
漢書·藝文志》中說:“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
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其中談到“陰陽”的兩種表現形式,似乎等同於
天文曆法,而沒有任何哲學色彩。這主要還是由於陰陽家的哲學含義並非形成於一時一日;另外當具有了一定的哲學含義時,又往往被隱含在“
天人關係”的論說之中。“陰陽”學說雖然包含有天文星曆等內容,但只是表面現象而已,其目的並不是在於“
觀象”、“授時”、“制歷”,而是要通過這些表面現象來說明“陰陽變化”的規律以及“順乎陰陽”的重要性,即所謂“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
四時
由於“陰陽”這一觀念最初是建立在“陽光的有無、向日或背日”這些直接作用於人感官之上的自然變化,因此“四時”的變化就受到了格外的強調,所謂“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那么什麼是“四時之序”呢?就是:春生、夏榮、秋收、冬藏,
陰陽家強調這些是“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天地間有生之物“生、長、化、收、藏”的自然變化和人為的農牧生產活動,而且也把它類比於“政治、人事”,這些就是陰陽家思想的基本內容。
特別要說明的是,陰陽家雖然力倡順應“四時”、“陰陽”變化之序,但其思想的要點在於“陰陽交替、輪轉循環”,而不在於對立!陰陽家“
陰陽消長”的實質不是“此消彼長”,而是“陰陽”各自在一定時限內的“自身消長”。即:春夏是“陽生至盛極”的階段;秋冬是“陰生至盛極”的階段。而在這兩個階段中,“陰”或“陽”分別經歷了由“初生”至“盛極而衰”的過程,即所謂:“陽至而陰,陰至而陽”、“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在《
呂氏春秋》中以“圜道”為題,通過列舉日夜一周、月躔二十八星宿、精行四時、物動則“萌—生—長—大—成—衰—殺—藏”、雲氣西行、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等等現象來說明“天地車輪,終而復始,極則復反”的循環規律,與
陰陽家順應四時、陰陽的思想同屬一脈。
陰陽家思想中“四時之序”類比於正事就形成了《
禮記·月令》中所規定的種種相關制度,這是陰陽家思想的典型表現。“四時之序紊亂,則必發疾疫”,在《禮記·月令》中有許多這方面的記述,如: 孟春之月:行秋令,則其民大疫; 季夏之月:行春令,國多
風咳; 仲冬之月:行春令,民多
疥癘;等等。
這些看起來很像是有關自然界氣候異常與發病規律的描述與認識,但實際上所說的“行某令”都是指“王政人事”而言的。其實不論是
陰陽家還是
道家思想,雖然其中都蘊含有許多哲學性的思想要素,但其本質都是政治論的
社會哲學。大概到了
秦漢時期,這些思想要素才逐漸發展成為
宇宙論哲學。
總的來說:“氣”分“陰陽”,“陰陽”又復分“太、少(即:
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在分屬四時的理論體系中,所要強調的並不是“一分為二、
陰陽對立”,這點請務必留意。
但如果捨棄四時、晝夜循環輪轉的時間因素,那么“陰陽相互對立”的屬性就會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了。例如: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日為陽,月為陰;晝為陽,夜為陰;天為陽,地為陰;乃至男女、水火、風雨、雌雄等等無不視為“對立的兩面”。
哲學內涵
具有哲學內涵的“陰陽”學說正是沿著這樣一種思維方式逐漸發展起來的。說兩句題外話:在先秦和兩漢時代是“
陰陽家”學說的重要發展時期,在這期間有一個很有趣的變化:陰陽家學說原本以“循環”觀念為主,而當“
陰陽對立”的屬性逐漸受到重視後,其循環的的思想反而不太受到重視。而
五行學說因“相生、相剋”之說的盛行,反而被看成是循環觀念的典型表現,而五行原本的分“類”、定“性”卻往往被忽略了。
發展
關於“陰陽”觀念的發展很簡略的說一下:早期的“陰陽”概念並不是萬物屬性的抽象,而是專指“陰陽”二氣。在《國語·周語上》中記載:周宣王時已有了“
陽氣”的說法,到了西周末年,
伯陽父以陽氣與
陰氣的運動來解釋地震的成因。在《呂氏春秋·古樂》中說:“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
五弦琴,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在《國語·周語下》中說:“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系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
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把“樂”看做是可通天地間的陰陽之氣,這是古今對音樂理解不同的重要區別。有形的“陰陽之氣”發生偏盛也被認為是疾病發生的原因之一。在《左傳·昭公元年》就有:“天有
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
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
寒疾,陽淫熱疾”。大致意思就是說:陰、陽之氣過盛(淫)則致病。但在以後的思想發展中,“陰陽”幾乎成了一對抽象的概念,不一定要尋其形質了。
代表
在先秦參與
百家爭鳴的“
陰陽家”主要以管仲學派和
鄒衍為代表。下面簡單介紹一下:
管仲學派的陰陽五行學說主要體現於《管子》書中的《幼官》、《四時》、《五行》、《
輕重己》等篇中。管仲學派的陰陽五行學說僅僅表現出“
五行相生”的特點,而不說“五行相勝”,主張以五行配合四時季節的變化。在《管子·四時》中說:“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日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大致意思是說:東方的季節為春,配木,其氣是風;南方的季節為夏,配火,其氣是陽;西方的季節是秋,配金,其氣是陰;北方的季節是冬,配水,其氣是寒;中央是土,其德性是輔四時運行。這樣就將“金、木、水、火、土”五行與春夏秋冬四個時節配合了起來。並且認為這樣才能“人與天調,再後來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
管仲學派
在
管仲學派的“
陰陽五行”學說中一項根本性的內容就是:“聖王務時而
寄政”。在《管子·四時》中說:“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
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即他們認為陰陽的消長變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而四時運行是陰陽的根本規律,刑政和德政則要適應四時。所以管仲學派主張統治者要嚴格按照四時的運行變化而作為,施政一定要配合四時與五行。如果施政不合時令就會導致天地之間陰陽二氣的失調,災難就會來臨。在同一篇中對春、夏、秋、冬四時所要做的事情規定的很詳細,每一時節都規定了五個大方面的內容,體現了
管仲學派積極為統治者所設計的治理國家草圖的具體實施措施。
鄒衍
是齊國人,具體生卒年不詳,只知道應該稍晚於孟子,是著名的
稷下先生。在《鹽鐵論·論儒》中說他:“以
儒術乾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由此可見,鄒衍是以
陰陽學說而揚名的。
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最主要的就是他把《
尚書·洪範》中的“五行”觀改造為了“
五德終始”說,並以此闡釋宇宙演變和歷史興衰,以
五行相生相剋來論證新政權取代舊政權或改朝換代的合理性。鄒衍認為自有人類社會以來,朝代的更替都是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相勝轉移的結果。並且按照一定的次序,前德勝後德,而不是相反的。而這種次序是: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
鄒衍把每一個朝代都賦予一種德,一切制度都與一種德相應。五德循環往復,相代而興,歷史也就如此推演下去。秦朝統一中國,就以這種“五德終始”為理論根據,據《史記·封禪書》中記載:“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秦自稱為水德,根據“
五德終始”學說,水勝火,所以水德的秦取代火德的周也就是合理的事兒了。
無疑鄒衍的“五德終始”學說,以宗教迷信的神秘色彩宣揚
皇權神授,迎合了戰國各國君主爭相統一中國的欲望。而這種學說表現於歷史觀上就是宿命論和
循環論了。
在漢初
陰陽家還存在,到了
武帝罷黜百家之後,陰陽家的部分內容融入了
儒家思想體系、部分內容為原始道教所吸取,作為獨立學派的陰陽家就不存在了。
根據《
漢書·藝文志》記載:陰陽共有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有《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公孫發》二十二篇,《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杜文公》五篇,《黃帝泰素》二十篇……等等,可惜除少量殘文外均已散失。
對中醫的影響
陰陽家思想對中醫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在中醫領域可以清楚地看到從秉承陰陽家“四時之序”旨意到注重陰陽“對立、平衡”觀念的演變。
在《黃帝內經》中有很多順應“四時之序”的重要內容,如: 在《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中說:“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
在《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中說:“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
孫絡受血,皮膚充實。
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
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
五臟。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
受四時之序、陰陽輪轉觀念的影響,在針灸、診脈中都形成了“四時脈法”和以“四時”為理論依據的針刺方法。如果對於早期的“陰陽家”沒有一定的了解,就很難理解這些診斷、治療方法的立意了。例如後世的
脈學理論將“
浮脈”(即:取之有餘,按之不足)作為病在“表”的徵象,但在《黃帝內經》中這卻是作為春季的正常脈象;後世的針灸學根據疾病的症狀決定深刺或
淺刺,而在
秦漢時期卻主張依季節而定等等。這些都說明後世的中醫基本上揚棄了這類內容,僅僅在
養生學方面繼承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思想。
陰陽家中“使人拘而多畏”、“牽于禁忌,泥於小數”之弊在中醫領域中也有所體現,例如: 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
相應的在針刺方法上自然就會有所規定: 《素問·診要經終論》上講:“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春刺夏分,脈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氣;春刺秋分,筋攣
逆氣,環為咳嗽,病不愈,令人時驚,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
以上只是春季的描述,關於夏、秋、冬三季的詳述就略過不說了。這些規律在針灸治療學中並無實際意義,因為他的本質還是屬於虛構的規律。不過實際上只要結合上一段不同月份“人氣所在”的論述就不難看出“牽于禁忌”的本質。
在今本《黃帝內經》中
陰陽學說的運用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了一種強調“對立、平衡”的抽象概念。這種陰陽學說實質上已與上述的
陰陽家學說大不相同了。在其中陰陽的概念既包含有以“陰陽二氣”的融合構成宇宙萬物本體的一面,也包含有注重陰陽不同的屬性特徵的“象”學的一面。前者在醫學理論中表現為對於生命形成、稟賦厚薄、
情志形體特徵等的解說;後者則可具體地指導診斷與治療----陰陽的辨識是中醫“辯證施治”的核心。這類內容在今本《黃帝內經》中也表現得相當充分,在《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陰靜陽躁,
陽生陰長,
陽殺陰藏。
陽化氣,
陰成形。寒極生熱,
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氣味辛甘發散為陽,
酸苦涌泄為陰。”
在今本《黃帝內經》中的
陰陽學說重點已經不再是循環的觀念,而是二者的對立屬性。其中的兩分之法也不再是特指“四時之序”(即:時間概念),而是將這種“以量定性”的方法移植到了與藥物理論有關的“氣”、“味”學說中。總之,陰陽既是高度的抽象與概括,又以“數之可十,推之可百”以致用,因而成為了中醫基礎理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另外,陰陽之說在古代醫學領域中有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即:三分陰陽而成太陰、少陰、
厥陰和太陽、少陽、陽明。這六個名詞在中醫中是極為重要的概念術語:
經脈學說的主體就是以此為名----手、足各有三陰、三陽之脈,合稱“
十二正經”。在《素問·熱論》中在論述外感
熱病時也是以此為名,一般外感病的進程被劃分為太陽、少陽、陽明(以上三個在“表”),太陰、少陰、厥陰(以上三個在“里”)六個階段。而東漢的《
傷寒雜病論》也以此為綱,發揮而成,所以後人一般稱之為“六經辯證”體系。
“三分陰陽”比起正文中所說的“二分陰陽”多出了“陽明”與“
厥陰”兩個名稱。這種分法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其他領域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大概早在漢代就已經有人開始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了,在《素問·陰陽離合論》開篇的設問就是:“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回答則是:“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似乎並沒有明確的回答,其後就是有關
十二經脈的解說了。
趙洪鈞在《
內經時代》中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是:“
岐伯的答話不講
經脈分布處皆是搪塞,直講經脈則答非所問。
張景岳之醫理可謂精深,豈知他也不能正面回答這一問題。《類經·會通類》‘
陰陽五行’中抄下這段話,沒作任何說明。接著照抄大量經文,毫無心得。《類經附翼·醫易義》大講《易》理,仍說不清三陰三陽。看來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不容易。”而且認為:“比較可靠的原始三陰三陽說,就是三男三女說。”他說的就是《易·說卦》中所說:“乾,天也,故稱呼父。坤,地也,故稱呼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
正因為“三陰三陽”是醫家之言,所以歷來研究陰陽學說的哲學家、史學家極少談到這一問題。就算是在中醫領域,也大多只談“三陰三陽”之用,卻避而不談其中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