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年4月23日-1851年12月19日),男,是英國最為著名,技藝最為精湛的藝術家之一,19世紀上半葉英國學院派畫家的代表,在透納以善於描繪光與空氣的微妙關係而聞名於世,尤其對水氣瀰漫的掌握有獨到之處。他在藝術史上的特殊貢獻是把風景畫與歷史畫、肖像畫擺到了同等的地位。西方藝術史上無可置疑地位於最傑出的風景畫家之列。
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年4月23日-1851年12月19日)是英國最為著名,技藝最為精湛的藝術家之一,是英國畫家及圖形藝術家。尤以光亮、富有想像力的風景及海景而聞名。作為一個多產的藝術家,透納創作了幾千幅素描、雕版畫、水彩畫及油畫。他對光線及色調的興趣超過形體,這為日後印象派畫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接著,他在J.R.科森斯(John Robert Cozens,1752~1797)、R.韋斯托(Richard Westall,1765~1836)等同時代畫家的水彩畫成就基礎上,使用了對比強烈的色調,運用了一系列大膽新穎的技法及大幅尺寸,挑戰水彩畫不如油畫有表現力的觀點。這種全線進攻,加上對J.法林頓(Joseph Farington,1747~1821)等權威評論家的挑戰,使透納成為年輕一代中一顆耀眼的新星。
不過,透納並沒有因此氣餒,而是毫不諱言地要超越他的榜樣,這成了他歷史題材繪畫的中心任務。洛蘭被鑑賞家們視為聲望最高的風景畫家,大量作品成為英國藏家的藏品,這無疑影響了透納的奮鬥目標。雖然透納明顯在迎合英國藏家的口味和錢袋,卻並不滿足於僅僅模仿洛蘭的作品,而是加入了顯著的英國主題,將想像與現實有機地結合到一起。在他1805年後創作的以泰晤士河速寫為素材的繪畫中,能看出他在用洛蘭式的視角來審視本土風光。在《惠橋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at Weybridge,約1806年,Petworth House)、《溫莎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near Windsor,約1806年,Petworth House)及《里奇蒙山和橋》(Richmond Hill and Bridge,1808年,Tate)等繪畫中,透納在現實的視角和主題中很自然地寄託了田園牧歌式的懷舊情緒。
傾聽著評論界的歡呼,透納開始了他的首次義大利之旅,這次旅行實現了他多年的心愿,事後來看,也是向新藝術方向的過渡。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參觀羅馬。在那裡,透納曾被誤會為宮廷畫師,要為攝政王作一批畫(但實際上,透納為皇室作畫僅有一次,是在他返回倫敦後不久,創作了一幅描繪特拉法爾加海戰的宏偉作品,但未獲賞識,現藏格林威治的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在透納以及當時的很多人心中,對於羅馬的認識離不開洛蘭的繪畫。不過,早在他1819啟程前往羅馬之前,他的朋友托馬斯·勞倫斯爵士就已經指出,透納是當時唯一能像洛蘭那樣深刻領會義大利特色的藝術家:“像義大利這樣的風光,很適合透納盡情地展現其雅致的趣味和創造力。這裡的和諧氛圍,將一切都籠罩在牛奶般的甜美之中,在我看來,只有透納的優美色調能夠表達這種氛圍。”勞倫斯所期待的東西,可以在大幅油畫《從梵蒂岡遠眺羅馬》(Rome from the Vatican)中看到。1820年透納回到倫敦後不久,就展出了該畫。畫面前景略顯零亂,但整片風景散發著“純潔、寧靜、優美、祥和”的氣氛,在透納看來,這就是洛蘭繪畫的精髓。
透納步入五十歲後,以一種不同於1820年代中期的新策略來保持自己在倫敦公開展覽中的優勢地位,尤其是在皇家美術學院的年展。競爭異常激烈,大展廳里里外外掛滿了畫作,爭奪著眾人的眼球。喬治·斯卡福(George Scharf)對1828年年展的描述生動地說明了透納作品舉足輕重的地位:大廳北牆正中直面觀眾的位置掛的是透納的巨作《狄多指揮著她的艦隊》(Dido Directing the Equipment of her Fleet,藏於泰特博物館),而右面牆上還有透納一幅稍小的作品,光芒壓過了周圍所有作品,吸引了多數的觀眾。這幅稍小的作品是描繪考斯划船比賽場景的兩幅作品之一。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一幅畫可以對其周圍的畫產生很大的影響。透納有時很大度,據說他曾主動減弱《科隆》(Cologne)的色調(1826年,Frick Collection,紐約),以免令該畫兩邊由勞倫斯所繪的肖像黯然失色。不過,在這些野史逸事中,講的更多的是他如何搶風頭。有時是開玩笑,比如和喬治·瓊斯(George Jones,1786~1869)等一班朋友之間;有時則不懷好意,比如他故意擺出寥寥數筆的作品,令康斯泰勃爾宏大厚重的《滑鐵盧橋開放》(The Opening of Waterloo Bridge,1832年,泰特美術館)顯得很笨拙。康斯泰勃爾只好自認倒霉,傷心地說:透納來了,還“開了一槍”。
拿捏如此到位的演技更讓人們覺得他的確是一位鍊金術士,得心應手地運用材料。不過還有一點也應該注意,他的習作具有開放性,有時空而未成,有時含混不清,從中可以看出油畫與水彩這兩種不同媒介之間的關聯。實際上,他從無拘無束的水彩畫試驗中獲得的經驗,對他油畫創作的影響越來越大。比如,1810年代他嘗試在紙上同時畫好幾幅畫,隨後十年的油畫創作似乎也在使用這個辦法。除此以外,20世紀還發現了一批晚期未完成的油畫作品,都是透納在創作風景畫時的習作,它們可與數百幅“色彩的開端”水彩畫相媲美。其中有一張關於對泰晤士河上汽輪的習作,似乎是為《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旖旎風光》(Picturesque Views in England and Wales)所作的習作,具有典型的示意圖和懸而未決的特點,提供了多種選擇,每種在他看來似乎都有進一步潤色的可能。這些習作的可擴充性,從他藝術生涯最後二十年的最終完成作品中仍可窺見,而這些習作的含混模稜也成了後來評論家最感興趣的話題。
儘管後人認為透納成熟之作中富有表現力的畫法及簡化了的畫面是其最精華的特質,但他同時代的人似乎更願意購買經過翻印的黑白版畫。表面上看,製作版畫時,由於要用精確、細膩的線條進行雕刻,原作中的生氣和變動會有所減弱,但透納似乎認為,他的水彩畫只是一個過渡,只有在刻成版畫後,通過細膩的明暗對比,才能得出作品的最終形式。他同時代的人對這些版畫很感興趣並不足為奇,因為他刻版印刷的作品非常多,涉及800多個主題,在文學藝術印刷品中經常會見到他的名字。這些黑白版畫題材多樣,透納對雕版質量也嚴格把關,這對鞏固他的名望至關重要。透納一生都在與出版商合作,有效地彌補了藝術理念與藝術現實之間的鴻溝,也使他的畫能被更多的人欣賞到。這些版畫在倫敦問世後,很快就能傳播到巴黎、柏林和費城,例如他所畫的法國河岸風光。當時的人拿到配有透納插圖的新書會非常興奮,這在圖像可以全球同步傳播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1830年後,人們對透納的版畫作品更加趨之若鶩,這得歸因於他為塞繆爾·羅傑斯(Samuel Rogers)的詩作《義大利》所做插畫的巨大成功。事實上,它們甚至會喧賓奪主,光芒壓過詩作。沃爾特·司格特就是一例。他在1820年代早期曾請透納為其作品配圖,後因透納風頭過於強大,只好與他分道揚鑣。然而,到了1831年,出版商在策劃推出司格特新版作品時,執意邀透納加盟,“有了透納先生的插畫,我能保證詩作的銷量超過8000冊,否則連3000冊都賣不出去”。這一年,這位英國小說家、詩人不得不妥協,再一次邀請透納到他家,當時透納正在西海岸的浪漫小島斯塔法島(isle of Staffa)寫生。
水彩能被視為大膽刺激的繪畫媒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透納和他那一代畫家,但奇怪的是,這一形式在19世紀後很快就式微了。然而,透納在油畫上的大膽嘗試及其所取得的成功卻無法磨滅。他拒不向觀眾妥協的做法,使他成為現代運動的英雄。從1906年開始,泰特美術館整理並展出了150來張未被記錄在冊的透納作品,極大地鞏固了這位浪漫的反叛者的形象。雖然這些油畫都是沒有最終完成的作品,但也日漸被看作已經完成了使命,並為西方繪畫的發展提供了契機。1966年,勞倫斯·格英(Lawrence Gowing)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舉辦了一次里程碑式的展覽,其核心便是透納的這類作品,總共39幅展品,只有16幅在透納看來是可以展出的“完成了的”作品。格英為此辯護道:“沒打算要展示透納的全部”。實際上,格英的目的就是要說明,這些未完成作品很難理解,以呼應當時的抽象藝術。雖然展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觀眾對透納的卓越技巧更為關注,反而影響了對畫面原初功能和含義的正確理解。不過,格英也許總結得很對,當時還沒有能力欣賞透納的所有成就(展覽中的部分作品此前一直存放在英國國家美術館的地下室中,放了大約有二十年,一直沒人在意它們)。